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0月23日，冰峻静坐在叫作汕头的那座临海城市的窗前，写下题为《怀念》的诗时，他看上去显得很健康，“癌”这个可怖的字眼只是身体外面遥远的黑洞。但直觉中他似乎已经感到了迫近的死亡的威胁。深不可测的黑夜正无以抗拒地压来，一点一点地笼罩住他的生命，逼使他从生存的尘世撤离。“我现在惟一能做到的/只是一个动作/背过身去/深深怀念自己。”他急切地写下这些句子，以笔这尖利的武器同死亡抗争，他明白他的写作就是蘸自己的心血，“作一幅远景/挂在最黯淡的地方/照亮以后的日子”。他一笔一画地力图在人类精神的最后领地铭刻下他超越肉体的永恒存在。而1993年8月的此刻，在中国最喧嚣最世俗化的另一座都市广州，我再度将我疲惫羸弱的灵魂囚禁于冰峻的诗里。“一切都在语言/所能触及之外”。这是他用枯瘦冷硬的语言筑成的“壳”，他一人的清凉世界。我整个儿变成了一只耳朵，仔细谛听他的背影歌唱。数月前骤然离诗而去的他瞬间复活了，他的脸孔重新呈现在一个个词的背面，我感觉到了他的体温，他飘动在字里行间的灼人的生命光焰。但，冰峻，“我无法伸过手去/同你相握/空间阻隔重重/我心力交瘁/正被一步一步/逼上悬崖”。

    除了冰峻的诗，我对他几乎一无所知。大约是1990年，我当时尚在南方另一个省的刊物编诗，从来稿中选发了他寄自汕头——一个我只有很模糊的间接概念的地名——的作品。之后他便跟我通了几封信，给我寄他打印的小册子，这样我才知道在更南方的经济特区，有几位土生土长的志同道合的现代诗探索者。1991年1月8日，他寄给我一本安徽文艺出版社刚出的《一行诗人作品选》，这本集子选有他的诗，这之前他的诗还入选过唐晓渡和王家新编选的《实验诗选》。在中国当今多元纷呈的诗坛，评判优秀的诗与诗人有着相去甚远乃至截然相反的标准，而就我的审美观念而言，这两种“为诗而诗”的选本在艺术上是相当严肃认真的。彼此更有了认同感。再后来我调到《作品》编辑部，自然与他有了较多的笔墨交往，还拜读了他新出的诗集《红雪》，他的诗讲究叙述的不间断性，跳跃度极小，结构上似应归属“传统”模式，但他叙述的语调却非常“现代”，这两者如何统一，我至今仍很迷惑。

    1992年间他与妻子来广州，双双到杂志社找我，这是我最初一次却万万想不到竟是最后一次与他一晤。人与人之间有许许多多东西讲不清楚，有的人朝夕与共，仍觉得有隔膜，而有的人从未有过谋面，便感到彼此已是朋友。我原来将他想象为那种进行嚣张语言实验将诗变成自己“身体语言”和“行为语言”的人物，见了面方知他为人非常敦厚谦和。他约我找个时间去汕头，他陪我到处走走。而将来的某一天我一人走过这座有鸟飞过的城市，听“香暖的/七时暮钟/敲响”，“我注视着失去花朵和鸽子的窗口/一种透明而坚硬的精神/涌自很多说不清的地方”。内心的某种欠缺，那种注定了的失落和孤独，使我害怕着这个日子的到来。

    在我们所处的这个商品的世界和务实的年代，金元坚挺与艺术疲弱的反差日益加大，文人内心的敬业精神正大面积溃塌，媚俗和投机大行其道。冰峻在特区的总商会工作，本是商海一舟，心知肚明“当诗人是一生潦倒的”。“无论怎样祝愿/落日终是归去”，却十年如一日至死不悔坚持无任何功利价值（甚至在既成事实的诗歌秩序面前也不讨好）的“纯诗”写作，“你就这样构思诗/你就这样为寻找诗而醉生梦死/变得一无所有/诗人你却说你一生的财富就是幻想”。这种对艺术的由衷挚爱，怎不令人肃然起敬。内地也不乏执着于诗的赤子，他们无疑也代表了一种良知，但恐怕他们别无选择，抛弃了诗更是一无所有。而冰峻弃诸种实惠独钟情缪斯，方显其小人物的大人格，几十年来批评界视“为艺术而艺术”作贬义，而我以为物欲横流中敢于“为艺术而艺术”的知识分子，至少表明其精神的高尚。“人类尊严的最美妙的时刻仍然是我在伯罗奔尼撒山上所见到的情景，它不是一座雕像，不是一面旗帜，而是三个希腊字母oxi，意思是‘不’!”（出自奥林埃那·法拉奇）

    冰峻走了，遗留的只有一卷诗歌。“我们坐在小屋里/看一只小鸟从枝头飞去/许多要说的话/都无从说起。”冰峻，你“留下一个永久的背影/生灵的足迹被它覆盖/被它照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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