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独自躲在空空荡荡的教室里，读这些描写大革命时期广州一群青少年男女的文字，外面的“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地进行。无论是所受的教育，还是男孩子骨子里好动和好斗，都使我对这场“革命”既羡慕又渴望，沉浸在节日的狂欢之中。可由于年龄的原因，我们这一拨人只能是革命的旁观者。大串连、大字报、大辩论、大武斗，甚至惨烈的枪战，都是比我们大一茬的哥们姐们的事情。由于置身事外，我也几乎没有感觉过恐怖，反而莫名地亢奋。我想学儿童团的前辈那样给“前方”送弹药，却不知该上哪儿报名。唯有当亲人被批斗，自己坐在会场一角，逃避四周钉子般投射过来的目光，才体验到运动的触及灵魂的和惊心动魄的威力。
许多回顾十年浩劫的描述，都认为“革命”的铁扫帚把一切角落的“污泥浊水”全荡涤了，就像一把篦子将头发上的“虱子”仔细滤了三遍。可就像在那个开口闭口似乎已彻底革命化了的年代也有人偷情一样，春草并未被野火烧尽。我就偷偷摸摸读过古今中外许多“毒草”。之所以选择无人的教室看书，并非日后要标榜当初多么有远见或勤奋好学，而是我家就住在学校里，在那里更便于逃避家长的监督。如今的小学生一般还稚气未脱，我们那一代要早熟一些，恐怕是经历过更多风雨的缘故。偷读禁书颇有地下工作者的味道，使人不自觉地扮演某种冒险的角色，那种高度戒备的状态，让人觉得刺激异常。
我那时遇到小说表现恋爱与情欲的章节，受好奇心和窥视欲驱使，尽管面红耳赤，却忍不住一看再看，直弄得心旌摇曳，精神恍惚而难以自拔。这也是我们在成长岁月生命中所缺失的一面。时下的小字辈，从电视里特别是VCD影碟中更直接、更具体目睹其详，早就见怪不怪，认为我们当年老土了。然而文学有比影视更具魅力之处，那就是读者能够充分发挥想象力，按照你心灵中美的认知去“套”作品主人公的模样，而影视中某个不符合你审美观念的演员简直让你倒胃口。除了几本《今古奇观》之类的书，以及十九世纪之前的外国文学，我们当时能接触到的，其实不外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根本不知道西方以卡夫卡为代表的优秀作家的存在。在我今天看来，《三家巷》艺术平平，它当年在众多同类主题的小说中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乃因为其中大面积描写了少男少女的爱情。
我解读的私人经验是片面的，应该受前辈们责怪，在我却是很真实的坦白。“革命”不仅在别的小说里同样发生，在现实里每天都在迅猛进行着。但南方特有的潮湿气息，那种脉脉温情，像白玉兰馥郁香味弥漫在这本书的字里行间，历史时间因而注入了生命情感。勇士佳人相拥吻的非常柔软的嘴唇，那黑得像发光的漆的眼睛，都给那个时代的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记。《三家巷》里不仅有彩虹般眨眼就逝去的美人儿区桃，还有陈文婷——一个娇气、任性、爱使小性子的资产阶级小姐，她苗条身材，鹅蛋脸儿，才十三岁就十分逗人喜爱，模仿哥哥姐姐们追逐卖懒，深深陷在爱情之中因而一度成为革命同路人。陈文婷小心眼，喜欢跟朋友怄气，学校恳亲会要演出白话戏《孔雀东南飞》，她心跳跳也想参加，可一旦得知周炳区桃演男女主角，而安排她扮演母亲，直气得从那深棕色的眼珠子里溅出两颗泪珠来。她冷冷地说：“不管怎样，反正我不高兴演戏！”她对演戏这桩事儿本身，也狠狠地咒骂了一顿：“演戏这个玩意儿，到底算个什么行当？当着这么一千几百人，摸摸捏捏，挨挨靠靠，还有个羞耻？说起话来，尽说些肉麻的话儿，叫人听了，起鸡皮疙瘩！你在戏台上和桃表姐成了夫妇，你将来也能和她当真是夫妇吗？女孩儿演上几回戏，不知要赚来几个丈夫呢！”几段对话，陈文婷的尖酸刻薄跃然纸上，无意中恰恰留下了林黛玉的影子，一颦一笑，注入了色香味，人物反而平添了几分真实可爱。
在天天讲阶级斗争的大背景下，在一个崇尚“铁姑娘”精神的环境里，陈文婷明显属于异类。尽管在理性上坚决排斥她，但她所代表的不可回归的浮华，那种微弱烛光所辉映的玫瑰花瓣的橙黄色情调，对我们这些在冲冲杀杀中过着拮据生活的孩子，潜意识里却有着某种不同寻常的夺目光彩。这有点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的冬妮亚，这位林务官的女儿，另一个阶级阵营的小姐，在很长的一个阶段里，一直是整整一代“革命接班人”的“梦中情人”，她栗色的头发，领子上有蓝白相间的水兵服和浅灰色短裙，她如歌如梦的贵族气质，宛若她水兵衫的飘带，曾多少次在穿着补丁衣服的少年的想象中飘动。她活泼亮丽的美，使保尔后来交往的几位“政委”式的女性黯然失色，读者甚至没记住她们的名字。由于冬妮亚纯真的爱情没有附丽在解放全人类的大目标上，保尔最终与之分手，我们在思想上不得不肯定保尔的同时，内心却深深为他们惋惜。数年后，在清除铁路工地积雪时，这对久违的恋人偶然相遇，保尔用劳动人民的“粗鲁”，狠狠羞辱了冬妮亚彬彬有礼的“酸臭”。这一章写得过于剑拔弩张，大失对小女子呵护关爱的男子汉风度，使人极不舒服，觉得在感情上难以接受。很多年以后，我从一份资料得知，冬妮亚确有原型，但“相遇”这一情节却是作者为了主题的需要凭空虚构的。可见一切反人性的写作，在真实的生活面前是多么捉襟见肘。
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也成了广州芸芸众生中的一员，通过一部传记，我知道在这座讲求实惠的商业城市，也曾有过可歌可泣的学人风骨。这片南土，曾经蛰伏过一颗桀骜不驯的灵魂。谁说九十年代广东无文学，一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足矣!正是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广州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政治气候的“云图”。岭南偏于一隅，自古远离权力中心，当时的广东省委，也较之内地的领导者更为“开通”。也许两代作家在价值观念和艺术追求上相互并不认同，但无可否认，《三家巷》里充满了人情味的温馨描写，得益于彼时南国相对宽松环境的润泽。
我们不妨比较一下同一时期两位学者的不同境遇：身居中山大学的陈寅恪，暮年“膑足”，将其悲剧人生推至深渊，精神上遭受的凌辱更令其万分痛苦。但在世俗层面的生活上，他可以说享受到了广东领导人无微不至的礼遇和照顾。不仅特别为他供应副食品和进口药物，还派了“三个半护士”夜以继日轮班看护他，向他赠送了牡丹牌收音电唱两用机，为方便他散步而在其家门口专门铺设一条白色水泥路。他著书立说，也有专职助教为他记录整理。而就在天子脚下的穆旦，这位是二十世纪中国最重要的现代诗人之一，从美国芝加哥大学返回天津南开大学任教，不久就因当年参加远征军赴缅抗战，被打成“历史反革命”，“接受机关管制”，逐出讲堂，到图书馆监督劳动，从事整理图书、抄录索引以至打扫厕所之类繁重工作。当然，无论年龄还是资格，穆旦都是后学，无法分享“尊老”的文化情结，但待遇的天壤之别，南土的温暖和北地的寒冷泾渭分明。令人敬仰的是，穆旦白天要劳动，晚间要写“检查”材料，在恶劣的环境的抑郁心情中，利用了几乎所有的工余时间和节假日，用本名查良铮翻译了俄国早期象征派诗人丘特切夫的抒情诗和拜伦数万行的长诗《唐璜》。在去世前一年，穆旦骑自行车在昏暗的学生宿舍楼区摔伤，股骨骨折，为了不给因他的“问题”受苦的全家再增加负担，竟未让家人送医院检查。病中不但继续普希金诗歌的改译，这一年他还写下了二十七首诗作。当疼痛难忍时，他才让“烧一块热砖给他热敷止痛”。他说“不让我工作，就等于让我死”。他在“绝笔”《冬》中如此自画像：“我爱在淡淡的太阳短命的日子，/临窗把喜爱的工作静静做完；/才到下午四点，便又冷又昏黄，/我将用一杯酒灌溉我的心田。/多么快，人生已到严酷的冬天。”我用如此多的篇幅插入与岭南风物毫不相关的穆旦，是想向国人揭示，我们在景仰陈寅恪“独善其身”，“入污泥而不染”的传统文化人格的同时，对穆旦那样受西方文化熏陶，将生命的辉煌发挥到极致的知识分子，同样应该表达由衷的敬佩。
中国当代文化人受政治环境的制约是非常明显的。在我的印象中，只有经济学家顾准，在逆境中一直未停止对真理的求索。而被打成“右派”的作家诗人，大多停止了创作，直至平反才重新“出山”。可见他们并未将写作视为自己的生命，反而过分倚重“发表”。
回过头，重新谈《三家巷》，故事的背景地应该是广州的西关。先前河涌网脉纵横交错，“一湾绿水对城东，棹歌添得荔枝红”。夏令时节，游人如鲫，从荔湾漫延至沙面及白鹅潭那边。唱着“咸水歌”的艇妹，悠然划着紫洞艇、小花艇和舢板，将热气腾腾的艇仔粥和炒田螺送到游客手中。管弦声，叫卖声，嬉笑声交织一片。
因为地价平，后来诸多富户筑豪屋于此，商铺连绵，成为旺地，娇生惯养的小姐，就像书中的陈文婷，娉娉婷婷摇曳在街面上，浑身散发着慵懒的气息，构成了独特的文化景观。然而真正使西关文化发扬光大的，是潘仕成那样的富商，他建的别墅“海山仙馆”，回廊曲径，水榭轩窗，十分精美。其内收藏的金石、碑刻、名帖、古籍之多，被誉为“南粤之冠”。他不惜花巨资刊刻成“海山仙馆丛书”56种，492卷，并分经、史、子、集四部，共120册。他还搜罗了历代书法名家法帖，雇请工匠精心镌刻成千余块石刻，陈列展览。其他还有“陈氏书院”各类精湛的木雕、石雕、砖雕、灰塑、陶塑、钢铁铸等装饰工艺，美轮美奂，这座建筑本身就是民族艺术的奇葩。可惜这一切，已成为明日黄花。
有次李陀等北京文人来广州，我请他们到江湾酒店喝茶，其中的张旭东还是从美国飞来的，我读过他翻译的本雅明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却想不到他竟如此年轻。李陀问有何去处能听听粤人吹拉弹唱《雨打芭蕉》和《彩云追月》，我不甚了了。广州长大的张梅，也只能指着前边说：“那里有家保龄球馆。”每当我走过下九路和十八浦，在人头攒动中寻觅一代儒商的伟岸身影，想象陈文婷她们对情人不计贫富的缱绻，一颗找不到归依指向的心灵怅然若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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