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中国诗歌的传播方式其实是返归了古典的伟大传统，回到千百年来诗歌创作与发表的本来状态。在古代，诗歌登堂入室从来就不必经过编辑允许，诗人随手写在驿站、楼阁、长亭的墙壁上、廊柱上，口口相传、私下传抄，自行刊印。
讨论新世纪诗歌，如果漠视诗歌运行机制里程碑式的蜕变，那么，只知末节，无视根本。
其实可以推前三十七天，1999年11月24日，中国大陆首家诗歌网站《界限》由“人在重庆”的版主李元胜创办，我与其他孙分散在全国各地的诗人沈方、张曙光、小海、古马、沈苇、孙磊等作为发起人积极参与筹建，并将诗歌交由版主贴到论坛上。2000年，广东深圳的莱耳创办了“诗生活”网站，随后，诗歌论坛、网站纷纷出现。
世纪初头几年的诗歌论坛，与和诗歌民间社团“沙龙”没有本质区别，只不过成员可以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海外。尽管论坛表面上是“自由”的，谁都可以到此贴诗。但与版主美学趣味相投的，才会有众多跟帖、提贴，而异趣者，因无人搭理，诗歌帖子很快就沉下去了。或者会被讥讽，于是反驳，相互吵架，遭到围攻，闹剧似的。为诗吵架其实也是诗人可爱的一面。久而久之，每个论坛留下来的“主力”都是意见相一致或者被迫一致者，美学趣味相当狭窄，在某种意义上，论坛甚至还不如主流诗刊包容。但诗歌的辨识性的确鲜明了许多，而网络相对宽松的环境，为某种流派或者写作趣味较具一致性的诗歌团体的形成提供了条件，例如“下半身”“垃圾派”这一类比较惊世骇俗的表达，要是没有网络，是难以在短期内形成气候的。而“打工诗歌”等草根性写作蓬勃蔓生，依托的主要载体也是网络。
博客实现了真正的“自”媒体，如同自家一亩三分田，想种什么就种什么。我的地盘我做主，你想来看就来，不想来拉倒。想让你评论就开通、保存，不想给就关闭、删除、拉黑。那些保留了不少劣评的，完全是博主的“雅量”。博客兴盛时期点击量也还算可观。但互动性大为降低，无法“联盟”，重塑“个人写作”。
微博摧毁了博客，粉丝可以转发，阅读几何倍数增加。诗歌“大V”相较其他行业，当然还是少得可怜。诗人的粉丝多为百余人，只有很少的诗人有几十万粉丝。但好的诗歌，不仅诗人转发，其他行业的“大V”和博友也会转发。我担任评委会主任的小学生诗歌节，王芗远《夏天到了春天还没来》有六千次转发，朱尔的《挑妈妈》有三万次转发，故而每首诗有上千万的网友能读到。远远超出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学期刊最火热时一首诗的阅读量。此外，在微博上写的群体也急剧上飚，仅腾讯微博上“昙花一现”的“微诗体”，两年下来就有一百二十万首，总阅读量超过三亿，微薄是继个人或群体诗歌网站、诗歌论坛、博客之后的又一网络诗歌现场。
微信是目前新兴的依然活跃的载体，主要在“朋友圈”里转。现代诗的有声传播在微信“读屏时代”迅速开疆辟土，读诗借助新媒体技术的不断更新也渐趋大众，诗歌恰恰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给低头族、刷屏族们以最直接、最强烈的感受和共鸣。微信诗歌公众号订阅量很大，无论是文字发布，还是音频传播。订阅数万过十万的不在少数，远远高于纸面诗歌刊物。至此诗歌在线传播方式绕了一圈，十五年后，重新回归“传统媒体”平台，因为诗歌公众号所发表的诗作，都是经过编辑选择，或听众推荐后由编辑编发的。当然，诗歌微信公众号的编辑方针与文学杂志还是有所区别。它的出发点不再是培养新人，推出力作。它必须考虑受众的需要。
因传播媒介的更新导致新的文学体裁和文学形态产生古已有之。在竹简作为文学传播工具的年代，以“学富五车”形容一个人有学问，作品多，而“五车”竹简能刊载的内容在今天看来相当有限。“读书破万卷”，“破”字说明反复细读，韦编三绝。然而万卷竹简的内容，也只不过相当于当今某个文化人家庭书房藏书。所以直到汉代造“纸”，唐代出现“雕版印刷”特别是元代发明“活字印刷”，唐诗的刊印、流传和保存才可能远远超越前朝，而明清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才具备出现的条件。数字媒介带来最大变化的是小说，网络“类型小说”与纸面“纯文学”大相径庭，当然我们换一个角度表述，也可以说它们衔接了“三侠五义”一类小说的传统。存储空间的无限制，为“类型小说”动辄数百万字提供了刊发平台。
我有些讶异，诗歌是最古老的文体，按理说应该与当代高科技不相适应，然而诗歌语言最精炼的特点，诗歌一般意义上的“即时表达”、灵感的闪存等特点与微信、微博等数字时代容纳文字相对较少的传播媒介，反而达至新与旧完美契合，而诗歌写作本身，也就是诗歌的生产，并没有因为传播方式的变化而改变，在网上贴一首诗歌，通过手机发布一首诗歌，与纸上写的基本无二致。诗依旧矗立在哪里，诗还是诗。也许还为现代绝句新诗体的诞生提供了契机，让诗歌与手机短信、段子这些新形式发生了隐秘联系。微博、微信也可以用来读古诗，可以说，诗歌通过数字媒介有效地恢复了脍炙人口的特点。省了印刷环节，数万行长诗在网络上也得以呈现。
数字传播给诗歌写作带来的内在变化的是及物性，题材也更多与日常生活有关。由于自媒体特性，诗歌的社会批判锋芒更为犀利，对底层的关怀也更为直接。城市化写作，也尤为彰显。而写作队伍之众和作品数量之巨大，也是之前未有的现象。
可“自媒体”毕竟大大降低了写作的门槛，诗歌虚肿的繁荣，语言的随意性，是最显在的病灶。比如工人诗歌，虽不乏疼痛之作，但相类似的“复制性表达”比比皆是。对现实的关怀往往也流于表象。本来没有纸媒体编辑“把关”，好诗在理论上都可以呈现于公众的视野，可井喷似的“创作”，反而把好诗淹没了，难以遴选出来。一些靠事件和标题吸睛的诗，反而一再被传媒放大，严重败坏公众的胃口和对诗的期待。网络诗歌的“留存”也不容乐观，一千年前纸刊的诗作仍能读到，十年前的网站、论坛一旦消失，上面曾经发布的诗作亦烟消云散。
而数字平台之外，诗歌民刊的作用大为降低。有刊号的纸质诗刊和文学期刊在新世纪总体上依然如故，最大的问题是大都发表农业背景的诗歌，写大平原呀，高山呀，乡村呀。非热爱自然也非关心环境，而是“安全”，又显得莫名高雅，还美其名曰有“中国传统元素”。而真正的传统从《诗经》《离骚》到李杜一脉至今，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长太息掩涕泪兮，哀民生之多艰”。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被看好的这些诗作既与当代世界各国的诗歌脱节，也与五四以来郭沫若《女神》和徐志摩“新月派”或者艾青、穆旦等为代表的“小传统”不搭界，与八十年代“朦胧诗”“第三代”的诗风和题材同样没有薪火传承关系，实在要找渊源，只能说与1949—1966“十七年”诗歌相承接。评奖的“短板”也一直被诟病，其实之前也存在问题，只不过当初网络还不发达，没被舆论场议论。而今网络争议不可回避，中国“主流诗歌”的困扰将长期存在。而更大的问题是，网络新媒介时代导致各种民间的、个人的、地方政府的评奖滥生，全年各种文学评奖高达上百个，导致了标准的严重失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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