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辉

    不知什么时候，我发现父亲竟然老了，他的眼皮开始下垂，皱纹也多了起来，头发愈加稀少，腿脚也不那么灵便了。那次抱女儿上自行车后座时，他显得十分吃力，一个趔趄，竟差点摔倒。

    注意到父亲这个样子，我心里很不好受。在记忆里，父亲总是那么意气风发、风趣幽默，何曾如此苍老和颓唐过。我在难过的同时，也更有一份自责，父亲是真的老了，可以说是在我眼皮底下老的，而我却浑然不觉。父亲渐老的蛛丝马迹，淹没在太多纷繁的生活内容中，在忙乱中错过却又在某个时刻清晰地浮到表层。当我意识到这点时，父亲已是六十八岁的老人了。

    年轻时，父亲走南闯北，到过很多城市，早期在大连、天津工作。但因奶奶极奉“父母在，不远游”的信条，坚决反对她的小儿子落脚他乡，在几次屡召不来后，佯装称病将父亲骗回。当时与父亲一起出去的同伴大都在外安身立命，开花结果，在大连的一个叔叔后来还官居要职，只有父亲回到家乡。不过，’如果父亲不回来，就不会有母亲，更不会有我们，那自然又是另外一种光景了。

    高傲的父亲在本可以做番事业的时候被召回了农村，但不甘寂寞的他又做起了生意，成了一个住在农村却又往返于农村与城市之间的生意人。

    父亲承包过乡里的砖窑厂、村里的机磨房，放过网线，跑过海鲜，做过鱼粉生意。从我记事起，他就经常出差。记得每次父亲回来，都会带一些家里见不到的零食或漂亮衣物。有一次他从烟台带回两袋苹果，个个通红鲜亮，又圆又大，我们的小手都捧不过来，闻着香，吃着脆，现在想起来，还馋得直想流口水。还有一次他带回一些糖果，其中有种棒棒糖，一条条的，做成了小黄瓜的样子，翠绿色，头上顶着嫩黄的小花，外面沾了一圈颗粒状的白糖。我们姐弟每人分到了两个，但谁也舍不得吃。直到外面的白糖化得拿起来粘手了，才商量着各自享用了。

    那时放学回家，如果见屋门后放一个大麻袋，就知道是父亲回来了，那里面除了有吃的、穿的、玩的，还有整捆整捆的钱。当时，银行的结算方式单一，电子汇兑没有普及，银行卡业务尚未开通，父亲外出收回的货款基本上都是用这种方式携带的。父亲的生意做得相当红火，每到年底，他的那些合伙人都聚到我家，在南屋叽叽喳喳，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抑制不住的喜悦与兴奋，这时候，我们便知道他们是在“分红”了。

    当时母亲工资微薄，靠着父亲做生意的收入全家九口的生活才不致窘迫，而过得十分富足。那时，我家隔三差五地吃炖排骨，吃红烧茄子。我们姐弟六个也是个个衣着光鲜。在那个时代，这可不是每家都能过上的生活。在我上小学四年级时，国家实行体制改革，母亲的单位鼓励个人承包，父亲决定包下当时供销社的招待所自己经营。这在那时是一个大胆而冒险的做法，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决定是明智而正确的。在此后的岁月里，在父亲不再做生意后，全家正是靠了这里的收人才过着比较优越的物质生活，也成了以后提供我们姐弟们读书全部费用的主要来源。

    父亲十分幽默，但对我们姐弟却一直很严肃，除了出差回来讲那个城市的风俗名胜之外，父亲从未对我们表达过什么，但他对我们的爱却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父亲又是个十分坚强而又内敛的人，他的苦痛从不让别人分担，只在心里独自承受。前几年，他与人合伙做渔网生意，谁知对方是个卑鄙的小人，暗渡陈仓独吞了生意的全部利润，但账目又做得不露马脚。那时，父亲整夜吸烟，喝茶，却不向家人发一句怨言、吐一点牢骚。父亲正直，守信，也正是这样，他的经商之途才会如此平坦，也正因了这个，才让他吞食了这个说不得的苦果。

    可能是因为那次的打击，可能是年龄越来越大，厌倦了奔波，父亲渐渐放弃了以前的生意，一门心思扑在了承包的招待所上面，不久他又将招待所的南屋改造，开了一排小商店。小店的生意不错，忙碌过一天，晚上清闲时，父亲就与他的几个老朋友喝茶聊天，下棋打球，日子过得倒也宁静和充实。

    后来，我们姐弟或忙着构筑自己的小家，或为工作而奔波，或被学业所累，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真正聚在一起的机会，也就是年后的几天和父母的两次生日。每次我们回去，父亲总是坐在一边吸着烟默默地听我们与母亲之间的絮叨，偶尔也插上几句。那时，他的烟吸得越来越频繁，话却越来越少。

    去年父亲生日之时，我们大家劝说父母搬到县城与弟弟同住，母亲尚无意见，但父亲却执意不肯。他不理解我们为什么让他放弃悠闲、舒适的生活，偏偏要把他围在钢筋水泥之中。我们没有坚持，对于老人，让他们过想过的日子就是对他们最大的回报。

    现在父亲依然住在乡下，跟母亲守着那一排小店。我们回去时，他还像以前一样跑出很远买零食和海鲜，不过，现在是给我们的孩子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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