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乡随俗，居广州久了，入口的东西难免也与时俱进。记得最早吃“虫子”是1992年，有次和同事路过中山，当地文化局请客，席间点了鸡蛋蒸禾虫，主人介绍说这东西特有营养。那虫子的长相，实在不敢恭维，它拖着一条细小的尾巴，很容易让首次碰它的人联想到蛆虫一类恶心的软体爬虫。我不愿逆主人好意，勉强吃了几筷子，在嘴里倒也没觉得有什么异味。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有了第一次，后来每次吃起这东西，也都觉得蛮爽口的。于是龙虱、蝎子之类也渐渐成了盘中餐。较大的突破在珠海西区，也是去采风，记得那天是红旗镇有关部门接待，上了一道菜名曰“蔗狸”，我直觉便知道其实是田鼠，但人家不点破，我也就懒得细问。且鼠肉已切成块状，已看不出原来的模样，说真话，吃起来还挺鲜甜的。这点小事广州人当然见怪不怪，可在京城说到吃老鼠就是很了不得的事情了，绝不亚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的勇敢。前年北大谢冕教授到肇庆出席一个学术会议，途经广州，匆匆见了一面。因我要赶着去参加2000年东京世界诗人节，便把接风的任务交给了当初同在谢先生门下访学的老友，谁知道这位仁兄竟领着自己的导师去吃田鼠，当然事先打了“埋伏”，丝毫不敢声张，等谢老师明白过来，想不吃已经晚矣，早就下了肚了。事后有几次碰到师母，她都跟我提起，谢老师在广州吃过老鼠了！可见对“吃在广州”印象之深刻。
让人每每提及都会一惊一乍的食物虽然不是粤菜的主流，却让人过目不忘。1994年广东青年文学院在全国招聘作家，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派了一位女记者专程前来采访，她非要拉我一道去“田基蟥”酒家吃饭。原来“醉翁之意不在酒”，她听说那儿的菜特殊。这顿饭她专门点了蚂蚁煎蛋、炸蝎子，炒蚯蚓等几样菜，拍照片带回北美去，打算给那边的人们开开眼界。这些古灵精怪的菜肴并不涉及野生动物保护，令她赞不绝口。不过赞归赞，其中的好几样菜我俩只是“欣赏”，从头至尾都没有勇气尝一口。
尽管好些酒家的菜谱有某种昆虫，但它们不过是众多“正经”菜肴中的个别异类，至今让我记忆犹新的饭局，是在佛山品尝的“虫类全席宴”。
1995年庄重文文学奖在广州颁奖，白天大家忙乎了一整天，吃毕晚饭，《佛山文艺》的总编刘宁给我来了电话，说晚上没活动安排你干脆领几个作家过来走走吧。兴之所至，便把在酒店大堂里遇到的湖北作家方方、池莉、刘醒龙叫上，乘车转眼便到了佛山。
彼此在杂志社里说了一阵闲话，刘宁说，都吃过饭了，那就去尝点新鲜的东西吧。于是招呼上车，带着我们一伙人七拐八拐，来到一家门面不算大，看上去还挺干净考究的小店。
甫坐定，老板就过来了，说一口夹生的普通话，很热情地给大家一一递上名片，连同刚摆上来餐巾纸，都赫然印着三个字：地主雄。
我心想要不是改革开放，以前讲“阶级斗争”的年代谁敢叫这样的绰号不是找死？又一想人家未必取的那层意思，很可能他的“英雄壮举”只不过体现在给顾客提供泥土里的动物罢了。
菜上来了，果然不同凡响，满满一桌，全是另类食物：其中有蛇、蟾蜍粥、蝎子、龙虱、蚕蛹等一般还能见识到的东西，更有竹象、蚯蚓、秋蝉、蚂蚁等等。方方只是扫了一眼，便跑到店外呕吐。过了许久才敢回来，依然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只看着别人动筷子。最镇定的是池莉，她不动声色，把每样品种至少都象征性品尝了，刘醒龙则只是选择性地吃了一些。因为有池莉做榜样，又经过了几年历练，我也跟着都尝试了一遍。《佛山文艺》的几位编辑想必以前来过，在谈笑风生中把这些“虫子”最终一扫而光。
过后我总结起来，觉得通过吃东西也能体现一个小说家的写作风格。比如方方的追求要阳春白雪一些，所以“和者”也相对少一些。池莉不仅写得好，还很符合老百姓的口味，所以她的《来来往往》等作品风靡天下。三个人里，刘醒龙则居中。
尽管我们有的敢吃有的不敢吃，回广州的路上，都觉得这个夜晚特别开心，一路欢歌笑语，纷纷建议《佛山文艺》以后稿约不要再提每千字稿酬人民币多少元了，应改成“每千字蚯蚓一条，蚂蚁五只，外加龙虱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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