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作中，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相应的岗位，都有相应的职责。不论是管理岗位还是普通岗位，只有尽职尽责，才能胜任工作，并最终脱颖而出。
也许你觉得自己的岗位微不足道，没有什么责任可言。实际上，小岗位也有大责任。一颗铆钉足以倾覆一列火车，一根火柴足以焚烧一片森林，一张处方足以危害一条生命，一个蚁穴足以溃塌一道大堤，一个垫圈足以毁掉一架航天飞机。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并勇敢地扛起它，才能从平庸走向优秀。
草原英雄小姐妹——龙梅、玉荣
40多年前，“草原英雄小姐妹”——龙梅和玉荣为保护集体的羊群与暴风雪拼死搏斗，用热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英雄的赞歌。她们的名字和英雄事迹，从内蒙古草原传遍大江南北，她们的故事被拍成电影、搬上舞台、谱成歌曲、写进课本……4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小英雄在养育她们的这片草原上，她们把自己当作普通人一样，在内蒙古草原默默地奉献着、奋斗着。
草原英雄小姐妹姐姐龙梅，女，蒙古族，辽宁省阜新县人，中共党员，1952年出生，现任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东河区政协主席；妹妹玉荣，女，蒙古族，辽宁省阜新县人，中共党员，1955年出生，现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办公厅副主任、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
是鲜艳的花果
1964年2月9日，小姐妹利用假日自告奋勇为生产队放羊，那时龙梅11岁，玉荣还不满9岁。中午时分，低垂的云层洒下了一串串的鹅毛大雪，怒吼着的狂风席卷着飞扬的雪花。刹那间，白毛风吞没了茫茫的草原：暴风雪来了！龙梅和玉荣急忙地拢住羊群，转身往回赶羊。但是狂风暴雪就像一道无形的墙，阻挡着羊群的归路，羊群顺风乱窜。在这关键的时刻，龙梅对妹妹说：“快去叫阿爸帮咱们拦羊！”小玉荣听了姐姐的话，掉转头顶着风雪拼命地跑，没跑多远就栽倒了。她起来回头一看，姐姐一个人在暴风雪中，左手拿着羊鞭，右手甩着脱下来的皮袄左右拦挡，没有自己这个帮手，羊群越发乱了。小玉荣顾不得再去叫阿爸，立即返回羊群，手里挥动着小皮帽嘴里不断地喊着。
龙梅和玉荣就这样拦挡一阵，跟上跑一阵，再继续拦挡、再跟着跑，不知拦 了多少，也不知道跑了多长时间。经过与暴风雪搏斗的第一个回合，龙梅和玉荣总算把散乱的羊群聚拢在一起。暴风雪都是一片弥漫分不清方向的，在狂风和寒冷中更显得恐惧和孤独，成人尚且如此。更何况孩童呢？暴风雪到了黑夜，似乎更加疯狂起来。她们凭借着地上积雪的映光识别自己的羊群，羊群照旧在风雪的呼啸中朝东南方狂奔。在紧紧追赶羊群的时候，姐妹俩怕失散，便机智地相互高喊着：“龙——梅”“玉——荣”，彼此关照激励着。
从中午开始一直到第二天天亮，姐妹俩整整奋斗了20多个小时。寒冷、恐惧、饥饿、疲劳、责任感全部集中在了两个小姑娘身上。终于，玉荣昏倒在雪地上奄奄一息；姐姐龙梅也好不了多少，但仍撑着跟在羊群后面。由于铁路工人和寻找她们的公社书记等人及时赶到，姐妹俩和羊群都安全脱险。
共青团中央在当年3月20日写信表扬她们的高尚行为，同时热烈祝贺她们加入了中国少年先锋队。《人民日报》以《最鲜艳的花朵》为题，报道了她们的感人事迹，她们被誉为“草原英雄小姐妹”。
英雄的信仰
小姐妹在暴风雪后先是在白云鄂博矿山医院进行救治，后转到呼和浩特继续治疗和休养。由于冻伤严重，龙梅失去了左脚拇趾，玉荣右腿膝关节以下和左腿踝关节以下做了截肢手术。小姐妹出院后，在政府关怀下，回家乡开始读书。
姐姐龙梅16岁时光荣入伍，后又进包头市医专、内蒙古蒙文专科学校学习，1982年调包头市东河区工作，1988年任东河区政协主席至今。姐姐任政协主席的同年，王荣和其他同志共同筹建内蒙古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任残联副理事长至今。
姐妹俩曾当选为全国人大第四、五届代表，玉荣曾是团十一、十二大代表，中国残联一、二、三届代表、还获得全国扶残助残先进个人、自强模范称号。龙梅还去过法国、日本访问，玉荣去过罗马尼亚、韩国等访问。30多年来，姐妹俩一直是各媒体关注的焦点。她们热情地接待每一位来访者，每个来访者都能感受到姐妹俩的赤诚和宽厚。
2008年，姐妹俩光荣地成为北京奥运会火炬手。
“人民卫士”的尊严——方红霄
方红霄，1970年出生，湖南省岳阳市人。现任武警云南省总队昆明市支队副支队长。
对人民群众，他饱含着赤诚与真情
1990年3月，方红霄从湖南岳阳来到武警云南总队二支队服役。自1993年，他便在昆明火车站担负执勤任务，与贩毒、贩枪、贩黄等各种违法犯罪分子展开殊死搏斗，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革命军人无私无畏、一尘不染的浩然正气。
云南省地处我国反毒斗争的最前沿。方红霄从担任班长、排长到中队长，6年间把800多名犯罪分子送进了监狱，令不法之徒闻风丧胆。同样，他几乎每天都要经历殊死的搏斗，身上的7处伤疤，每一处都是一次次惊心动魄的生命历险的见证。
靠着一身过硬的功夫和一双千锤百炼的眼睛，方红霄先后查获海洛因等毒品45.3公斤、假钞14万元、各类枪支41支、子弹2172发、管制刀具38540把，捕获各类犯罪分子1919人……对人民群众，方红霄饱含着赤诚与真情。枪口下，他舍身救出被歹徒劫持的人质；人流中，他冒死排除了即将爆炸的手雷……在车站执勤的6年中，被他接济的过往旅客有60多人，仅是资助丢失钱物的旅客就达上万元。
党和人民没有忘记这位人民的忠诚卫士，方红霄先后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三次，被评为首届“中国优秀青年卫士”，1998年被武警总部授予“护法勇士”的荣誉称号，成为首届“中国武警十大忠诚卫士”和“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获得者。
“人民卫士”的忠诚
1995年3月，方红霄因功绩卓着，被武警总部破格提拔为排长。正式上任前，支队政委王瑛找他谈话：“方红霄，你现在出名了，又当了干部。那些贩毒分子既恨你，又想在你身上打主意，一定要擦亮眼睛，经得起考验。”方红霄说：“请支队领导放心，不管在哨位上遇到什么复杂情况，我宁可站着进去、躺着出来，也绝不会红着进去、黑着出来！”
1995年7月27日，昆明开往成都的特快列车正在检票进站，方红霄带3名战士，在“三品”检查处例行检查旅客行李物品。这时，一名身着迷彩服的中年男人，提着旅行包走过来。当方红霄请他打开包检查时，他把方红霄拉到检查台旁边，低声说：“兄弟，我包里有钱，让别人看见不安全。”说完，拉着方红霄到进站口的拐角处，拿出一沓钱，硬往方红霄口袋里塞。
方红霄挡住他的手说：“虽然包里装的是钱，也得检查完才能走。”对方一听，马上慌了神，急忙从外套口袋里掏出了两沓现钞，哀求着说：“兄弟，我上有老、下有小，你就行行好。这两万块钱可是真的，要嫌少我再给你。”说完，把钱放在地上，提上包就往站台里跑。方红霄紧追上去，一把揪住他的后衣领，叫来战士尤荣，当场从包里搜出了6万元假钞。
方红霄在这个特殊的哨位上，心中自有一杆秤，那就是“人民卫士”的尊严重于一切，高于一切。几年间，他拒贿达百万元。
方红霄和他的战友们，置身车站这个复杂的环境，在腐蚀与反腐蚀的战场上，金钱、女色始终没有污染这片橄榄绿，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履行着神圣的职责，扞卫了“人民卫士”的尊严，铸造了“人民卫士”的浩然气节，写下了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的壮丽诗篇，写下了“人民卫士”的忠诚。
职业道德的“导游”——文花枝
文花枝，1982年出生，2003年在湘潭新天地旅行社（现更名为湘潭花枝新天地旅行社）当导游员。现为湘潭大学旅游管理学院学生。
“我是导游，请你们先救游客”
2005年8月28日下午2时35分许，文花枝所带团队乘坐旅游大巴在陕西延安洛川境内与一辆拉煤的货车相撞。这是一次夺走6条生命、还造成14人重伤8人轻伤的重大交通事故。当可怕的瞬间过去，坐在前排的文花枝清醒过来时，发现和自己同坐前排的司机和西安本地导游已经罹难。她自己左腿胫骨断裂，骨头外露，腰部以下部位被卡在座位里不能动弹。营救人员迅速赶来，他们想将坐在前排的文花枝抢救出来，她却平静地说：“我是导游，后面都是我的游客，请你们先救游客。”
车祸中的幸存者、湘潭电化集团的万众一回忆说：“由于汽车碰撞得十分严重，每次救援一个游客都需要很长的时间。在等待救援的时候，文花枝自己忍着痛苦不断给我们鼓气，要我们不要睡过去、要挺住。小文还说，我们一定要坚持，我们一定要活着回去。很奇怪一个弱女子怎么还有那么大的气力给大家喊话。如果不是小文不断鼓劲，自己一口气接不上来可能也就完了。”事实上，文花枝此时被卡在前排，数次昏迷。不断给游客打气的她是最后一个被营救的伤员，当时已是下午4点多了。由于腿上的伤势严重，左腿9处骨折，右腿大腿骨折，髋骨3处骨折，右胸第4、5、6、7根肋骨骨折，伤口已经严重感染。为了避免伤势进一步恶化，医院专家小组决定立即为她做左大腿截肢手术，一位年轻的姑娘就这样失去了自己的一条腿。主治医生惋惜地说：“太可惜了，若早点做清 创处理，不耽误宝贵的抢救时间，她这条腿是能够保住的。”事后文花枝获得了“湖南省模范导游员”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国家旅游局在2006年1月专门做出了在全行业开展向文花枝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
用真诚和微笑对待游客的阳光女孩
文花枝出生于韶山大坪乡，父母都是普通农民，身下有一弟一妹，作为家中的老大，花枝只读了中专，一毕业就到一家酒店打工，最初每月300元钱的工资，自己只留下18元，其余全部寄回家供弟妹上学。2003年成为湖南湘潭新天地旅行社的一名导游，也许正是从小对家庭的使命感，养成了花枝对待任何工作都特别的认真负责，她每一次带团，游客留下的都是这样的评价：
1.在文花枝的带动下，我们一路上充满着欢声笑语；2.她是我见到的最有素质的导游；3.我们笑在脸上，而她笑在花丛中。
截肢后母亲流着泪将CT片递给了花枝，她平躺在床上足足看了3分钟。
文花枝又一次出乎了所有人的想象，接下来的日子，她一直用灿烂的笑容面对家人，而父亲却一直对女儿错过救治时间耿耿于怀。
在花枝出事后，许多人为她捐款，有一家公司想资助她的弟弟上大学，却被花枝谢绝了。所有见过花枝的人，都会深深地记住她那灿烂的笑容，而当提到她今后的打算时，花枝依然是一脸阳光般的笑容。
工作中的文花枝一直是一名用真诚和微笑对待游客的阳光女孩，她把游客当成朋友和亲人。每带一个团，她都按事先的承诺服务，每到吃饭时，她都先安排好游客自己最后才吃。游客称赞她是人品上的“导游”，是职业道德的“导游”。她被选为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被评为全国道德模范、中国十大杰出青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三八红旗手等多项荣誉称号。
为了乡村改革牺牲前途——李昌平
李昌平，1963年4月生于湖北省监利县一个小渔村。曾就读于湖北省机电学校，华中农业大学，中南财经大学。
从1983年1月起，李昌平先后四次担任乡镇党委书记、县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等职，经历了人民公社以来的农村改革全过程。
2000年3月，李昌平致信朱镕基总理，反映当地“三农”的突出问题。此信引起中央对“三农”问题的高度关注。
2000年9月，不堪当地官场压力的李昌平辞去乡党委书记职务，外出打工。
先后做过公司经理、编辑、记者。现为香港乐施会中国区顾问，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研究员。
人生中最关键的两步
对于李昌平来说，2000年3月他给朱镕基总理写信和当年9月他挂冠而去，南下打工，是他人生中最为关键的两步。
李昌平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便迈出了人生中最关键的两步。
他9岁的时候，长江大堤洪湖段燕子窝决口，洪水淹没了整个村庄。父母带着姐姐、哥哥和弟弟外出逃荒，把李昌平留给了奶奶照看。奶奶带着17个孩子，在一个500平方米见方的小孤墩上生生坚持了漫长的3个月时间。孤墩四周被水环抱，无数的老鼠、蛇、蚂蚁和蚊子包围了它。有的孩子染上了重病，有的孩子就此夭折。孤墩上没有哭泣和喊叫，只有一个老太太和她带领的孩子们望着无尽的洪水在内心泛起无穷的恐惧和战栗。
父母都是农民。家里共有5个孩子，负担很重，种田和打鱼没有多少收入， 经济实在太拮据。15岁的时候，李昌平考上了湖北省重点中学监利县棋盘中学。
父亲划着小船送他上学。但他实在对家里放心不下。父亲离开学校了，他又追上他，要跟父亲回家，种田、捕鱼，供哥哥弟弟上学。父亲命令他跪在地上，给了他一记耳光，一脚把他踹倒在地，愤怒地丢下一句话：“我李家几十代鱼花子，不缺你这个打鱼的！”
父亲划船走了。李昌平跪在地上失声痛哭。他暗暗发誓，一定要好好读书，将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回报自己的父母和脚下的这一方水土……大学时代，李昌平是学生干部。毕业后，他本来有更好的选择，但还是回到家乡湖北省监利县，当了一名乡干部。
李昌平先后在监利县的四个乡镇担任过主要领导职务。他发现，与中国的历朝历代进行纵向相比，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农村已经有了明显进步，但是，如果拿城市和农村、干部和农民、官方数字和实际情况相比的话，情况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就拿监利县来说，八成左右的农民种田要亏本，甚至连简单的再生产都难以维持。县里开会时却反复宣称：监利农业已经发展到了新阶段。财政供养的人口很多，而且像气球一样还在不停地膨胀。当地的一个领导干部概括干部的工作作风：早上，你约我，我约你（安排一天活动）；中午，你请我，我请你（公款吃喝）；下午，你赢我，我赢你（打牌）；晚上，你搂我，我搂你（跳舞）……而农村和农民，仍在大量税费的重压之下苦苦挣扎。
现实触目惊心，李昌平感到非常沉重。
1997年6月，李昌平任党委书记的柘木乡有一位村民因不满乡政府提前征收税款而以死抗争。正在武汉学习的李昌平代人受过，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赋闲两年之后，1999年12月，李昌平被任命为棋盘乡党委书记。两年的平民生活，使他更了解和理解了农民，也更能从农民的角度来观察和思考中国的“三农”问题。
2000年正月初四，李昌平去上班，也想看看棋盘的农民是怎么过年的。他开车从县城出发，往棋盘乡去。一路上，他看到农民们冒着凛冽的寒风，三三两两，背着行李，结伴出去打工。不管是拖拉机、客车还是货车，只要是往南方向 的，一律试着拦下来搭乘。就像装货物一样，直挤到车上没有一点空隙了，才驱车离开。
李昌平和他们聊天。一个农民告诉他，种了一年田，除去上交政府的，家里没剩下多少了。种粮食实在不划算，不如撂下土地，出去打工还能混几个钱。另一个青年农民干脆说：你们当官的心太黑了，我们不出去，没有活路。
这些话，锥子似的扎着李昌平的心。他是农民的儿子，太知道“农民”这两个字意味着什么。他生长在这一片土地，太清楚这一片土地上的酸楚与苦难。更加让他感到痛苦的是，他手下的村干部在路上拦截这些农民外出，要他们交了钱再走。村干部的理由很简单：他们走了，谁来种地？上级下达的交粮交款任务找谁要去？
晚上，李昌平一个人躺在乡政府的宿舍里，久久不能入睡。他想给县领导写封信，反映真实情况，但又迟疑了。1993年，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对当时县里的经济规划思路提出不同意见。文章引起了许多干部的共鸣，却得罪了领导。县委的主要领导将他视为另类。他虽多次登门做“深刻检讨”，却得不到原谅。再说，他所了解的情况，县领导乃至市领导也都是知道的。给他们写信有什么用？
他思前想后，辗转反侧，最终，做出了人生中的一个重大选择：写信给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当他提起笔，在稿纸上写下了“总理”两个字的时候，眼泪打湿了他的眼眶。
总理：
我叫李昌平，今年37岁，经济学硕士，在乡镇工作已有17年，现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我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对农民的深切同情，含着泪水给您写信。我要对您说的是：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
李昌平在信里反映了当地农村的几大问题：
盲流如“洪水”，土地撂荒严重；负担如“泰山”，还要年年增加；乡村债台如“珠峰”，基层政府难以运转；财政供养的干部多如 “蝗虫”，农民受不了；联产承包责任制被农民视为交费的枷锁；中央扶持农业的政策难以落到实处；基层干部对上级撒谎成风。
李昌平还说：
我在农村工作已有17年，先后担任过四个乡镇的书记，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沉重过。我不知道全国的情况，至少我说的情况在湖北省有一定的代表性。现在农民太苦了！农村的工作太难了！农业潜在危机太大了！
信写完了，李昌平还没有想好。他不知道到底应不应该把这封信发出去。他很清楚自己所处的环境。假如这封信真的引起了中央高层领导人的关注，对于他来说，是福是祸是很难说的。
他考虑了一下，自己有没有“说实话”的资格——有没有贪污腐败？有没有安排亲戚吃财政饭？他有底线。他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危险的。若自己有什么问题，一个大棒砸下来，他将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他有家庭，有父母妻女。他必须为他们负责。
他觉得自己没有问题。他李昌平是清白的。既然在经济上是清白的，那么在政治上讲几句实话，他相信自己不会坐牢。只要不坐牢，他什么都不怕。
而促使李昌平最终义无反顾地把信发出去的是两件事：一件事是县委在工作会议上下达了2000年的财政指标，他所在的棋盘乡农民人均负担又要增加200元；第二件事是李昌平在大会上红着脸把“工作经验”吹了一通牛皮之后受到了表扬，但在小会讨论揭露问题却被县委书记指责为“不讲正气”。
2000年3月8日，李昌平把打印好的信交给妻子，想听听她的意见。妻子看完信流了泪。她没有阻止丈夫，反而主动帮他把信发了出去。
李昌平的呼吁很快引起了中央的重视。3月中旬，朱镕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各级政府重视“三农”问题的严峻性，并派出农业部的同志组成调查组到棋盘乡考察。
湖北省委、省政府也作出决定，派出了省市县三级政府机构人员组成的调查组。监利县开始了轰轰烈烈的以化解乡村债务、裁减人员、紧缩开支为主要内容的改革。
省市县工作组在监利县待了一个月之后就离开了。改革“收到了成效”，取得了指导湖北全省的“监利经验”。然而这只是纸面的经验。实际上，改革谈何容易！改革的主要任务是要减轻农民的负担。可谁都知道农民负担重，谁都不愿落实政策减轻农民负担。减轻农民的负担，干部的利益和特权怎么办？一般乡镇的千万元以上的欠债怎么办？
改革的另一个主要任务是裁减人员。可主持这项工作的正是有权力安排自己的亲戚朋友“吃皇粮”的人。让他们来裁减他们安排的人员，他们能去下手吗？
李昌平陷入了人生中最孤独的岁月。监利电视台没有了他的镜头，《监利报》用“棋盘乡领导人”代替了他的名字。在县里开会，他不得不单独坐一个位置。散会后，他不得不最后一个离场。碰到官场的朋友，他不得不视而不见。他接触到的省市县几十个领导干部中，省长蒋祝平是唯一一位在公开场合赞扬他说真话有勇气的领导。
李昌平四面楚歌，陷入了万分尴尬的境地。
2000年9月1日，监利县委组织部负责人约李昌平谈话，传达了上级领导的意见：监利县很不稳定，李昌平是不稳定的中心；以后再有意见，尽量在党内说，不要让媒体介入；如果李昌平觉得在监利县工作不方便，可以把他调到别处，另行安排工作。
听说自己成了监利县的不稳定因素，李昌平很激动，但他马上就沉默了。他知道自己无论怎么抗争也是无济于事的。他想到了离开，并且去意已决。
9月16日，李昌平从乡政府出发，直奔县城。一路上，他一边开车，一边流泪。他把汽车停在长江边上，面对滚滚东去的长江，大放悲声。他想让泪水洗去他的痛苦、孤独和深深的悲凉。晚上，他把一纸辞职书交到了县委领导手上。
就这样，从3月8日到9月16日，李昌平经历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件。这个事件以他远走他乡而结束。
“三农”问题的解决
被朱镕基等国家领导人批示之后，李昌平信中所反映的情况成为国家制定有关“三农”问题政策时的重要参考依据。李昌平也多次接到国家有关部委的咨询电话和信函。此后，“三农”问题在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引起了广泛关注。
2006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正式废止。这标志着在我国延续了近三千年的农业税从此退出历史舞台。中央还连续几年发布了多个关于“三农”的一号文件，希望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创新，促进农民增收，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2006年，中共中央还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
每封信件所含的沉甸甸的分量——黄建发
黄建发是一名普普通通的邮递员。这只特区“鸿雁”，数十年如一日，冒严寒、顶酷暑，挎着绿色的邮包，骑着绿色的邮政车，跨过一道道马路，穿越一条条小巷，投递处理各类邮件1000多万件，行程达20多万公里。自1987年以来，他除完成质量检查任务外，凭着对厦门的熟悉和热情，救活各类“死信”、“瞎信”约2500封，其中有台胞寻找大陆亲人的来信346封，从而沟通了一些离散几十年的亲人们的联系，也将一些因地址误写的重要信函准确地投递到正焦急苦盼的收件人手中，从而演绎了一个又一个传奇般的动人故事。
心灵深处的震撼
1958年，黄建发进入思明公社邮电所当邮递员。他文化程度不高，但质朴、热情，只觉得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是天经地义的事。每天早上7点多出门送信，下午2点多下班回家，日日如此，平平凡凡，也没有觉得对邮递工作有什么特别的感受。有一天，一位老邮递员意味深长地向他说起了一个凄凉的故事，才使他心灵深处受到了极大的震撼。
某年在一所高校，有一对相恋了3年却又未捅破永结连理这最后一张薄纸的大学生，在毕业分配的前夕，男的响应政府的号召到新疆支边，女的因工作需要到一座南方城市。临别前夜，双方还一再相约，到工作单位报到后立即写信联络。
男方一到单位报到后立即如约写信，可是邮递员每次都误投到另一家名称极其相似的公司。时间一久，女方暗暗猜想，说不定男友去了新疆之后，耐不住寂寞，又有了新的女友。男方远在边塞，新来乍到，工作与生活都较为单调与艰苦；急需情感的交流、心灵的慰藉，可一封封信发出，却杳如黄鹤，不见回音，便以为学生时代的浪漫早已为工作后的现实所替代，肯定是女友见自己身在边塞、环境艰苦而变心。于是，这对情投意合的恋人，似风筝断了线，失去了联系。数年之后，男的出差到了这座城市，在一次同学聚会上相叙，才得知误会的原因。可此时，女友早为人妇，已无法再续前缘了。双方留下了终生的遗憾。
听老邮递员讲完这个凄凉的故事，黄建发才实实在在地感觉到了手中的每封信件所含的沉甸甸的分量：信件虽轻，但一旦出了差错，却可能导致情人分手，骨肉分离，甚至误人前程。此后，黄建发才真正从心底里真挚地爱上了这一行。
练就一身“活地图”
爱上这一行，就必须干好这一行。而干好这一行的关键，就必须对厦门各大街小巷的门牌地址了如指掌。黄建发此后开始自觉地苦练基本功。平时出外投递，他格外留神一些比较偏僻的小巷或门牌编号不够规范的地址，回家之后，抽空反复背记。有时为了核实一个小小的地名，他还在工作完成之后，特地骑车去实地查证。纵横交错的大街、拐弯抹角的小巷，到处留下了他的身影。他还把一些同音的单位，一些容易混淆的路分类、分片记忆。“文革”期间，厦门很多路名、街名改成带有政治色彩而又很不科学的名称。“文革”结束后，又逐步恢复 原有路名、街名。厦门被中央定为特区后，新单位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特区的建设日新月异，旧街拆迁，路名、门牌编号的多次更改，新旧路名交替，所有这些给投递工作增加了很大的难度。为了适应新的工作要求，黄建发格外注意报纸、电视有关迁址通知，新区设立启事等，并认真整理积累新旧路名更改变迁的资料，建立了一本厚厚的“资料库”，上面分门别类，条理清楚地记着：电子、建筑、机关单位、宾馆、酒家……还有邮政信箱登记等。他把整个身心都倾注到投递工作中去，数十年的日积月累，终于赢得了厦门市区“活地图”的美称。在1988年厦门市举行的百家窗口竞赛授奖大会上，他上台表演，人们问他某地名位于市区何处，总共问了一百多个，不少是非常生僻的，有一些甚至是刚设立不久的，他都脱口而出，对答如流，无一错误，因而赢得了满场的掌声。
一篓篓幸福的收获
对厦门地名熟稔于心，黄建发工作起来得心应手。时代的际遇也为他发挥特别作用带来了机会。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海峡两岸相互隔绝了数十年，造成骨肉分离、音讯全无；国际反动势力对新中国的封锁，国内“左”的政治气候，也使不少人畏惧“海外关系”的名声，因而与海外亲人失去联系。
改革开放以后，拨乱反正，国门打开，海外关系得以正名。特别是台湾当局被迫放宽台胞赴大陆探亲以后，台湾等海外寻找大陆亲友的信件越来越多，而这些来信，很多是按新中国成立前的旧门牌地址寄出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数十年，由于地名的更替、住户的搬迁、人员的亡故，给这些信件的投递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面对“死信”、“瞎信”，黄建发以极端负责任的工作态度，凭借人称“活地图”的工作基础，急人之急，救活了一封又一封的“死信”、“瞎信”，沟通了这些失散几十年亲人的联系，从而也就有了一个又一个传奇般的故事：
破译“408”。有一封从香港“红十字”会转来的台胞寻亲信，写着收件人的地址是：厦门408路107号某某收。拿着这封信，在厦门土生土长、人称“活地图”的黄建发蒙了，从来也没听说过厦门有一条408路呀！按照例行规定，这样的信完全可以退回原处，但寄件人的地址只写着“内详”二字，退都无处退。想到寄信人盼望找到亲人的迫切心情，瞧着这明显错误的地址，黄建发无奈之下只好将信压着，但心里却怎么也放不下。走路时，他嘴里在叨念着“408路”；晚上睡觉前，脑海里常常浮现着“408路”，这样反复折腾了好几天，也许是心诚则灵，他猛然醒悟地想，“408路”会不会是闽南话思明北路的谐音呢？第二天一早，黄建发就直奔思明北路107号而去，真的就找到了收件人。原来寄信人年少离厦赴台，朦胧中只记得长辈们这样说，才写下了这一封密电码一般的寻亲信。看到收件人收到失散数十年亲人的信件的激动心情，黄建发的高兴劲儿就甭提了。
持续追踪。有一封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经转的台湾来信，信封上写着：中国厦门同安路9号×××先生转×××女士收。照址投递，没有找到收信人。黄建发知道这又是一封台湾同胞寻找大陆亲人的来信，就到有关部门寻找收信人的线索。没几天，又一封与这封信地址完全相同的信件再经美国转来，并在信封背后醒目地写着：“如收信人他迁，烦请改寄漳州市大沙查交×××夫妇转告主祷。”黄建发将两封信件一并转去漳州市邮电局。但几天后，这两封信却被退了回来，批条上写着“试投厦门大友路×××、×××。可是厦门市并无“大友路”，另添两个人的名字又是谁呢？按规定，这样无法投递的信件可作退回处理，可黄建发想到台湾同胞寻亲迫切才连发两信，决定继续寻找线索。厦门市有大中路、大同路等，他先到大中路查询，没有。一天，他追寻到大同路256号，当年的老房东说，“解放初这里住过一位名叫××的店员，老婆、丈母娘都姓×”。老房东回忆的人名和姓与试投收信人相符，可是这家人后来迁居到中山公园一带居住。黄建发又到公园东路与公园附近的复兴路一带查询。可这是20世纪50年代的事，没有人知道，估计这户人家后来又搬走了。怎么办呢？此时黄建发为这两封信已记不得跑了多少路，叩开了多少家的门，问了多少人了！论理，对寄件人也算是仁至义尽，可以心安理得地退件了。可黄建发并不罢休，由于业务熟，记性好，他依稀记得10多年前在开平路上段有个与收信人姓名相同的中年妇女订过一份杂志，就决定再去试一试。可到那里一问，这位妇女已于数年前搬到厦禾路了。在一个下着滂沱大雨的傍晚，他冒雨找到厦禾路，这封放在邮袋已3个月的信件，由于一个普通邮递员的恒心，终于准确地投到收件人的手中，使隔绝了30多年的亲人重新沟通了联系。
“你要活到120岁”。1988年，有一封从海外寄来、投递地址为“厦门五厝巷许玉英、许阿凤、陈温宫、温宫嫂收”的信，信封上还写着“已故的陈明煌家属均可”，信封的背面再特别注明“兹因46年来未曾联络，尚祈望同乡亲友代为查访，非常感谢，若为查访需要，此信可拆阅”，署名为许木耳。但厦门没有“五厝巷”这个地名，黄建发凭着自己业务功底，猜想可能是“吴厝巷”，因闽南话“五”与“吴”谐音。吴厝巷是一条偏僻小巷，黄建发抽个下班时间赶到那里，但从巷头问到巷尾，都找不到收信人。正在犯难的时候，一位老太太突然想起，在吴厝巷拐过去的靖山路15号，有一位90多岁的老人叫“允恭嫂”。虽然名字不同，黄建发还是带着一丝希望找到了这位老阿婆。起初这位允恭嫂也一直表示不是收信人，但黄建发还是耐心地将信件背面的说明请她仔细看一看，当允恭嫂看到“许木耳”3个字时，激动得两手直颤。原来，陈明煌是许木耳死去的丈夫，所谓“陈温宫”实际就是“陈允恭”。当许木耳的女儿从黄建发手中接过这封信时，禁不住眼泪扑簌簌地一直往下流——分别将近半个世纪的母女终于又能重新团聚了。以后，每当她们亲友团聚的时候，总要提起黄建发：“好人！好人！这样的好人要活到120岁！”
哲人培根说过，把幸福告诉朋友，得到的是两个幸福。当黄建发历尽艰辛，将一封又一封的“盲信”“瞎信”准确地送到收信人手中，看到这些收信人接到音讯隔绝数十年的亲人来鸿无比喜悦而激动的心情，黄建发在付出自己的努力，成全了别人，也收获了一篓篓的幸福。
“邮电局的”
如今国门更加开放，通信也更为发达、便捷，只要拿起话机，拨上号码，片刻之间，就可与远在大洋各洲的亲友通话，地球“变小”了，信件自然也就逐渐少了许多。但许多文件、原始单据、证明等，现在仍然需邮寄，人与人之间情感通过信件的详尽表达，也是电话无法替代的，黄建发依然觉得每封信件沉甸甸的分量，依然忠实地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丝毫没有半点松懈。
1997年9月前后，黄建发在例行信件质检时，发现一封某学院寄到新华路5号304室的信，已被邮递员以“查无此人”为由批退。细心的黄建发凭数十年的工作经验，觉得这时正是高校放榜时期，这封学院的来信，很可能就是高考学生翘首以待的录取通知书，要是轻易退回，就会耽误这位学生的前程，铸成大错。
于是，黄建发下班后亲自去了新华路5号，但新华路5号根本就没有3楼，哪来304室！他又连续走访了新华路55号、75号等与5字有关的所有住户，还是没有找到收信人。路名可能写错了！也许是写信人一时粗心大意，把与新华路相近的路名写成新华路了。于是，他跑到华新路，逐户打听，找不到收件人。又跑到兴华路，历经曲折，终于找到了收信人。收信人激动得不知怎么才好，一直握着他的手说：“真遇上好人了，真遇上好人了！不然我就错过了上学的机会。”
有一次，四川某驻厦机构的一位同志急匆匆来到投递组，说当天下午要飞回四川，而四川寄出的身份证尚未收到，请求帮忙查找。要在尚未分拣、堆成小山般的信件中找出这么一封，难似大海捞针。但黄建发了解用户的心情，毅然特事特办，破例单捡，忙了好长时间，终于找到了这封信件。没想到这位用户感动得连说谢谢而后匆忙离开时，却又把当天下午飞往四川的机票遗落在黄建发的办公桌上，直到中午下班时黄建发才发现。为了不影响这位同志乘机，黄建发和另一位同志不顾工作的疲劳，骑车直奔用户单位。该单位职工对他们如此认真负责的工作精神的敬佩之意油然而生，连忙问他们的姓名，他们只回答说“邮电局的”，就走了。
“邮电局的”，平平凡凡的一句话，却掩不住黄建发极不平凡的业绩。
用自己的行为书写着诚信和责任——宋先钦
很久没来了，坟堆上全是枯黄的巴茅草，轻轻一碰，那洁白的花絮就漫天飞舞。扯下巴茅的茎，宋先钦开始编织小扫帚。那可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小精灵呀！
只有3岁，没事就喜欢拖着他的巴茅扫帚学大人扫地，每天宋先钦回家，小孙子都会顽皮地拿出他的巴茅扫帚给爷爷扫身上的泥巴，然后咯咯咯伏在爷爷的肩上挥舞小扫帚扫呀扫……呆呆望着一大堆欠条和小扫帚化为灰烬，宋先钦不禁潸然泪下：要是孙子还在，应该读五年级了。都是那笔让人伤心的债呀！
这一天，宋先钦还清了最后一笔债。连本带息，共计304600元。
一句顶天立地的誓言
莲花村是后塘瑶族乡最大的村。上世纪80年代，刚刚摆脱计划经济束缚的农民，都想舒展一下筋骨，去找一条好的致富门路，可就是苦于没有一个好的带头人。1984年，支部改选，38岁年富力强的宋先钦高票当选莲花村的党支部书记，乡亲们选他当书记，不仅仅是看重他的人品，更看重的是他的能力。十里八里的乡亲们都知道，宋先钦是个“能人”。只有小学文化的他，向来好学肯干。1972年，宋先钦当上了村里的赤脚医生，给乡亲们免费看病。他会酿酒、制糖、制稻种、养鱼苗、喂良种母猪……还当过乡办制药厂厂长、柑橘场场长、鞭炮厂厂长、砖瓦厂厂长，成了村里头一个“万元户”。
宋先钦不负众望，上任后带领群众修村道、架桥梁、办柑橘场、搞水稻制种，几年下来，莲花村的生产、生活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但宋先钦并不满足，想通过创办企业，壮大村集体经济。
1990年的一天，一位福建老板通过乡政府来到莲花村，带来了一个项目，说只要买他们的设备办个瓷砖厂，一年就可以挣30万元，每人每年可以增收400元！当时莲花村人均年收入不到200元，看来这真是个好消息啊！经过多次集体讨论和两次去福建考察之后，认为可行，村里决定上瓷砖厂项目。为了共同致富，经过多次大会集体研究，村里决定借债办厂。
1990年的11月2日，莲花村通过村民集资、贷款兴建起来的村办企业“湘西莲花瓷砖厂”，在一片欢声笑语中诞生了。正当外面为莲花村这个新兴企业欢呼的时候，莲花村村民的兴奋却如昙花一现：该厂生产的瓷砖做工粗糙，尺寸不符合规格；经技术人员查明，引进的设备根本就不是新的，而是用了几年后将所有部件喷上红漆再转卖的旧东西。听到这个消息，宋先钦一屁股坐在地上，半天说不出话来。就在这时候，原料和技术也成了问题。种种不利因素，终于在几个月后总爆发：产品大量积压，运转资金被死死套牢。宋先钦心急如焚，多方奔走联系，可还是不得不面对惨痛的现实：1991年8月，“湘西莲花瓷砖厂”在人们的垂头丧气中宣布破产。
那天，乡党委赵书记主持召开莲花村全体村民参加的处理瓷砖厂遗留问题大会。会上，赵书记向大家宣布：“乡亲们，瓷砖厂破产了，现在有十几万元的贷款和几万元的村民集资款需要公开处理。这也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经乡党委、乡政府领导认真商议，一致认为这些债务应为大家的共同债务，大家理应负责，共同承担：作为决策主要负责人的宋先钦承担2万元，其余每位村干部和曾到外省考察的人员各承担8000元，每位党员和村民小组长各承担600元，每位普通村民……”
一时间，会场鸦雀无声。很久，一位村干部站起身，哽咽着说：“乡里的决定，我没有理由不服从。可大伙也知道，就我这身高不到1.6米的小个子，身体不好，天天都用药陪着，干了三十来年却分到8000元债……我回家怎么跟老婆交代？没办法，我只有拎着绳子上吊了……”说完，他蹲在地上大哭起来。
“老关，别这样！”正一根接着一根埋头抽烟的宋先钦慢慢站起来，环顾会场。“乡亲们，我是村支书，办厂决策失误，我负全部责任，所有的欠款，包括村民的集资款，由我宋先钦一人偿还。”说完，宋先钦头也不回地走了。
那天，窗外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
会后，赵书记急忙找到宋先钦：“老宋，不要意气用事，不要逞一时之勇，你一个人怎么能还上这么多的债呢？本来，那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事，你还是重新考虑考虑吧。”“赵书记，老关讲的是心里话啊，他家里特别困难，真给他摊上8000元债务，没准他妻子就会跟他吵得不可开交。”宋先钦一脸平静地向赵书记解释，“还有，村里的两个老党员都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入党，人家为党拼死拼活干了一辈子，土埋脖子了却得了一堆饥荒，我过意不去呀！请你放心，我会做生意，我和我全家人干，早晚都会把债还上的！”
这天晚上，宋先钦在自家院子外面徘徊很久才走进屋里，不知该怎样将自己的这个决定告诉妻子。多年来，妻子省吃俭用，一心一意跟他过日子，现在还要她跟着一起还巨额债务，他于心不忍啊！许久，妻子终于发现一直坐在床上抽烟的丈夫有些不对头，问：“发生啥事儿了？”正不知如何向妻子摊牌的宋先钦一下子找到了开口的契机，趁机将憋在心头的那句话吐了出来：“我决定了，村里的那些债，我一个人还！”“什么？”妻子以为自己听错了，呆立在那里。沉默了一会儿，宋先钦又将那句话重复了一遍。妻子急得顿时哭出声来：“老宋啊，你好糊涂！我们家这个样子拿啥还啊……”宋宪钦痛苦地闭上了双眼。正在这时，宋先钦70多岁的老叔拎着一根棍子走进来，指着侄儿的鼻子尖大骂：“你这个东西！我刚听说你的事。你逞什么能呀？凭什么你一个人还那么多的钱？”骂着，老人流下了眼泪。宋先钦的大儿子宋成林也走了进来。但他说：“我爸做得对。他是好汉！别人都怕摊上债，我爸敢做也敢当。我们一家人一起还，就是要给爸争这口气。爸还不了，我还；我到死了还不清，就让我儿子接着还。我就不信咱们宋家还不起这笔债！”大儿子的话让全家人很震惊，也让一旁低头不语的宋先钦流下感激的泪水。
天灾与不幸难移还债志
那晚，宋先钦睡得很踏实。第二天一早，他郑重地对妻子、儿女说：“今后，咱们一家人什么时候还清那些债，什么时候再过好日子。”
正在读中学的二儿子和三儿子看着父亲一脸凝重的神情，竟也做出大胆的决定：暂时辍学干活，和父亲一起还债。就这样，原本学习成绩都不错的小哥俩将书包放入箱底，义无反顾地回到父亲身边。宋先钦内疚地说：“等还完债了，爸一定让你们将没读完的书补上。”为了这个诺言，老宋走上了漫漫的还债路。没想到，这一走，竟然是整整10年！
没有资金，没有项目，怎么办？宋先钦决定静下心来，好好研究。10来天，父亲到各地去转悠，到街头、电线杆上去抄致富信息；儿子们就跑新华书店，买一些经营管理方面的书，一条一条对照着研究。也就是这一次，宋先钦知道了 投资、风险、成本、利润、管理。最后，他们决定选择成本低、风险小的红砖厂。因为当时连后塘乡政府盖房子，都要到别的乡镇买砖，他们看好这个市场。
此时，宋家已囊空如洗。为能办起砖厂，他们在借款无门的情况下，只好变卖家产：先卖掉自家鱼塘，那是宋先钦的心肝宝贝，里面有已经培育几年的新品种的种鱼，按正常价格能卖1.5万元，但人家只出价8500元，因为急于用钱，宋先钦也只好认了；后卖掉宋成林在村里刚刚开办的录像放映厅，这放映厅投入了4000多元，对方见他急于卖掉，只给2000元……几个月后，宋家终于办起一家小型砖厂。从此，宋先钦带领家人以及几个做工的亲戚、老乡，将一锹锹的红土制成砖坯、晒干，然后一车一车地推入砖窑，熊熊烈火不断燃烧，不断实现宋家的还债梦……妻子叶腊梅是个典型的贤妻良母，经常要挑着几十斤的货物到各集镇上去摆地摊。为了能省下几块路费和中饭钱，她每次赶集都是挑着担子步行，饿了就用从家里带的两个红薯充饥。有一次，她去龙头庵乡赶集，挑着担子走了四五十里路，卖完东西后又摸着黑徒步走回来。天黑了，妻子还没有回来，宋先钦赶到路上去接她。在半道上接到妻子后，两人不禁相对痛哭起来。
宋先钦和儿女们每天吃过简单的早饭，便一起到砖厂开始新一天的劳作。砖窑里热浪袭人，一家人从早到晚个个汗流浃背，他们推着笨重的送砖车子，在砖窑内外往返。为使窑火更旺，宋先钦常常手拿着自家的大蒲扇对着窑送风……一窑又一窑的红砖带着灼人的温度从窑膛里出来，被买主一车又一车地买走。每运走一车，宋先钦一家大小都感到肩上的债务重负在减轻。自开办砖厂以来，宋家就开始省吃俭用，即使是孩子们盼望的春节，也只做几个简单的菜。记得那年除夕吃年夜饭时，对着桌上作为年夜饭的白菜萝卜，外孙女宋梅低着头不肯动筷，宋先钦过来哄她，孩子却冲他大喊：“我要吃鸡肉！”说得一家人眼眶发热。
宋先钦更是不知说什么才好，好久才泪流满面地说：“今年我们应该高兴啊。不管怎么说，我们在第一年就还上了1.24万元的债。等还完债，我们再好好吃一吃吧……”
天有不测风云
1992年9月23日，宋先钦从县城开会回来，因为惦记着新砖出窑的情况，顾不得吃中午饭就急匆匆跑到砖窑。他站在砖窑上面通过一个小孔仔细观察窑内的火候，看完第一窑，自然也想看一下第二窑，正顺着横在两窑之间的木板往前走，不料，由于饥饿、疲劳加上炎热，忽然一阵眩晕，一下子从几米高的半空中跌下去……“不好了，出事了！”大家喊叫着将宋先钦扶起，只见他口鼻出血，已不省人事，赶紧把他送进医院。医院很快就下了病危通知书，医生说：宋先钦的3根肋骨骨折，估计大脑也受到了伤害，有生命危险；即使他能够脱险，也很可能成为植物人。漫长的三天三夜后，宋先钦凭着坚强的意志终于从昏迷中醒来。当他渐渐觉得跟前正围着家人，而且家人个个泪水涟涟的时候，他用力地睁了一下眼睛，用尽力气喊：“都看着我干啥？赶紧去出砖，有天大的事情，砖厂都不能停！”宋先钦最担心的就是自己会下肢瘫痪，他让妻子掐一掐他的脚和腿，感觉还有知觉，他不禁高兴地说：“我没啥大事。”然而，他的身子却怎么也动弹不了。医院每天的床费是20元，宋先钦难以接受。他对妻子说：“咱们拿了药，回家慢慢治吧。”老伴和医生都不同意。宋先钦却说什么也不愿再住下去了，他求妻子：“让我回家治吧！我不能躺着不干活还天天交20元啊！”几天后，宋先钦被大家用担架抬回了家。由于伤痛的折磨，宋先钦的心情变得很坏。
一天晚上，他将孩子们叫到床前，闭着眼睛说：“如果我起不来死了，你们一定要继续还债，10年，20年，30年……不管还到啥时候，都要一分不差地还上。到时候，你们别忘了到坟上给我烧一把纸，告诉我还上了……”大儿子宋成林“扑哧”笑了：“这话可不像是我爸说的！爸，您可是凡事都不服输的，难道这点小病也能将您击倒？”听儿子这么一说，宋先钦睁开眼睛，嘴角露出很久没有过的笑意：“说得也是，我很快就会站起来的！”
1993年8月29日，宋先钦终于告别卧床的生活，可以下床了。他到的第一个地方，就是那两个为全家人还债没日没夜工作的砖窑。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1993年春节，宋先钦又还债2.3万元。按这个进度，还清“公债”还要十几年——这条路依旧漫长。于是，他决定再开发新的还债门路——制作爆竹。宋先钦和妻子曾有过制作爆竹的经验。宋先钦想，如果全家人利用晚上休息时间每天做一些，会另增加一些收入。他和妻子粗略算了一下，搞好了一年多挣七八千元没问题。宋先钦很快将设备和原料买回家。自此，一家人吃过晚饭后就围坐在一起做爆竹。这一年，一家人多还“公债”7000多元。只是他们谁也没想到，另一场不幸正悄悄逼近。
1994年4月6日，宋先钦一家人仍像往常那样：天还没亮就早早起来，吃过饭就去砖厂做工，3岁的小孙子留在家里。他们谁也没有注意到，前一天晚上做爆竹的炸药没有像往常那样小心地收起来。大人走后，小孙子模仿大人制作爆竹，做着做着，“轰”的一声，炸药被引爆了，小孙子当场被炸死……正在砖厂干活的宋先钦和家人得知消息后，拼命往家跑。宋先钦第一个冲进烟雾还未散尽的屋子里，一眼就看见躺在地上的小孙子，顿时昏了过去……醒过来的时候，他跪在地上，抱着已包裹好的小孙子的尸体失声痛哭：“孙子啊，都是爷爷……对不起你啊……爷爷答应过你，要给你买好吃的糖果……老天啊！我到底做错什么了？”
担心父亲过于悲痛伤身，宋成林蹲下紧紧地搂着父亲的肩劝道：“爸，不要太责怪自己了……只是孩子与我们的缘分就这么短……”他也泣不成声。
从那一年以后，宋家过年都冷冷清清，家里再也没有人碰过那让他们撕心裂肺的鞭炮。
但令宋先钦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灾难再一次降临到他这个已背负了十几年苦难的家。2003年，他最钟爱的小儿子宋理林因劳累过度猝死在家中。直到这时，宋先钦才发现，家里竟然找不到一件可以送儿子上路的好衣服……宋理林去世后的第三个月，他的妻子张会生为他生下一个遗腹子。宋先钦给小孙孙取名叫“常铭”，当记者问到名字的含义，张会生骤然红了眼眶，泣不成声。儿子过世，宋先钦的体重由原来的130多斤下降到100斤多一点，原本乌黑的头发也几乎在一夜之间全白了。
每次回想这些往事，他总是伤心地说：“很多很多人，甚至包括理林的两个哥哥也是这样说，弟弟不是有病，是活活累死的。二十几岁的人那个样子，好像四五十岁的人一样。替村里还债，我从没后悔过，我不愧对国家，不愧对组织，不愧对任何一个村民。我唯一感到愧对的，就是自己的亲人，对不起死去的孙、儿，我欠他们的，一辈子也还不完啊！”
“都说那少年十七 像绽放的花一样
可你背着那书包 背着书包回家乡
啊我的儿呀 孝顺的儿
你把那重担 放在自己肩上
寒冬不怕风和霜 仲夏任凭烈日烫
你只是一心想 只是一心想
爹爹承担的账 能早日还上
都说那人生三十 是当头的好太阳
可你呀一觉睡去 一觉睡去不起床
啊我的儿呀 不孝的儿
你怎能这样离开了爹娘 离开了爹和娘
啊我的儿呀 不孝的儿
咱们已经说好 还要一起奔小康
爹的心头结了霜 娘的眼泪比冰凉
你就不想一想 爹爹欠你的账
再也还不上 再也还不上……”
这首歌，深深地唱出了宋先钦一生中永远的痛撼天动地的诚信
宋先钦还债的事迹感动了乡里，也传到县城。1996年8月的一天，县里几位 领导下乡搞调研，特意到莲花村看望宋先钦。领导们说：“你的精神很让人感动！这样吧，你给县里写个申请，按破产企业的有关政策，银行的那些贷款就不用还了。”宋先钦心里很清楚：银行那些贷款再加上利息足有20多万元，自己只还了几万元，如果按领导的意思做，至少能少还10多万元。想了半天，他却说：
“谢谢领导！我认为那样做不行。我不能让国家吃亏。我一定要一分不差地还上！在我躺着不能行走的时候，我要辞去村支书，可大伙说什么也不同意，他们宁可到我家炕头来开会，也要让我干下去。大伙这么信任我，我不能做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村民的事。这钱，我还是要还！”
1998年，因负责乡镇企业的副乡长另作安排，乡党委领导找宋先钦谈话：
“老宋，你搞企业，是明白人，班子想让你接替那个副乡长的职务。”宋先钦一听，马上回绝：“班子看重我是我的荣幸，但我现在哪里都不去，我就在莲花村还债，除非我死了，否则我就一心一意地还……”
2001年12月28日，是宋先钦喜极而泣的日子。宋先钦将凑来的2800元钱分成两份，一笔2000元，一笔800元，穿过纷纷扬扬的大雪，分别送到村民涂莲花和宋文荣手中，这是他的最后两笔债务。到此，经过全家人10年矢志不移的奋斗，终于还清了所有债务连本带息共计304600元。
这天，宋先钦在砖厂边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这天，宋先钦对儿女们说：“人这一辈子，做成一件事就行了，替村民还债，我从没后悔过，我不愧对国家，不愧对组织，不愧对任何一个村民。”
现在，宋先钦已安排二儿子自费到卫生学校学习。他说：“我曾许诺，还完债后，一定让孩子把没读完的书补上。如今让孩子继续上学，这也是守信呀。”
一本本账簿，一摞摞收条，记载着宋先钦一家的艰辛困苦，也记载着宋先钦撼天动地的诚信。
如果为工作而死，值得——王顺友
20多年，他一个人跋山涉水、风餐露宿，按班准时地把一封封信件、一本本杂志、一张张报纸准确无误地送到每个用户手中；20多年，他一路奔波不喊累不叫苦，战胜孤独和寂寞，将党和政府的温暖、时代发展的声音和外面世界的变迁不断地传送到雪域高原的村村寨寨，把党和各族群众的心紧紧地连在了一起……这个人，就是木里藏族自治县邮政局的一个普通的苗族乡邮员；一个20多年来每年都有330天以上独自行走在马班邮路上的邮递员；一个在雪域高原跋涉了26万公里、相当于走了21趟二万五千里长征、绕地球赤道6圈的共产党员——王顺友。
“乡邮员是我的本职工作，再大的苦也要忍，不能给党丢脸”
王顺友是四川省木里藏族自治县人，1965年出生的他是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马班邮路投递员。
1984年。年仅19岁的苗族小伙子王顺友从当乡邮员的老父亲手里接过了马缰绳，子承父业，成为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一名普通的马班邮路乡邮员。当时，老父亲拍拍儿子的肩膀郑重地说：“送信就是为党做事，为党做事的人要吃得起苦。”王顺友把这句话牢牢地记在心里，走上了马班邮路的漫漫征途。
四川木里藏族自治县地处青藏高原东南缘，这里高山绵延起伏，全县海拔在5000米以上的大山有20多座，平均海拔3100米，生活和工作条件十分艰苦。王顺友负责的邮路从木里县城经白碉乡、三桷桠乡和倮波乡至卡拉乡，往返里程584公里。1999年，王顺友开始负责县城至白碉乡、三桷桠乡、倮波乡3个乡邮件的 投递工作，这条邮路往返360公里，他每月两个邮班，一个邮班来回14天，他每月有28天要徒步跋涉在这苍茫大山中的邮路上。
面对这绝无仅有的困苦，这个外表矮小、干瘦、背驼的“男子汉”以顽强的意志战胜了孤独寂寞和艰难险阻，每年投递报纸8000多份、杂志700多份、函件1500多份、包裹600多件，为大山深处各族群众架起了一座“绿色桥梁”。正如他自己所说：“搞好本职工作是我的责任，再大的苦也要忍，不能给党丢脸。”
“人总有一死，如果为工作而死，值得”
1988年7月的一天，王顺友送倮波乡的邮件来到雅砻江边，他把溜索捆在腰上向雅砻江对岸滑过去。不料，快到对岸时，溜索上的绳子突然裂断，王顺友从两米多高的空中摔在河滩上，邮件包从背上弹落在滔滔的雅砻江中顺江漂去。
王顺友“呼”地一下从河滩上爬起来，抓起一根树枝跳进湍急奔流的江中打捞邮件，几经搏斗，王顺友硬是从汹涌的江水中把邮件包抢了上来。此时，王顺友累得瘫倒在河滩上。可他只休息了一会儿，便又背上邮件向倮波乡艰难地走去。
2005年1月6日，王顺友送完倮波乡的邮件准备返回白碉乡时再次遇险。当时，他刚要上横跨雅砻江的吊桥时，吊桥的一根钢绳突然断了，整座吊桥翻了个180度，正走在桥上的一个马夫幸亏手快，伸手抓住了另一根钢绳，慢慢地爬回了岸边。另一个马夫和9匹骡马则全部坠入江中，瞬间就淹没在湍急的江水中，紧随其后的王顺友吓出了一身冷汗。看到当时场景的人在为王顺友感到庆幸的同时都问他：“你害怕吗？”王顺友说：“哪个不害怕哟，但是人总有一死，如果是为工作而死，值得！”
正是凭着这种极端负责的工作态度，20多年来，王顺友没有延误过一个班期，没有丢失过一个邮件，没有丢失过一份报刊，投递准确率达到100％，为中国邮政的普遍服务作出了最好的诠释。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