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文学的产生、传播和诠释都既来源于创作主体，更取决于受体和大众的时代背景和文化需求。“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透过不同的文学和政治的眼睛，真实的作家也许比虚构的人物有着更丰富多样的面孔，作为最具名望和特质的中国古代诗人之一，杜甫的形象和身份在一千三百年的岁月长河中经历着诸种变化。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曾生动地谈到，“他的文学成就本身已成为文学标准的历史构成的一个重要部分”，“杜甫是律诗的文体大师，社会批评的诗人，自我表现的诗人，幽默随便的智者，帝国秩序的颂扬者，日常生活的诗人，及虚幻想象的诗人。他比同时代任何诗人更自由地运用口语和日常表达；他最大胆地试用了稠密修饰的诗歌语言；他是最博学的诗人，大量运用深奥的典故成语，并感受到语言的历史性”。
作为一名当代诗人、当然中国人，我愿简要回溯这千年嬗变的历程，并由此引发关于杜甫、中国乃至“何为大师”的一些感想和思考。
如今国内连小学生也基本知晓“李杜”以及“诗圣”与“诗仙”的提法，也许不少人会用“少林武当”的方式去加以想象，以为二者一开始就是并列的。其实从史料得知的事实是，杜甫一开始被接受程度和文学界地位非但远不如李太白，也不是榜眼，而两人之间交往也并非像高山流水的伯牙子期。李白很早便是扬名天下的“谪仙人”，当过皇家御用诗人，大量诗作被收入各种选本。而比李白年幼十一岁的杜甫在生前和逝世后相当长时间内，在世人和同行眼中也许就是个落魄的二流文人狂夫。润州刺史樊晃编《杜工部小集》六卷在序言说道：“文集六十卷，行于江汉之南，常蓄东游之志，竟不就。属时方用武，斯文将坠，故不为东人之所知。江左词人所传诵者，皆君之戏题剧论耳，曾不知君有大雅之作，当今一人而已。”在流传至今的十种唐人选的唐诗里，选杜甫诗歌的只有晚唐韦庄的《又玄集》，且只有六首。高仲武的《中兴间气集》专门选录从肃宗到代宗末年这一时期的诗歌，而此时正是杜甫创作高峰，选者声称要力革过去选本之弊，“朝野通选，格律兼收”，收入了当时十六位诗人，杜甫依然缺席。
杜甫和李白唯一的相遇发生在公元744年（天宝三年）的洛阳，来往约有一年，杜甫当时有点受宠若惊，仿佛新人后辈对名人大师的膜拜求教。分别后两人终生再无见面和直接通信。现传一千多首李诗中，只有四首与杜甫有关，其中两首真伪未明，而其余两首相比李白赠予他人的诗歌，显得流于礼节。令人感叹的是，杜甫始终对这位亦师亦友的天才念念不忘。据考证，现存一千四百多首杜诗中，与李白有关的有二十来首，包括了收入《唐诗三百首》的《梦李白二首》和《天末怀李白》，其中直接寄赠、思念李白的就有十首。诗句透露出种种情谊和赞誉，“终朝独尔思”“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更有对李白命运的担忧，“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李白倘若泉下有知，多少会有点愧疚吧。
如今评论者和读者喜欢拿二人做对比：李白是浪漫主义，杜甫是现实主义；李白是道家，是飘逸，杜甫是儒家，是沉郁；李白是天才型，可望而不可即，杜甫是后天型，可望也可学；李白是激情的自然美，杜甫是人工的雕琢美；李白是年轻人自由洒脱的至爱，而杜甫则是中老年人才懂的深沉品味……这些都言之有理。其实这两位大诗人的性情、胸怀和写作方式都大相径庭，交往自然很难心有灵犀，彼此关注的程度不对等也是合乎情理。
杜甫在文学史地位的改变始于中晚唐。据学者分析，安史之乱是封建社会由盛到衰的转捩点，也是唐型文化向宋型文化过渡的转捩点。唐型文化大胆接受外来文化，其文化精神是复杂而进取的；而宋型文化各派思想主流如佛、道、儒诸家已趋融合，渐成一统之势，遂有民族本位文化——理学的兴盛，其文化精神转趋单纯与收敛。宋代理学可追溯到中唐的儒学复兴。安史之乱后，盛世气象一蹶不振，家国存亡之际，力倡儒家诗教观的韩愈、元稹、白居易敏锐地察觉到杜甫有别于其他诗人的思想特质，从而有了“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的首次并称。
另一方面，唐末五代文人又为杜甫发掘出“诗史”的内涵。中华文化极为重视“史”，“二十四史”传统在世界各民族中绝无仅有。从《左传》《史记》开始，到两汉乐府民歌“写时事”，再到杜甫的格律诗自觉地从个人抒情上升为对社稷、苍生的关怀，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的各种大事件和受战火波及的社会广大阶层，诗可以证史，亦可以补史之不足。“三吏”“三别”《兵车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哀江头》《北征》《洗兵马》等诗，继承了《诗经》《离骚》的爱国忧民精神，而《月夜忆舍弟》《秋兴八首》《登高》《岳阳楼》等写景抒情的诗也是心系国事，把个人的遭遇融于国家的命运中。于是唐人孟启《本事诗》提出：“杜甫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温庭筠、韦庄、郑谷、杜荀鹤、罗隐、皮日休等一批后辈以写作延续了现实主义精神，他们的大量作品记录了社会衰败现象和对君王的讽喻。
延至北宋中期，由欧阳修、宋祁等人修撰的《新唐书·杜甫传》，采用了“诗史”这一说法：“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而王安石、苏轼两位德高望重的士大夫也对杜甫作了高度评价，孔仲武、王德臣、张戒等人继续沿着“圣”“忠”的道路发挥，促成了杜甫和杜诗成为理学道统的典范。
南宋理学宗师朱熹明确谈到：“予尝窃推《易》说以观天下之人，于汉得丞相诸葛忠武侯，于唐得工部杜先生、尚书颜文忠公、侍郎韩文公，于本朝得故参知政事范文正公。此五君子，其所遭不同，所立亦异，然求其心，皆所谓光明正大，疏畅洞达，磊磊落落而不可掩者也。其见于功业文章，下至字画之微，盖可以望之而得其为人。”
应该说，这是两宋士人出于当时天下大势考虑、出于推动知行合一的儒家理学，而对杜甫形象所进行的高度创造性、深层次阐释。亦官亦文的北宋士大夫，以融合道德政治和学术文艺见长，在他们眼中，杜甫无疑是适宜推广的君子圣人模范。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其中又以“仁”的人本主义为核心价值。杜甫对儒学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以毕生的言行为“仁德”提供了可亲、可信、可学的实例。更难能可贵都是，他一生仕途坎坷，生活漂泊，晚年更是贫病交加，却无改“贫贱不能移”的君子气节，无改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时时处处关注天下安危和百姓哀乐。在他一千多首诗中，内容丰富，形体生动，囊括了战争、军旅、民族、官场、难民、贫民乃至山水、田园、天伦、风俗、赠别、咏物等方方面面，但贯穿始终的是那种不可磨灭、独一无二的忠君、爱国、忧民的悲悯情怀。他是理想的悲天悯人的圣贤典范，又是当代和后世儒生的生活楷模。对于万千士人而言，生前就取得功名身居高位是极幸运的少数，更多人只能度过平凡甚至艰辛落魄的一生，而跟他们命运际遇相似的杜甫，依然能够在黯淡的人生中升华出如此高尚的精神价值，那么他们能够也应该遵循此道去坚守家国道统和人生信仰。先贤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后人所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体现着杜甫承前启后的精神价值。
至于后世如黄庭坚、陆游、杨万里、文天祥、元好问、李梦阳、何景明、王阳明、宋濂、王夫之、顾炎武、龚自珍等无数士人，或习文或从政，都不同程度受杜甫影响、激励。为了纪念杜甫，后人还在他生前流离停顿如河南巩县、陕西延安、甘肃天水与成县、四川三台等地修祠建宇，杜甫墓地则有七八处争论不休，而当中最有名的应该是四川成都的杜甫草堂了。这座当年破败不堪的容身之所，五代诗人韦庄在旧址上重结茅屋，以示怀念；北宋吕大防知成都时，重建草堂，并绘杜甫画像于壁；至南宋、元、明、清各代，草堂屡经修葺；在清嘉庆年间大修后，主要建筑和园林保存至今。现在的草堂已成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起博物馆收纳各种杜集版本及有关文物，还办有杜甫研究学会和《杜甫研究学刊》，成为旅游胜地。宋元明清历代书家也热衷为杜诗泼墨，仅收藏于成都杜甫草堂的杜诗书法作品就有出自祝允明、董其昌、张瑞图、傅山、郑燮、何绍基、康有为、章太炎、吴昌硕、于右任、沈尹默等大家的精品数十幅。
由诗人杜甫联想到武将关羽，他们被后世尊崇的轨迹有些相似。早已溢出文学和军事范畴，升华至一种精神的高度。
虽然皇家和士大夫阶层都已将杜甫视为圣贤，不过人们依然不断发掘他的新形象。梁启超别出心裁地称杜甫为“情圣”，并作文《情圣杜甫》说道：“中国文学界笃情圣手，没有人比得上他，所以我叫他做情圣”。杜甫悲天悯人不容多言，却并非只是如今教科书上的垂暮老人，他对自己人生充满向往，对名山大川，对妻儿亲友，乃至对草木虫鸟等微细生命，都充满热爱和敏感。杜甫以仁义为修身根本，同时也博览群书，与道士、僧侣有交游，道家的自然，佛家的慈悲为怀，墨家的兼爱都融化在他思想和作品中。“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可谓是“觉有情”的菩萨心肠。
而数十年后，中国面临民族生死存亡之际，闻一多也身体力行地以杜甫激励自己和同伴。他赞誉杜甫是“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他的笔触到广大的社会与人群，他为了这个社会与人群而同其欢乐，同其悲苦，他为社会与人群而振呼”。朱自清说“在过去的诗人中最敬爱杜甫，就因为杜诗的政治性和社会性最浓厚”。其实，从政治家到文化人，都分别在思想精神和语言艺术方面对杜甫各取所需。现代历史学家洪煨莲评论二十世纪中国时谈到：即便在所有道德的与文学的标准被掷入怀疑和混乱，政治立场和文化理念迥然不同的集团和个人也都从杜甫那里各取所需，为己所用。鼓吹流血革命的左翼分子和捍卫因循现状的右派人士都乐意引用杜甫，保守的文学研究者承认杜甫的知识广博，偶像破坏者以及白话文的拥护者也一致向杜甫致敬。这一总结精辟之极！
1949年之后，作为新政权指导思想的马列主义取代了儒家正统，文艺思想也由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主导，强调写作为工农兵服务。不过杜甫也颇为顺畅地从“诗圣”“诗史”转换为现代语境中“伟大的爱国现实主义诗人”，尽管作为诗人的毛泽东更喜欢李白，郭沫若甚至写了《李白与杜甫》抑杜扬李，可杜甫一直获得众多文学史家的认可。
在当代文学评论的体系内，杜甫诗歌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一个历史时代政治时事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他的风格以“沉郁顿挫”概括最为精准，“沉郁”指诗的情感上特色，“顿挫”指诗的语言声调的错落有致。他兼具大气磅礴的构思能力和细致入微的叙述技巧。叙事写人时，他能通过富有个性的细节描写和人物对话的客观叙述，展示诗人的感情取向；抒情议论时，他又能寄情于景，融景入情，使情景交融，兴象浑融。现存杜甫一千四百多首诗中，五言律有六百三十余首，五排一百二十余首，七律一百五十一首。杜甫律诗不仅数量多，而且在思想与艺术上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杜甫在创作中，能够根据不同的内容，选择不同的诗歌体裁。如以言志、咏怀、纪行、叙事和议论的内容，他主要选择古诗这样在篇幅和声律方面比较自由的诗体。在表现时事和现实内容的题材上，他创造性地运用了新题乐府的体裁，抑或用组诗的形式来表达。如《兵车行》《丽人行》《悲青坂》及组诗“三吏”“三别”等五、七言古体诗。在写景、抒情与创造意境等方面，他则主要运用五、七言律诗的形式，做到情与景的交融、意与境的结合。语言和篇章结构又富于变化，讲求炼字炼句。总而言之，杜甫可谓是唐诗艺术的集大成者。
现当代诗人将这位别具魅力的前辈和具有巨大可塑性的写作对象创作出精彩纷呈的新面孔。“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二十世纪至今，华语现代诗人至少有内地的冯至、叶延滨、西川、肖开愚，台湾的余光中，香港的廖伟棠、黄灿然，旅美诗人杨牧，旅美学者叶维廉以杜甫为题进行创作。每位诗人都处于不同的时政节点，透着不同的思想滤镜，运用不同的艺术魔法，去关照同一个历史对象，在跨越时空的诠释之中展现各自的主体精神。从古典情怀，到现代批判，再到后现代解构，杜甫仍在不断演绎新角色，果然是“很忙”！
同时，杜甫作为中国古典诗人的巅峰人物，也随着中国文化传播而越出国界，走向国际。从十三世纪开始，杜诗就在邻国朝鲜、日本和越南广泛传播；从十九世纪起，杜诗又被通过汉学家的创作性文字被西方学者和读者所认知。即使是文化背景与我们相去甚远的西方受众，也不难从他的诗歌和生平中发掘出具有普世价值的因素：博爱、和平、正义、信仰、忠诚、环保等等。1961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团会议决定把杜甫列为次年纪念的“世界文化名人”。可以说，杜诗已成为世界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至于开篇说到的“杜甫很忙”，严格说来，不属于对杜甫的创造性诠释，它体现的只是后现代文化借助互联网技术和资本动力的放大如何变得随心所欲，而网民选择其他任何一位历史人物都能产生相同的轰动效应。
内地网民俗称的“恶搞”“PS”，香港传媒和市民更习惯称为“二次创作”，属于网络亚文化现象。它是网民以讽刺、幽默、游戏的视角，来解构传统、颠覆经典、娱乐大众的一种网络风尚，凡是能够通过再编码、再创作而流行于网络的东西，无论是电影、革命歌曲、新闻人物还是普通的照片，都能成为二次创作的对象。如今国内互联网也跟随全球潮流，这次“杜甫很忙”事件当中，不管是微博类平台，还是其他社交平台都是属于web2.0的范畴。当所有人被“杜甫”这个符号集体认同的时候，各种形貌的杜甫成了广大网友泄愤、自嘲、解闷的工具，物理世界的身份差异消失，营造出一场数码维度的全民嘉年华。
其实，任何一个时代都可以说“这是最好的年代，这是最坏的年代”，虽然今天对杜甫的“恶搞”让人唏嘘，但当代汉语诗仍在探索中前行，有没有新的文学伟人还是其次。杜甫是中国人的杜甫，我们跟他站在同样的大地，面对相似的时代，怀着相同的精神世界，流着相同的文化血液。“人人皆可为圣贤”，如月照万川，我们都是杜甫的化身。
只要中国人不放弃中国文化，坚持中国诗歌，我们就没有理由悲观，中华文明就不会衰败平庸。这就是我们今天纪念杜甫诞生一千三百年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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