沈达人递过来一张表，王昌义一看，却是他自己的登记表。王昌义问：有问题？沈达人说，嗯，有点问题。
是“去向”问题。沈达人开始说明政策，说按照规定，决定“去向”要依次考虑三个因素：原籍、参军地、直系亲属现居住地。然后指着那张表说，可你填的“去向”，跟这三条都不符。王昌义笑笑说，这些政策我都明白，问题是我的实际情况政策不明白。沈达人挥挥手说，那倒不假，可这问题总得有个解决吧。不然，按规定，你就得回原籍了。王昌义说别他妈扯淡了，我爷爷辈就离开那儿了，即便还有几个远房亲戚，他们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们，再说我又没参加那儿的土改，当农民都没地种，莫非还让我当雇农？这回是沈达人笑了，说你别急嘛，怎么会让你当雇农呢？刚说到这儿，吕乐却插嘴说，你看是不是，柳如梅的情况不也是这样吗？咱要是让人家再去当雇农，那可是又回到旧社会了，又得重新闹革命、闹土改了。
一听到柳如梅的名字，王昌义心里便咯噔一下，脱口就问：柳如梅怎么了？
沈达人说，对了，柳如梅也是三营一连的，小吕你把问题跟老王说说，没准儿他了解一点柳如梅情况。
吕乐说是这样，柳如梅是从汜县县城志愿参军入伍的，表上的“去向”却填的是原籍，可从她表上的亲属栏看，在原籍根本没有亲属，有个姐姐早嫁到别的村去了。你说她回到那儿能行吗？所以我说她应该回汜县，哪儿来的回哪儿嘛！
王昌义也觉得有些奇怪。该回县城，为啥要回农村？想了想说，我不了解她的具体情况，不过她这样填表，可能是因为没听明白政策，以为原籍是哪儿就得填哪儿，要不然再问问她？
沈达人却摇摇头说那不好。本来上面有精神，能在农村安家的都要回农村。去问她，倒好像人家本来愿意回农村，反而是咱们动员她回县城了。不如就由咱们直接定她回汜县，上面不问便罢，若是问，就说是因为她原籍已无亲属，这也符合政策。
吕乐便盯问：就这么定了？
沈达人说，就这么定了吧。
倒把柳如梅的事先解决了。不过她的事定下来，也有助于解决王昌义的问题。显然没道理再让王昌义回那个爷爷辈就离开了的原籍。王昌义当场在登记表的“备注”栏里加了一段文字，说明现在虽已父母双亡，当年却是随父母住在那个“去向”县城，高中毕业后也是从那里出发投奔“国军”的。
问题虽然解决了，这事儿还是让王昌义心里不痛快。是啊，政策政策，政治之策。你单看那一条条政策，都定得合情合理，都是出于革命需要，符合革命利益。可是当政策碰到一个个人、一个个具体情况时，为什么总是把那些有具体情况的人，挤到不舒服、不痛快的旮旯里？如果坐在那个泥塑“警卫员”背后的不是沈达人，而是李树桐，没准儿就真得“回”那个房无一间、地无一垅、一个人都不认识的“原籍”。
还有柳如梅……
是啊，柳如梅。如果说这事儿只是让他不痛快，那么真正让他一整天心神不定的，还是柳如梅。在那次石榴树旁的谈话以后，他以为自己已经把这码事彻底撇开了。她说不是已经有了对象，可是又说你这样认为也行，话到这儿就算说到头了。一个男子汉，一个当过十年兵的爷们，总得有点拿得起放得下的劲头。人生一世，风云际会，要在这里那里跟这样那样的人相遇、相交，然后各奔前程。有无数的匆匆一别，却难有一次意外的重逢。身在军营，由不得自己，父母病故，都没能回去奔丧，所以压根儿不曾有过请个假去看看故交的念头。这样的经历太多了，柳如梅也只能是其中的一个。可是，今天的情况好像不是这样。虽然并非自己想起了她，还是别人提起了她，但一经提起，他的思绪却再也止不住了。他并不是“一般”地想到了她。比如那个“去向”问题，他就很为她庆幸，甚至有点儿替她感激沈达人和吕乐。如果真让她回到举目无亲的原籍，当一个无地可种的农民，她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可是再一细想，又觉得这里头似乎有点不对劲儿。在两个多月的交往中，处处都能感到她是个头脑清晰、心思细密的人，怎么可能在这么重要的事情上，反而这样稀里糊涂？
这儿肯定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
正是在诸如此类的心神不定的胡思乱想中，他突然想起一件事，当时没细想，现在却发现很重要。就是在那次石榴树旁的谈话中，当他说到“已经不是排长”时，她的反应出乎意料地强烈，以为是因为李狗娃的事被撤职了。当时确实觉得她有点太大惊小怪，现在细想想，倒不如说是出于她的敏感。很可能她在原来的部队就见过类似的事。不，不光是她，自己也一样。近两年，也听说过某某犯了错误，而印象当中，那本来是个挺好的同志。为什么？为什么什么。那也叫个事儿？你觉得那不叫个事儿，处分却挺重。
不过，也正是从这儿，倒让他想开了。看来倒是自己想得太简单了。当他在那个“关键时刻”，把他那段“解放入伍”的历史讲给她听时，他确实只是觉得这件事应该让她“知道”。可是，为什么应该让她知道？现在他明白了，因为那是一个“污点”！将来，在你一心希望把日子过好的时候，它可能“没事儿”，也可能“有事儿”！万一真有了事儿，那不是要连累她吗？光是让她“知道”顶屁用？就可以减轻自己的责任吗？
接下来的日子，他虽然没有完全把她“撇开”，可是确实“想开”了。他明明白白地承认：他仍然喜欢这个女人。他可以坦然想起“山那边哟好地方”的歌声，想起她轻巧的手给他扎针、捻针时的感觉，想起他站在那棵石榴树旁，看着她在暮霭中一步步走来的姿态。他会在心里把对她的喜欢长久地“养着”，但喜欢就喜欢，没有“别的意思”。
计算工作仍在有条不紊地进行。计算本身并不复杂，但简单的计算却要不断地重复，不免让人觉得枯燥。他也觉得枯燥，却又必须时时提醒大家打起精神来，尽量别出差错。军区要派的军医组迟迟不来，所有表上“医疗补助金”这一栏全空着，自然横竖合计都不能打，将来“合口”的时候如果差错一多，再回过头来找错、改错，麻烦可就大了！
几乎是最后时刻，军区派来的军医组终于到了。这让他松了一口气。当天下午就有两个军医过来给他们这十个人做体检，让他又松了一口气。那个挺年轻的军医问了几句，听他说到腰痛，就让他解开腰带撩起上衣，在他的腰上按按这按按那，一面问，这儿疼吗？这儿疼吗？当时他心里挺别扭。正是初夏季节，天不冷不热，雨季还没到，他的腰哪儿都不疼。可是，就在他站起来系腰带的时候，那军医已经从一沓子表格中抽出了一张。因为是站着，他看得很清楚，那是张已经填过的表，姓名栏里正是他王昌义，然后就看见那军医在“医疗补助金”栏里填了“一百七十元”。他心里不免诧异：莫非就凭我刚才那几句话？我说什么他就信什么？军医似乎猜到了他的心思，笑笑说：你看看这儿。顺着他指的地方看，原来那表上“伤病情况”一栏里，早已经填着“风寒性腰损伤”了。军医说，你原来所在的部队把情况介绍了，我们只是验证一下。其实，像你这种病，验都不用验，也没法验。怪不得军医组这时候才来，他们是在南京忙乎呢。真到了这儿，反倒是“一秃噜”的事儿了。
那天午饭后，他接到通知，让他到团部去取医疗补助费审定表。他最终松了一口气。真是什么都没耽误。他在团部见到了军医组的韩副组长。这位头发花白的老军医很随和，说话总是笑眯眯的。他先给了王昌义一摞子表，然后又另外给了他不多几张表，说老王同志，特地让你跑一趟，其实就为了这四张表，要特别向你交代一下。这四位同志的病比较特殊，咱们得替人家保密，所以这四张表要由你掌握，由你把补助金填到表上去，但是不要让别的同志知道病名。听明白了吗？王昌义答应一声听明白了，又按韩副组长的要求清点了表的数目，写了收条，这才把表装进自己的挎包。
从团部出来，走着走着，忽然想到现在就应该把那四张表分开来单放，免得回到组里再当着别人的面往外挑。就站在路边，从挎包里挑出了那四张表。挑的时候，眼一扫，发现头一张就是柳如梅的。心里一惊：怎么？她也有病？是什么病？飞快地往下面看，看了一遍，又看一遍，他没看错，他看得很清楚，虽然在“伤病情况”一栏填的字比一般的多，但他看得清清楚楚——“化验结果康华氏反应弱阳性”！
他听到天上响起一阵轰轰隆隆的雷声，猛抬头看，却见天空一晴如洗，除了明晃晃的阳光，只有几抹极白极淡的轻云。
这是哪儿在打雷？他一时想不明白。
然后他决定不去想打雷的事了，就把表格装回挎包，那四张表另放进一个夹层里，然后呆呆地在路边儿站着。站了一会儿，又掏出怀表看了看，看完装回胸兜时，才想起并没有整明白现在是几点几分。不能光这么站着呀，走吧！一面这样想着，一面就转回身，朝走过来的路往回走。快要走回到团部时，他又拐了个弯。现在他很清楚了，他这是要去后勤处。
他在后勤处找到了曹股长，先汇报说已经拿到了医疗补助金审定表，又表示按时完成计算任务不会有问题。见曹股长挺满意，他才说下午想请半天假。他编了个瞎话，说在连里时借了人家十块钱，刚发了津贴费，想赶紧把账还了。王昌义到哪儿都有好人缘，曹股长很痛快地准了假，还把出纳员叫过来，说老王下午要去三营，把自行车借给他用用。
他知道，按部队的规矩，他要做的事不仅出格，简直说都有点荒唐。可是他很容易就说服了自己：人活一辈子，总得做几样出格的事，荒唐的事，不然岂不白活了？
骑自行车毕竟快，三点多钟就到了吴家铺。他虽然不清楚柳如梅住的地方，但知道十班开学习讨论会的地方。作为排长，他得轮流到各班听会，十班可以少去，但不能根本不去。那是村边上一块不大不小的空地，中间有两棵长得正盛的槐树，他到的时候，十七个女兵正坐在树阴底下开会。他放自行车的时候，已经有人看见了他，纷纷从小板凳上站起来，你一声她一声地叫“排长！”他一边走过去一边连连摆手，说别乱别乱，你们讨论你们的，我找你们班长有点事。又对冯兰芝说，十班副，你先掌握一下会。那举止口气，就像他仍在以排长的身份发号施令。不知道真是这表演的效果，还是人们心领神会，反正他达到了目的。人们继续讨论，柳如梅跟着他离开了会场。他推着自行车往村外走，柳如梅仍然默默地跟着。走出一截，估计女兵们看不见了，他让她坐到自行车的后架上，她却站着不动，问：
“就在这儿说不行吗？”
“不行。”
“如果……如果还是那件事，就不要再说了吧。”
“还是那件事，不过有新情况。”
“什么新情况？”
“到了河边儿再说！”
离村子大约二里地，有一条小河自西向东流过。虽然算不上“风景”，毕竟也是一条小河。不上课不讨论的时候，当兵的都常来这儿溜达，王昌义也来过几次。所以，他把柳如梅带到的这个地方，其实是事先已经想好了的。这是个小河稍微有点拐弯的地方，河坡平缓地伸展开来，岸上长着一排参差错落的榆树。他们就坐在了榆树底下，隔开大约三尺，脸都朝着河对岸。这边的河岸比那边好像高一些，所以朝对岸望去，可以看得很远，越过那广阔平坦的田野，和点缀在其间的一个个村落，一直看到极远处笔直地横亘着的地平线。
“我知道了。”王昌义说。
柳如梅侧过脸来看了看他，又把脸侧回去，问：“你为什么要知道？”
王昌义很吃惊。她没有问知道了什么，也不问怎么知道的，却问为什么要知道。他对此毫无准备，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
倒是柳如梅又接着说：“不过，既然知道了，也好。”
王昌义不由得拍了一下自己的脑门。他很懊丧。这个头开得糟糕透了，完全不是他预想的那样。他不得不为自己辩白：
“你以为我是到处打听才打听出来的？”
柳如梅又侧过脸来看了看他，然后点点头：“是啊，应该是打听不出来的。”
“可是我们说这些干什么？我来找你……”
“这不用说。你来了，就不用再说为什么要来了。”
“那……”王昌义摇摇头。这又似乎太简单了。本来准备了一大堆话，全没用了？“那你说吧，你说咱们说什么吧！”
可是柳如梅却不说话了。这倒没有让王昌义觉得奇怪。她总得想一想。他可以等一等，也应该等一等。他看见有两只山鹊从东边飞过来，围着榆树绕了一圈，又往西边飞走了。山鹊的翅膀短尾巴长，飞行的样子显得有点笨。或许它们原本是冲着这排榆树来的，可是看见树底下有人，觉得不清静，就飞走了。他看着它们一直朝西边飞去，直到看不见。可是柳如梅仍然沉默着。他不由得侧过脸去看她，却发现她的面颊上挂着两行泪水。
“柳……”
“噢，没事。”她掏出手绢擦掉脸上的眼泪，甚至还略带凄苦地笑了笑，说，“再怎么毕竟是个女的，眼窝子浅。不过，哭哭就好了，反而觉得说什么都容易些了。”
“你要是觉得不好说……”
“不，你听我说。不知道对不对，反正我总觉得，任何一个人，都难免会有一些不愿意再去回想的往事，可我的那段经历，不是愿意不愿意去想，而是根本就不能去想，一想起来就会不想再活下去了。这种心情，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
“我怎么不能理解！我能理解！”
“不一定，不一定啊，不过你还是听我说吧。那天在你的小屋里，你挺突然地说让我跟你走，我一下子心里乱极了。是啊，我表面上不慌不忙，应付得很得体，可你不知道，事后我为这个恨透了自己，因为这种不慌不忙，这种应付得体，正是在那种日子里学会的。实际上我当时心里乱极了。说句不害臊的话，在我的内心深处，我其实巴不得有个人愿意娶我，哪怕是个不怎么好的人，只要看得过去、说得过去就行。可你不是这样的人。你是个很好的人，是我心里一直很敬重的人。噢，我说得有点不对了。我这是说我的内心深处。在我实际上能有的思想里，我根本就没法去想嫁人的事。不管嫁给谁，都得让人家知道这个呀，可我怎么把这个告诉人家呢？”
“这就是你不肯跟我走的原因？”
“当时就是这个原因。”
“现在这个问题不是已经解决了吗？”
“是啊是啊，你已经知道了，不用我说了。当你说出‘我知道了’的时候，我心里真是……真是一下子透亮透亮的。何况你不仅知道了，而且来了，不因为我的过去而嫌弃……”
“这说法不对！不错，我承认，刚开始我确实这样想过，我一知道这件事，立刻就想，我得马上见你，告诉你我不嫌弃这个，不过我立刻就明白这是不对的。这根本不是嫌弃不嫌弃的问题，再说我有什么资格嫌弃或者不嫌弃人家？因为工作关系，我看见过你的登记表。你一个乡下的小姑娘怎么会遭遇这样的不幸，那是不用问就能想象到的。这不是你的错，而是旧社会给你造成的伤害。旧社会给人们造成的伤害多种多样，无处不在。死亡、流血、痛苦、屈辱……”
“有一种伤害你可能体会不到，那就是让人失去了把握生活的能力，不知道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我不是指想寻死，那倒简单了。你刚才的话让我感动。你说得很对，我也是这样想的。这是我的不幸，不是我的过错。我既然没有错，为什么要自己去寻死？我有权利过上好日子。可是，我的好日子在哪里？这是一种多么让人痛苦的境遇！那时候教养院正在给我们治病，药很贵，而院里给我们治病是免费的。我很感激，可是又很痛苦。治得了身上的病，怎么治心里的病？正好遇上招兵，是专门招去朝鲜前线的女卫生兵，我马上就报了名。我想我的好日子应该就在前线，就在战场上。后来我的申请被批准了。院里有二十多个姐妹报名，只批准了两个，据说审查严极了。大家都为我高兴，只有给我治病的大夫说，你的病还没有彻底根治，能把全部疗程坚持做完就好了。我说我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病治没治好已经关系不大了。”
柳如梅停顿了一下，可是王昌义也没有说话。他分明感觉到她的参军也带着某种寻死的意思，却又觉得这意思没法说出来。
“那真是一段好日子啊，”柳如梅用手绢擦了擦脸，接着说下去，“我不怕死，更不怕苦怕累，而且我发现我也挺有能力，无论做什么，我都能做得比别人只好不差。不到一年我就接替了牺牲的副班长，半年后又升了班长。部队轮换回国以后，日子就有点平淡了，尤其是有同伴结婚时，心里常会有一点儿失落。她们大多是由组织上安排，介绍给某位营级以上的干部。我知道这种安排轮不到我。别人不知道我的过去，组织上清楚。从这时候开始，我又不知道我的好日子在哪里了。到了这里以后，这个问题显得更加紧迫，也更加让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填那份复员军人登记表时，我犹豫了差不多一整天，直到人家几次催着交表，我才在‘去向’栏里填了我的原籍。想来想去，我还是回原籍好。如果回了我参军的那个县，不是就等于又回到了那个阴影里吗？”
“哎呀，坏啦！”
“怎么了？”
“坏啦坏啦，你看这事儿闹的……”王昌义拍着自己的脑门说。他又抱愧又懊悔地把那天跟沈达人、吕乐将她的“去向”如何“定下来”的事说了一遍，“我不知道还能不能改，不过我回去一定跟他们说说，尽量争取改过来。”
一开始柳如梅显得挺焦急，等他讲完，她倒显得很平静了。她的脸色有些暗淡，但神情里自有一种肃穆。低着头想了一会儿，轻轻地说：
“算了，别麻烦了。你们也是好意。而且现在想想，你们的意见也对。如果回原籍，既没人可以投靠，又没有地可种，弄不好倒成了当地政府的累赘。权当我命该如此吧。既然是两难，那就干脆面对现实，哪儿摔倒的哪儿爬起来。”
“还有一个办法，能让两难变成都不难。”
“什么办法？”
“跟我走！”
柳如梅突然间扑哧一声笑了出来。然后，那笑容又一点点从她的脸上消失，她的脸色重新变得有点暗淡又有点肃穆，最后，却是在一个轻淡的笑容里喃喃地说：
“是啊，那倒简单了，可是又好像太简单了。仅仅为了逃避我本应面对的现实就跟你走，将来的日子就能是好日子？会不会有你和我都后悔的一天？”
“反正我决不后悔！”
“不一定，不一定啊。你让我再想想行吗？”
这个请求王昌义无法拒绝。总不能逼着人家，想都不让想。于是就有了一段长长的沉默。王昌义开始为自己卷大喇叭，可是在最后拧紧时使的劲太大了，把卷烟纸拧碎了，烟叶撒了一地。他有点儿可惜，从东北带来的关东烟已经剩得不多了。这时他看见那两只山鹊又从西边飞过来，飞到他们的头顶上，围着榆树绕了一圈，又绕了一圈，还叫了几声，这才又朝东边飞走了。或许这几棵榆树是它们常来的停栖之地，更或许它们的巢就在树上的枝叶深处……他不由得掏出怀表来看了看。
“你要走了？”
“是啊，行军的路再长，每天都有宿营地。宣布你的决定吧！”
“对不起……”
“你先别说什么对不起……”
“你别急嘛，我说对不起，是因为我还决定不了。”
“为什么？”
“我现在很难拒绝，因为我真怕错过了一个好人。可是我也不敢贸然答应，因为我觉得……我或许不应该太贪心。噢，我这样说或许也不完全是我现在心里想的……”
“可是……”
“不，你听我说。本来我就挺难了，觉得想不清楚也说不清楚，你就别再打断我了，行吗？”
“好，我听你说。”
“你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再想想，好不好？我知道我总得有个决定，摇头不算点头算。可是你得让我想明白，我根据什么来摇头或者点头，是不是？”
“我有点明白了，你对以后的日子没信心，担心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
“或许是吧。”
“那我什么时候来听你的决定？”
“不，你不要来了。如果我的决定是点头，我会去找你。”
二〇〇八年七月十二日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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