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的岗位就像一朵早春的迎春花，但如果人人都去呵护它，这一朵朵、一簇簇的迎春花将会在汗水与泪水的洗礼中向卓越迈进，将会以卓越的智慧折射生命之光的璀璨，将会漫山遍野地尽情绽放，迎来春融万物。
所以我们应该在平凡的工作中演绎不平凡的事业，在平凡的岗位上树立卓越的丰碑。
江山大地上一个跳跃的音符——何克胜
在建筑行业开辟出一片疆土
何克胜从1976年参加工作以来，积极要求进步，198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许多同龄人的佼佼者。入党以后他更加努力工作，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1983年走上企业领导岗位后，多次被评为江山县优秀共产党员。1985年还被省委授予“浙江省1984年度优秀共产党员”称号。1992年组织上调任他担任江山市第二建筑公司党总支书记后，又多次被中共江山市委和衢州市委表彰为优秀党务工作者。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2001年何克胜所在的江山市第二建筑公司面临着改制，时任公司经理、总支书记的他，是接受竞争，重新带领员工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拼搏，还是丢下几百名员工不管，自己找个安乐窝？在这紧要关头，他想到了“纪念鲁迅逝世15周年”、“纪念我们的文化革命先驱鲁迅”邮票上的一副名联“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他想到的是和自己一起艰苦奋斗的员工，他选择了前者。这一切，都需要他的胆识和信念。
他赢得了员工的信任，重组了企业，成立了江山市万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出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继续带领员工在市场经济的风浪中拼搏，使企业一切都有条不紊，而又快节奏地进行着。2006年5月，企业更名为浙江万厦建设有限公司。
企业改制后，自主经营成了企业的主旋律，但企业改制剥离了原有的大部分生产资源，企业的综合实力，市场资源、管理力量等方面处于落后的地位。何克胜同志出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后，为了尽快地改变这种不利的局面，他从高层管理统一思想，吸收现代企业管理的理念，实施企业诚信管理，开始用更高的视野，更新的观念，把握企业全局，根据企业所处的环境，结合自身的优势和弱 势，在企业发展中实施大战略。
战略一：扬长避短，突出抓主业。
主要是对公司内部调整机构，把握市场的需求，扬长避短，审时度势，凸显主业。
战略二：走出江山，寻求适合运作和发挥的市场。
通过努力营造企业与外部优势资源组合，选择信誉好的合作伙伴，构建适合的运作市场，提升公司经营水平，扩大公司规模与市场份额。
战略三：扩大规模，抓总量发展。
通过调整企业内部激励政策，拓展江山周边市场，主攻江西市场，实施老基地继续抓项目，启动新基地抓项目，从而推进企业的规模不断扩大，建筑业总产值迅速递增。
由于实施三项战略措施，把握了企业经营的主动权，从2001至2006年，公司的经营规模和建筑业总产值等迅速得到扩大和提升。公司迅速在周边市场和外省市场发展，分别在江西婺源、上饶、鹰潭，安徽黄山，本省的龙游、衢州等设立分公司、办事处。公司建筑业总产值比改制前的2001年增加了3.6倍，市外产值分公司总产值比率，从改制前的2001年的8.8％提高到2006年的51.51％。
公司获得了浙江省企业资信AAA级单位、浙江省工商企业AAA级“重合同，守信用”单位、浙江省建筑业诚信企业、衢州市建筑业重点骨干企业和先进企业等多项荣誉称号。
发展的责任，使何克胜总经理在开拓前进的路上，走得更远，走得更稳。他自己也多次被衢州建筑企业协会表彰为建设企业的优秀经理。2007年还被浙江省建筑企业协会表彰为优秀建筑企业经理。
在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不少建筑企业受到冲击，步履维艰，可浙江万厦建设有限公司因何克胜的诚实守信，市场不但没有萎缩，反而继续在扩大。不但在当地有坚实的基础，还发展到江西、福建和广西。2008年他的公司建筑业总产值完成3.75亿元，为国家创利税1291万元。今年预计公司建筑业总产值可达4亿元以上，预计创利税1350万元。公司近几年来连续被评为衢州市建筑业重点骨干企业之一。
集邮之家
何克胜虽然工作很忙，但在工作之余，他没有被灯红酒绿的生活所占有，而是读书看报、学习专业知识，并乐于在邮苑里寻求乐趣。他从开始一般的收集邮票、邮品，到慢慢地注重对邮识的了解、邮品的收集和挖掘，集邮成了他的业余爱好。在集邮的过程中，使他体会到集邮能“长知识，养性情，使人有耐心，使人待物严谨，使人处事认真”。
何克胜自1978年喜欢上集邮后，在工作之余刻苦学习，勤于研究，至今，他已有多篇集邮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如《方寸上的中国民居》《赏邮票话华表》《方寸之中的中国石雕艺术》《方寸苑里话瓦当》《方寸上的石雕石础趣谈》《由普“石狮子”邮票联想》……他把集邮文化和他的职业以及建筑艺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1999年11月1日，闽、浙、赣三省边界邮协联谊会集邮巡展，何克胜的邮集《新中国邮票上的中国石雕艺术》获三等奖。一位公司的老总在繁重的工作压力之下，还能写出这些集邮文章，他制作的邮集还能获奖，实在令人感到敬佩。
谈到何克胜总经理集邮，还有许多有趣的故事。1984年3月4日，星期日，农历二月初二，何克胜夫人路凤云在江山县清湖卫生院生下“千斤”，何克胜马上拿着一枚T90甲子年鼠票，直奔清湖邮电所，要求加盖当地当日日戳。营业员当即撕下当天的日历，贴上T90鼠票，盖上浙江江山清湖1984年3月4日日戳一枚，记载了他女儿出生地年、月、日的日戳，作为永久的纪念。
何克胜出生于1956年，属猴。在他生日那天（20世纪90年代），何克胜夫人路凤云为给丈夫献上其生肖邮票，曾让江山市集邮协会秘书长姜金林先生，通过浙江省邮票局业务科科长花去290元钱购了一枚T46庚申年猴票，以表达妻子对丈夫的挚爱和美好的祝福。
1996年10月8日，江山市集邮协会秘书长姜金林先生出差海南省，时任江山市第二建筑公司经理的何克胜，拿上一套J148海南建省纪念邮票，要求他在海南省省会海口市寄回江山。于是姜金林先生于1996年10月15日，在海口市用第0873 挂号信寄给了何克胜经理，了却了他的心愿。
何克胜夫妇都是市集邮协会会员，常常是夫妻双双一起参加集邮活动，而今他女儿也经常帮助父亲整理邮票，编排邮集。2003年江山市文化局开展“文化艺术之家”评选活动，何克胜家庭获“集邮之家”称号。同年12月31日获衢州市第四届“文化艺术之家”称号。
多少年来，何克胜不仅自己喜欢集邮，还在企业的员工中积极宣传集邮，向员工介绍集邮知识，畅谈集邮的乐趣与集邮的收益，把集邮文化融入企业文化建设上，使企业文化建设增添了新的内容。集邮文化丰富了企业文化，企业文化的建设推动了企业发展。
集邮促进了企业的发展，何克胜和浙江万厦建设有限公司，是江山大地上一个跳跃的音符，已经汇入了改革开放、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交响乐之中。
生产战线上的模范——马恒昌
马恒昌是辽宁省辽阳县人。生前曾任齐齐哈尔第二机床厂党委副书记、总机械师。
马恒昌小组曾以第一个试行班组民主管理分工，第一个组织工人技术研究会倡导班组技术革新，第一个倡议开展全国劳动竞赛，第一个制定和完善班组管理制度，第一个实行岗位责任制而享誉全国工业战线，被誉为“我国班组建设的摇篮”，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
“生产线上的模范”
1948年11月沈阳解放了，马恒昌所在的军工厂贴出告示，要全厂工人上班，并按家庭人数领取高粱米。将信将疑的马恒昌真的从工厂领回了一袋子救全家人的高粱米，也亲眼目睹了解放军驻厂代表从火车上往下扛粮食、帮助老工人往家里送粮食的情景。
当时工厂在恢复生产过程中，制约生产的一大困难就是工具、量具奇缺。马恒昌把珍藏在家中的一把“千分尺”捐献出来。这可把马恒昌老伴心疼坏了，这种尺，当时中国不能制造，十分稀缺，可以换回全家一年的口粮，即便在马恒昌全家发疟疾、吃不上饭的时候，都舍不得卖掉。最后，老伴在马恒昌的劝导下答应了：“给共产党用，俺舍得！”
1949年3月初，已经秘密加入共产党的马恒昌带领车工一组倡议全厂工友开展“迎接红五月劳动竞赛”，掀起了支援前线的生产热潮，有力地推动了工厂支前生产计划的提前完成。4月，工厂以马恒昌的名字命名车工一组为“马恒昌小组”，并授予小组第一面“生产竞赛模范班”的红旗，马恒昌小组从此诞生。
1950年9月，马恒昌代表小组参加了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小组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小组——“生产战线上的模范”称号，马恒昌被命名为全国劳动模范，成为光荣的开国劳模。从1950年到1976年，马恒昌共13次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
那都是工人的血汗钱
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德高望重的马恒昌兼任了齐齐哈尔市职工技术协会委员会副主任。他主动担起了先进技术推广传播使者的重任。他把小组和厂内的能工巧匠组织起来，在全厂开展以革新攻关为主要内容的群众性技协活动，攻克了一项又一项生产技术难关。几十年中，马恒昌和他的技术服务团队，足迹踏遍19个省市自治区，他们传经送宝无偿地进行技术服务。
马恒昌的儿子马春忠回忆起父亲马恒昌时说，他对自己、对家人已经到了近乎苛刻的程度，他立下了一条规矩：在个人利益和在荣誉面前，不张口、不伸手、不搞特殊化，始终把自己当成一名普通工人。
1985年，在马恒昌患病在京住院期间，家人也在齐二机床厂安排下来京，按医院规定的探视时间分别来病房探视。马老发觉了这一情况，有些不安甚至生气了，告诉老伴让他的儿女们都回去：“厂里给我看病都花好几台床子了，不该再让企业浪费钱财了。”1985年5月，癌症晚期的马恒昌在北京友谊医院住院，他对在身边护理的马春忠说：“北京不能再呆了，花钱太多了，领导说是不怕花钱，但那都是工人的血汗钱。”马春忠说：“这是父亲第一次不服从组织的决定”。
“马组”精神代代传
“同心共赢、勇为人先、敢于超越、兴企报国”是马恒昌小组精神理念。
60余年来，马恒昌和马恒昌小组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累计完成了93年的工作量，多为国家和企业创造效益2620万元，累计实现技术创新成果1190项。小组先后有3人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12人被评为省劳动模范，3人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1人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11人被选为省市人大代表或党代表，小组5次被命名为国家级先进集体，54次受到省部级的表彰奖励。
灿烂医学星空的一颗星——徐启彬
徐启彬是灿烂医学星空的一颗星，一颗较长时间不被人注目的星。在跃上人生苍穹后，他却以惊人的毅力在全速旋转，并闪射出耀眼的光和热。那么，他是如何跃上人生星空的呢？时钟回拨到70年前。
功夫不负有心人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军队以一个士兵失踪为借口炮轰卢沟桥，中国第二十九军拉开抗战的序幕。在抗战硝烟迅速蔓延的7月9日，一个男性小生命喜降浙江省温岭滨海镇的普通农家。初为人父母的双亲喜出望外，待儿子稍懂事后，就常带他到海滨玩耍，让他接受大海的熏陶，以使他长大后有海一样的大志、海一样的胸怀。
徐启彬没有辜负父母的殷殷期盼，抱有鸿鹄之志，从小学到中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读高中时，他像一棵拔节的春笋，德智体全面发展，成为温岭中学又红又专、人人看齐的标兵。他学业出众，任温岭中学学生会学习部长。在运动场上更是身手不凡，是学校100米、200米和4×100米接力的绝对主力，1954年，作为温州地区运动队的一员参加浙江省第二届运动会，还荣获过省运会中学组100米赛及4×100米接力的铜牌。
20世纪50年代初，全国掀起学习苏联“老大哥”的热潮。荣誉连串的徐启彬，高三时又被学校选拔为留学苏联的预备生。谁能想到晴天响霹雳，当政审和学业双审过关时，一个可怕的阴影却突然降临到他的身上。在体检时，他的右侧肺尖感染了浸润型肺结核。连高考都没有资格参加，留学苏联的梦想成了泡影。
20世纪50年代，我国掀起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潮，需要大量的工业建设技术人才。当年的高中优秀毕业生，都以报考理工科院校为目标，都以大学毕业后投身工业建设而自豪。一心想进理工院校深造的徐启彬，因身患肺结核而陷入痛苦的深渊。在当年，肺结核是人类的主要杀手之一，他惊愕了！在家休养治疗时，他看到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保尔·柯察金的高大形象震撼着他的心灵，从而使他从悲观的阴影中走出来。退却与他无缘。他还买了一些医学常识的书，积极配合医生治疗。半年后，他不仅恢复了健康，而且对医学产生了兴趣，报考医学院校，立志为救死扶伤奉献才智的愿望逐渐在自己心中扎下了根。
1956年夏，酷暑难当，体检合格的徐启彬怀着难以形容的心情走进高考考场。
功夫不负有心人。1956年初秋，徐启彬接到浙江医学院（浙江医科大学的前身）的录取通知，以优异的成绩成了该校医学系的一名学生。
在西子湖畔的校园里，节假日他约几个要好同学，结伴外出，享受西湖美丽的山水景色，而在平时，他专心聆听老师讲课，在课本上注满了各种符号；课余及晚自习在图书馆总能见到他认真学习的影子。第一年期末考试徐启彬是班内两名全优学生之一，为毕业后从医打下坚实的基础。
踏踏实实，兢兢业业
徐启彬德智体全面发展，受到学校的青睐。在由浙江医学院改名浙江医科大学急需师资之际，1960年，他提前一年毕业并留校任教，同学们或举杯祝贺，或相拥喜庆。虽然时处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困难时期，以茶代酒，但4年的同窗友情依然浓浓。徐启彬挂上浙江医科大学红底金字的校徽后，被安排在学校附属第一医院内科。他出了校门，走进附属医院病区第一天，心中默念着要好好干一场，为救死扶伤、培养人才做出好成绩，以回报社会。他第一次走进住院部内科三病房时，无论是中老年医务人员，抑或是病区的病友，都向这位个子高挑、血气方刚和充满自信的帅小伙投来信任和期冀的目光。他顶住工作和生活双重压力，一边搞好临床工作，虚心向上级医师学习，当好助手，专注地听他们分析疑难疾病，不时摸出随身携带的小本本，做好记录，积累临床经验。一边当好助教，白天协助做好教学工作，晚上挑灯夜读，自觉地加深加宽医学知识。他视病人为亲人，微笑常挂面颊，耐心听取病人和家属的病诉，细心地记录，并及时完成病历书写，受到上级医师、病人和家属的好评。通过3个月的临床学习后，科室领导就让他独立工作，除每天上午主治医生查房外，日常的早查房、晚查房及节假日查房都独立处理，还要值夜班。在教学上他视学生为弟妹，做到有问必答，认真负责，一丝不苟；讲课时有条有理，风趣幽默，深受学生的好评；课余时谈笑风生，与同学们打成一片，深受学生们的喜爱。在“十年冰封”的日子里，他力排种种干扰，坚守工作岗位，认真学习医学知识、积累临床经验，在从医道路上迈开了坚实的第一步。
停顿了十数年职称评审工作后，1978年，徐启彬晋升为心内科主治医生，自此，他的一天时间表更趋紧张而有序：白天，他紧张地从事日常诊疗工作；夜晚如不值班，他挑灯夜读，以拓宽加深心内科的知识。心内科是医院里的重要科室。浙一医院心内科在全省以至全国享有盛名。多少年来，该院心内科对其他医院的心内科医生负有“传帮带”的责任。徐启彬深谙不言自明的道理，决心严格要求自己，多在心内科高深理论以及疑难杂症上下工夫。他对冠心病的研究有浓厚的兴趣，早在十年动乱中的1975年，就与人合写《冠心病防治知识》一书，深受广大患者的喜爱。他的心内科诊疗技术和学术水平大有长进，1976年，浙一医院有了先进的超声心动图设备，徐启彬第一个请命参与此项新的工作，对多种疾病进行了专业研究，先后发表《双氧水声学造影对紫绀型先心病诊断价值的探讨》《感染性心内膜炎的超声显像诊断》（《中国超声医学杂志》）和《超声诊断不全性心内膜垫缺损的评价》（《中华心血管病杂志》）等多篇学术论文，其中《双氧水声学造影对紫绀型先心病诊断价值的探讨》一文在“文革”后被浙江省评为首届自然科学优秀级论文，并于1986年晋升为副主任医师，在从医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第二步。
1988年春节的年初三，一架波音大型客机冲上蓝天，平稳地穿行于太平洋上空，机翼旁飘浮着一团团白棉絮似的云团，机翼下的大洋泛动着丝绸般的光亮，机舱内的空姐微笑着走过来，在徐启彬的茶几板上放了一块小纸巾和一小盒糖果。徐启彬回过头来对空姐说声“谢谢”后，剥了一颗糖放入嘴里慢慢品尝着，而后又转向舷舱外、机翼下的浩渺大洋。他似乎神情安详，但心中却像太平洋的波涛汹涌起伏不停，一直涌动着一股难以抑制的感情激流。他琢磨着自己当访问学者的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美丽校园及其附属医学院先进的设备，想起医院领导及其同事们在心内科心血管病超声研究的重托与厚望，感到自己肩上担子的沉重，决心走好从医之道的第三大步，为攀登心血管病超声影像学诊断新高峰打好坚实而丰厚的基础。
勇攀超声影像医学新高峰
超声影像学作为医学影像学的一个分支，是一门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的年轻学科。就我国而言，超声诊断起自上海1958年的A型超声波对肝脏疾病等的探测研究。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国产M型超声心动图仪开展了对心血管疾病的检查诊断。1976年，我国从日本引进复合静态扫描超声诊断仪4台，浙一医院占有一 台。在当年，超声影像学尚处摸索阶段，M超及B超没有见过更未用过。在原放射科裘敏芗老教授的带领下，徐启彬主动请命参与这项新的具有挑战性的工作。
他和另一同事边学边做，经过多次的不断实践探索，完全驾驭了超声的特性。他除长期从事心内科临床超声影像学、培养新人外，就是潜心超声影像学心血管病专业的诊断和研究，勇攀这座当时被视为冷门而又畏途的新高峰。1989年6月自美国回国后，他更像一匹不待扬鞭自奋蹄的骏马，几十年如一日攀登在多有泥泞的临床和科研山道上，在《中华心血管病》杂志、《中华超声影像学》杂志、《中国超声医学》杂志等国内权威学术刊物上及美国Am H.J.和Am J.cardiol相继发表多篇高质量论文，并于1992年晋升为主任医师、教授。
自走上工作岗位后，徐启彬一路风风火火。在日常生活中，他讲话声音洪亮，为人热情爽快、乐于助人。他对病人如同亲人，对疾病容不得半点马虎，千方百计把诊断工作做好，让临床一线医生和病人双放心。在教学和科学研究上，他细心谨慎，真有“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治学态度与干劲。他给研究生和本科生上的大课，结合病例，结合图像，深入浅出，时有妙语插入，深受学生欢迎。他告诉笔者：“现在医院设备更新很快，为此软件技术也必须跟得上。我们的设备全部是靠进口，虽然国内也有生产，但在检验精确程度上还有差距……”优良的硬件设施为徐教授的医疗、教育和科研提供了有利条件。而今，浙一医院超声科拥有20多台彩色多普勒诊断仪，医疗设备与国际发展水平同步，可开展涉及超声领域几乎全部检查与治疗项目，拥有多个公司顶级的仪器，如西门子、GE、飞利浦、东芝等。
超声影像学的高峰永无峰顶，攀登已属不易，要领先攀登更为艰难。徐启彬动情地说：“我主要的研究方向是冠心病超声诊断，心肌对比造影。这些都是世界性难题，软件上，我们的超声检查水平在国内外处于先进地位，但我们不能骄傲，要想始终保持先进地位，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挑战。停滞在原地就意味着淘汰，所以我们的团队还要不断努力。随着超声的不断发展，电脑声像仪新技术的运用也越来越先进。硬件的飞速发展要求技术软件的不断提高，这使我又喜又忧。喜的是对我国的超声发展很有信心，忧的是自己在有生之年还能为国家为人民做多少贡献，能为国家培养出多少专业医学人才……”徐教授言语间蕴涵着强烈的责任感，令人感动不已。
几十年来，徐启彬在超声影像医学山道上不断攀登，成果丰硕。他在繁忙的临床和教学工作之余，曾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其中2篇发表在美国Am H.J.和Am J.Cardi01.杂志上，被SCI收录。他主参省级课题3项，其中“多普勒组织声像图对冠心病心肌运动的研究”通过鉴定，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并获2000年浙江省医学科学进步三等奖。他被邀包括《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中国超声医学》杂志、《浙江大学学报》医学版、《实用肿瘤》杂志、《浙江临床医学》
杂志等近十种医学杂志审稿和担任编委，参加《临床心血管病学》《临床解剖图谱》和《多普勒组织成像》等3种书的编写工作，主编《超声影像学》，该书为“十一五高等医药院校精品规划教材”。他多次出席国际会议，包括世界超声波学术会议（东京）、美国心脏病学术会议（华盛顿）和欧洲心脏病学术会议（斯德哥尔摩）等。1988年2月~1989年5月以访问学者身份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医院（U.W.hospitM）心内科从事心血管病超声研究，由于成绩卓越，被收入英国剑桥出版的国际传记中心名人录及国内多种名人录。所有这些成果都是对一位勤奋、睿智的医学科技人员的诠释与褒奖。
超声影像学的“祖师爷”
徐启彬已过了古稀之年，而今仍天天过着医院-家庭“两点一线”的生活。
回望他育人深浅不一的足迹，就会肃然起敬。赞佩他的确是一个永不怠倦的超声影像医学的领路人。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拂面。浙大附属第一医院接受了北医大附属人民医院超声心动图进修的首位医生，此后，安徽、江苏、黑龙江、新疆、云南等国内几乎所有省市，以及省内地市县医院医生陆续前来进修学习，徐启彬等理所当然成了带教老师。还被邀赴北京、四川、云南、江西等省市讲学。1979年8月，由中华医学会主办，浙江省分会协办的中日超声医学讲习班在浙江莫干山举行，正式代表44位，来自北京、上海、湖北、浙江、江苏等国内13个省市和部队代表，列席代表20位（浙江医生），由5位日本专家主讲，其中和贺井敏夫 教授是世界超声波协会主席，尾本良三教授是世界着名心脏病专家，还带来了两台B超仪器作病人检查示教。徐启彬作为浙江省正式代表及会务组成员出席大会，并是会后主要整理资料成员之一。此后，B型超声诊断腹部疾病的临床工作像雨后春笋一样在全国各大、中医院蓬勃开展起来，在检查例次及病种方面逐渐超越了超声波发展初期的M型心动图。可以说，莫干山讲习会是我国B超诊断的里程碑，在日本也被誉为“莫干精神”。而今，超声影像学的研究几乎涉及人体所有脏器及组织，彩色超声走进普通医院，目前国内超声影像技术的应用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一些高等学校还设立了医学影像专业，独立招生并培养研究生。浙大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起步早，是超声应用研究开拓者之一，徐启彬等几位先行者当之无愧地成了医学影像学的拓荒人。
1986年，浙一医院正式组建了超声影像科。徐启彬以此为起点，又开始了医学生涯的新征程。作为学科带头人，他始终以惊人的毅力、聪颖的才智和勇于创新的魄力带领全科完成繁重的临床工作、医科学生的教育及课题研究任务。1990年担任心内科硕士生导师，1992年，浙江大学医学院新建超声学教研室，兼任主任（主管5个附属医院教学工作）、教授。“从1995年开始，我每年主持一期国家级有关超声临床应用继续教育项目的研讨，会议带来的都是世界超声技术发展的前沿信息，使我国能紧跟世界先进超声技术的发展步伐……”透过几句高度浓缩的话语，读者不难揣测徐启彬所付出的心血和汗水啊！
2007年5月，第十一期国家级医学继续教育项目“彩色多普勒及介入超声在疑难疾病中的应用”的研讨会，在杭州举行。会议由中国超声医学工程学会资深理事、中华医学会浙江省超声分会顾问徐启彬教授主持。作为我国重要医学继续教育项目之一，徐教授在会上就“心血管病介入超声及临床应用进展”等两个课题做了专题讲解，与会者受益匪浅。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欣慰分享徐启彬临床科研硕果的同时，也看到他的学生遍布海内外，可谓桃李满天下。名师出高徒，他培养的8名研究生，而今都是挑大梁的业务骨干。他培养的第一个研究生从德国留学回来，现今已是超声领域中举足轻重的领军人物。现浙一医院超声影像科内现有32名医务人员，正高职称3人，副高职称3人，其中4名博士，12名硕士等，徐教授都给予过指点与帮助。
因此，他被年轻人誉为超声影像学的“祖师爷”。他有两个儿子，已分别毕业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现今在美国的新泽西州和洛杉矶，两三年才能回家一次。“孩子大了，要发展就随他们去吧，家里也会给予全力支持。”
他还十分高兴地说道：“已读高中的孙子，初中毕业时荣获美国总统教育金奖，7岁的孙女在全美舞蹈比赛中获该年龄组第一名。”说到这里徐教授脸上露出慈祥与欣慰的笑容。
千古流芳的孟泰精神——孟泰
孟泰1898年出生于河北省丰润县，1926年在鞍山炼铁厂当配管工人。1948年东北解放战争中，随军北上到通化铁厂。1948年底回到鞍钢，为支援前线日夜奋战。
勤俭敬业，爱厂如家
孟泰于1949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鞍山解放后第一批产业工人党员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他更加勤俭敬业、爱厂如家。他跑遍十里厂区，拣拾成千上万个炼钢设备零配件，建起了有名的“盂泰仓库”。在外国人卡中国人脖子的时候，这些零配件有力地帮助了高炉的修复工作，使瘫痪的高炉流出了第一炉铁水。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孟泰主动当了护厂队员，把行李扛到高炉旁。他爱厂如家，爱炉如命，冒着遭到空袭的危险，随时准备用身体护卫高炉，被誉为“老英雄”。他在工作中还善于思考，勇于创新，攻克技术难关，搞出多项技术革新和发明，如1950年发明瓦斯防尘罩、循环冷却水管等。在前苏联政府停止对我国供应大型轧辊，致使鞍钢面临着停产威胁的情况下，他组织500多名技协积极分子 开展了从炼铁、炼钢到铸钢的一条龙厂际协作联合技术攻关，先后解决了十几项技术难题，终于自制成功大型轧辊，填补了我国冶金史上的空白，被誉为“为鞍钢谱写了一曲自力更生的凯歌”。他自己设计制造成功的双层循环水将冷却热风炉燃烧筒的寿命提高了100倍。
孟泰的心里时刻装着职工，为工人排忧，为生产解难。在遭受三年严重自然灾害的日子里，为使工人保持好的体力，不影响生产，他把几个女儿靠挖野菜喂养大的两口猪送到厂里，为全厂职工改善伙食。在一批急待住院的职工因为没有床位而不能住院治疗，影响身体康复的时候，他买来废钢管，组成青年突击队，自制铁床，既缓解了燃眉之急，还节省了费用。1964年孟泰担任鞍钢炼铁厂副厂长后，亲手建起“孟泰储焦槽”设计出“热风炉”底部双层燃烧筒和冷却箱串联，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的能源和材料。在“文革”中，面对遭受严重破坏的鞍钢生产，他顶着各种压力，使鞍钢的生产秩序免遭各种各样的冲击。八年中，被工人们称为“身不离劳动，心不离群众的干部”，为恢复和发展鞍钢生产做出工重大贡献。1967年9月，孟泰因积劳成疾在北京病逝。
孟泰在工作中所表现出来的爱岗敬业、艰苦奋斗、坚忍不拔、自强不息、无私奉献的先进思想和优良品德，形成了激励全国职工的“孟泰精神”，成为上世纪50年代中国工人阶级的象征。“孟泰精神”至今仍然激励着我国工人阶级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是我国劳动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激励着广大职工群众在岗位上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做贡献。
大力弘扬孟泰精神
1997年，国务院总理李鹏在鞍钢考察工作时，专程到全国着名劳动模范孟泰的家中，看望孟泰94岁高龄的遗孀乔世英，并祝她健康长寿。李鹏总理和大家一起回忆起孟泰做出的重大贡献，他说：虽然时代变了，但我们不能忘记孟泰，更不能把孟泰精神丢了。在深化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的今天，更要大力弘扬孟泰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精神。他还对鞍钢提出的“学孟泰、爱鞍钢、做主人、创一流”理念予以充分肯定。
孟泰去世后，他的子辈和孙辈们继承了他的事业，绝大多数都留在了鞍钢。
大女儿孟庆珍在鞍钢工作37年，1990年从鞍钢机关干部岗位上退休。大女婿党兼几年前也从鞍钢退休，退休前是鞍钢职工大学的校长助理。孟庆珍的其他几个姐妹和后辈之中，有十多人成为鞍钢的一线工人、机关干部、学校老师。由于是老英雄的后人，平时他们在岗位上格外受到同事尊重，有时碰上外单位人员参观企业，领导也总是自豪地加以介绍。有了父亲的榜样，加上同事们的关注，他们工作起来更多了一份责任和压力，不敢有丝毫马虎，在什么岗位上都认认真真钻研、勤勤恳恳工作，不计较个人得失，唯恐给老英雄脸上抹黑。
孟庆珍和四妹在岗时就是有名的“精神文明优秀个人”和“三八红旗手”，多次受到总公司和鞍山市的表彰。孟泰的四女婿刘惠德从一名普普通通的鞍钢职工，经过踏实工作，当上了鞍钢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职务；外孙女婿王延绵由于表现出色，也走上了鞍钢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兼鞍钢实业公司经理的领导岗位。
如今，为鞍钢奉献了大半生的孟泰后辈们绝大多数都退了下来，在家中安享晚年生活。每当清明节到来时，一家人总要聚在一起，给老英雄的塑像献上鲜花。追忆往昔，老人们常常感慨如今人们赶上了好时代，但对待生活还得像老模范孟泰那样，不能丢掉艰苦奋斗、踏实朴素、无私进取这些做人的最基本道理和美德。
他的一生，已经和华西村融为一体——吴仁宝
“没有吴仁宝，就没有今天的华西村！”华西村村民如是说。“没有华西村，也没有今天的吴仁宝。”吴仁宝自己则如是说。1961年华西建村，吴仁宝开始任江苏省江阴县华士公社华西大队党支部书记。他22岁当村官，27岁当乡官，53岁当县官，59岁再当村官。他的一生，已经和华西村融为一体。
农村也要搞工业
华西村曾经很穷，“高的像斗笠帽，低的像浴锅塘。半月不雨苗枯黄，一场大雨白茫茫”是1961年刚刚组建的华西村的真实写照。70年代后期，当中国农村上下都在“割资本主义尾巴”时，吴仁宝却认准了“无农不稳，无工不富”这个理，领着华西村村民办了一个小五金厂。这个小厂子一年为华西村创利30多万元，靠这笔钱，几年里全村人住上了新瓦房，人均分配从130元上升到220元，村里还建成了5层大楼，用来办托儿所、中小学，被华西人自豪地称为“教育大楼”。
80年代初，中国农村开始经历一场重大变革，“分田到户、包产到户的承包责任制”迅速在各地推开。吴仁宝看到，中央政策的最终目的是让农民富裕起来。在那些地多人少、长年的大锅饭严重制约生产力发展的地方，分田到户是非常必要的。而华西村每人只有半亩地，人口在天天增加，继续把农民捆在土地上刨食，肯定不是出路。如何才能摆脱贫困，使腰包真正鼓起来？经过一番认真思索后他认为，农村也要搞工业！
中国农村的包产到户已在全国展开，而当时只有一个声调：包字万能，一包就灵！似乎谁不包，谁就背离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这样的帽子从四面八方打向一直坚持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的华西村，吴仁宝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政治压力。1980年5月，江阴县直机关召开党员大会选举县党代表，当时作为县委书记的吴仁宝竟然落选了。上级决定调吴仁宝任地区农工部负责人，然而吴仁宝请求说：“我来自华西村，还是回华西村，我是农民，我一生唯一的愿望就是为农民多干点事。”就这样，吴仁宝从“县官”的宝座上又回到了华西当农民。回到华西，他在村党支部会议上说：“华西村现在头等重要的任务是发展集体经济，让大伙儿的生活更加富裕，全面富裕！”他将全村500多亩粮田由30名种田能手集体承包，绝大多数劳动力转移到工业上去。
轻松建设亿元村
1983年，中国农村开始实行村长选举制，这一年，吴仁宝举着“共同富裕”
的旗帜出现在华西村村委选举大会上。他用最朴实的语言解释他的共同富裕论，就是有福同享，一家也不落下。这次，他获得全票当选华西村村长，此后，他的村长地位与个人威望就一直没有动摇过。1986年，华西村轻松地迈上了亿元村的台阶，这在当时的中国农村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华西村再一次被作为全国农村经济改革的成功典型。此后的20多年里，华西村的经济以20%的速度增长，发展后劲十分强劲。这源于吴仁宝在处理积累与分配制度上采取“少分配多积累、少拿现金多入股”的独特思路。他认为，农民办企业要发展壮大，自我积累很重要，不能依赖国家的贷款，更不能搞高息集资，而要增强自身的造血功能，农民的家底厚了，华西村的经济才会进入良性循环。
为了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村民们将搬进新居后余下的三排六栋平房，改建成4000平方米的南院宾馆。这里有三条古典长廊，客房厅堂采用江南农村的古朴陈设。第二年，又在村西南张家港河畔，凿池为湖，垒石为山，建造了农民公园。华西村以一种更欣欣向荣的姿态迎接各地客人。
1988年，“公司热”席卷神州大地，看着越来越多的人只向钱看，吴仁宝忧虑万分。他不信金钱是万能的，他决心物质、精神两手抓，搞一个国外没有、国内独创的“精神文明开发公司”。他挑选了群众威望高、文化素质好的党员干部组建开发公司。社会上赌博和封建迷信抬头，公司及时开办讲座，讲“赌博的危害”“宗教信仰和封建迷信”的区别；有的村民夫妻不和，婆媳不睦，就举办学习班，讲《婚姻法》《继承法》等有关法律，讲中国人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精神文明开发公司还配合、服务全村经济发展，开办了企业、管理、营销等讲座。
从表面上看公司不产生经济效益，但吴仁宝看得很远，公司所产生的效果是无法用经济效益来衡量的。全村人的整体素质提高了，村风民风变好了，凝聚力增强，大家齐心协力搞生产，这就是华西村的无形资产。
将集体制进行到底
上世纪90年代，全国掀起了乡镇企业改制的热潮。华西村没有简单地一改了之，而是因地制宜走出了“一村两制”的新路子。村民可以搞集体，也可以搞个体，但干部不得搞“一家两制”，更不允许搞“一人两制”。在农村，没有集体经济，想为老百姓办事很多时候就是一句空话。华西村走出了一条以集体经济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发展新路子。今天的华西集团是华西村的经济骨干，成为包括铝、钢、铜型材、纺织、化工与旅游的大型集团，并于1999年在深圳成功上市，成为中国第一个以村名作为企业名称的上市公司。
党的十五大以后，中央有政策明确提出“抓大放小”，乡镇企业“改制”
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吴仁宝对村办企业的情况太了解了，他提出要一手“抓大放小”，一手“抓大扶小”，必要时还要“抓小放大”。对那些关系到华西经济命脉的大企业——毛纺厂、线材厂、型钢厂抓住不放，继续花力气深化改革，提高效益；一些效益较差的小企业则转给个人经营，对那些有发展前途的小企业，加大扶持力度，在资金、人才、技术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帮助它们增强竞争力。
华西的改制以全新的思路别开生面，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使大中小各类企业都焕发出新的活力。时至今日，华西的50多个企业都保持了年年赢利的好势头，没有一家亏损。2007年全村实现年销售收入达450亿元，上缴利税超过8亿元。
经济发展带来物质的极大丰富，而集体经济也给村庄带来浓重的集体印记。
村中老人和无劳动能力者每月会有数百元的定额保养金。村里的劳动力都在企业上班，他们早出晚归，午餐在企业解决。一般村民工资不超过1000元，奖金则为工资的4倍左右，工资全领，奖金只发二成，另外还有部分分红。1984年，彩色电视机刚上市，有钱的华西人每户配备一台；1992年，由村里拿出200多万元，给家家户户装上了壁挂式冷暖空调器；1993年，在华西村相继成为“电话村”“彩电村”“空调村”“别墅村”后，吴仁宝和村干部又从长春一汽给村民们购来了一辆辆轿车。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现在生态旅游已成为华西经济发展的新亮点，常年能吸引200多万国内外各界人士到华西旅游观 光、休闲度假。
现在，华西村资产最少的人家也在100万元以上，村民都住上了洋气的第五代别墅，只有吴仁宝还住在上世纪70年代建造的老楼房里。满墙悬挂的合影、陈旧得嘎嘎作响的地板和老式双人床伴随老两口已经30年了。一开始，吴仁宝讲，等全村老百姓都住上别墅后，我就搬进别墅。现在他却说，我住老屋习惯了。
“不拿全村最高的工资，不住全村最好的住房，不拿全村最高的奖金”是吴仁宝早年给自己立下的规矩，几十年来，他恪守着这一规矩。
吴仁宝的一家，是个人丁兴旺的大家庭，全家四世同堂，28口人济济一堂，和睦团结相处。儿女们都有远大的理想抱负，曾希望到村外一展自己的才华，实现各自的人生价值。但华西村是吴仁宝的命根子，他希望儿女们继续扎根故土、建设家园。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袁庚
临老受命
“经过我的争取，你们妈妈年后要调到香港去上班，同我在一起。把你们留在北京，你们要好好照顾自己，好好学习和工作。为你们的父母不两地分居，干一杯！”1979年的春节团圆饭，袁庚向儿女们宣布了这一消息。此时的袁庚，已经62岁。早在1978年，已是交通部外事局代局长的他正思谋着回家养老，却突然临老受命，被交通部党组委派赴香港参与招商局的领导工作。
招商局当年是交通部下属企业，一直从事涉外工作的袁庚对招商局百年沧桑甚是了解。从1872年12月23日李鸿章向清廷奏呈《试办招商轮船折》，到招商局创办一批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工交金融企业；从1950年香港招商局全体员工率在港的13艘船舶起义，到如今全部资产仅剩1.3亿元；袁庚意识到招商局已到了非改革不能图生存的地步，他希望中央和国务院能同意招商局把香港的有利条件如资金、技术，与内地的有利条件如土地、劳动力结合起来。望着桌上展开的香港地图，他希望能在广东省宝安县新安地界上邻近香港西北角的蛇口划出一块地段，作为招商局工业区用地。
浓浓的春节气氛还没有散去，袁庚的设想就得到了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同意。那时百废待兴，国家也拿不出太多的钱来支持招商局，负责和袁庚谈话的这位领导对他说：“交通部就是要同香港结合起来，发挥各自的优势，可以创造外汇。我想不给你们钱买船、建港，你们自己去解决，生死存亡你们自己管，自己去奋斗。你要赚外汇，要向国家交税，要和海关、财政、银行研究一下，不然你这一块地区搞特殊，他们是要管的。”
这天正值邓小平访美归来，他的专机刚刚降落20分钟，袁庚夫妇俩就起飞经广州转道去香港。起飞前，袁庚脱下身上厚厚的黑呢大衣，交给儿子带回家。气温已经升高，南方已经春意盎然，袁庚要轻装上任招商局第29代“掌门人”。同时，他还兼任了蛇口工业区的第一任管委会主任、董事长、党委书记，他要为改革开放大业在南方点响开山的第一炮。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资本家给新上任的袁庚上了第一课，就是拿钱当钱。招商局买了一座楼，卖楼的人要求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那天星期五，袁庚开了2000万的支票给对方，对方拿到支票，马上开车以最快的速度存到了银行。因为第二天是星期六，银行关门休息两天，星期五15时之前不到银行去交那个支票的话，他要损失2000万存款3天的利息。袁庚想，内地的同志怎么也不会如此“拿钱当钱”。这个第一课随之诞生了“时间就是金钱”这句语录。
另一件事情催发了“效率就是生命”的诞生。600米长的顺岸码头工程，是袁庚主持的蛇口工业区第一批基础设施的重头戏。1979年动工伊始，由于采取了惯用的平均主义奖励办法，工人积极性不大，每人每个工作日运泥只达20～30车，工程进展缓慢。为了调动工人的生产积极性，他在车队工人中实行定额超产奖励制度，办法是每人每个工作日劳动定额为运泥55车，完成这一定额者每车奖2分钱；超过定额者每超一车奖4分钱。两件事情给袁庚巨大的激情，随之诞生了那句在改革中引起巨大反响的标志性语录：“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这个口号的提出在当时的确需要勇气和胆识。它不仅打破了当时人们“谈钱色变”的传统观念，更带给人们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效率观、价值观。有学者认为，这个口号是“冲破思想禁锢的一声春雷”。来蛇口投资的一位外商说：这句口号的价值就在于对国人观念带来的巨大冲击，整个国家从蛇口开始了向市场经济观念的转变。
袁庚在全国率先实行了干部体制的改革，废除终身制，公开招聘干部；董事会成员通过直接民主选举产生，并每年举行一次信任投票，得票不足半数者自动下台；带头实行工程招标……这一切都具有启蒙作用，引起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就这样，蛇口工业区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试管婴儿”。大批同袁庚一样的开拓者从四面八方来到蛇口，以“深圳速度”在这片改革开放的热土上，一次又一次地演绎特区建设波澜壮阔的奇迹。仅仅5年，2.14平方公里的蛇口工业区发挥了巨大威力。5年前，蛇口是人口外逃外流的口子，5年后人才回流，资金回流。由客商独资或合资兴办了74家企业，其中51家已经投产，14家工厂开始盈利，职工工资水平已超过澳门。
1984年1月26日上午，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来到了蛇口。在了解过蛇口码头的建设和通航状况之后，他高兴地说，你们搞了个港口，很好！系统真的好。“系统真的好”，这是邓小平视察蛇口、深圳的第一句赞扬。见邓小平听得饶有兴趣，袁庚便把话题引向纵深——他简要地汇报了工业区几年来进行的经济体制、机构、干部制度、工资制度、住房政策改革的情况。最后，袁庚说：“我们这里进行了一点冒险，不知道是成功还是失败。”邓小平点头道：
“对。”
邓小平对蛇口“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肯定，使袁庚倍感欣喜。
同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35周年国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的彩车出现在天安门游行队伍中，这个口号迅速传遍全国各地。1984年中国改革最耀眼的光环应归于蛇口，蛇口的改革得到了最高领导人的认同，“特区”蛇口与袁庚的声望同时到达了巅峰。
1985年9月，工业区又在结算中心基础上成立了财务公司。财务公司属非银行金融企业，既可向银行拆借资金，又可吸收企业存款。它的成立进一步扩展了工业区的融资渠道；同时也扩大了结算中心的业务范围，可以为工业区之外的企业服务。1986年5月5日，袁庚提笔给中国人民银行写信，建议成立招商银行，他说如果充分运用蛇口工业区这些年的经验，采用先进的人事管理体制，相信能够成功。显然，袁庚把招商银行作为他又一个新颖且刺激的试验项目。在讨论袁庚的这项建议时，人行行长力排众议，表态支持建立招商银行。1990年9月，袁庚与上海方面就投资开发外高桥等项目达成协议。不久，招商大厦矗立于陆家嘴金融中心，招商银行上海分行正式成立。现在，招商银行已经由一间企业的结算中心变成世界500强企业。
蛇口的一切都糅进在他的生命里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间发生过激烈的争论。身处改革风口浪尖的袁庚，自然也曾受到名目繁多的责难，承受了反差强烈的正反评价。而对这一切，他采取了一种非常宽容和达观的态度。1992年12月，袁老75岁高龄时获准离休，从此淡出政坛，深居简出。他生于深圳，又在深圳成就伟业，离休后依然选择留在深圳，住在与他的名字分不开的蛇口的海边，开始过上了红霞晚景悠闲自得的日子。
袁老很风趣地说，他离休后一直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就是以身体健康为中心，要糊涂一点，潇洒一点。他每天晚上10至11时睡觉，清晨5至6时就醒来，中午要小憩片刻。他博览群书，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
到金庸、琼瑶的小说。但凡听到有国内外出版了的、有意思的新书，他必定想方设法弄到手，先睹为快。他还喜欢读报，《大公报》《文汇报》《信报》《深圳商报》都读。他家已有多份报纸杂志，但有时他还到街上书报摊买《南方周末》
《南风窗》和其他一些报纸杂志来读。除了看书、读报外，他还爱上网、看电视、和老朋友聊天，像中国普通的退休老人一样，过着平静而惬意的生活。
看庭前花开花落，望天际云卷云舒。如今90高龄的袁庚腿部肌肉有些萎缩，行动有点不便，平时基本不出门。他很喜欢门前的那些大树，这些大树是他刚到蛇口后不久就种下的。当年蛇口建设的时候，他特别要求部下建房子必须在门前栽树，不许砍树。优美的环境留下了许多海内外的企业家，直到今天，他们把公司设在东莞、惠州，但还是愿意来蛇口住。袁老也很喜欢窗外不远处的大海，他说躲在房子里想象大海，总让人心潮澎湃。蛇口的一切都糅进他的生命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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