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生活的准则就是要积极地投入到社会的服务当中去。正如我们的志愿者一样，所付出的劳动对自己不一定有多少好处，但是换回来的是人们一张张灿烂的笑脸，这要比物质奖励更加具有纪念意义。
作为新时代的我们，更要担负起建设祖国的重任，如果我们能像雷锋那样不遗余力、全心全意地奉献，相信我们的祖国将来会更加美好，我们的生活也会更加美好。
只要身子骨不散架，就要上山造林——马永顺
马永顺1914年出生，直隶宝坻（今属天津）人。1937年进东北林区当伐木工人。1948年冬季，一人完成6个人的伐木量。195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铁力林业局依吉密林场主任、铁力林业局副主任。是中共十大、十一大代表，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20世纪50年代曾创造安全伐木法、四季锉锯法、流水作业法，在全国各林区推广应用。先后11次被评为黑龙江省、东北森林工业总局劳动模范。1956年、1959年两次出席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
大森林中的坚守
在祖国版图雄鸡昂首的地方，有一片惹人注目的绿色。那绵延苍茫的大森林以其丰厚的馈赠，不仅为国家贡献了栋梁之材，更哺育了许多壮士和英雄，马永顺的足迹从这里起步。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黑龙江小兴安岭林区，作业条件十分艰苦。冬天，天寒地冻，气温经常在零下三四十摄氏度。西北风刮在身上，手脚冻得像猫咬似的疼痛；夏天，林子里一点风也没有，闷得人透不过气。
林区工人上山采伐，吃的是高粱米，住的是地窖子。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一个采伐期，马永顺就采伐木材1200立方米，一个人完成了6个人的工作量，创造了全国手工作业伐木之最。50年代采伐作业，伐木工都是站着伐木头，造成树根过高。为了降低伐根，多出木材，马永顺就先用手把树根周围的积雪扒开，一条腿跪在地上，把锯紧挨树根采伐，使伐根由过去的六七十厘米高降到十厘米以下。马永顺的左腿受过伤，跪着采伐，伤口裂开了，疼痛万分，可他一声不响，咬牙坚持。东北林区推广了马永顺的降低伐根做法后，一年就为国家增加了1400 多万元的财富。
马永顺不仅是个扎实苦干的人，还是个善于琢磨道道儿巧干的人。他把大肚子锯改成弯把子锯，工效提高了3倍。他总结创造出了《安全伐木法》《四季锉锯法》，成为全国手工采伐作业的教科书。
“青山常在——永续利用”的“马小伙”
1959年全国群英会上，马永顺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周总理问：
“马永顺同志，你今年多大年岁呀？”“总理，我46岁。”马永顺兴奋地回答。
周总理朗声地笑了，说：“46岁，还是小伙子嘛，你是来自东北林区的劳动模范，你们林业工人是很辛苦的……你们不光要多出木材，出好木材，同时还要多造林，青山常在，永续利用！”
马永顺决心为促进青山常在贡献力量。从1960年开始，每年春天造林季节，马永顺每天清晨上山，赶在正式上工前和下班后的时间植树造林。中午休息时，他也抓紧多栽几棵树。
马永顺说：“我已向大山许了愿，只要身子骨不散架，就要上山造林。”
每年，他不仅亲自带领全家人上山造林，别的林场造林，只要他知道了也都赶去参加。这些年，仅他亲手在马永顺林场造的林子就有300多亩。在他的精神激励下，马永顺所在的林场已累计造林1000多亩。“青年林”“三八林”“红领巾林”“个体林”“奉献林”“老有所为林”遍布山脚下、山坡中、山头上。仅1999年，该场就造林4700亩。
马永顺的精神，已不仅仅在马永顺林场和铁力林业局开花，也在黑龙江省森工林区遍地开放。
栽树的数量超过了过去的砍伐数量
1991年，马永顺已是78岁高龄的人了。他掐指算了一下，还差近千棵树没有还上过去的采伐“欠账”。这年春节，他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动员全家每年都要跟自己上山造林。5月1日这天，马永顺带领一家三代18口人组成马家军，来到荒山坡上植树造林。他既当指挥员、战斗员，又当质量验收员。经过全家人的努力，在荒山坡上栽下1500多棵落叶松树苗。马永顺栽树的数量超过了过去的砍伐数量，多年的愿望实现了。到1999年，全家人在荒山上栽植树苗已达5万多棵。
2000年2月10日，马永顺因心脏病突发在黑龙江省铁力市去世，享年87岁。
树起心灵上的一座丰碑——史光柱
史光柱1963年出生，云南省马龙县人。1982年入伍，中国人民解放军七七二八三部队原副政委。
史光柱先后荣立一等功1次，二等功2次，三等功2次。1884年被中央军委授予“一级战斗英雄”荣誉称号。1990年被授予“全国自强模范”称号。2006年被评选为“全国十佳卓越人物”。
战斗负伤 双目失明
史光柱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一名班长。在老山拔点的战斗中，在代理排长受重伤的情况下，他奉命指挥二排向57号高地冲击。同时还指挥三排剩余同志一起战斗。当敌人火力压制他们时，他果断指挥大家散开队形隐蔽，自己低姿爬到一棵横倒的大树旁，用一发火箭弹将敌机枪打哑。接着，指挥机枪压制敌人另一个火力点，全排向前冲去，占领了57号高地，史光柱左小腿负伤。
史光柱负伤后继续带队向50号高地前进，他调整了战斗部署，带领战士们与敌激战。突然，一发炮弹在史光柱头顶上方爆炸，飞散的弹片打进了他的左臂左眼，强大的气浪把他掀出3米远，他当即昏迷过去。战友们立即赶来为他包扎。
几分钟后，他从昏迷中醒来，咬牙站起并立即组织再次反击。战友们在他的鼓舞 下，勇猛地向50号高地扑去。史光柱和副连长李金平命令火力猛烈压制山头上的敌人，四班、五班交替掩护前进，前进中敌人一排手榴弹砸来，史光柱喉部和左膝各中一块弹片，三次受伤。但他全然不顾，命令机枪掩护，和李金平继续向前。在离敌人前沿堑壕两三米时，李金平踩响了一颗压发雷，小腿被炸断，身旁的史光柱也被炸成重伤，史光柱的脸部被打进几块地雷碎片，左眼球炸出，他把左眼球使劲塞进眼眶，继续投入战斗。后来，他在冲击时摔进一个坑里。
这场战斗，史光柱的战友全部牺牲！仅存他一人还被炸瞎了双眼，他看不到周围的情形，不知道战友都离他而去，在黑暗中依然靠着手雷坚持战斗，随后又中了3枪。援军到来时，他已昏迷不醒，被救醒后竟奇迹般地站了起来，把全排的弟兄们的名字点了一遍，直到发现没有一个答应他的，他知道了一切……默默抓起身边的枪只说了一句话：“弟兄们，老哥给你们报仇！”说完就朝着有枪声的方向走去！
中国的“保尔·柯察金”
双目失明身体多处重伤的史光柱从死神手中存活了下来，离开战场的他，并没有停下脚步，而是用他那伤残的身躯，在生命的制高点上，不断地超越着自己。他依靠顽强的毅力克服困难，学会了盲文。1986年，他进入深圳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以优异成绩完成本科专业，成为我国第一位获得学士学位的盲人。
在和平年代，史光柱坚持文学创作，用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在国内外各种刊物发表诗歌散文500多篇，17次获国家级文学奖。诗集《我恋》获广东省第三届鲁迅文学奖，《背对你投下黑色的河流》获深圳大鹏文学奖，《眼睛》获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奋发文学进步图书奖、云南省第二届文艺文学类一等奖。许多作品被俄、法、英等国翻译并广为传播，他被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多年来，史光柱一面搞创作，一面拖着残疾的身躯，坚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他行程10多万公里，到全国各地演讲，足迹遍及祖国各地，激励和鼓舞着一代又一代青年，帮助无数残疾人重新燃起生活的希望，促进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在和平环境中树立了一个军人的光辉形象。他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并被推选为中国残联作家联谊会副会长。2000年在国家有关部门举行的对中华民族千年思想文化有卓越影响的人物评选中，史光柱是唯一入选的新中国英模。
在1985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史光柱唱着自己作词的歌曲《小草》再一次走进国人的心中：“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从不寂寞，从不烦恼，你看我的伙伴遍及天涯海角……”
年逾古稀的慈善义士——赵在和
他，在行善积德中展现人性的光辉，在扶贫助学中乐以忘忧；他，用自己不懈的助学行动诠释着“人老思想可以不老，额头上起了皱纹，但灵魂可以不起皱纹”的深刻含义……他就是年逾古稀的慈善义工赵在和。
“内查外调”多次险些“丢掉老命”
“一位民营企业老板，最近刚刚经我牵线达成一项捐助：为湘潭县8名贫困大学生捐款，每人每年1万元！”赵在和颇有成就感地说。
73岁的赵在和，湖南省湘潭县文化馆退休干部，当过三届县摄影协会会长的摄影家。他退休生活的主题，不是打门球，不是含饴弄孙，不是利用专长赚钱，而是一名慈善月老，一名扶贫助学义工。而在12年前，他的成就感还停留在给人照相“抓票子”的层面。1995年退休后，他经常深入农村从事摄影工作，每年的摄影收入都在1万元以上。有一次，当他来到湘潭县歇马乡王小红家时，眼前的情景使他的心久久不能平静：王小红一家五口挤在两间又矮又破的土砖房里，父母和爷爷奶奶全都身患残疾，王小红因为交不起学费而辍学在家。孩子无助的眼 神，看得赵在和的心像被刀割一样痛，彻夜不能入睡。第二天，赵在和毅然放下一年能“抓票子”万余元的照相业务，走上了扶贫助学的艰辛之路。这一走，就是十多年不歇脚！
为了筹集慈善助学金，赵在和先拿自己的退休金充当经费。他退休后每月工资900多元，除了自己和老伴的生活费外，几乎全充作了募捐经费。虽然迄今已经募得近百万元善款，与整个湘潭市慈善会目前掌握的善款总额大体相当，但他始终信守不从善款中挪用一分钱的承诺。所以，工作经费时常捉襟见肘。因为电话多、来访多，赵在和为了不影响孙子的学习，只好在宿舍楼中租了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昏暗房间当作自己的“慈善工作室”。在这间工作室里，墙上挂满了贫困学生资助单位和个人的联系方式，还有赵在和鼓励贫困学生的励志文摘；房内到处堆满了贫困学生资料，这些资料摞在一起足有1米多高；除了资料，就是一台16英寸卧式彩电和用了几十年的旧风扇，一张用板凳从中间支起来、已经断裂的破旧单人床，办公桌是一张别人丢弃的小木茶几，他每天都在这里整理贫困学生的来信和资料。
为了解贫困学生的真实家庭情况，赵在和经常搞“内查外调”。内查，是通过教育系统查询孩子的学业成绩、实际表现；外调，是到这个孩子的邻居、同学中间，背靠背地找人了解情况。赵在和主要扶助的是成绩特优、家庭特困的学生。家庭贫困、成绩优异、求学愿望强烈，这是赵在和坚持的慈善扶助三前提，缺一不可。所有被扶助孩子的家里，赵在和都走遍了，最多的去过10次。他自制的“教育扶贫联系表”，里面有学生的“学习状况”，包括该生期考名次、有何特长、获得荣誉等；学生的“经济状况”，包括基本生活状况和家庭住房及吃穿情况、有何困难等，表上还要填写“所在学校意见”、“所在乡镇党政机关意见”，并盖公章。
“我们绝对相信，赵老提出要扶助的学生，一定是那些‘墙上奖状贴得满，碗柜里面油盐空’的特困高材生。”湘潭市委机关干部陈国良说，很多通过赵老捐款的人都这么看。
12年来，赵在和跑遍了全县22个乡镇，去过近90所中小学校，在他的出勤记录本上，有2642天是在做扶贫助学工作，总行程达8万公里。雨天路滑，不知跌倒过多少次；山路难行，记不清翻越过多少座山岭。1998年5月9日，赵在和骑车去列家桥中学考察，在韶山灌渠一个急转弯处，从4米高的渠岸，连人带车摔进急流里。灌渠里水深及胸，赵在和且浮且走。20米外有一处“水上码头”，赵在和挣扎上岸，当地农民看见他，惊奇地说：“这里摔死过两个人了，你怎么一点儿没受伤？你是不是做过啥好事呀？”赵在和谦逊地说：“没有，没有。”
但他跟记者讲到这起经历时，得意地说：“看来我做了好事，人不知道，天知道。”
那天是晴天。赵在和换上了农民的衣服，自己的衣服晒了5个钟头才干。第二天，他感到浑身疼痛。
“有多少回险些丢掉老命，已经记不清了。”赵在和的老伴流着眼泪劝他：
“关心这些孩子我不反对，但你千万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赵在和很清楚，如果放手不干了，日子将过得很舒适，但他心里丢不下这些孩子。赵在和给妻子和朋友一一解释：一个人突出善、乐二字，精神自然充实，这样的心态有助于延年益寿。
慈善月老
在扶贫助学中，核实贫困生情况难，联系资助单位和个人更难。“劝募”是一项既耗体力，又耗心神的工作，尤其耗费劝募者的感情及自尊心。
随手翻开赵在和案头的一张“捐助学费到位清单”，上面登记有8个学生获得捐款，捐助者有7个房地产企业或者连锁超市老板，一个政府部门。“我自己没有钱，我为帮贫困学生和慈善家穿针引线，当‘慈善月老’。”赵在和形象地比喻说。
为了当好这个特殊“月老”，赵在和着实花了一番工夫。湘潭县委宣传部曾编印了一本《莲城之子》，集纳湘潭县籍成功人士。赵在和如获至宝，他按图索骥，一一联系，收获颇丰。
湘潭有名的连锁超市集团“步步高”老总张海霞，热心公益。2005年，赵在和找她劝募。张海霞二话没说，签字同意，开始是一个、两个，很快增加到9个。实际上，在赵在和劝募之前，从1999年起，张海霞已经开始扶助贫困学生，总数达80多人。
“她（张海霞）看我的工作搞得扎实，让我今年再给她搞10个（贫困大学生），以后每年都要增加10个。”赵在和兴奋地跟记者说。
除了找老板，赵在和的另一募捐路子是找官员。所有在湘潭市和湖南省任职的湘潭县籍副县级以上干部，都在赵在和的通讯录上记录在册。原湘潭县委一位主要负责人，调湘潭市任职的调令刚下，赵在和就找到了他，并与之达成了捐助、扶持“协议”。
劝募有时也会遭受冷遇，赵在和形容是“热脸伴冷脸”。但他认为自己能淡然处之：“我的秘诀就是：嘴甜、腿勤、头硬、心宽、脸厚、眼明、性缓。”
湘潭市一位老板回忆说，有次赵老早上8点来找他。“我们正要开会，我说你先等一下。”这一等，就等到中午12点。老板出来一看，赵老还在门外候着呢。怀着感动和歉疚，老板马上在“教育扶贫联系表”上签字。
赵在和搞扶贫助学，口才好，很有“煽动力”。一次，在湘潭县部分干部参加的协调会上，赵在和说起一些贫困学生可怜的生存状态，情动处痛哭失声，在场的干部们也眼泪汪汪的。主要领导不仅马上拍板解决一些问题，还现场组织捐款。还有一次，一个嗜赌的老板一夜输掉32万元。赵在和闻讯找到他说，这些钱可扶助8个大学生完成全部学业，或者帮助53个高中生继续学习，而赌博输掉却产生不了任何效益。算了这笔账，这位老板很受感动，也加入了赵在和的慈善助学队伍。
“别人相信我，把钱交给我，我更要讲诚信”
“别人相信我，把钱交给我，我更要讲诚信。”赵在和说。记者看到，每一笔捐助，他都登录到“学费到位清单”上。这个清单，详细注明学生姓名、学校、捐款单位、金额、送达方式、学校收款日期和证明人。这样的清单，赵在和整整齐齐装订成册，分门别类，有整整几大本。
在一张募捐清单上，详细记录着2006年2月4日赵在和前往湘潭县送达总额 20000元捐款的情况。受助的8名学子分别考上了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和湖南师范大学。每一笔善款，“运转”全程都有学生、教师亲笔签收，同时注明联系地址和电话。
赵在和不仅“记明白账”，而且严格归纳“慈善档案”。搜集上来的困难学生资料、捐款人资料、往来信件等，分门别类，装订、收藏，只要说到某一时期，一准儿就能查阅到那个时期的资料。即使是同一时期的资料，“文件”也分为两组，一组“待办”，一组“急办”，严谨程度令人叹服。
有账目可查的数据显示，截至2006年12月15日，赵在和用劝募来的善款扶助的贫困学生达到471个，金额100余万元。2007年以来，各种善款还在源源不断地经他的手送到贫困学生手中。这些年，赵在和还为这些特困学生家庭送去救济棉被、学习用品、雨具及衣服6000多件。这些数字并不惊人，但对于一个普普通通的退休老人，却犹如细针挑土，燕泥筑巢，一分一厘都来之不易。
人生七十古来稀，慈善义工不觉老
2006年发生的一些事，对赵在和刺激挺大。一天，他在报上看到对两位公益人物的报道，一是深圳歌手丛飞，10年来把所有的钱拿来资助学生、残疾人等，自己却一直过着清贫生活。但他病重的一年里，曾受他资助完成学业的大学生，无一人伸出援助之手，无一人去医院看望他，甚至有人说：“丛飞帮助我是另有所图。”
二是曾在黄继光和邱少云所在部队服役的高健民，20多年资助过130多名学生。这些学生在毕业后，主动与他联系并表示感谢的，还不到10％，发短信、寄贺卡的一个也没有。
类似的事同样也在赵在和身上发生过，亦令他不爽。有个孤儿出身的初中女生，给赵在和打电话说：“赵爷爷，我这个学期的学费，你怎么还没送来？”
赵在和对这通来电的评价是“不礼貌”，“好像我扶助她就是应该的，我又没欠你……我的意思是，送一个是送，送三五个也是送，想凑齐了一起送——我来回一趟，路费就得30块钱呢。”
为了教学生“学会做人”，赵在和制作了一份“协议书”，协议书前面是一篇名为《学会感恩》的文章，后面要求受助学生及家长签字。学生签字内容是：“本人读了《学会感恩》一文后深受教育，一定学会做人，特立此为据。”家长签字内容是：“这确实是学会做人的一些道理，我们家长将精心指导孩子好好领会。”在“协议书”上，赵在和还给自己留下了“代甲方（捐助人）签字”的位置。
赵在和认为，学生不知道感恩，一是素质不行，二是“每天只知道学习书本知识，没有心思感恩，学做人”。
为此，他给每位受助学子都布置了一个“作业”：写信、打电话汇报学习生活情况。在赵在和的激励下，绝大多数的受助学生遵守了这个约定。11年来，赵在和收到1600多封受助学生的来信，这些信都被他编号存档，有些就挂在他小屋的墙上。
学生们的来信充满了对赵在和的敬仰、赞美之词。武汉理工大学的一名学生在信中写道：“可以说，是您改变了我的命运。像您这样，为贫困大学生架起通往梦想桥梁的充满爱心的人士，在全国也屈指可数。”“好人有好报，您为我们这些贫困学子付出这么多，必将健康长寿！”“赵爷爷，我好心疼您。我恳求您有时也停下匆忙的脚步，给自己一点时间，好好休息，真正享受生活。”“我们占用了您太多的体力、精力和时间，我们衷心希望您留一点属于自己的空间，因为您是我们贫困学生心中的希望之火。”这些深情的语句为赵在和撑起一个充满爱意的精神家园。
湘潭市委书记朱少中感慨地说，在很多贫困学生的心中，赵老不仅是“慈善爷爷”，更是一位心灵的导航员。有了这样的良性互动，参与赵在和发动的慈善事业的人自然会越来越多。
人生七十古来稀，慈善义工不觉老。在行善积德中延年益寿，在扶贫助学中乐以忘忧。如今，随着“湖南慈善奖”的获得和媒体的宣传，赵在和的名字广为人知，赵在和的事业逐步拓展。义工赵在和，爱无止境，“吾道不孤”。
大山之子的绿色情怀——王源楠
1999年8月4日，盛夏的北京以火一般的热情迎来了“全国十大绿化标兵”，他们是50年来我国众多绿色英模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为绿化祖国做出了自己最大的贡献和牺牲。
扎根基层40年，忘我工作，默默为林业建设付出全部心血，甚至身患癌症，两次手术也不能挡住他造林绿化脚步的福建省三明市岩前林业站站长王源楠在热烈的掌声中走上领奖台。
掌声代表着祖国和人民对王源楠等十大绿化标兵艰苦奋斗、顽强拼搏、无私奉献崇高精神的肯定；掌声更激励着他们为推动造林绿化事业的蓬勃开展，为建设祖国秀美山川继续奋斗不已。
默默为林业建设付出全部心血
王源楠是大山的儿子，他生长在闽西北的三明市三元岩前镇的大山深处。儿时，大山给他的记忆是满眼的翠绿，望不到头的林海。
森林养育着山里的人们，但人们并不知道去珍惜它，爱护它。20世纪50年代，苍苍林莽横遭斧伐之灾。小小的岩前就兴建了7个伐木场，上千人上山举斧伐木。短短几年，猿啼鸟鸣的林海不见了，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是满目疮痍的荒山秃岭。眼前的一切深深刺痛了王源楠，1956年金秋时节，抱着绿化荒山，振兴林业的理想，他跨入福建林校的大门，3年后以优异的成绩学成归来，便一头扎进大山的怀抱，开始了40年“绿色拓荒者”的生涯。
那时节，由于片面强调“以粮为纲”，忽视了“全面发展”，贫困就像幽灵一样困扰着农民。他看在眼里，急在心上，积极提出“国社合作造林”的有效方 案，努力实施绿化计划。当时王源楠在岩前林业站负责技术工作。他借助政府部门广播谈、会议讲、标语贴，大造绿化荒山舆论的机会，狠抓技术管理，使站有林和“国社合作”造林有了较大的发展，植树一片，成林一片。
在实践中，王源楠认识到：前些年为什么年年造林不见林，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与苗木的质量有很大关系，有好苗才能有好树。因此，他千方百计争取资金，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发展苗圃基地。渔塘溪河套口那5亩苗圃，就是他经过许多周折才争取到的项目。他带人挥汗如雨地移山填谷造苗圃，在那个时代中能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试验领地，是何等的不易呀！因此，他将全部心血倾注在苗木的试验上，几乎每天都要到苗圃去观察一番。为了解决移山填谷、垦荒造田资金不足的困难，他一家一户去发动大家义务劳动，参加建立苗圃工作。大山的儿女被他的至诚所感动，组成浩浩荡荡的劳动大军，向建造苗圃和绿化荒山进军。苗圃里要安装自动喷灌设施，他啃书本，学水力学、电力学，向专业部门请教，掌握了全面安装技术，自己动手安装喷灌。岩前林业站成为全省第一个拥有苗圃的林业站，到目前苗圃已发展到150多亩，成为一年可以为社会提供20多个品种、300多万株苗木的三元区重要的苗木基地之一。
乡镇林业站是林业生产与管理的最基层职能部门，既是保护、发展森林，实施林政管理的工作站，又是普及林业科技的推广站，更是帮助农民兴林致富的服务站。王源楠在出色地完成林政管理工作的同时，积极推动岩前镇林业发展。在他和林业站同志的带领下，全镇每年平均以新造林8000多亩的速度发展，最多时造林达10000多亩。全镇42万亩有林地林涛阵阵，并提早2年实现荒山绿化；实现连续18年无森林火灾；森林覆盖率达82.7％，活立木蓄积量达210万立方米，人均拥有林木106立方米，地方财政每年从大森林这“绿色银行”中可以得到1/3甚至一半以上的经济收入，农民人均林业经济年收入达1300元。
为了念好“山水田”经，王源椭积极参与组建林业股东会，向荒山要效益。
他不遗余力地深入乡村搞调查，跋山涉水搞规划，为林农的经济发展做导向工作。40年来，他没有节假日，每天早上7点钟来到林业站安排各项工作，一直到晚上才回到家。岩前林业站从破庙建站，白手起家，如今已建设成为拥有1.1万亩站有林、1000多亩果园、150多亩苗圃、400亩1000多种珍稀树木园、4000多亩200多种竹类的林、农、副、工、贸相结合的经济实体；成为拥有200多万元固定资产、年收入几十万元、站有林活立木价值达数千万元、主伐时可超亿元的全国一流林业站。王源楠就像一粒绿色松子，飘落在哪里，就在哪里生根、开花、结果。起伏的大山，苍茫的林海，广袤的大地，有如此钟情于绿色事业的儿女，何愁山乡不富，何愁林业不兴！
建立公开透明的林业站
权力腐蚀人。哪里有权力，腐败的阴影也必然跟到哪里。小小的基层林业站承担着执行林业法规，保护和管理森林资源的重任。因此，王源楠的手里也有不小权力。“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是人所共知的真理。对于这个真理的认识，王源楠却有着与常人不同的深刻。那还得从岩前林业站第一任站长说起。20世纪60年代初，创业时期的岩前林业站只有3个人，站长夫妇和技术员王源楠。老站长是个13岁投身革命的老干部，随军南下解放了福建后来到三明参加工业建设，由于历史原因，曾任副县长的老干部被下放到林业站当站长，老站长的妻子任林业站会计兼出纳。当年王源楠感到站长对他不信任，大事小事总把他支开。后来他才明白，站长夫妻为的是摆脱监督以便暗箱操作，短短两年多竟贪污公款4万多元。当时，4万多元简直就是天文数字。案发后老站长被枪毙，老站长的妻子则被判10年徒刑。此事给年轻的王源楠以极大的心灵震撼。他发誓：要一辈子清清白白做人，决不为名利所累。1987年，他就任站长后的第一天起就把建立公开透明的林业站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因为他坚信，在阳光下，一切腐败的病毒都难以生存。
公开透明的好处是多方面的，公开造林抚育检查验收，换来了10多年岩前镇林业更新抚育的高质量；森林采伐管理的公开透明，既方便了群众，又保护了资源，还根绝了腐败，10多年来，岩前林业站没有发生过与森林采伐有关的腐败案件。财务公开的好处则更多，对外公开林业站每年的育林基金和造林更新费收支情况，使得林农反映强烈的造林更新费拖欠问题得以解决；对内公开财务收支，全站职工心里都有一本账，从根本上杜绝了公款吃喝、请客送礼等不廉行为，使广大职工以站为家，自觉自愿厉行节约。
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总有人想方设法谋取私利。如林农来批自用材时，故意拖着不办，或找借口不肯办等，王源楠最恨这种做法，要求手下人，来找林业站办事的人一到马上办理手续。一次，一位林农反映林业站有位职工办事拖拉，有索要好处的苗头。王源楠立即在全站职工大会上对此事做了严肃批评，并表示不能再有此类事发生。有几次遇到下班了，来办事的人才到站里，找不到经办人就找王源楠。他立即叫经办人返回站里，办好手续才能回家吃饭。
对权力的监督，王源楠有一套与众不同的创新，那就是跳出权力，监督权力。他将有关林政执法的大小权力，分解给副站长和有关人员，自己则在权力之外客观公正地监督执法者。
20世纪80年代以来，林业站上马了大大小小一系列工程，2900平方米的林业站大楼、7层楼高的森林防火了望塔，还有一些采伐、造林工程等，对于这些滋生腐败的高发部位，王源楠的做法还是公开透明。一切建设项目项项招标，反复比较，一分一厘地精打细算。但工程队心服口服，都愿意到岩前林业站干，因为他们从来不用担心王源楠会故意为难以谋取利益。站里雇用一些民工来营林，有几个外地民工，已在站里打工15年，他们说：“我们宁愿在老王这里每天挣20元工资，也不愿到别地方挣40元，因为在这里挣钱一分是一分，实打实，不用请客送礼。”廉洁奉公、铁面无私、不徇私情是王源楠始终奉行的人生准则。有好多次抓到违章采伐和运输木材的人，当事者掏出几百元塞给王源楠，求他高抬贵手，放过一码。他总是铁青着脸拒收，押着他们到林业站按章罚款，就是熟人朋友也一样不留情面。
更可贵的是他还不畏权贵，正气凛然。有一次，一个包工头要承包站里几百立方米的木材砍伐工程，按规定要交10万元育林基金。包工头找到区里一位分管副区长说情，要求少交点钱。王源楠毫不客气地对副区长说：“做人要讲原则，制度决不能更改，少交一分钱就别想承包这个采伐工程。”副区长也只能支持他。
公开透明，带出了一支高效廉洁的队伍，岩前林业站的工作一年上一个新台阶，先后被三明市政府授予“文明建设单位”称号，被省林业厅评为“全省林业系统精神文明示范窗口”，还被国家林业部授予“全国林业站建设先进单位”。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是邓小平的一句名言，身为林业科技工作者的王源楠深知这句话的分量。为了使一度遭受破坏变成荒山秃岭的故乡大山重新披上绿装，他数十春秋如一日潜心科研，靠知识的力量终于使岩前的山山水水重现绿意。
为了造林时能够选用优质树苗，王源楠进行了长达10年的杉木苗“秋播春移”育苗试验，发现了秋播苗耐寒、耐高温、易成活等优点，彻底改变了春播苗质弱、质量低的状况。此科研成果推广到整个闽西北，可使造林成活率提高15％左右，提早一年郁闭，及林分的提高带来的经济效益数以亿元计，因此获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森林昆虫紫胶虫、白腊虫等昆虫产物是工业、农业、医药、卫生及国防科学事业的重要原料。为了到云南引进紫胶虫、白腊虫驯养，他挤火车一路站着到云南，连脚都站肿了。另一次到云南，只好钻进车厢的坐椅底下躺着，到了云南爬出来，一身灰尘，人家以为是个流浪者。功夫不负有心人，大叶女贞树上挂放白腊虫试验成功了，填补了福建省白腊虫生产的空白。这项科研成果获得省林业厅科技进步三等奖。
王源楠将岩前苗圃当作一片向林业科研进军的发射场。大力进行优良树种引种驯化育苗试验。热带、亚热带植物南洋杉、鱼尾葵、假槟榔、印度榕等30多个品种在岩前苗圃引种成功。开创了高山地区种植热带树木的新路子。在多年的林业科研中，他发现了阔叶树对改良土壤的重要作用，因此在苗圃中不断扩大阔叶树苗的播种面积，如今已培育出近百万株各类阔叶树苗，可供造林4~5千万亩之用。
古人云：“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超前意识是事业成功的基础。但要人们普遍接受超前意识，却并非易事。因为超前，可能使一些人看不到近期效益，产生不同的想法。就以种植柑橘为例，当地政府提倡人均一亩果，王源楠积极响应，到浙江请来技术员，引来优良柑橘品种精心培育。但当他培育出优良柑橘苗时，当地政府却从四川运来几火车皮廉价的柑橘苗，推广给农民种植，使他培育的良种血本无归，只好半卖半送给果农种植。数年后。科技的威力显示出来了，从四川买来的柑橘苗挂果少，果小味苦；而王源楠培育的柑橘苗结果大、味道甜且果汁多。有比较才会知优劣。从此，岩前农民更加相信他了，在他的指导下积极进行科技兴林，营造各种速生丰产林及集约化营林。
为了林业站经济实力能够持续发展，也为了给乡亲们找到一条更好的致富之路，王源楠努力寻找农村新的经济增长点。他发现种植板栗和兰花是山区经济稳定增长的一条好路子，便做了大量调查，多次上南京、浙江等地科研机构调研，到种兰花的连城、大田等县学习，从中得到启示，取样回来后，自己动手搞试验。就以兰花组培（细胞组织栽培）来说，如今已接近成功。一旦推广种植，每亩以3万株计算，可创产值60万元，每亩成本可从原来的15万元降为3万多元。
为了丰富三明林木物种资源，王源楠与福建林科院、福建林学院等科研单位和院校合作，花了9年多时间，收集了1000多种珍稀树种和福建省主要树木品种，进行驯化栽培及速生试验。目前已培育出台湾杉木峦大杉、桤木，以及四川桤木、深山含笑等10多个速生阔叶林苗木，还进行山地综合开发、猕猴桃栽培、毛竹丰产培育、阔叶树种育苗造林等试验，并营造了3000多亩针阔混交林。从1994年起，他经过不懈努力，建立了400多亩树木园，引种1100多个林木品种、200多个竹类品种，其中100多个树种是国家保护的珍稀树种，岩前林业站是全省第一个创办树木园的基层林业站。他利用科学方法对适合本土生长的树种进行筛选，按种类科属合理布局移进树木园进行繁殖培育（即生物驯化），起到保护和发展亚热带乡土树种及国家重点保护的珍稀濒危树种、资源的作用，将树木园建成树种基因库。同时，为了配合树木园的建设，还建立了林木种子标本室，采集树种标本800多种、昆虫标本400多种、种子标本600多种。
40年来，王源楠对林业科技事业的执着，简直到了赴汤蹈火义无反顾的境界。“文革”中，他搞科研被诬为“不务正业”，屡遭迫害，但痴心不悔。他上有八旬老母，下有妻子儿女，为了科研事业，成年累月忙在山林里、实验室，母亲生病顾不上照料，儿女学业他没空辅导，家庭的重担更多地压在妻子的肩上。
40年风风雨雨，或成功，或挫折，他始终如一，奋勇直前，人间的炎凉凄迷，迷不乱他迈向山野的坚实脚步；岁月的流沙浪迹，摧不垮他立志青山的信念意志。
40年来，他的林业科研成果有17项获得国家、省、市奖励。其中ABT生根粉推广应用技术获得林业部、国家科委科技成果一等奖；杉木苗“秋播春移”等三项成果获省科技进步三等奖，他本人也被评为林业高级工程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并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
虽已年过花甲，仍壮心不已
1987年对王源楠来说确实是个不寻常的年头，这一年他实现了多年的夙愿，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年他被委以岩前林业站站长的重任。也就在这一年，正当他憋足了劲，向新的高度奋力拼搏之时，死神也悄悄地向他逼来。
那年冬季的一天，他一大早就骑着自行车去林业部定点的马尾松优良采种基地，因为还有一部分松果要赶在霜冻之前采集。走着走着，他忽然觉得小腹阵阵发痛。不好，这不争气的肠胃又要恶作剧了。有好长时间他经常强忍着这种疼痛上山去工作，因为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平整土地扩建苗圃、深翻土壤以备明春育苗之用、“小阳春”要种植水果……但那天不对头，小腹疼得特别厉害，他只好返回站里。同志们一看老王脸色苍白，冷汗直冒，急忙用汽车把他送到三明市第三医院。经检查，他得的竟是直肠癌。此时，他刚刚48岁，年富力强，正是干事业的大好时光。
消息一阵风似的传到岩前镇、传到三元区、传到三明市，传到干部群众中。
林农们惊呆了：“老王领着咱们绿化荒山，造林营林，让农村富起来，老王是累倒的！”各级领导也惊呆了：“再造祖国秀美山川需要的就是王源楠这样的干将。”一时间，王源楠的病房被挤得水泄不通，四乡林农来了，各级领导来了，人们对医生表达的是一个共同的心愿：一定要把老王从死神手里夺回来。
当王源楠得知自己患癌症时，他的肠子已被切除0.6米。此时，他突然感到生命竟是如此短暂，他还有许多事要做，不能让生命就这样流逝，他努力地从质量上去延展生命，把握住活着时光去阻止生命的飞逝，通过创造性的劳动去补偿生命的仓促潜逃。他在病床上设计开发果园的蓝图，构思新的研究课题。一个月后他就潜出医院，回到大山之中，奔波在山地林场，与死神争夺时间，过度的劳累使他再次倒下，出院后半年，他又进医院动第二次手术。此后的日子，他以钢铁般的意志与病魔展开了10年之久的拼杀。或许是他的精神感动了上苍，或许是他的意志战胜了死神，在与癌症搏斗10年之后，1997年，他竟创造了医疗史上的一个奇迹，战胜了癌症——他体内的癌细胞彻底消失了。
今天，王源楠虽已年过花甲，仍壮心不已。虽过了退休年龄，本该安享清福，组织上考虑到他手头还有几项科研项目未完成，继续聘用他搞科研工作，并兼任岩前林业站党支部书记。为了让年轻人尽快成长起来，他努力做好传帮带，帮助年轻的站长尽快熟悉业务。真可谓扶上马，送一程。他依然像往日一样，奔波于大山之中。闽西北山区已没有大面积荒山空地可用于林业开发，王源楠把眼光投向新的领域：“四边”开发试验。所谓“四边”就是田边、路边、山边、河边。“四边”抛荒土地土壤肥沃，土层深厚，水源充足，在这里种植小径竹，一年四季都可采到鲜笋，他的“四边”开发技术在全区推广后，可丰富居民的“菜篮子”，创造可观的经济效益，成为林农投资小见效快的奔小康好项目。
可持续发展也是王源楠关注的领域。山地开发有个特点：第二代杉木人工林采伐迹地由于地力衰退，不能再种杉木了，这种山地被称为“三类山地”。整个闽西北的林业用地中，已有相当一部分是这种三类山地。为了寻找到既有经济效益又可改良土壤的落叶果树，王源楠自己掏腰包搞试验，到南京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和浙江亚热带林业研究所取经，已经选育了十几个板栗品种进行试验，争取在2-3年内选育出最优良的板栗品种进行推广。他还购买了一架“蜜蜂1号”小飞机，正在山里着手修建一个小型机场，让“蜜蜂1号”遨翔在茫茫林海上，承担起森林防火、灭虫、播种的任务。
在家乡这片充满希望的山野里，他默默地耕耘着，收获着金色的希望。青山在呼唤，创业的激情在奔涌，他带领山里的人们积极地向大自然索取财富，创造性地在苍苍林莽中构筑起一条山区人民通向小康的金光大道。
把梦交给西北边陲新疆——徐玉林
上世纪60年代的一个金秋十月，一群心怀祖国、向往世界、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毅然告别了生活许久的大都市，来到“行到关西更向西”的西北边陲——新疆。内中一个身材中等、体弱瘦削，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的男生，他就是刚刚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的北京青年——徐玉林。
边疆社会的生活深深地打动了他
五天五夜的火车，大部分时间是在硬座车座下面的地板上睡觉。醒来时他就一边吃着来时爹妈给准备的干粮，喝着列车供应的开水，一边与大家高谈阔论，懂憬着未来那充满浪漫色彩的边塞生活。随着列车时速的逐渐减慢，铁路两侧的绿色植物逐渐变得稀疏、消失，车窗外是一望无边的黄沙大漠、落日孤烟，徐玉林默默念着儿时吟过的“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诗句，心里的热度不觉地也在慢慢降低。
车到乌鲁木齐市，只见满目白雪，满街坚冰，徐玉林提着沉重的行李箱寸步难行。有的同学大胆迈出几步，马上摔得滚出十几米远，半天爬不起来，最后只好求助于人力车夫。推着堆满行李的三轮车，看着那尚不知名的街道和街道两旁的低矮破房，以及房顶灰色的厚厚积雪，徐玉林心事重重。刺骨的寒风早就穿透了临来时妈妈特意给他买的毛手套和毛皮鞋，双手双脚很快就被冻麻木了。
将近两年的部队农场生活，转眼就过去了。天山恒久不变的冰峰，四季常绿的松柏，茫茫的戈壁、草原和边疆清冷的空气，不断充实和净化着徐玉林的心灵；火热的集体劳动和战斗生活，不断温热和升华着他那曾经冷却的心灵。
离开了部队农场，徐玉林被分配到新疆日报社当记者，从此开始了他广泛、深入地接触边疆社会的生活。那时的记者生活是十分艰苦的，尤其是在未脱贫的天山南部少数民族地区，地域的偏远、交通的不便、百姓的贫苦，生产方式的滞后和少数民族淳朴的民风，在他年轻的心灵中刻下深深印记。当时，从乌鲁木齐市到南疆的和田地区，乘长途客车要走整整10天，旅客们在受尽颠簸饥渴的煎熬之后，一到车站就要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去抢旅店铺位。交通旅舍每晚人满为患，男女老少混居一室的现象司空见惯。一到开春，地气上升，大段的沙石路面严重翻浆，形成成串的大坑，车辆行走其上如在海中遭遇风浪，大起大落；行路的人们则腰酸背痛，苦不堪言。然而那时的百姓，大都充满了一种面对困难的坦然和乐观，大多保持了类似革命者的那种达观和豪放。
有一次，徐玉林随报社的老同志一起奔波2700公里，绕过举世闻名的“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来到巍巍昆仑山下的新疆民丰县。在泥水奔腾的古尼雅河畔，采访在那里开山凿洞，修渠引水的维吾尔族民工，他们被劳动者那顽强拼搏、愚公移山的精神深深打动了。民工们在数十米深的山岩石洞中，借着微弱的油灯，手持特制的尖头铁锤，一分分、一寸寸地在坚如凝铁的岩石上敲击、钻进。虽然每天只能前进几尺甚至几寸，但仍旧满头流汗地奋进不止。历经数年，最终凿通了长达万米的石洞，为农田引来了甜水。民工们的豪情和刻苦打动着徐玉林的心，但他们手中生产工具的落后也同样刺痛着他的心。
8月的帕米尔高原，天高云淡，风清气爽。在当地驻军的帮助下，徐玉林约请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族自治州州委宣传部的新闻干事姜汀燕一同前往当时中苏边境的柯族放牧点采访。沿着帕米尔高原的险峰深峡骑马行进，耀眼的冰峰和震耳的湍流，高坡上的野葱林和丛林中的野鸟群，使玉林心旷神怡。眼望着身边英姿飒爽、在当地有“女秀才”之称的小姜，玉林心中油然泛起一种浪漫的情怀。而也正是这次采访，使两颗年轻的心，在遥远的帕米尔高原，在冰天雪地的陪衬下，紧紧地相印在一起……
30年的变化
30年过去了，当年的“小徐”“小姜”转眼变成了老字辈，他们在边城长大的女儿也慢慢长大成人。跨入21世纪后的一个夏天，早已离开新闻单位的老徐，带着从中国传媒大学放假回来的女儿重返昔日的战地——南疆。父女俩乘着漂亮舒适的轿车，沿着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边缘前行。一路上，只见沿途城镇库尔勒、阿克苏、库车、阿图什、喀什、和田，处处都是高楼林立、绿树连荫、瓜果飘香、欢歌笑语，高等级公路四通八达，昔日的土房换成整齐的楼房和砖瓦房，昔日干涸的土地变成了一望无际的绿色地毯，就连寸草不生的戈壁荒漠，也被开发成了葡萄园、瓜果园。有些地段连新修成的高等级公路也被架上了葡萄长廊。
小车在公路上奔驰，年轻的司机小李见到路况这么好，直喊“真爽！”他们来到有“玉城”之称的和田地区所属各城镇，只见满街都是玉石的天下，各种美玉琳琅满目。在于田县宾馆，他们居然见到了一块重达4700公斤的天然玉石之王。
他们来到老徐当年采访过的民丰县寻找昔日的老友。这里已不再是当年的荒漠小县，而成了地处战略要冲的第一条横穿大沙漠公路起点城市。当初，这里到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市，乘车要走2700公里。如今，不光可以乘飞机，就是乘车穿越大沙漠也要省去将近2000公里的路程。清晨，老徐父女依依惜别老友，从民丰出发前往南疆石油重镇、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首府库尔勒市。一路上，车行风驰电掣，眼见两旁如巨形渔网般铺在路旁的固沙网，眼见石油工人引水滴灌种植的沙漠绿树带，眼见远远近近那高耸入云的石油井架，想起当年探险家们骑着骆驼，驮着饮用水和干粮，小心谨慎地进入沙漠，还难免遭灭顶之灾的厄运，老徐真是百感交集。
如今，已经从自治区台办主任任上退休的老徐，时常携着老伴，爬上红山顶上，鸟瞰着高楼林立的乌鲁木齐市新市容。当年，古人为了应对年年发洪水的乌鲁木齐河而修建了镇妖塔，然而洪水仍旧年年扰民，老徐就曾多次参加过乌市的城市防洪。如今，乌河两岸已经建成了风景如画的居民区和商业区，奔腾的乌河水驯顺地沿着和平渠流向下游的万顷良田，滋润着成千上万的和平民众。从红山向北望去，那个老徐来到此地时尚是全市最高建筑的老资格宾馆已成了政府专门用来接待外地客人的招待所。它和如今遍布城乡的30、40、50甚至60层大厦相比，似乎成了小老弟，然而，人们不会忘记它，就如同不会忘记过去一样。这是一种历史感，就是这种历史感，时常激励着老徐和他的老伴，要像年轻的女儿一 样，面对更加美好的未来，充满乐观和信心。
航天系统的一面旗帜——罗健夫
罗健夫1935年出生，湖南省湘乡县人，生前系原航天工业部771所工程师。
罗健夫1951年7月参军，1962年12月调中国科学院西北计算机所，1975年调七机部771所。1969年，罗健夫作为课题组组长开始研制国家空白项目——图形发生器。1972年、1975年，先后研制出第一台“图形发生器”“Ⅱ型图形发生器”，为我国航天工业做出重大贡献。罗健夫对工作兢兢业业，脚踏实地，他是Ⅰ、Ⅱ、Ⅲ型图形发生器课题负责人，主要设计者和研制者，但在呈报科研成果时要求不署自己名字，他婉言谢绝吸收他为中国电子学会成员。
忘我钻研，攻克科技难关
1950年距初中毕业尚差一学期，罗健夫就带头报名参了军。在部队利用业余时间，罗健夫学完初中三年二期及高中三年全部课程，并于1956年考入西北大学原子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1959年4月，罗健夫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先后在母校及西安电子计算机技术所、骊山微电子公司工作。1965年，他开始研究微电子技术。1968年，参加北京电机厂技术攻关协作。次年，主持国家空白项目——图形发生器攻关。
“文革”中，他力排干扰，以顽强毅力，短时间内掌握第二外语，攻读电子线路、自动控制、精密机械、应用数学、集成电路等多门课程。1972年、1975年，罗健夫先后研制出第一台“图形发生器”“Ⅱ型图形发生器”，为航天计算机的设计和制造，成几十倍地提高了效率，打破了当时国际上的封锁、禁运，为我国航天工业做出重大贡献。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后，他再接再厉，继续研制Ⅲ型图形发生器，至1981年10月已独立完成全部电控设计。1982年6月16日，正在调试设备的罗健夫突然病倒，诊断为晚期淋巴癌，于1982年6月去世，年仅47岁。
肉身已逝，精神犹在
罗健夫生前的同事胡培德谈起罗健夫，仍难掩内心的激动：“虽然20多年过去了，我们都没有忘记他！”
胡培德与罗健夫在一起工作了多年，罗健夫一些感人的故事仍然历历在目。“老罗的信念、气质、道德、意志，都让人敬佩，说他是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当之无愧！”
1977年调工资时，罗健夫已经完全具备了升级条件，但他一再找领导表示：
“我是共产党员，家里经济不是太困难，把名额让给比我更困难的同志吧！”实际上，他工资不高，两个孩子都在上学，负担不轻。1981年，当罗健夫得知自己确诊患了癌症并且是晚期的时候，异常镇定地问医生：“我还有多少时间？”随后嘱咐道，“不要告诉我的爱人，现在，每分每秒对我都很宝贵！”他只有一桩心事：还有许多工作没有做完。组织上“命令”他在家休息，并叫其爱人陈显万照顾他。罗健夫终于同意养病，但不同意爱人照顾。罗健夫对同样从事科研工作的妻子说：“我不能工作了，你再不工作怎么行？”硬是把爱人推去上班，而他自己为了修改Ⅲ型图形发生器的图纸，又一头扎进了资料堆。
胡培德陪罗健夫在西安医学院附属医院走完了最后的日子。“在病房里，他交了最后一次党费。就是在临走前的那几天夜里，他上厕所时，不开灯，也不叫人，总是自己一点一点挪着去，就是怕麻烦大家。他最后的遗嘱是：再也不能为党工作了，请医院将尸体解剖，或许对医学有所贡献。”说到这里，胡培德的声音有些哽咽。
罗健夫是航天系统的一面旗帜，在他生前的单位，学习罗健夫精神的座谈会和先进标兵表彰会经常举行，每年新招的大学生、工人在进单位前，都要了解和学习罗健夫的事迹。
“不光是在我们航天工业部，在其他的科研单位，很多人还在传颂他的事迹。现在回过头来再看他生前的事迹，看看他的精神境界，给人的思考和震撼真是太大了。”771所党委宣传部的王英民介绍说，“2007年10月，在罗健夫逝世25周年的时候，771所还专门举行了罗健夫青铜塑像的揭幕仪式，大家一起缅怀英模先进事迹，弘扬罗健夫精神，激发广大干部职工为祖国的航天事业努力奋斗。”
罗健夫的足迹，不仅体现了新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成长道路，更强烈地体现了湖湘大地千千万万科技人员的品格。是他们，以忧国忧民的奋斗不息的“霸蛮”精神，敢为人先的创新理念，创造出众多科研成果，推进湖南的经济社会发展，谱写了一章章激情诗篇。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袁隆平1930年出生，现任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中心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着名农业科学家。
1960年袁隆平从一些学报上获悉杂交高粱、杂交玉米、无籽西瓜等，都已广泛应用于国内外生产中。这使袁隆平认识到：遗传学家孟德尔、摩尔根及其追随者们提出的基因分离、自由组合和连锁互换等规律对作物育种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于是，袁隆平跳出了无性杂交学说圈，开始进行水稻的有性杂交试验。
慧眼发现“天然杂交稻”
1960年7月，他在早稻常规品种试验田里，发现了一株与众不同的水稻植株。第二年春天，他把这株变异株的种子播到试验田里，结果证明了上年发现的那个“鹤立鸡群”的稻株，是地地道道的“天然杂交稻”。他想：既然自然界客 观存在着“天然杂交稻”，只要我们能探索其中的规律与奥秘，就一定可以按照我们的要求，培育出人工杂交稻来，从而利用其杂交优势，提高水稻的产量。这样，袁隆平从实践及推理中突破了水稻为自花传粉植物而无杂种优势的传统观念的束缚，立即把精力转到培育人工杂交水稻这一崭新课题上来。
“杂交水稻之父”
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学者布朗抛出“中国威胁论”，撰文说到21世纪30年代，中国人口将达到16亿，到时谁来养活中国，谁来拯救由此引发的全球性粮食短缺和动荡危机？这时，袁隆平向世界宣布：“中国完全能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中国还能帮助世界人民解决吃饭问题。”其实，袁隆平早有此虑。早在1986年，就在其论文《杂交水稻的育种战略》中提出将杂交稻的育种从选育方法上分为三系法、两系法和一系法三个发展阶段，即育种程序朝着由繁至简且效率越来越高的方向发展；从杂种优势水平的利用上分为品种间、亚种间和远缘杂种优势的利用三个发展阶段，即优势利用朝着越来越强的方向发展。根据这一设想，杂交水稻每进入一个新阶段都是一次新突破，都将把水稻产量推向一个更高的水平。1995年8月，袁隆平郑重宣布：我国历经9年的两系法杂交水稻研究已取得突破性进展，可以在生产上大面积推广。正如袁隆平在育种战略上所设想的，两系法杂交水稻确实表现出更好的增产效果，普遍比同期的三系杂交稻每公顷增产750～1500公斤，且米质有了较大的提高。至今，在生产示范中，全国已累计种植两系杂交水稻1800余万亩。
1998年8月，袁隆平又向新的制高点发起冲击。他向朱镕基总理提出选育超级杂交水稻的研究课题。朱总理闻讯后非常高兴，当即划拨1000万元予以支持。
袁隆平为此深受鼓舞。在海南三亚农场基地，袁隆平率领着一支由全国10多个省、区成员单位参加的协作攻关大军，日夜奋战，攻克了两系法杂交水稻难关。
经过近一年的艰苦努力，超级杂交稻在小面积试种获得成功，有关专家对48亩实验田的超级杂交水稻晚稻的实测结果表明：水稻稻谷结实率达95％以上，稻谷千粒重达27％以上，每亩高产847公斤。这表明“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又取得“四大突破”：目前超级杂交水稻晚稻亩产量高；稻谷结实率高；稻谷千粒重高；筛选出适合华南地区种植的两个中国新型香米新品种。在场的专家和科技人员对这位卓越科学家取得的新成功而欣喜不已。这标志着中国超级杂交稻育种研究再次超越自我，继续领跑世界。目前，超级杂交稻正走向大面积试种推广中。
20多年来，我国累计推广种植杂交稻56亿多亩，每年增产的稻谷可以养活7000多万人口，相当于全世界每年新出生人口的总和。杂交水稻还被推广到30多个国家和地区，种植面积达3000多万亩，他因此被海内外誉为“杂交水稻之父”。他是中国工程院院士，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被评为全国道德模范，荣获国家特等发明奖、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联合国粮农组织粮食安全保障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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