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关怀：

    近日读到刘再复先生的一篇文章《虹影：双重饥饿的女儿》，他谈到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期待时，说了这样一段话：“我愈来愈不喜欢刻意玩语言、玩技巧、玩诗意、玩寓言的小说，因为不喜欢这种创作流向，我甚至想极端地提出‘返回原始’的主张。文学的‘原始’即文学的初衷是‘有所感而发’，许多作家已忘记了这一初衷，忘了（甚至刻意轻蔑）对时代的感受。”我对刘先生的话颇有同感。可见讨论“文学的现实关怀”绝非空穴来风，它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不是虚拟出来的，对于当下写作的现状，这个似乎陈旧的话题应该说有一定的意义。

    文学的初衷是“有所感而发”，说明文学不尽然都是内省的、写“内宇宙”的产物，也非纯粹的修辞学行为，它与外部世界有关，与历史语境有关，也与作家本人的生存境遇和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事件有关。“现实关怀”和“忧患意识”从来就是中国文学的传统。

    首先我们需要界定“现实关怀”与“现实主义”的区别。“现实主义”在写作的具体操作中是一种创作方法，而“现实关怀”我的理解是文学作品对生活（生存）的观照中所传递的人文关怀。现代主义作品，同样有“现实关怀”精神。正如法国作家罗伯—格里耶所言：“本质上，每个人都是现实主义者。”

    而对什么叫“现实”的理解，涉及作家艺术家对真实的理解。在现实主义作家笔下，真实往往是对生活常态的反映。而在抽象派作家那里，现实是抽象的；在荒诞派作家那里，现实是荒诞的。在梵高看来，世界是混乱、模糊的，他认为他画的《向日葵》是真实的；毕加索体验中的世界是破碎、割裂的，他认为他的画作本质上也是真实的。卡夫卡说人变成甲虫，像虫子一样活在世界上，也是现实一种。一部作品传递什么样的体验、什么样的信息，与作家对存在的理解有关。

    一个值得信任的作家首先是真实无欺的作家，一部真正有力的作品首先是真实无欺的作品。因此现实关怀不一定非要波澜壮阔，非要重大题材，或者简单地归结为写底层生活或弱势群体。也就是说，现实关怀不等于写普遍被关注的事件或事情，因为我们不是在谈社会规范而是讨论文学。在写作中面对的是个人，作品的普遍价值表现为个人生存在历史语境中的抗争。今天的写作对“现实关怀”正予以重新阐释。

    诚以为，作家应当直面身体和心灵双重的存在，让人及其存在再语言中出场，切入当下，作品蕴含更多“在场”的因素，不仅要反映生活周边的现实表象，更要揭示人在此背景下的精神状态。

    然而，即定现实似乎又是暧昧不明、无法把握的，在一个浮躁不安、复杂混乱、急剧变化的年代，人们的生存方式在改变，思维方式也在改变，对新的生活形态轻易下判断我以为显得草率，用传统观念来进行道德评判往往十分无力。所以“现实关怀”不是要急于形成一种理论模式，然后用这种模式去套写作，而是批评与新的艺术经验对话。在作家，则是通过最敏锐的感性经验，尝试对现实生活的把握。

    传统文艺学：

    学者跟艺术家对“学习”的理解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通过学习是要“掌握”什么，后者学习是为了“绕开”什么。一个是“学以致用”，另一个是“学而不用”。传统是一条河，学者注重源远流长不可割断的一面，艺术家则强调“人不可能两次涉过同一条河流”的另一面。一个作家当然要从前人的作品中吸收营养，但写作的本质决定了他最终不是要从已有的文学中学会些什么，而是要给已有的文学提供些什么。毕加索在绘画上另辟蹊径，并不等于说这之前达·芬奇等人的艺术作品过时了，也不是说他们的那套美学观念完全不中用了。即使到今天，我们也很难判断《蒙娜莉莎》和《阿维浓》究竟哪一幅画更杰出，有可能喜欢典雅神秘的《蒙娜莉莎》的人更多。问题是哪怕达·芬奇历久弥新，其后的莫奈、毕加索等人也必须创新，这就是一代代天才艺术家的命运。不过，任何创造最终也是对传统的加入，也是新的传统的一个部分，但那是文学史或艺术史关心的事情，而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潜心创作时所想要做的只是“断裂”和“改写”，其再创造的努力或许成功或许徒劳。这也是善于做“总结”工作的批评家对以往的创新能够接纳而对正在发生的创新往往质疑的原因。

    传统文艺学的许多概念在今天已经很难直接拿来当作批评的理论资源使用，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没有必要对古典文论进行现代改造。关键词的“照搬”无法进行，并不等于传统文艺学的精髓就完全不能延续。中国的批评家不能永远停留于“运用”西方的批评体系，假若想有所创造，有朝一日谁拿出一个自己的体系来，既需要横的移植也同样需要纵的继承，并在此基础上超脱出来，由蛹化蝶。

    女性写作；

    女性写作由来已久，但凸现写作者的性别和文本的女性意识在中国只是近年的事情，毋庸讳言这是当代中国文学对世界性的女权主义运动这样一个大背景的呼应。“七十年代出生的女作家”命名的初衷只是一种出版行为，以年龄界限和强调女性容貌来定义一种写作，与文学在艺术上发生的蜕变似无太大关联，以此作为一道“分水岭”，颇有强行断裂的意味，一直有点可疑和滑稽，并难逃市场炒作之嫌。但或许偶然已包含着必然，只要我们不欺骗自己的阅读感觉和经验，就会发现她们写作的兴奋点和说话方式与经典意义上的文学有所不同，至少她们拓展了写作材料并为已有的女性文学提供了一些新的因素，即使她们最终仅仅是转眼即逝的文化现象，也是一道曾经亮丽的风景。

    “七十年代出生的女作家”与林白、陈染们的分野，在于她们似乎是天生快乐的一代，心灵几乎没有阴影。她们没有预设的真理，写作不再是对女权主义的“闻香识舞”，而是充满活力的身体和指头自然而然地蠢蠢欲动。她们是真正都市化的一族，天生有一种承受肮脏的能力，用十分坦诚的态度记录大都会或明亮或阴暗的各个角落，将生活毫不迟疑地照单全收，把都市生存的碎片拼装成欲望的万花筒，使读者大饱眼福。她们代表了另一种语境下的写作，只要喜好时尚的读者存在，她们的作品就会“活着”，并且活得有滋有味。我们完全有理由指斥这是消解深度的平面化写作，把她们的文字看作是跟商业文化的“共谋”，而我们的直觉却在欲望化的叙事中感到了一波波涌动的生命活力。

    我觉得现在就给“七十年代出生的女作家”一个定论为时过早，这并非要逃避判断，而是我们尚不清楚她们的写作边界最后在那里，她们仍“在路上”，而更年轻的“卡通一代”正在抵达。在新的世纪，她们是创造历史的人。我唯一的祈愿，纯正的文学精神不要在网络时代被“一网打尽”，她们最终能找到一个点切入生活的荒诞，她们具有美学原创的语言世界将在她们切肤之痛的都市化现实生存中建立。

    重大主题：

    在我看来，写作是“及物”和“在场”的，应该呈现出一个背景，一种语境。我们所说的“心灵”与“生活”，可以加上“有责任感”“有尊严”诸如此类的限制词。仅从这一层面而言，题材不容忽视。但多年来我对粗暴的、直线思维的许多说法一直怀着警惕，因为一部作品的价值与题材的大小无直接关系。那样强调将导致从社会学的意义而非诗学的意义讨论文学。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整体主义、社会公论的批评从来就盛行，缺席的恰恰是个人和内部的东西。而在文学作品的写作中，人肯定比历史更重要。离开了个人记忆和具体经验对此时此地生活的进入，逃避个人对欲望的搏斗，对人自身的想象，必然导致丧失人性的气息，那样的作品自然是干枯的，没有旺盛持久生命力的。

    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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