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无疑是近现代以来中国最重要的城市，这首先得益于西风东渐。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康熙年间所设的广州十三行，是中国最早的专做对外贸易的垄断机构。明末清初的著名诗人屈大均（其墓在离我而今居住的楼盘不足十里地的宝珠岗）在《广州竹枝词》有云：“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道光十九年林则徐奉谕任钦差大臣到广州传讯洋商，将收缴的鸦片集中于虎门销毁，中英鸦片战争由此发端。尔后三元里抗英，就爆发在离今天广州火车站两里地之处。而太平天国将士原本就被称为“粤贼”；其后孙逸仙发动辛亥革命推翻千年帝制，为建立共和牺牲的七十二烈士血洒黄花岗。黄埔军校、北伐都是这座城市抹不去的记忆。广州起义、农民运动讲习所则是诞生红色中国的脐带之一。1949年后的三十年，广州进出口交易会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唯一场所。改革开放至今又三十年，广州这扇敞开的南大门更是朝向太平洋、全世界。

    百年广州，就是百年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浓缩精华。曾经的“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到当下城市化迁移大学毕业生用脚投票“北上广”，都说明这座商业消费之都，与政治文化中心北京、时尚与资本重埠上海三足鼎立。

    然而，广州却是文学叙述最为弱化的城市。北京从老舍到王朔们，上海从张爱玲到王安忆们，在文字中一再被反复塑造。多侧面立体化地耸立在语言的家园中。除了客观存在于地平线上的遍布高楼的堵车的现代都市，尚可解读主观描述的存在于心灵中的一座座胡同里的四合院或弄堂里的石库门，构成更为永恒的文学地理。而广州，哪怕居住经年的鲁迅，也只是在日记中记下跟生于斯的许广平到中山四路的“妙奇香”吃饭而已。这家饭店毛泽东也曾和柳亚子喝茶，写下了“饮茶粤海未能忘”的诗句，十几年前我在文德路上班，也常跟文友们光顾。对广州唯一像点样的叙说只有一部革命文学，这也是我写下散文《何处寻觅三家巷》的原因。

    不过这也为我们的写作留下了空间和可能性。二十年来，本人就写了一系列呈现广州本相的诗篇，例如《天河城广场》《火车站》《广州》《经过》《在商品中散步》《1992年的广州交响乐之夜》《真实的风景》《杨克的当下状态》《岭南》《小蛮腰》等等。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在创作谈中就引用了海德格尔“诗就是以词为手段确立存在的”，“使转瞬即逝者永恒留存”的说法，而中国典籍中魏朝宋均注的《诗纬含神雾》和清代袁枚的《随园诗话》，都以为“诗者持也”，诗人通过语言把握事物与时代的性情，留存于确定的关系中。诗不同于小说，不追求展示世俗生活细节与城市肌理的局部，选择广州，是为了表现整个中华文明从农业文化朝向商业时代的大断裂和再生，赋予电话、股票、警察、玻璃、模特、博客等都市符号以现代隐喻，让困囿于麦地、月亮、秋天、荷塘这些凝固意象的汉语诗歌再度涅槃。因而书写当代广州，意味着汉语写作的一场深刻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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