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两个毕业生考招到广州某报社，在珠江边上租了房子，我告诉她们说这里交通很方便，从住处走一百多米，就有公共汽车始发站，坐三站地就是报社，急的时候打的，刚跳表，不会超过十块钱，遇到堵车，还可乘摩的，广州摩托仔搭客屡禁不止，这段路程四块钱就能搞掂。我觉得已经把通行方式介绍得非常清楚了，这时她们中的一人发问道：“能骑自行车吗?”

    我一愣，这种曾经最中国的代步工具，我怎么压根儿就没想起呢?真是千里不同俗，上周我去北京办事，早上还看到满街上班族骑车咧。我说广州现在除了底层打工仔，几乎没有白领骑自行车了，没有私家车和公车坐的人，要么打的，要么乘大巴、地铁。

    我说不清楚广州数百万人骑单车上班的习惯具体是从哪一年开始消失甚至终结的。记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刚调到广州，那时还是有许多人骑车。印象最深的是报到后，我通过火车用集装箱托运的家具行李和日常用品竟要一个多月才运到，那时精力旺盛，中间我骑车跑过十几趟北站询问，每次都不了了之。骑自行车的好处是迅速熟悉一个你刚进入的城市，大街小巷，人情风土，不出一个月，跟自己的掌纹一样清楚。骑车上班晴天一身汗雨天两腿泥，当然辛苦，却也有很惬意的时刻，最美好的记忆是阳光明媚的早晨经过二沙岛，那时岛上还没有星海音乐厅、广东美术馆和别墅群，晨风里满岛屿的芦苇袅娜起舞，沿着窄窄的马路从中间穿行，十分诗意。有时还能看到歌星拍MTV。

    广州最早限制自行车行走是东风路，当时在报纸上还引起大讨论。人们普遍担忧日后如何上班.后来好些道路和大桥隔开机动车辆跟自行车道的铁栅栏先后被拆除，路面也渐渐被机动车挤占，骑车的人自然愈发稀少。当然这还与社会物质进步有关系。九十年代中期的民谣，一等公民“大奔载小蜜”，四等公民才轮到“单车雨衣伴老妻”。而此前十年我从大学出来，要搞到一辆“永久”牌自行车，还要女友通过上海局级的亲戚帮搞票才有配额。可见世界日新月异，没有什么堪称“永久”的事物。

    在我几乎快要遗忘骑车技术的二十世纪末，一夜之间又突然跟自行车结缘。1999年我到北大做访问学者，住在中关村中国科学院的黄庄小区，离校园也就两三里地，骑自行车往返最便捷。更主要是北大校园挺大的，在里边穿梭停放，没有任何交通工具比自行车更灵活自由了，上自白发苍苍的老教授，下到刚入学的新生，人手一辆。我进校第二天就买了一辆新车，开始挺小心的，两把锁，回屋扛到五楼门前存放，慢慢就烦了，不太在意，不出一个月，无翼而飞。到校里的修车铺再买二手车，不久又丢。只好求助于诗人阿坚，他能帮人买到又便宜又破的自行车，这在京城文化圈是出了名的。经常帮我弄来十八元、二十二元一架残旧不堪的“垃圾车”，不是少脚踏，就是缺刹制，除了铃铛不响，骑起来车身散架嘎嘎直响，想不到这样的破车也有人顺手牵羊。一年间，我换了六七辆车。最难受的不是车被盗，而是冬天半夜两点跟同学从学校边上的茶室喝茶出来，零下十二度冒着凛冽的寒风骑车回住处，身子就像一把筛子，全是洞眼，风直往里钻。手跟耳朵冻的生疼。我最后一辆二手车是八十元买的，七成新。快离校时，《我们》文学社的社长从本科直升硕士，打我手机想叫我转卖给他，一代代旧车就是这样“薪火传承”的，我叫他到勺园等我，送给了他.这是我最后的自行车。

    似乎文字比肉体更为久远，精神的自行车，却一直伴我行驶至今。广州老照片中，我以为最有震撼力的一张，就是俯拍的早晨海珠桥成百上千辆自行车景观。我有一首诗《风中的北京》，写的就是沙尘暴中骑车的真切感受。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南宁跟朋友创办的《自行车》诗歌民刊，一辆行动着的《自行车》悄然上路，时间已证明它是当时广西最重要的文学事件之一。我那沾满烟尘的文字的轱辘，仍在朝向历史最黑暗的深处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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