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出了风的形状-林白:在想象里脱胎换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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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万物花开》

    以我的人生阅历,总觉得一个人的秉性和禀赋都是很难改变的。所谓少小看一生,性格决定命运是也。只是在十八岁阶段,我们才幻想并期待爱情、婚姻或者某种生命轨迹的变化会让人洗心革面。一个人是这样,一个成熟作家的文本也如此,他(她)小说的基本模式、叙述方法,语言个性和构成自己风格的独特元素也受其思维定式限制,有一脉文气贯穿其间。因而在我看来小说批评有点像研究一种标本,或是化石。我这样表述的时候,忽然觉得自己很冷血,把正在活着的生命都看死了。

    可当我读到林白近作《万物花开》,我固执起见的阅读经验瞬间土崩瓦解。正如一个女人可以变性为男人,一只冬虫可以长成一棵夏草,一朵花可以飞到过去从未抵达的边界散播种子,很久以来一直活在林白几乎全部小说中的哪个自恋、自虐的女人突然就消失了,她曾经神经兮兮,魅惑、古怪,躲在小房间里,在弥漫着同性恋倾向的窗帘下窃窃私语,裸露女性心理和身体的自我意识,或者发出像撕裂丝绸声音的尖叫。这是林白“虚拟”的女人,也是她的影子,带着她生命的体温和生活的痕迹。由此人们自然把林白的小说当成某种“私小说”,以为她讲述的都是半自传体性质的故事。然而《万物花开》却倏忽把读者带进了一片全新的天地,“我”不再是现代女性,而是一个绰号叫作大头的脑袋里长了五个瘤子的男孩,有关他的糗事发生在穷乡僻壤的村子王榨。

    大头光着屁股站着,面对墙壁。小说从看守所进入叙述,号子里性暴力的场景就像一块磁铁,一下子就把读者牢牢吸引住了,于是小说回过头来讲述大头的经历,其实他“犯事”的经过很简单,从河南来的一个“大棚”演出团,靠女孩子跳“开放”也就是变相的脱衣舞卖钱,村里叫细胖的伙伴用钱把演出的小梅引到竹林里,发生性行为后相互推搡中小梅倒地,不经意被新砍竹子的竹茬尖扎死了,情急之下,细胖叫老爹给四千元钱让不满十六岁的大头顶罪。

    我电话里问过林白,这件事是不是听保姆讲的,人物有没有原型,她说完全是虚构的。我想假若我来写这样的事件,只会是个短篇最多是小中篇,这可能是写诗的人叙事能力的局限。一个好小说家“生殖力”极强,她主要的工作不是简单展开故事的主线,而是演绎寄生在故事主干上的主人公林林总总的琐碎生活,拔出萝卜带出泥,作者真正感兴趣的是那些土得掉渣的东西,那些乡村寻常日子的枝枝蔓蔓,那些原生态的毛茸茸的细节。具体到王榨的大头,就是他遭遇的人和事,他的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他的二皮叔、四丫姨、一头叫作“妞儿”的牛和村里半花痴的风流女人线儿与双兰,以及出外到发廊做洗头妹、打扮妖冶暧昧的三躲,小说描绘了这些乡村下层平民百姓的生存状态,并着力展现发生在大头跟她们或者她们与别人之间的艳俗而又生猛的情欲情节。

    《万物花开》标志林白从表现自我到返回民间的蜕变,她第一次在小说中大量运用方言、粗话和俚语,以大俗传达大美。但她跟李锐等表现当代乡村的作家不同,李锐他们全身心深入到一方厚土里,在写作中置换身份,尽力贴近表现对象的思维方式,以乡民的视角探视生活的角落,笔下浓郁的地域色彩与实际也十分吻合。而林白这部长篇有点像苏童写皇帝生涯那种类型的作品,她的乡村是作者想当然地创造出来的,只在语言的叙述中存在,是她一个人的乡村。她的文字也不是为了客观传达村民现实中的生活方式,恰恰相反,具体的细节和民俗风情反过来为她的主观表现服务,使她呈现的地域和生活状态真实可信。

    小说后面附录的《妇女闲聊录》篇幅几近“正文”的三分之二,是林白跟家里的保姆也是亲戚本珍聊天的辑录。它给这部小说提供了部分素材、同时也建构了小说的氛围、背景和某种风味,里面所记录的原汁原味的乡间的人和事,是小说文本不可或缺的有机部分。它不仅强化了小说的在场感,使小说的叙述更有效,更真切感性,也意味着作家在尝试新的艺术探索和实验。它再次证明:先锋的姿态有时候是向下的、后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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