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女诗人散论

    “浴室里的雨是有温度的/在一朵莲花谢了之后/雨落下来/那么多泥/一朵莲蓬上的雨/似乎有点不够力度//雨里的水草没有骨骼/停止细密的风/停止尘土和碎香浮动/重新添加鱼类的泡泡/难堪的湿重。黏滞。下垂//另一种雨落下来/这易碎的珍珠重返水中/盐味被无限地稀释/荷叶一一倾斜/浴室里的雨越来越大//”（琬琦《浴室里的雨》）解读这首诗歌，以及将要涉及的几个广西女诗人，一开始就构成了“诗如何在”的问题。貌似复杂实则简单的方法，就是用“女性诗歌”相关概念阐释她们的作品，既呈现“全球化语境”视野，又方便引用西方诸多学术著作中的观点，显示论述的博大精深。我并不否认以“女性意识”分析这类型诗歌的合理性，“作为一个女诗人，女性经验的生物学的东西在我的作品中自然也具有重要意义。”[1]

    现代化的进程也就是“西化”的过程，近三十年，持续开放舶来的思维、生活方式和政治、文化模式对古老中国的影响持久而深刻。作为黄皮肤的东方人，不仅学人早已习惯了“拿来主义”，把西方批评方法直接照搬过来指认中国当下的文学作品，写作者无疑也受了西方文化符号的浸淫，不然你很难设想，琬琦这样一个居住在边疆省区小县城的女子，会醉心于写“浴室”，在语言的镜像里触摸自己那如“一柄白的芭蕉叶”的身子，凸显生命隐秘的湿重，黏滞。在溽热潮湿的岭南，人们一天数次冲凉，去热的功效目的跟北方泡澡洗尽污垢不尽相同，加上淋浴较为频繁，也不是在很私密的环境里，身体的本能欲望难以彰显。唤醒她这种敏锐感受的与其说是活泼泼的生命本身，不如说是源自女权观念，哪怕不出自西方文本，至少也来自对她老乡——林白那代作家的二手阅读，或者受翟永明“她们”的“启发”。《女人》《眉毛》《身体》，琬琦这一首首诗歌的标题非但不令我愉悦反而让我窒息，为一个写作相对成熟却任意挥霍自己语言天赋的诗人离奇愤怒，我看不见她具有“独特的面部表情”[2]，看不见艺术“作为一种最古老——也最简单的——个人生存方式，它会自主或不自主地在人身上激起他的独特性、单一性、独处性的感觉，使他由一个社会化的动物转变为一个个体。”[3]在她自以为个人化的想象里，传递的却是“女权”集体意识。却未能发现对已有“女性写作”“身体写作”的超越或重新创造。

    而在我过往的阅读印象里，琬琦的诗温和而轻柔，她恪守传统美德，以美化的生活细节来表现“家里的女子”也就是一位母亲、妻子的日常忙碌，从两情相悦走向两性战争，似乎一个“好女子”强迫自己扮演“坏女孩”，从中可窥见广西女诗人的多舛命运。她们整体上在中国诗坛不够显山露水，锋芒较弱，于是急于摆脱旧有的“自我”，但并没有找到合适的方式，仿佛一个弱女子决定要豁出去大胆一把，却早已有更大胆的，题材上亦步亦趋，形式上也捉襟见肘。

    因此我决定拒绝再用“女性意识”去套所有这些女诗人的作品，它曾经误导了如此多的定力不够写作者，本质上那也是意识形态化的单向判断，把鲜活、原在、独立、自足的“诗”，人为地归结为只传达了某种思想，这比“言志”说更令人气馁，因为“志”还有可能是各种各样的，而“女权”一旦成为“主义”，很容易落入窠臼，把一切现代女性的诗读成一首诗。因而我常常怀疑好些批评家没有阅读诗的能力，他们只是用掌握了的理论去大而无当地发挥。诗不是“格式”，不是对应科学分析的衍生物，它永远是具体的、灵动的。袁枚在《随园诗话》说他深爱杨诚斋其言：“从来天分低拙之人，好谈格调，而不解风趣。何也？格调是空架子，有腔口易描；风趣专为灵性，非天才不办。”他还赞同许浑的说法，吟诗就好比人的精气，骨子里没有诗就不要空读。[4]所以我宁愿冒着被指责为“无教养”的危险，以诗论诗，回到一个怀抱诗心的读者最初的阅读，返归语言，凭个人的“经验”给出这一首首诗的结论。

    然而，将女诗人放在一起解读，形成的独特场域，也许就已经构成了“女性批评”话语，这也是无法绕过的悖论。

    我不无遗憾地指出，谈论广西的女诗人，只能从新世纪说起，这既比好些省份慢了二十年，跟小说也不可同日而语。尽管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广西有不少女诗人付出过她们的才情与努力，但讨论一个地方的文学，无须看桂林岩洞中像韭菜般的一茬茬石笋，只需看独秀峰足矣。小说有林白一人，就可以跟当时的中国女小说家对话，而女诗人们并没有谁对朦胧诗以来的诗歌发展做出有效的呼应，或一定程度上介入这些年现代诗的话语场。我还固执地认为，评价一个诗人的优劣，只需看他的几首代表作，而广西女诗人那个时期的写作也缺少相应的高度。这种空缺不一定是“坏事”，它恰恰给后来者提供了上位的机会。这也是女诗人普遍的境遇，我曾跟翟永明开过玩笑，中国新诗，从冰心跳到郑敏，再跳到舒婷，就到她了。女权主义者那么敌视强大的男性文学话语权，其实对单一的作为个体的男诗人而言，那才是难以逾越的障碍和如此巨大的包袱。仅九叶诗派和朦胧诗群，不相伯仲的男诗人就很难筛选。那种以为抬出一个穆旦就可取代艾青的想法，只能出自不会写诗的学院派批评家，他们读诗受惑于表面的深刻，不明白好诗乃是一种气象，作为语言的“场”，诗不单看语义，所谓微言大义往往只需读者意会，还有语调、语气、语感诸多元素。相对于“诗义”，“诗意”才是“万口传”的根本。

    近几年的广西女诗人，她们大多写生命的细微感触。时间，自我，归宿。以及挣脱某种羁绊的感觉。一个在广西诗名远远不如琬琦和好些女诗人，或许暂时只能称为新人的文青，我之前没有读过她任何诗作，可她写春天的小诗却让我欣喜，她的诗呼吸着大海带鱼腥味儿的气息，那是她每天推开窗户就能嗅到的，在她的诗里，阳光“爬上心尖舞蹈/在树叶花瓣草片上尖叫/在建筑玻璃上撞击翻筋斗/在海面上跳荡变幻/那些精灵……/那些精灵……//大地喝足阳光开始打饱嗝了/我们开始唱歌/每个细胞都嘴嘟嘟的”（《春天·感恩阳光》）语言相当蹊跷，随意看去，她的诗题材老旧，使用的“舞蹈”“花瓣”“跳荡”也都是些很普通的词，可一旦连成诗句，却立马化腐朽为神奇，巧妙的组合搭配使她的语言像早晨的树叶，新鲜而湿漉漉地生动，带有方言的蛛丝马迹。我们不妨完整读她的一首诗：

    这双放出春天的眼睛

    这双放出春天的眼睛

    你笑什么？

    阳光在你的光彩中皱眉

    圆圆的乌亮乌亮的春天

    我想在里面照出自己

    清浅，神秘，深不可测

    有探测器探进来了

    花是探测器

    月是探测器

    水是探测器

    伤害也是探测器

    一切的一切都是探测器

    从眼睛探到心底

    “波浪来了。”

    有人在说话

    是心在说话

    睫毛没下

    浪已到眼睛

    是泪水

    或又是春天

    “花是探测器//伤害也是探测器”。从一朵花怎么会联想到探测器呢？但这是“心”在说话呀，诗无邪，便生妙语。她唤醒了我们内心照见眼睛里的春天的某种东西。“波浪来了。”“诗的音调也许与诗人的自然音调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5]“找到了一个音调的意思是你可以把你的感情诉诸自己的语言，而且你的语言具有你对它们的感觉”[6]

    李冰和黄玲娜这两个80后属于典型的校园诗人，她俩的幸运在于“相思湖诗群”很好的写作氛围。李冰曾这样回忆她最初的写诗经历：“几个学生一起写，写完了就互相交流。如果别人对我的作品有疑义，我就马上在帖上阐述自己的意思，讨论得激烈时还会跟他们吵起来。”[7]作为在校生，李冰出版了《一棵白菜的阴谋》，黄玲娜出版了《她的名字》，这得益于方方面面的支持帮助。他们这个群体的可贵我在给黄玲娜写的序里已提到，“我特别看好的，是她和她的诗友们，一直像一个诗人那样写诗，而不是老是像学生那样写诗。对比之下，许多年龄比他们大一倍的师哥师姐，至今还津津乐道自己当年是‘校园诗人’。她的《白鸟过境》、她的《兄弟》、她的《饥饿的苏丹》体现了一个诗写者对人性深度的挖掘，也表现了驾驭语言的娴熟”。她们的诗分别入选过多种年度选本。即使在出版已变得容易的今天，她俩的成绩仍相当不俗。

    跟前辈不同，尽管她们身上烙着少数民族血统的印记，却很难在她们的文本里寻觅到本土文化基因。这是中国特色“大一统”教育培养的一代，又是互联网、电视等“全球化症候”患者，在这个“总体性”的空间里，“每个人不论出身如何，都不停书写和改写着文化特征”[8]她们如同世界公民似的写“同一个梦想”：“我看不出有什么惊人之处/这张脸愈来愈陷入一座城堡当中//从墙壁上长出的脸有水泥味/这张脸有说话留下的水迹”（李冰《脸》）；“一只鸭脚拖鞋/游过/十九年浅出往世的沼泽”（李冰《十九往世》）。这样的情怀既可以出自黑发少女也可以出于金发少女，李冰自喻她的写作“思考方式呈放射性状态”，“主题腾空于现实之上”，“玄思意味浓厚”[9]，即使她写《中秋节》，甭说地域色彩，连中国语境也十分稀释。这跟李冰的学者抱负有关，她过于沉浸于所谓哲学沉思的智慧空间，忽略了个体“争取差异的权利”[10]。人类情感的普遍性，植根于表达的特殊性之中。

    我希望李冰今后的诗里多几棵白菜，“大米们、甘蔗们、红薯们……，你们的著作可还在某间阴暗的粮仓”。正是同一的文化背景，黄玲娜被来自遥远北方的《一只苹果的天赋》击中，从而联想到了异国的牛顿和孩子脸上的雀斑，却无意中遮蔽了身边野山野岭的龙眼和柚子。所幸“我们成为艺术家的代价是：将所有非艺术家称为‘形式’的东西视作内容和‘事情本身’”[11]正如李冰的诗活在冷峻理性的“音调”里，黄玲娜存在于弥散性的，润如酥的喃喃细语中：

    现在这小东西趴在我的肩上安心的睡着

    我轻轻地拍他的背

    他细嫩的小手把脆弱环在我的脖子上

    这不单是我给予他的，他也在给予我一个

    温暖，一整个安静地挂在我的身上

    ——黄玲娜《晚安，宝贝》

    广西女诗人的姿态总是安静的，一如“那株绿萝/在民族大道的草圃里，不为人知地/绿。素朴，不苛求阳光/不合群。多么像我，也曾经/不为人知地生长。”（陆辉艳《绿萝》）她们摇曳“簌簌簌簌簌”的声音，语言平和，内敛，哪怕使用大量的、密集的意象，“这些静静的花蕾”依旧“既不唱歌也不说话”：

    椭圆形的羊齿叶，你见过的，白白的

    ——它的耳朵。有一只，那里

    有一点点被树枝刮过的痕迹。但它好像

    ——已经忘记了。在深秋的阳光中

    安静地站着。那风干成了瘢痂的

    也在深秋的温暖中，散发出像血一样

    晕晕的热。更远的地方，芦苇轻轻的

    茫茫的成了一片海。风中万物波浪倒伏

    旷野如此空阔，如此广袤。它就这样

    站在天空之下，站在大地中央

    ——站在我内心的位置，一直这么站着

    很多年了，一直这么……悄无声息

    ——许雪萍《一只孤单的羊》

    消隐了事物跟他者的冲突，我为这女性平缓的内心世界动容。在“要想多怪就多怪”[12]的文化消费主义浪潮下，她们就像久违了的乡村音乐。

    我不清楚广西女诗人的“慢”是不是受到前行者的影响。作为她们中间最早在刊物上露面的黄芳，也是迄今发表作品较多的代表诗人，她诗歌的特点就是像呼吸一样轻柔。她曾在《诗观》里如是说：“对于我来说，诗歌是细，是慢，是静。是一种安宁美好而又忧伤的气息。我最大的愿望，是让这气息能更长久地在我的生活中停留。”

    是的，风一直在吹。她怎么可能不感觉到风的劲猛呢？可她却躲进自设的私密花园里不为所动。“风一直在吹。/从地面到树梢，然后消失在更远的远方。”（黄芳《风一直在吹》）“看见树梢的摇摆。/她知道鸟儿就停在上面，”（黄芳《在8楼某间空旷的房子里》）“而在风的另一面，/有更潮湿消失得更快的光和暗。/我看着，握着，缄默着。”（黄芳《风一直在吹》）她像热爱自己的父母那样小心翼翼地守护古典情怀，拍打着那睡去了的抒情年代。她渴望诗歌的质地总是如丝绸一般。“与父亲并排坐着的母亲，已经习惯。/她膝盖上的毛毯，质地柔软，花色斑斓。”（黄芳《我的父亲母亲》）

    我们来读她的一首代表作：

    一直很安静

    “你一直很安静。”

    你来的第一晚，风很大。

    我来不及辨别方向，

    风中的声音，轻轻地打开某个词汇暗中的深度。

    很久了，我失去了所有的能力：

    观望。悲伤。一只手抓住风中飘落的木叶。

    ——我陷于某个深不见底的泥淖之中。

    “你一直很安静。”

    你来的第二晚，风渐渐地远去。

    你用温暖的手按住厌倦、离别。

    ——按住生活压下来的沉。

    多么轻的端详啊，我在你衬衣的第一颗纽扣，

    听到了生命里最温柔的低音。

    我返回了最初的洁净。

    这首诗歌无可挑剔，黄芳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写出明显有缺陷的诗。唯有尝试才会失误，唯有失误才有新的可能。

    广西女诗人在我看来有些静宓过头了，如同游离在诗生活之外的“一只孤单的羊”，难免让人气馁。这是一群“乔姐姐”吗：“然后你俯身。继续拔野蒿子/暗沉的天色踩着你的背。你的背是/一张丢失了箭的弓。你踩着冬天的草地/软。那上面睡着一个孩子”（陆辉艳《乔乔姐》）。我倒希望她们更野性，更癫狂，拉开张满的弓，搭上锋利的箭镞，射出刺耳的尖叫，如魔女咒，如夜鬼哭。拿破仑说过：“在爱情方面，唯一的胜利就是逃跑”[13]。

    写作，也是一种反抗！

    一大片。在野外，它们有最柔弱的腰

    它们放肆，没有经过驯服，随风

    自由地摇晃。它们撞击我的手臂，湮没我的

    肋骨，它们的边缘尖利，擦着我的脊背

    ——陆辉艳《野外，一大片白茅》

    注释

    [1]朱迪丝·怀特《谈一谈诗》（《准则与尺度》399页，北京出版社2002.11）

    [2]约瑟夫·布罗斯基《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20世纪外国重要诗人如是说》301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11）

    [3]约瑟夫·布罗斯基《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20世纪外国重要诗人如是说》301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11）

    [4]《随园诗话》卷一·二5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5）。

    [5]山姆斯·希内《进入文字的感情》（《准则与尺度》453页，北京出版社2003.1）

    [6]山姆斯·希内《进入文字的感情》（《准则与尺度》453页，北京出版社2003.1）

    [7]欧洪梅、蒙夺《李冰：诗样的青春，思考的人生》（《相思湖青年》第九十六期）

    [8]让·巴詹《普遍化族裔研究》（《全球性症候》225页，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3）

    [9]李冰《广西女性诗歌创作现状》

    [10]让·巴詹《普遍化族裔研究》（《全球性症候》224页，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3）

    [11]尼采《权力与意志》第一编第十一章3页（漓江出版社2007.2）

    [12]帕米拉·罗伯森《对麦当娜谈什么？何时谈麦当娜？》（《俗文化透视》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1）

    [13]尼采《权力与意志》第一编第十一章7页（漓江出版社2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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