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品德，如果你持有它，人格就会得到升华，如果你不慎丢失了它，那么你就可能一文不值。
有一种品德，它不仅是我们立身的基础，事实上也是任何一个国家战斗力的保证。
这种品德，名字就叫做忠诚。
巴黎和会，我拒绝签字——顾维钧
顾维钧，字少川，汉族，江苏省嘉定县人，1912年任袁世凯总统英文秘书，后任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国民政府驻法、英大使，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是中国近代史上卓越的外交家之一。
1919年1月28日，美、英、法、日、中在巴黎讨论中国山东问题。战败的德国将退出山东，日本代表牧野却要求无条件地继承德国在山东的利益。中国代表顾维钧听了，站起身面对其他四国代表问道：“西方出了圣人，他叫耶稣，基督教相信耶稣被钉死在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成为世界闻名的古城。而在东方也出了一个圣人，他叫孔子，连日本人也奉他为东方的圣人。牧野先生你说对吗？”
牧野不得不承认：“是的。”
顾维钧微笑道：“既然牧野先生也承认孔子是东方的圣人，那么东方的孔子就如同西方的耶稣，孔子的出生地山东也就如耶路撒冷是东方的圣地。因此，中国不能放弃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一样！”
顾维钧左手一扬，掌心摊开，指缝一松，一块怀表吊着链子垂下来：“请允许我，再给大家看一样东西。进入会场之前，日本的牧野先生为了讨好我，争夺山东的特权，把这块金表送给了我。”
这表实际是顾维钧捡到的，这里他只是借题发挥，会场便开始交头接耳，顾维钧彬彬有礼，稍稍停顿了一下，接着说：“牧野先生愤怒了，他真的愤怒了。
姑且，算是我偷了他的金表吧。那么，我倒想问问牧野先生，你们日本，在全世界面前，要偷我们整个山东省，山东省的三千六百万人民该不该愤怒呢？四万万中国人该不该愤怒？我想请问，日本的这个行为，算不算是盗窃？”
顾维钧的语气凌厉到了顶点，说话同时提起右手叉开五指朝上前方虚空处猛地一插，旋即猛一侧头，满脸的正义凛然和潜藏已久的怒火一起化为一道凌厉的剑光，闪电般射向日本代表。
接下来全场鼎沸，掌声如雷。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法国总理克莱蒙梭——巴黎和会的三巨头听完顾维钧掷地有声的声明，一齐走上前握住他的手。法国总理克莱蒙梭事后评论道：“顾维钧之对付日本，有如猫之弄鼠，尽其擒纵之技能。”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同盟国惨败宣告结束，中国是战胜国之一。中国从鸦片战争时代开始的漫长寒冬就要过去，在这“公理战胜强权”的时代，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将还中国一个公道，取消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列强强加在中国身上的一切不平等条约。
然而，巴黎和会迅速把国人的梦想击得粉碎。几个大国无视中国的反对，也无视他们曾鼓吹的“公理”，将中国山东的权益出卖给了日本。国内爱国运动风起云涌，而在巴黎，1919年6月28日，中国代表团代表顾维钧为争夺中国的权益而奋斗。
签字仪式上，一个一个轮番地面无表情地印上印鉴，顾维钧却一脸愤怒与沉重地站起来，他走在会场的中心，我们已难形容其心情，他说：“我很沉重，我很愤怒，我拒绝签字。”
接着全场哗然。这个中国人的反抗，也是整个中国人民的反抗。这时激荡的爱国热情已让他只想向那些列强呐喊出一个字——不！
顾维钧所生活的中国，被定论为“弱国”。这个定论应该不差，自清末以后，无论别人打上门来（如鸦片战争），或者自己向别人宣战（如八国联军），中国都只有一个“败”字可言。独裁者便只好割地赔款，以保自己的统治得以延续。这次拒签在中国外交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第一次打破了“始争终让”的外交局面——拒绝签字。中国在以后的日子中将一步步夺回丧失的主权。
1919年5月20日，北京政府电令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对于此项草约，大体应行签字，惟山东问题应声明另行保留，以为挽救地步。”当保留签字的要求被拒绝之后，北京政府24日训令：“如保留实难办到，只能签字。”但顾维钧在因病住院的陆徵祥支持下，没有听北京政府训令，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爱国是一切美好思想的基础。很难想象，一个不热爱自己国家的人将来能做出惊天动地的事。忠于祖国的人必能忠于自己，而忠诚有时意味着牺牲，一个忠诚的人不会因为个人利益而背叛自己的祖国。
宁死不屈——颜真卿
颜真卿，字清臣，汉族，唐代杰出书法家，“楷书四大家”之一。颜真卿曾四次被任命御史。在任期间，关心民众疾苦，注重农业生产，热心公益事业，为百姓解水患，引水灌田，为官清正廉洁，为人耿直，得到百姓的爱戴。
782年，唐朝的五个藩镇叛乱。其中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兵势最强，自称“天下都元帅”。德宗皇帝派威望极高的颜真卿去做说客。
李希烈听到颜真卿来劝降，想给他一个下马威。在见面的时候，他故意让部将和养子一千多人都聚集在厅堂内外。颜真卿刚到厅堂门口，那些部将和养子就冲了上来，个个手持武器，围住颜真卿又是谩骂，又是威胁，摆出一副要杀他的架势。
颜真卿面不改色地朝着他们冷笑。这时李希烈才假惺惺地站起来护住颜真卿，命令他们退下，接着又把颜真卿送到驿馆里，企图慢慢软化他。
这时，其他几个藩镇的叛将各自派遣使者到李希烈这里来上表称臣，劝他做皇帝。李希烈召颜真卿来，故意把上表给他看，得意地说：“今日四王派使者来，把推心置腹的话对本元帅讲了。他们的话同我心里的想法一样。太师您看这种情势，难道我被朝廷猜忌，就没有地方可去了吗？”
颜真卿义正词严地说：“这四个人只能说是四凶，怎么叫四王呢？将军自己不保住功业，做唐朝的忠臣，却要与乱臣贼子在一道，想与他们一起灭亡吗？”
李希烈听了心中十分不快。
过了一天，李希烈又让颜真卿与叛镇派来的四个使者一同赴宴。四个使者见到颜真卿来了，都向李希烈祝贺说：“早就听说颜太师德高望重，现在元帅将要即位称帝，这不是有了现成的宰相吗？”
颜真卿扬起眉毛，朝着四个使者骂道：“什么宰相不宰相！要杀要剐都不怕，难道会受你们的诱惑，怕你们的威胁吗？”四名使者被颜真卿凛然的神色吓住了，缩着脖子说不出话来。李希烈拿他没办法，只好把他关起来。
784年，李希烈自称楚帝，又派部将逼颜真卿投降。兵士们在关禁颜真卿的院子里堆起柴火，并浇上油，威胁颜真卿说：“再不投降，就一把火把你烧死！”颜真卿二话没说，就纵身往柴火跳去，叛将们连忙把他拦住。李希烈的打算落空了。
李希烈想尽办法，也没能让颜真卿屈服，最后只好派人逼迫颜真卿自杀了。
责任感源于忠诚。没有忠诚，责任感就无从说起；没有责任感，你就会在诱惑面前把握不住自己。这样，你的事业结构就会土崩瓦解，最终只能在一片废墟中独自哀叹。所以说，背叛忠诚的最大受害者将是背叛者自己。颜真卿宁死不投降，就是用行动验证“忠诚”二字。
志士英名万古存——文天祥
文天祥，吉州庐陵人，南宋民族英雄，与陆秀夫、张世杰被称为“宋末三杰”。
文天祥从小爱读历史上忠臣烈士的传记，20岁那年他到临安参加进士考试，在试卷里写了救国主张，受到主考官的赏识，中了状元，后来做了江西赣州的州官。
1275年，元军进逼临安，宋恭帝赵昆下诏要各地将领带兵援救。文天祥接到朝廷诏书，立刻捐献出全部家产，招募人马准备赶到临安去。有人劝他说：“现在元兵长驱直入，您带了这些临时招募起来的人马去抵抗，好比赶着羊群去跟猛虎斗，明摆着要失败，何苦呢？”
文天祥泰然回答说：“这个道理我何尝不知道。临安危急，却没有一兵一卒为国难出力，岂不叫人痛心！我明知自己力量有限，宁愿以死殉国。”
这时候，元朝统帅伯颜已经渡过长江，分兵两路进攻临安。文天祥向朝廷建议，集中兵力跟元军决一死战。但是赵熙与很多大臣都惧怕元军，一味求和，文天祥势单力孤。1276年，伯颜带兵占领临安，谢太后和恭帝赵昆出宫投降，元军把他们连同文天祥等人押往大都（今北京市）。文天祥中途逃了出来，历尽千难万险，到了福州，与张世杰会合。
1278年，元军攻下潮州，文天祥又被俘虏。元朝丞相博罗派投降官员去劝降。文天祥对其一顿痛骂，骂得他们抬不起头，灰溜溜地走了。元朝对文天祥劝降不成，就把他移送到兵马司衙门，他被戴上脚镣手铐，过着囚徒的生活。
文天祥被关在牢房里，恶劣的环境只能折磨他的身体，却并不能摧毁他的意志。
后来，元军押着文天祥，希望利用他诱降南宋残军。当船队经过珠江口零丁洋时，面对波涛翻滚的零丁洋，文天祥感慨万千：自己死不足惜，大宋江山风雨飘摇，岌岌可危，今后谁来护卫幼主、光复江山呢？感慨惆怅之余，他吟出：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就是流传千古的名作《过零丁洋》。
南宋灭亡后，元将张弘范在庆功宴上向文天祥敬酒说：“宋朝已亡，您的忠孝也尽到了。如果您能为元朝做事，元朝宰相岂不非您莫属吗？”
文天祥说：“国亡而不能救，做大臣的死有余辜，难道还能贪生怕死吗？”
南宋灭亡后，文天祥被押赴大都。4年中历尽苦难，不论是威胁，还是利诱，都无法让文天祥动摇。他写了许多诗，表达自己对于国家的一片忠心。其中最有名的一首叫做《正气歌》，表达了绝不向敌人投降的浩然正气。1282年，文天祥在大都慷慨就义，时年47岁。
君子身处世间，心中都应该有一个行事的准则。天下事有的应该做，有的则不应该做，一旦遇到违背自己的良心与正义的事情，就算可以给自己带来巨大的财富和利益，仍然要坚决拒绝。因此，为人需当行则行，当止则止，有所为，有所不为，不可任意妄为，这样才能“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内不愧心”，堂堂正正，光明磊落，了无遗憾地走出一个美妙的人生。
赤胆忠心——苏武
苏武，字子卿。年轻时，因为父亲任职的关系而被任用，后苏武逐渐提拔重用。当时汉匈矛盾重重，经常互扣使者，关系紧张。到了汉武帝天汉元年，匈奴向汉朝求和，于是，汉武帝派遣苏武以中郎将的身份出使，护送匈奴使者回国。
苏武接受任务后，带着使团及丰富的礼物出发到了匈奴。
不料，反复无常的匈奴单于不但不感谢，反而受坏人挑唆，把苏武等人扣押起来，要苏武投降。金钱、高官厚禄、冻饿折磨，这些都没能使苏武屈服，他坚决不投降。没办法，单于只好下令将苏武送到北海边上（现在的西伯利亚贝加尔湖一带）去牧羊，并且对苏武说：“等公羊何时生了小羊，就送你回汉朝去！”
公羊怎么能生小羊呢？用意十分明白，单于是坚决不放苏武回汉朝了。
北海一带，荒无人烟，终年白雪覆盖。苏武只能以野鼠洞里的草籽充饥。每天，苏武一边牧羊，一边抚弄着出使时汉武帝亲手交给他的旌节，心中深深地怀念着自己的祖国。夜晚睡觉时，他将旌节紧紧抱在胸前。就这样，日复一日，艰苦地度过了漫长的岁月。后来，汉武帝死后，汉昭帝即位，匈奴又与汉朝议和，但单于仍不让苏武回汉朝，还谎称苏武已经死了。与苏武一起出使匈奴的常惠，千方百计把苏武的情况告诉了汉朝使者，还为使者想出了一个要回苏武的妙计。
第二天，汉朝使者去见单于，按照常惠的计策对单于说：“你们匈奴既然要诚心跟汉朝结好，就不该再欺骗我们。苏武明明没有死。有一天，我们皇上在上林苑里射猎，射下一只大雁，大雁的脚上系着一条绸子，那是苏武写给皇上的一封信。信里说他在寒冷的北海地方牧羊，你们怎么说他死了呢？大雁能带信，这是天意，你们怎么可以欺骗天呢？”
单于听了，不觉大吃一惊，只好承认自己说了谎话，而后又说：“苏武的忠心都感动了飞鸟，难道我们还不如大雁吗？”说完，他立即向汉朝使者道歉，并答应赶快派人把苏武从北海地方找回来苏武回到了阔别20年的京城长安，汉昭帝接见了他们，还叫他到先帝庙里去拜见汉武帝的灵位，并把那根光秃秃的旌节交还到汉武帝灵前。
历史学家吴晗曾写过一篇《谈骨气》的文章，其中提出做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骨气。所谓骨气就是做人要坚持原则，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明是非、知荣辱，不拿原则做交易。一边是高官厚禄，一边是赤胆忠心，苏武用不屈的铮铮傲骨作出了最完美的诠释。
凿空之旅——张骞
张骞，汉中郡城固人。他是我国古代卓越的探险家，旅行家，外交家。对丝绸之路的开拓有重大的贡献。张骞通西域的过程中不仅促进了当时西域的各民族往来，而且引进了汗血马、葡萄、石榴、胡桃等。
公元前138年，张骞带着汉武帝的万丈雄心第一次踏上了大汉以外的疆域。
那时匈奴依旧称雄漠北，西域各国关系错综复杂。
当时，月氏人受匈奴欺负，向遥远的西方迁徙。汉武帝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第一，救人于危难，可为我所用。第二，当时汉朝的战略是远交近攻。所以毫不犹豫决定跟大月氏人结盟。而且，大月氏人曾在与匈奴的激战中败北，国王的头颅成了匈奴单于手中的酒器，可以说与匈奴的仇恨深重。
这位勇敢的探险家出发时身边有100位随从和一位忠心耿耿的匈奴人奴隶堂邑父，他们无所畏惧地踏上匈奴的土地，希望能顺利穿过这个游牧王国的防线，然而，他们低估了这个马背上的民族的防线密度。身陷囹圄的张骞，逃过了头颅被制成饮器的噩运，被迫在匈奴的监禁中娶妻生子。风刀霜剑严相逼，时光流转十数年，张骞始终保持着汉朝的特使符节，寻找着逃脱的机会。
终于有一天，张骞成功逃离匈奴的控制，开始继续他已中断了十几年的政治旅程。越过葱岭，到大宛，通过康居，至大夏，这位两千年前的探险家徒步穿过了如今的乌兹别克斯坦与哈萨克斯坦等国。沿途这些中亚国家的君主听到了张骞的描述，无不被东方的地大物博所吸引，更为东方的丝绸、瓷器等手工艺品所倾倒。惧怕匈奴铁骑的小国不敢与汉结盟共退匈奴，却对与汉通商充满了兴趣。
在大夏的旧土上，躲避战火的大月氏终于被张骞找到了。汉朝盼望跟月氏王国结盟，对匈奴东西夹攻。以当时来讲，月氏王国对匈奴有杀父灭国的深仇大恨，一旦听到有报仇复国的机会，一定非常感激。然而十多年来，大月氏这个马背上的“行国”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是在伊犁河畔受到乌孙的攻击，又一次向西远徙；到了阿姆河畔后，用武力臣服了大夏的大月氏，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开始了游牧生活到农耕生活的过渡。他们生活安定，无心复仇，无意东还。张骞在大月氏逗留了一年多，无果而返。
回国途中，张骞又被匈奴拘禁了一年多。不过，张骞有着一种军人特有的敏锐，在进入匈奴人的控制范围之后，他就开始留心每一处水源、每一块草地，并详细记录下来，为日后追随大将卫青征战匈奴立下了汗马功劳。“知水草处，军得以不乏”，张骞后被武帝封为“博望侯”，此为后话。
公元前126年，趁着匈奴内乱，张骞在妻子与堂邑父的帮助下乘机脱身回到长安。张骞出使时一百余人，12年后，回到长安，只剩下两个人——张骞和他的仆人堂邑父。
张骞第一次出使没有完成他的政治使命，但沿途洞悉了西域的政治经济和人文地理。他将沿途见闻采集汇总，呈报武帝，为汉朝打开了另一番迥异的格局。
除了他经过的国家，张骞还指出西方的另一个强大的帝国——安息，即安息王朝统治下的波斯，在其后的数世纪中，它将作为丝绸之路上最大的中转站和经纪人的身份登上舞台。
随后，汉武帝又派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使团人数达三百人，张骞及其随行者的足迹也更为广远，悉数拜访了大宛（费尔干那）、康居（以今塔什干为中心的游牧王国）、大月氏、安息（古代波斯帕提亚王国）、身毒（印度）等国。
张骞的两次西行，打破了游牧民族对丝路贸易的垄断，使中国和中亚、南亚、西亚诸国之间建立了直接的贸易往来关系。作为中国走向世界的第一人，张骞记录下对外部世界的首次真知实见，结束了我国古代对西方神话般的传闻认识，也成为后来《史记·大宛传》和《汉书·西域传》的最初来源，世人把张骞通西域一事形象地称为“凿空”。
忠诚是责任最高形式的表现。一个人的忠诚不仅不会让他失去机会，还会让他赢得机会。除此之外，他还能赢得别人对他的尊重和敬佩。人们似乎应该意识到，取得成功最重要的因素不是一个人的能力，而是他优良的道德品质。
“封狼居胥”——霍去病
霍去病，西汉武帝时期杰出军事家，好骑射，善于长途奔袭。霍去病多次率兵与匈奴交战，在他的带领下，匈奴被汉军杀的节节败退，“封狼居胥”由此得名。
霍去病出生在一个奴仆家庭，他的母亲是私生子，而他也是一个私生子，拥有这样身份的他，似乎长大也要成为奴仆。就在他三四岁的时候，他的姨妈卫子夫成为汉武帝的爱妃，卫家人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
18岁时候的霍去病，作为皇后和大将军卫青的外甥，是除了皇族子弟以外最受宠信的“高干子弟”。这个相貌奇伟、性格坚毅、智勇过人的青年很受武帝赏识，便派他做了保卫皇帝安全的侍中官。他虽年少位尊，但精于骑射武术，汉武帝想教他兵法，他却答：“顾方略何如耳，不至学古兵法。”他的志向在于疆场。
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漠南之战打响一年之际，霍去病对武帝刘彻说：“陛下，请派我去战场。”
武帝同意了。实际上，武帝这次派霍去病参战，只是想让他见识见识真正打仗的模样，作为一项锻炼。
于是在战场上，甲胄如林、枪戟如雨的汉家军阵中出现一个特别年轻的身影，他随侍在大将军卫青的帅旗旁，当卫青拔出宝剑时，森然剑锋折射出少年眼中喷薄欲出的锐芒。
卫青大军出师不利，基本上无功而返。但霍去病带着部下八百骑，独自抛开大军两百多里，一往无前地奔向北方。这一战，霍去病以八百轻骑深入敌军腹地，在沙漠中斩杀敌人2028人。2028人中有匈奴的丞相、当户，其级别相当于汉朝高官。匈奴单于祖父辈的籍若侯产亦在死亡名单内，甚为难得。霍去病在百忙之中还顺手抓了名俘虏——单于的叔叔罗姑比，押往长安。
霍去病带800人去，带800人回来。中外多少名将猛士，有哪个像霍去病这样，带800人深入敌后歼敌2000余，赢得离谱就算了，居然还带原班人马返回，不损一兵一卒？长安少年已经不在市井游走玩闹，而变成了叫那匈奴胆寒的“飞龙”，在天翱翔。
还有一则关于霍去病的传说。霍去病河西一役立下大功，汉武帝特派使臣载了美酒到前线去慰问。霍去病对使臣说：“谢谢皇上的奖赏。但重创匈奴不只是我的功劳，功劳归于全体将士。”遂命令将御赐美酒抬出犒劳部下。但酒少人多，怎么办？霍去病吩咐手下，将两坛美酒倒入营帐所在的山泉之中，于是整个山谷顿时酒香弥漫，全体将士纷纷畅饮掺酒的山泉，欢声雷动。这就是“酒泉”的来历。
继河西两战之后，匈奴浑邪王投降汉朝，匈奴单于不得不远逃漠北。但匈奴人仍未放弃对汉朝边境的掠夺，公元前120年秋，匈奴骑兵万余人又突入定襄、右北平地区，杀掠汉朝边民一千多人。汉武帝决定远征漠北，彻底消灭匈奴军队，便发动了“漠北大战”。
在这次大战之中，霍去病率部奔袭两千多里，以一万五千的损失数量，歼敌7万多人，俘虏匈奴王爷3人，以及匈奴贵族83人。正如汉代另一名将陈汤所说的那样：犯强汉者，虽远必诛。霍去病一路追杀，一直来到了今蒙古肯特山一带。
为了庆祝这次战役的胜利，霍去病在狼居胥山积土增山，举行祭天封礼，洒酒淋于漠北之土，酒香飘至三千里，直入咸阳地；将士呐喊，气势如虹，震撼人心，凯旋归朝。
经此一役，“匈奴远遁，漠南无王庭”，匈奴一蹶不振，再也不能对中原王朝构成有力的威胁。征服匈奴之后，汉朝的疆域就马不停蹄扩得更大。“屠大宛之城，蹈乌桓之垒，探姑缯之壁，藉荡姐之场，艾朝鲜之旃，拔两越之旗”，不但把趁秦末动乱而割据自王的朝鲜、东越、闽越、南越一一削平，又从匈奴处夺回河套地区，更是首次将云贵、河西走廊乃至西域纳入版图。汉军的旗帜，第一次插上云贵高原，帕米尔之巅。霍去病和他的“封狼居胥”，也成为中国历代兵家人生的最高追求，终生奋斗的梦想。
忠诚是人类最重要的美德之一，从古到今，没有谁不喜欢忠诚。君主需要忠诚的大臣，每个人都希望有忠诚的朋友。臣子忠实于自己的朝廷，忠实于自己的君主，与百姓同舟共济、共赴艰难，将获得一种集体的力量，人生就会变得更加有意义。
“独臂英雄”——丁晓兵
丁晓兵，1965年出生，1983年入伍，现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8730部队政治委员。先后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保持英雄本色的忠诚卫士”和“全国自强模范”等荣誉称号。
丁晓兵在面临重大人生抉择时，始终把党的事业和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1984年，他所在的侦察大队参加边境防卫作战，他用鲜血写下请战书：“我坚决要求参加战斗，打头阵、当尖兵，请党在战斗中考验我！”他先后出色地完成了20多次侦察和作战任务。一次，身为侦察大队“第一捕俘手”的丁晓兵，深入敌人阵地生擒俘虏，返回途中，为掩护战友和俘虏，抓起敌人投来的手雷向外扔的刹那间，手雷突然爆炸，右臂被炸得只存一点皮肉。为了把任务完成到底，他以惊人的毅力用匕首割下残臂，扛着俘虏，冒着炮火翻山越岭四个多小时才与接应分队碰上头。就在此时，他一头栽倒在地，战友们以为他牺牲了，含泪为他整理“遗容”，准备送往烈士陵园。路过的前线医疗分队被这个场面深深感动，有个老军医比较有经验，切开他的腿部动脉血管，强行压进2600mL血浆，死神就这样与这位独臂英雄擦肩而过。全国各大媒体以“中国兵”为题，详尽报道了他的英雄壮举。“中国兵”的事迹强烈地震撼了那个崇尚英雄的时代的人们的心灵，深深地打动了每一个中国青年。
丁晓兵身残志坚、自强不息，以“人可以有残缺之躯，但不可有残缺之志”
自勉，婉言拒绝组织照顾，放弃到地方任职、军校任教、机关工作的机会，郑重表示“一要学习，二要工作，绝不离开部队”，毅然选择继续留在部队艰苦奉献。他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从练习单手打背包、单手射击和左手投弹开始做起，以惊人的毅力和钢铁般的意志，摸爬滚打样样争先，终于在军事训练科目的考核中取得优秀的成绩。他参加过数十次军事演习、抗洪抢险、扑救山林大火的行动，从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优秀的师政委。他当指导员时，所在连队被评为军区基层建设先进单位；当教导员时，所在营被师评为全面建设先进营；当团政委时，所在团队被武警部队记集体三等功。作为一个从战火中走出来的英雄，他经受住了荣誉关、残疾关、利益关的考验，在平凡的工作和生活中，不甘平庸、永不服输，取得了一系列不平凡的成绩。
丁晓兵的生活早已远离硝烟，但在和平时期，也有和平时期的考验。部队地处繁华都市无锡，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时时冲击着这些当兵的人。
为带好新时代的兵，丁晓兵一共总结了105条经过上级肯定的先进经验，来面对多彩变幻的生活甚至各种诱惑。他始终关注时代发展潮流，坚持在开拓创新中带领部队，与时俱进地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汲取营养，始终保持充沛的思想活力，不断创造出鲜活经验来指导部队实践。针对新时期青年官兵思想活跃的特点，他带领政治处的同志吃住在基层，归纳了实话实说、一事一议、新闻点评、模拟法庭等“群众性教育20法”，在武警部队加以推广。针对官兵心理问题增多的实际情况，他创造了“心理自我调节12法”在全师推广，使官兵一些突出的心理问题得到较好解决，受到武警部队心理专家的充分肯定。为适应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新要求，他带头研究信息战理论，积极推进团队信息化建设，邀请国防大学傅立群将军与官兵对话，引导大家更新思想观念，总结的“认清变革明责任，适应变革尽忠诚”的教育经验被武警总部转发。
在实际工作中，丁晓兵注重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断用创新的方法解决部队建设中的难题。官兵在训练中受伤一直是制约和影响部队训练质量的老大难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丁晓兵专门到南京体育学院请来专家教授进行科学指导。他和专家们一起研究人体结构，研究不同体质的人的骨骼承受力，提出了“在超强度训练中如何科学分配体能”、“训练强度如何与不同官兵体能要求相适应”的科学训练方法。在研究中，他还发现个别战士在强度训练中之所以容易骨折，主要原因是骨质成分中钙元素不足。为给战士补钙，他建议团党委在部队经费紧张的情况下，出资10万元购买了20头奶牛。如今，基层官兵每天早晨都能喝上新鲜的牛奶，官兵训练负伤率降低到0．5％，训练积极性有了明显的提高。
在他的倡导下，部队又先后开展百名教授进警营，主题活动到公园，地方法庭到部队等活动，令人耳目一新。
他20多年如一日坚持学习，仅读书笔记就写下了900多万字。他严格自律，多次拒收送上门的钱物，坚持原则婉拒亲人的请求，保持了共产党员的纯洁性、先进性。他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和不懈奋斗的精神跨越时空，创造了非凡业绩，书写了光辉人生。
时代在变化，丁晓兵却始终牢记着党的教导和组织的嘱托，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的英雄本色，续写着辉煌的人生篇章。他把对党的忠诚、对祖国的热爱、对部队的责任，全部倾注于他军人生涯中的每一个细节，付诸部队生活中的每一个举动。奖牌、证书见证了他以伤残之躯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的不平凡历程，见证了他从战斗英雄到时代先锋的前进道路。
模范教员——方永刚
方永刚1963年出生于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的一个贫困家庭。1985年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同年7月入伍，1992年12月入党，曾获得历史学学士、法学硕士、军事学博士学位，先后在海军政治学院、海军大连舰艇学院任教，生前为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政治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研室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辽宁省国防教育讲师团成员、沈阳军区联勤部客座教授、大连市讲师团成员等。专业技术7级。长期从事政治理论教学和研究工作。
20多年来，方永刚一直从事政治理论教学和研究工作，为发展军队教育事业和宣传党的创新理论作出了突出贡献。他坚持深入学习、坚定信仰、模范践行党的创新理论，深入工厂、农村、学校和社区，真情传播党的创新理论，被誉为“平民教授”、“大众学者”。多次被学院评为优秀教员、青年教员成才标兵。
2008年3月25日22时08分在北京病逝。
他经常对别人讲，自己是在党的创新理论哺育下成长成才的，是党的创新理论的直接受益者，对党有着发自内心的深厚感情。
学习、研究、宣传党的创新理论，使方永刚深深地体会到：在当代中国，只有党的创新理论才能解决面临的发展问题，才是指引中国走向繁荣富强之路、人民过上和谐富裕生活的唯一正确的理论；党的创新理论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指南，是实现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伟大真理。正是靠着这种坚定的信仰，他一直把学习、研究、传播党的创新理论作为自己最神圣的职责，看做是太阳底下最神圣的事业，当成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每当党中央提出新的思想理论观点，他都及时学习研究，很快就有论文发表或专着出版。
多年来，他遇到理论困惑不动摇，碰到现实困难不回避，面对错误思潮敢斗争，在对真理的执着追求和坚决扞卫中，不断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对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信赖。他始终认为，如果他的宣讲可以使广大官兵和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更坚定一点、对党的创新理论的理解更深入一步、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更充足一些，那么，研究和传播党的创新理论就是他人生的最大价值和全部意义！
方永刚几乎把业余时间全都用在刻苦学习党的创新理论上，并及时把学习研究成果运用到教学实践中，先后出版了16部党的创新理论研究专着，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其中在国家和军队核心期刊上发表40多篇，荣获“全军政治理论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等28个奖项，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军队重点理论研究课题7项。1997年5月8日，一场车祸造成他的颈椎严重骨折。在做牵引治疗的情况下，他仍然坚持看书学习。住院108天，他一连看了43本书，并完成一部30万字的专着《亚太战略格局与中国海军》。党的创新理论每前进一步，他的学习就跟进一步，研究就深化一步。
2003年7月，胡锦涛提出要坚持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方永刚从电视新闻中看到这个消息后，连夜调整了第二天的讲课稿，让这一新思想第一时间进入了课堂，在学员中引起强烈反响。在假期中，他放弃休息，编写了科学发展观教学读本，初步形成了党的创新理论教学体系，为党的创新理论进入教材、进入课堂、进入学员思想作出了贡献。2006年10月份，他参加国防大学全军首届政治理论骨干研修班，正赶上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同年11月，他被确诊为结肠癌晚期。期间，他带病连熬3个通宵撰写了1万多字的文章《论长征精神的时代价值》，发表在《光明日报》。结业时，所作的《以科学发展观指导军队政治理论人才建设》的发言，就军队如何招才、引才、用才、留才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受到与会领导和专家的好评。
伟大的事业孕育伟大的精神，伟大的精神推动伟大的事业。方永刚传播党的创新理论的感人事迹，折射出一名共产党员的高度政治觉悟和优秀教师的高尚师德师风。他的先进事迹和可贵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方永刚精神可以集中概括为：深入学习党的理论、追求真理的探索精神，坚定信仰党的理论、矢志不渝的执着精神，积极传播党的理论、不辱使命的拼搏精神，模范践行党的理论、知行统一的求实精神，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和高尚师德师风、忠诚党的事业的献身精神。
学习方永刚精神，就是要像方永刚同志那样忘我拼搏，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心开展工作。方永刚丰富而又卓有建树的理论研究及传播实践活动，是坚持理论源于实践的结果，是敢于挑战、忘我拼搏的结果。他承担多项国家和军队重点课题，不仅年年超额完成教学任务，还要到地方宣讲党的创新理论，即使是在经受病魔折磨的情况下，他依然保持着进取的姿态。
忠诚党的创新理论的模范教员、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教授方永刚，2008年3月25日22时08分在北京病逝，走完45年短暂而精彩的一生。方永刚对党的事业的忠诚与热爱，广大官兵和群众对方永刚的尊重与欢迎，让我们看到了党的创新理论的巨大魅力。我们要学习方永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发挥聪明才智，投身改革建设，创造辉煌业绩，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贡献力量。
忠诚好男儿——吉鸿昌
1932年1月28日，“一·二八”事变爆发，中国军队在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鼓舞下，奋起抗击日军进犯上海的作战。吉鸿昌一听到消息，立即结束欧洲之行，乘船回国。他很快同中共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北上天津，组织民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不久，吉鸿昌按照党组织的指示，到湖北黄陂、宋埠一带召集旧部策划起义。孰料，其旧部大部分已被蒋介石收买或改编。于是，他又赶赴泰山，动员在此地隐居的冯玉祥出山，组织武装抗日。
1933年1月，日军进犯山海关，后又占领了承德。顿时，“驱除日寇，收复失地”的呼声响彻华北、响彻全国。吉鸿昌积极联络各地抗日零散武装，为起兵抗日作准备。为了解决枪支弹药不足的问题，他毁家纾难，用变卖家产筹集的6万元，派人到天津购买武器弹药，运到张家口。
1933年5月26日，吉鸿昌同冯玉祥、方振武等抗日将领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推举冯玉祥为总司令，吉鸿昌任前敌总指挥兼第二军军长。并宣布对日作战，收复失地。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成立后，全国纷纷响应，队伍由几千人迅速扩大到十几万人。
6月22日，吉鸿昌率部开赴张北抗日前线。出征之前，吉鸿昌作战前动员讲话。他铿锵有力地赋诗一首：
有贼无我，有我无贼。
非贼杀我，即我杀贼！
半壁河山，业经改色。
是好男儿，舍身报国！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吉鸿昌的指挥下，英勇作战，相继收复被日伪军占领的康保、宝昌、沽源等县城，最后准备攻打多伦。
多伦是察哈尔东部重镇，是当时河北、热河、察哈尔、内蒙古之间的交通枢纽和军事要地，日军把它视为攻掠察哈尔的战略要地。为了保住多伦，日军调集伪军两万多人和日军骑兵团一千多人，配备了十几辆坦克，准备对抗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进攻。
前敌总指挥吉鸿昌深知多伦城的战略重要性，如果能打下多伦，不仅可以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还可以唤起中华民族众志成城、团结御侮、战胜外敌的抗日精神。他下定决心，此役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誓死也要率部拿下多伦。
7月7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各路部队直捣多伦。经过彻夜激战，攻克了敌军的两道战壕。8日，激战一天，迫使敌军全部退守城内。9日拂晓前，敌军在多伦城外的大部分据点被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攻占，但多伦城池坚固，敌军火力十分猛烈，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进攻受阻。是日夜，吉鸿昌亲率敢死队勇猛爬城三次攻打，均未成功。10日拂晓，日军大举出动，向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阵地发起反攻，并且调集飞机轰炸，给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造成不小的损失。
战役打响以来，多伦苦战不下，熟知兵法的吉鸿昌彻夜难眠，他忽发奇想，终于想出一个大胆的“特洛伊木马”计划。于是，他挑选精兵四十多人，化装成当地老百姓和伪军混进多伦城，择时里应外合，一举破城。
12日凌晨，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趁天色黑暗之机，发起全线猛攻。吉鸿昌袒臂大呼，率部勇猛冲锋，喊杀声惊天动地。潜入城内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士兵四下高呼：“同盟军进城了！”并鸣枪响应，内外夹击，多伦城内的守敌一时阵脚大乱。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激战，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由南、西、北三门冲入多伦城内，守城的日伪军仓皇而逃。至此，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吉鸿昌的率领下，经过五昼夜血战，收复了沦陷敌手72天的多伦城。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攻占多伦的战斗，是日军自发动九·一八事变以来遇到的首次沉重打击，也是中国军队首次攻克日军据守的城池，中外震惊，国人莫不举手称庆。
然而，面对刚刚打开局面的大好抗日形势，蒋介石却命令何应钦派重兵大举进攻察哈尔，“围剿”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吉鸿昌与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各将领联名通电，谴责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卖国行径，表示“誓以战士之碧血，渲染塞外之秋草……四省不复，此志不渝”。
但是，在国民党南京政府的高压逼迫和内外夹击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处境十分困难，内部也开始发生动摇，1933年8月4日，冯玉祥被迫宣布下野。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内部也被分化。9月底，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日军和国民党军的内外夹击下失败。吉鸿昌在被押解北平（今北京）的途中逃脱，辗转回到天津，继续从事抗日活动。
举家倾囊 全力抗日
1934年初，吉鸿昌与宣侠父秘密到上海，和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并汇报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抗日情况，同时又接受了新的任务。随即，他按照党组织的指示，回到天津筹备组织反帝同盟，发动各种爱国力量，组织抗日武装，迎接北方抗日高潮的到来。
1934年5月，由吉鸿昌出面，在天津成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并建起有冯玉祥、李济深、方振武、任应岐等反蒋抗日力量代表在内的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中央委员会。吉鸿昌被推选为中央委员会主任委员。
此后，吉鸿昌与宣侠父筹备创办了《民族战旗》杂志，作为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的机关刊物，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吉鸿昌居住的位于天津法租界的一座小红楼设有一个秘密印刷所，除了油印秘密文件，同时也是《民族战旗》的编辑室。这座小红楼当时是中共地下秘密联络站，党的负责人路过天津时都在这里住宿，并以打牌作掩护，来开会和议事。
这期间，吉鸿昌与宣侠父等人秘密制订了中原暴动计划。吉鸿昌一面派人与旧部联系，加紧策反工作；一面着手准备在家乡河南发动暴动。与此同时，吉鸿昌与杨虎城的部队联合，开辟西北抗日根据地。还通过各种渠道，积极在各地发展人民武装自卫军组织，联络了一批原西北军中具有反蒋抗日爱国思想的军官，秘密将他们召到天津，由天津中共地下党组织谈话、训练后分别派往西北各省，组织人民武装自卫军，以配合中原暴动计划的实施。
短短数月，吉鸿昌重举抗日武装大旗的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
吉鸿昌的积极抗日活动也引起了敌特的密切注意，在他家附近安插了明岗暗哨。于是，为了地下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安全，吉鸿昌首先改变了联络地点和方法。同时，为了保护好印刷所免遭敌特的破坏，他设法转移了印刷机。那天，印刷机刚装上汽车，一个化装成乞丐的特务便跟踪而来，吉鸿昌机智地甩掉了特务，使印刷机安全转移。
此后，吉鸿昌一改平时简朴和简居不出的生活习惯，整天到惠中、交通、国民等大饭店以访友、打牌、听戏为名，与各地抗日反蒋人士秘密联络。
一次，因抗日地下工作急需一笔资金，吉鸿昌回家取存有一万元的存折，妻子胡洪霞拿出存折后，迟疑地说：“再等几天就到期了，可以拿到一笔利息。”
吉鸿昌不无严厉地对妻子说：“搞反蒋抗日活动，是头等大事！这个时候，还管它什么利钱不利钱，好钢要使在刀刃上。不要担心我们的生活，再说，这些钱怎么能说是咱们的呢？还不是我当军僚时的薪水，哪一块钱不是劳动人民的血汗，也算是物归原主，咱们不过是经经手罢了。”
不慎被捕 生死度外
1934年11月9日晚，吉鸿昌在天津国民饭店以打牌为掩护，同广西李宗仁的代表秘密会谈时，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暗杀，肩部受伤，被天津法租界工部局逮捕。
吉鸿昌被捕以后，被押送到法国天主教堂医院就医。吉鸿昌设法将他被捕的消息转告妻子，让她立即将家里隐藏的秘密信件全部烧毁，并通知有关同志和人士迅速转移。
第二天，天津法租界工部局审讯吉鸿昌，诱逼其供出中共天津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名单及活动情况。吉鸿昌冷笑一声说：“真是笑话！想叫我出卖同志吗？真是瞎了你的狗眼！告诉你们，要杀要砍，就我吉鸿昌一个！”
很快，吉鸿昌被捕的消息在英国《泰晤士报》以广告形式登了出来。蒋介石见吉鸿昌被捕的消息传开了，异常忧惧，急忙要求天津法租界工部局引渡吉鸿昌。
此时，中共地下党组织一面大量散发传单，公开反对和呼吁社会各界一起阻止天津法租界工部局把吉鸿昌引渡给蒋介石，一面准备花钱买通天津法租界工部局，积极营救吉鸿昌。
吉鸿昌听说后，设法传出纸条让妻子胡洪霞转交给党组织，上面写着：
让党组织不要再为我费那么大的事了，如果党相信我吉鸿昌，那就请把这些力量用到革命更需要的地方去吧。
在这生死攸关的紧要关头，吉鸿昌早已将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时刻惦记着中国共产党发动的抗日工作。吉鸿昌生前总结自己的一生经历时说过：“我能够毁家纾难，舍身报国，拒绝利诱，见危受命，这样来抗日救国，这正是党给我的感召。”因此，他坦然要求党组织停止营救他的行动，以避免在抗日工作处于极度困难的情况下，给党再造成新的损失。
大义凛然 从容就义
11月22日，吉鸿昌被秘密押解到北平（今北京）陆军监狱。在国民党北平军分会组织的军法会审上，吉鸿昌大义凛然，痛斥蒋介石、何应钦卖国求荣，并揭露了他们残害爱国志士的种种罪行。面对审问他“为何加入共产党，危害国民”
时，吉鸿昌坦然回答：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由于党的教育，我摆脱了旧军阀的生活，而转到为工农劳苦大众的阵营里来，为我们党的主义，为全人类解放事业而奋斗，这正是我的光荣……当时，在军法会审现场采访的很多记者都被他的话深深打动，对他的崇高人格和献身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理想，连连赞叹不已。就这样，对吉鸿昌的军法会审，反倒成了吉鸿昌的抗日演讲会，成了审判蒋介石卖国求荣的法庭，只好不了了之，草草收场。
庭审后回到狱中，吉鸿昌知道死亡正在向自己一步步逼近，但他仍然强忍伤痛，向难友们作抗日宣传。他把身上仅有的一块值钱的金怀表托监狱看守卖掉，一部分钱想方设法转给中共地下党组织，作为他向党交的最后一次党费；其余剩下的钱，托看守置办了一些可口的饭菜，送给难友们吃，并鼓励大家：“你们一定要保重身体，出狱了可以继续抗日。”
在殉难的前一天夜里，吉鸿昌还在宣传抗日。有人劝他休息一下，他说：
“我就要永远休息了，再让我多宣传几句吧。”
1934年11月24日，是吉鸿昌将军的殉难日。
在就义前几个小时，吉鸿昌要来了笔墨纸张，奋笔写下了革命遗书。在这封遗书中，他叙述了自己坎坷曲折而终于走向革命道路的一生，痛斥蒋介石祸国殃民的种种罪行，号召人民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吉鸿昌的这封遗书被送到何应钦手里，何应钦看后气得脸色发青，身体颤抖，一把将吉鸿昌的遗书扔进火炉里烧毁了。
吉鸿昌给妻子、兄弟和朋友也写了简短的遗嘱。后来，几经辗转，遗嘱终于送到吉鸿昌妻子胡洪霞的手中。在遗嘱中，吉鸿昌对妻子说：“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并再三叮嘱妻子，一定要教育好子女，“以成有用之才”。
吉鸿昌在给兄弟和朋友的遗嘱中，仍念念不忘他捐资创办的学校，希望他们尽力要很好地办下去。
是日下午13时30分，吉鸿昌披上斗篷，从容不迫昂首走向皑皑白雪的刑场。
面对不远处行刑的枪口，他“态度从容，谈笑自若”。途中，他突然停下脚步，弯腰捡起一根树枝，以树枝作笔，以大地为纸，在刑场的雪地上奋力地写下了一首浩然正气、撼天动地的五言绝诗：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
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在刑场上，吉鸿昌面对那些前来行刑的国民党特务厉声说：“我为抗日而死，为革命而死，不能跪，死后也不能倒下，给我拿把椅子来！”
面对吉鸿昌将军的威严和堂堂正气，特务们不敢违拗，立刻照办。椅子搬来后，吉鸿昌慢慢地靠在椅子上。这时，行刑的特务悄悄地溜到椅子背后，想从后面开枪。吉鸿昌猛然回过头来，把手一挥，命令他们说：“到前面去！共产党人，要死得光明正大，决不能在背后挨枪。我要亲眼看着，敌人的子弹是怎么打死我的！”
行刑的特务愣了一下，犹豫地走到吉鸿昌前面，颤抖地举起枪……就在这时，吉鸿昌将军举起铁拳，用尽毕生的最后力气高呼：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国革命万岁！”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枪声响起——中华民族抗日英雄、中国人民的好儿子、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吉鸿昌将军英勇就义，时年39岁。
当时，国人无不钦佩吉鸿昌将军英勇无畏的抗日救国民族气节。许多报纸纷纷报道：“这位愤懑不平的将军就义的时候态度从容”，“神色自若”。而且，国民党政府也不得不违心承认，吉鸿昌将军为了抗日救国，大义凛然、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
英灵浩气 长留人间
吉鸿昌就义后，中共地下党组织及时找到吉鸿昌的家属，转达了中国共产党和抗日人士对吉鸿昌将军为了抗日救国壮烈牺牲的深切哀悼。
1935年春，中共地下党组织派专人护送吉鸿昌的灵枢，运回他的家乡河南扶沟吕潭镇安葬。
1944年11月24日，由吉鸿昌亲手创办的中山学校校董会和全体师生召开大会，隆重纪念吉鸿昌烈士逝世十周年，并立“经文纬武”匾额以作纪念，将中山学校改名为“吉鸿昌学校”。
1945年，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七大上，中共中央决定授予吉鸿昌革命烈士称号。
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中共中央、政务院为了褒奖在为了创立新中国的革命斗争中光荣献身的同志，决定向革命烈士家属颁发烈士证书。人民政府把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亲笔题词“永垂不朽”的光荣烈属证书，授予吉鸿昌的妻子胡洪霞。
1964年，在纪念吉鸿昌烈士牺牲三十周年时，中共河南省委、省政府决定，将吉鸿昌的陵墓由吕潭镇迁到郑州市黄岗寺烈士陵园。4月5日，吉鸿昌的灵柩安葬于此。此后，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社会各界人士来到吉鸿昌烈士墓前凭吊，祭奠抗日英雄。
1971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指出：“吉鸿昌同志由旧军人出身，后来参加了共产党，牺牲时很英勇，从容就义，很有必要把他的事迹出书。”国家外文出版部门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在外文杂志《中国建设》上用英、法、俄、阿拉伯和西班牙五种文字发表了《宁死不屈的民族英雄——吉鸿昌》一文。描写吉鸿昌抗日斗争事迹内容的电影《塞上忠魂》和《吉鸿昌》在全国各地发行放映后，曾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
1979年，为了弘扬吉鸿昌伟大的革命精神和爱国精神，中共河南扶沟县委、县政府作出决定，在扶沟县烈士陵园的基础上修建吉鸿昌烈士纪念馆。
1984年，在纪念吉鸿昌烈士牺牲五十周年前夕，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亲笔为《吉鸿昌将军牺牲五十周年纪念辑》题写书名。聂荣臻元帅为该书题词：“民族英雄吉鸿昌永垂不朽！”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为该书题词：“慷慨赋词，英勇就义，吉鸿昌烈士永垂不朽。”11月24日，吉鸿昌烈士纪念馆建成并正式对外开放。扶沟县人民政府在吉鸿昌烈士纪念馆前，为吉鸿昌烈士塑立一尊铜像。
1995年，中共河南省委、省政府在扶沟县隆重举行“吉鸿昌将军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国家领导人宋平、王光英等出席纪念大会。吉鸿昌烈士纪念馆正式更名为“吉鸿昌将军纪念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题写“吉鸿昌将军纪念馆”馆名，李鹏、乔石、李瑞环、刘华清等中央领导为吉鸿昌将军纪念馆题词。
2009年9月，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前夕，吉鸿昌将军入选中共中央宣传部等十一部委在全国范围内评选的“一百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斯人已逝，忠魂永在。吉鸿昌将军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和抗日救国英勇就义的英灵浩气，长留人间。
乱世英魂——邓世昌
1849年，邓世昌出生在广东省一个很普通的家庭，18岁时面对清王朝的腐败，外国侵略者的凶残行径，邓世昌抱着学好本领、拯救国家的志愿，考入了清朝第一所海军学校——福州船政学堂。他学习非常刻苦，英语、天文、地理、数学以及绘图、测量、驾驶、轰击等各门功课无一不精，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从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后，邓世昌被分配到清军水师部队，先后担任“镇北”、“扬威”等舰管带。当时，清军水师腐败不堪，许多军官生活腐化，士兵也很少训练，军纪极为松散。而邓世昌却和他们完全不同，他工作认真负责，常常废寝忘食。他与士兵一同生活、操练，而且，还经常勉励全舰官兵，随时准备为保卫国家而献出自己的生命。1880年，李鸿章为建设北洋水师而搜集人才，邓世昌因“熟悉管驾事宜，为水师中不易之才”，被调到北洋水师。邓世昌到职后，十分敬业，救国之心也更为迫切。他认为，自鸦片战争以来，列强之所以能步步入侵，导致中国日渐衰落，原因就在于中国没有一支强大的海军。为此，邓世昌立志要为建设近代中国海军事业作出贡献。
邓世昌先后两次奉命赴英国接带新舰回国。每次出国，他都认真考察西方海军的情况，在路途中还积极组织演练海战战术。1887年春，邓世昌赴英国接带新舰回国。在整个航程中，邓世昌认真组织将士进行海上操练，并且要求他们变换不同的阵法进行演习，因此，全体将士有了一次很好的锻炼机会。有一次，邓世昌的舰队航行在西班牙海域，官兵乘舢板回“致远号”，海上风浪很大，稍有不慎，就会有沉船的危险。邓世昌不畏艰险，亲自把舵，在他的鼓励下，全体将士信心倍增，最终战胜了惊涛骇浪，安全地登上了“致远号”。又有一次，军舰航行在印度洋里，其中有一段是南北潮头汇合的地方，潮头激撞时，浪头高达数十丈，十分危险。邓世昌不依靠他人，抱病监视行船，并且亲自指挥，最终化险为夷。1888年4月，“致远号”等四舰回国，朝廷任命邓世昌为“致远号”管带，升副将，并加总兵官衔。同年9月，北洋海军建立，邓世昌被任命为中营副将，仍管带“致远号”。1891年，李鸿章到威海检阅海军，看到邓世昌训练海军得力，大为赞赏。
1894年8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9月12日，邓世昌所在的北洋海军舰队奉命从大连湾护送运兵轮船到大东沟（今鸭绿江口）。北洋舰队不负众望，圆满完成了任务。17日上午，北洋舰队返航时途经黄海，在那里遭遇了一支日本舰队的攻击。海军提督丁汝昌命令各舰做好战斗准备，全体爱国官兵斗志昂扬，决心同敌人决一死战。战斗开始了，黄海海面顿时炮声震天，硝烟弥漫。在这场激烈的海战中，邓世昌表现得十分英勇。他以顽强不屈的战斗精神，对日本军队一阵猛打猛攻。当日本鱼雷艇逼近中国旗舰“定远号”时，邓世昌指挥“致远号”奋勇冲上去，开炮击沉了日本的鱼雷艇。两军持续猛烈进攻，相持不下。邓世昌发现敌前锋舰“吉野号”十分猖狂，便对大副陈金揆说：“敌人的舰队都仰仗‘吉野号’，我们将它击沉，敌人一定士气大落。”陈金揆对他的建议表示赞同。于是，邓世昌便示意“经远”、“济远”等舰向他靠拢，共同对付日本舰队中最凶悍的巡洋舰“吉野号”。“经远号”管带林永升得到命令后，立刻指挥军舰靠拢，但是“济远号”管带方伯谦却因贪生怕死，临阵脱逃了。于是，“致远”、“经远”两舰同心协力，并肩战斗，给了“吉野”舰以沉重的打击。“吉野”舰集中火力，先攻打“经远”。“经远”中弹起火，船身下沉，林永升和全舰官兵壮烈牺牲，无一幸免。“致远号”全体官兵眼见这一悲壮场面，个个悲痛万分，怒火满腔，为英勇牺牲的兄弟报仇的呐喊声响彻在黄海海面上。邓世昌下令各炮位一齐向“吉野”开火。不料，命令发出，炮弹却没有动静。原来，为了庆祝慈禧太后六十寿辰，原本划拨给海军的经费都用在修建颐和园上了，那些炮弹里根本就没有火药，装的全是沙土。面对这一切，大家又气又恨。水兵们纷纷拿起步枪向敌人射击。此时，“致远号”已经没有后援，敌人集中四艘舰的火力，围攻“致远号”。“致远号”腹背受敌，舰身被击中，甲板上起了火。敌人的炮弹更加猖獗，在“致远号”周围激起了无数水柱。“致远号”已濒临绝境。在这万分紧急的关头，邓世昌怒视敌舰，郑重宣布：“我们为国而战，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现在‘致远号’船伤弹尽，只能撞沉‘吉野’，与之同归于尽。”随后，邓世昌率领“致远号”全体英雄官兵，怀着满腔怒火，驾着一条“火龙”，在弹雨中向“吉野号”猛冲过去。中国水师这种爱国壮举，吓坏了“吉野号”上的日本官兵。他们疯狂喊叫，纷纷跳水逃命，顿时船上乱作一团。眼看“致远号”就要撞上敌舰，却突然被日军鱼雷击中，船舱中的锅炉爆炸，船身倾斜，慢慢地向海底沉去。在军舰将要完全沉没的时刻，随从刘忠将救生圈递给邓世昌。邓世昌断然拒绝，他表示：“事已至此，义不独生，誓和‘致远号’全舰士兵共存亡。”
他养的爱犬“太阳”游到他的身旁，用嘴衔住他的手臂想救他，但邓世昌却坚决把爱犬按入水中，和自己一起沉没在黄海的波涛中，连同全舰250余名官兵全部壮烈殉国。
革命志士——李大钊
李大钊，河北乐亭人，生于战乱动荡的年代，艰辛自信的生活使李大钊从小养成了忧国忧民的情怀和沉稳坚定的性格。在他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相继去世，由年迈的祖父把他抚养长大。
李大钊4岁时，祖父就开始有计划地教他认字、背诗。李大钊在学习的时候非常专心，任何其他事物都不能影响到他。他家里有一只大花猫，大花猫经常在他学习的时候跑到他身边“喵喵”地叫，有时甚至还用爪子去挠他，可李大钊连看也不看它一眼，仍旧专心地看自己的书。时间一长，大花猫就知道了李大钊在学习的时候肯定不会理自己，所以它一看见李大钊在读书，就跑到一边，再也不打扰他了。由于学习专心、刻苦，李大钊15岁时就考中了秀才，18岁时又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政治经济。1913年冬，李大钊怀着忧国忧民的情怀，东渡日本，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在日期间，李大钊接触了来自西方国家的各种思潮和思想流派，其中包括当时在全世界广泛讨论的“社会主义”思潮。
1916年，李大钊回国后便积极参与了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他开始办报、发表文章，到处奔走疾呼，成为了当时最积极的革命者之一。
李大钊自己做父亲后，对子女的教育也非常严格，他不仅注重让孩子学习书本上的知识，也注重让孩子在劳动实践中锻炼自己。有一年冬天，厚厚的雪像棉絮一样铺在李大钊家的院子里。李大钊见状，就对孩子们说：“咱们到院子里去扫雪吧。要是高兴的话，也可以堆个雪人。”孩子们的外婆心疼地说道：“这么冷的天，你还叫孩子们到外面去，要是冻病了怎么办？”李大钊笑着说：“孩子应当从小就养成吃苦耐劳的习惯，免得长大了什么事也不会做。而且活动活动身体，反倒会更暖和。如果待在家里不动弹，身体就更怕冷了。”说完，他就和孩子们一起，拿了簸箕与扫帚，走到院子里扫起雪来。他一面扫雪，一面跟孩子们讲故事。就这样，孩子们一边听父亲讲着新奇的故事，一边扫雪，居然一点也不觉得冷，反而越扫越有劲了。
共产党的命名也和李大钊有关。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李大钊备受激励和鼓舞，他终于在思想上确立了共产主义信念，认识到只有共产主义是拯救中国的唯一道路。1920年初，在李大钊的支持下，北京大学学生组成了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同时，李大钊与陈独秀开始着手建党事宜。在党的名称问题上，陈独秀提议称其为“社会党”，李大钊则在回信中一锤定音：“叫共产党！”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李大钊和陈独秀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领导的革命活动，遭到了北洋军阀的仇视，他们下令通缉李大钊。1927年4月6日清晨，反动军警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外国守军的允许下，闯入了前苏联大使馆，逮捕了在那里政治避难的李大钊等人。李大钊被捕后，北洋军阀的走狗用剥指甲等残酷的刑罚折磨他，要他说出党内的秘密，但他却始终威武不屈，视死如归。4月28日，包括李大钊在内的二十多名革命者被绞杀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临刑前，李大钊慷慨激昂地喊道：“不能因为反动派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得到光辉的胜利。”他高呼着“共产党万岁！”第一个走上了绞刑架，慷慨就义，牺牲时年仅38岁。
竹子精神——江姐
江姐，原名江竹君，出身贫寒。11岁那年，她进入重庆的一所教会学校半工半读。19岁江姐考入中国公学附属高中，不久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以后，她更加积极地工作，每次都能很好地完成党组织交给她的任务，得到了组织的高度信任，赢得了大家的一致赞赏。1943年4月，党组织派江姐配合彭咏梧开展工作。当时，彭咏梧担任地下党重庆市委领导。在工作中，两人假扮夫妻，配合默契。一年后，二人正式结为夫妻。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发动内战，革命形势严峻，敌后工作被迫转入地下。1947年，江姐协助丈夫彭咏梧开办《挺进报》，负责稿件的传递与发行工作。此后，江姐担任了川东地委委员、川东临时委员会联络员。新中国成立的前一年，彭咏梧在云阳、奉节一带率领游击队转移时，为掩护战友突围不幸壮烈牺牲。江姐强忍住失去丈夫的痛苦，更坚定地投入到革命斗争中。为了及时地向重庆党组织汇报工作，她不顾旅途劳累，在春节期间赶回重庆。组织上得到消息，说她的身份已经暴露，上级考虑到她的安全，决定让她留在重庆工作。可是江姐却不同意，她说她对川东一带的情况比较熟悉，要是别人接手的话，怕一时适应不了，这样就会影响到革命的发展。另外，江姐一心要完成丈夫未完成的事业，她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了。
1948年的春节刚过，江姐就马上重返前线，领导川东地区的革命活动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当地人民都很拥护她，敌人却对她恨之入骨，将她视为眼中钉，多次悬赏捉拿她。当时，有人叛变出卖了江姐。党组织得到这一消息，马上通知江姐转移阵地，但还是晚了一步。这年6月14日，江姐因叛徒甫志高的出卖被捕，被关押在有“人间地狱”之称的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集中营。在审讯的时候，敌人问江姐叫什么名字，江姐毫不犹豫地说“我叫江志炜”。狡猾的敌人冷笑道：“哼，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真名叫江竹君！快点老实交代，不然就有得你受了！”这时，江姐想起了“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这首歌颂竹子，千古流传的佳句。无论竹子的生存条件是多么的恶劣，它都能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在逆境中顽强生存。尽管长年累月守着无边的寂寞与凄凉，一年四季经受着风霜雪雨的抽打与折磨，但竹子始终能专心致志、无怨无悔，将根深深地扎在泥土里。竹子遇到的困难多么像自己此时所遭遇的困境，那么自己何不像竹子学习呢？于是江姐灵机一动，大声呵斥敌人：
“是，我是叫江竹筠，不过我那个筠，是竹字头下面加一个平均地权的筠，你们不要弄错了。”就这样，经江姐这么一改，竟为后世留下了一个叱咤风云的千古英名。在狱中，特务头子徐远举知道她是川东临时工委联络员、川东地委委员，对川东云阳、奉节、巫溪、巫山等县党组织和游击队的情况十分了解，便想从她那里得到消息。于是，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徐远举及其手下日夜不停地审问江姐。他们用夹手指、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等酷刑折磨她，但江姐毫不屈服。特务头子沈养斋亲自出马，他下令将一根根的竹签，从江姐的手指尖钉进去，每钉进一根竹签，就用冷水把痛晕的江姐泼醒，然后再钉。面对残酷的敌人，江姐咬紧牙关，毫不畏惧：“严刑拷打算不了什么，竹签是竹子做的，而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的。”残忍的手段用完了，江姐胜利了。她手上滴着鲜血，脚上戴着铁镣，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艰难而又坚定地朝女牢走去……渣滓洞十六间男牢房和两间女牢房内的二百多名狱友，见江姐每天遭受折磨，对她既牵挂，又钦佩。他们集体创作了一首《灵魂颂》，赠给了江姐。《灵魂颂》中写道：“你是丹娘的化身……你是中华儿女革命的典型。”
1949年，当新中国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上升起时，她和渣滓洞里的狱友们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之情，虽然不知道国旗的图案，她们仍然含着眼泪，商议绣制这面代表着解放的旗帜——尽管她们知道自己可能已看不到胜利的那一天。
1949年11月14日，江姐与其他三十名狱友被敌人带到荒无人烟的山坡。特务们事先已在集中营内的一个废墟上挖好了大坑，准备了镪水，企图毁尸灭迹。
江姐明白自己即将为革命献身，于是她将千言万语凝聚成两句响亮的口号：“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同行的狱友也振臂高呼，激昂的口号响彻云霄。刽子手们不知所措，还没等江姐他们到达预定的刑场，就射出了罪恶的子弹。中华民族的优秀女儿，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江姐和其他革命战士都倒在了血泊中。江姐牺牲了，但她那钢铁般的意志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她的精神、她的人格和她的事迹将永远留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
粉身碎骨我不怕——董存瑞
1948年，董存瑞所在的部队准备攻打热河的隆化城。敌人在隆化城周围修建了许多碉堡，他们躲在碉堡里向外扫射，使我们的部队无法前进。只有炸掉这些“拦路虎”，部队才能继续前进。经过深思熟虑后，连长决定把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给爆破组，并由董存瑞负责。连长命令他们炸掉位于隆化中学北边火力异常凶猛的四个炮楼和五个碉堡。董存瑞代表大家表了决心：“我们就是死后化为泥土，也要填到隆化中学的外壕里去，让大家踩着我们把隆化拿下来！”我军的机枪像一阵飓风突然刮起，作为“开路先锋”的爆破组就在这股火力的掩护下出动了。董存瑞夹起炸药包，一挥手，就向前冲了出去。战友郅顺义和其他几个战士也紧跟着冲了出去。接近碉堡的时候，敌人的火力集中在了董存瑞的身上。他趴在地上，斜着眼睛望了一下，四周被子弹打得尘土飞扬。敌人见他卧着不动，还以为他死了。就在这一刹那，他向郅顺义猛一挥手，郅顺义就立刻领会了，接连投出两颗手榴弹。刚听到响声，董存瑞就从烟雾里冲了上去。他冲到碉堡跟前，敌人的机枪又响了起来，他机警地伏在两个枪洞的中间。接着，他迅速地把炸药包放在碉堡上，拉响了导火线，随即翻身滚了下来。只听见一声巨响，一股黑烟冲向天空，第一个碉堡被炸飞了。董存瑞被爆炸声震得头脑发昏，耳朵里嗡嗡作响。这时，战友孙有德也把第三个碉堡炸掉了。三声巨响之后，我军的号兵站在小丘上，在烟雾中吹起了冲锋号。嘹亮的号声响彻云霄，敌人见势不妙，仓皇逃走了。这时，一面红旗摇了起来，连长带着队伍勇敢地冲了上去。就在战士们离隆化中学越来越近的时候，敌人的机枪突然像狂风暴雨般扫射过来。这突如其来的火力把战士们压在一座小土坡下面，根本冲不出去。经过仔 细观察，战士们发现，那些子弹是从桥上射过来的。那座桥建在隆化中学围墙外的干河上，桥的两边都有围墙，顶上还有盖顶，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坚固的碉堡。
现在，这座桥形碉堡成了我军最大的阻碍。连长瞪着眼，果断地说：“二排去爆破！”一个战士夹着炸药包，勇敢地冲了上去。他在地上匍匐着前进，那些子弹在他周围跳动。他丝毫没有停留，专心地往前爬。忽然，他的头重重地趴在了地上，挣扎了一下，然后就一动也不动了。“连长，我去！”爆破手李振德喊着。
连长沉默了一下，咬着牙点了点头。李振德向前滚去，他在地上忽而向左，忽而向右地爬行，他用这种方法迷惑敌人，巧妙地前进了几十米。但是，密集的子弹还是打中了他，他也趴下了。战士们都屏住呼吸，焦急地注视着他。就在这时，他突然又挣扎着向前爬去。为了尽快接近那个碉堡，他径直向敌人的火力点爬去。他的身体抖得非常厉害，力量也快用尽了。离碉堡只有十米左右了，他继续挣扎着，用左手把自己的上身支撑起来，准备用右手把手榴弹投出去。这时，几颗子弹打中了他身上的炸药。“轰隆”一声，李振德牺牲了，碉堡上的机枪也不响了。见此情景，土丘下的战士们一跃而起，怒吼着冲了上去。突然，碉堡里又吐出了火舌，战士们还是不顾一切地向前冲去，很多人还没有到达碉堡，就被敌人的机枪射倒了。其他人都不得不退回到了土丘下。
连长把嘴唇都咬出了血，但在这种情况下，他也想不出任何好的办法。这时，董存瑞主动请缨：“连长，我去炸掉它！”连长望着他，摇了摇头说：“我派别的同志去。”
董存瑞不解地问：“为什么？”“你一连炸掉了好几个碉堡，先歇一会儿！”连长严肃地说。这时，团部来了紧急的命令：“友军已从东南角突进了中学，但在院中被阻，你们必须在十五分钟内，从东北角插进中学，支援友军，全团马上就要进行总攻了！”董存瑞知道最关键的时刻到了。为了友军，为了胜利，就算是刀山他也要爬过去。他紧握着拳头，用坚定的目光望着连长，说：
“隆化没有解放，我军爆破任务就没有完成，连长，让我去吧！”连长爬过来，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董存瑞立刻感到一股热血在他的身上沸腾了起来。连长轻轻地说：“小心点！”“连长，我去掩护他爆破！”董存瑞的战友郅顺义向连长请求道。他有自己的打算：假如董存瑞没有完成任务，他可以继续完成任务。连长答应了。“同志们，扔手榴弹！”董存瑞呼喊着，他夹起炸药包，纵身一跳，从手榴弹的烟雾中冲了出去。郅顺义带着手榴弹，也在同一时刻跳了出去。董存瑞忽左忽右地爬着，敌人的机枪扫射得更紧时，他就伏在那里不动。这样一来，子弹扬起的烟雾便很好地掩护了他。就在敌人转移射击目标的一刹那，他迅速地爬行了好几米。敌人的机枪又朝着他射过来，子弹打中了他的腿。他不顾疼痛，咬着牙继续朝碉堡爬去。敌人的子弹像雨点般落下来，董存瑞的周围立刻尘土飞扬，他仅仅靠着一点凹地，暂时隐蔽了自己的身体。那个碉堡离他虽然不到四十米，但这时每寸土地都落下了密集的子弹，就是鸟儿也飞不过去，更何况是人呢！董存瑞知道，硬闯是不行的，必须用智慧来寻找出路。他对郅顺义喊道：
“扔手榴弹，让我冲上去！”手榴弹在敌人的碉堡前炸开了花。董存瑞乘着黑烟跳进了干河，郅顺义也顺势跳进了干河前面的壕沟。这时，碉堡上的敌人已经无法打到董存瑞了，因为他已经钻到了碉堡的底下。这座建在干河上的桥形碉堡，离河床有一人多高。它非常坚固，手榴弹摧毁不了它，机枪也打不透它。敌人倚仗着这点优势，做着垂死的挣扎。董存瑞两次把炸药包放在桥沿上，却都滑了下来。如果把炸药包放在河床上，又炸不毁碉堡。他急得四下打量，想找一根木头做支架，却没有发现任何可以支撑的东西。眼看着进攻的战士们一个个倒在敌人的枪口下，董存瑞露出了坚毅的目光。他用左手托起炸药包，右手毅然拉开了导火线。他用尽全身力气，喊道：“同志们，为了新中国，冲啊！”随着火光一闪，巨大的响声震得地动山摇。战士们一跃而起，冲进烟雾，扑向敌人。红旗在隆化中学升起来了，残余的敌人投降了，隆化解放了。师长带领战友们来到桥形碉堡前，脱下帽子，默默地向董存瑞致敬！
1948年5月25日，人民会永远铭记这个特殊的日子。在这一天，英雄董存瑞用他的生命擎起了人民解放的大旗！东北人民解放军为了表彰董存瑞的英雄事迹，追认他为战斗英雄、模范共产党员。后来，隆化中学也改为存瑞中学，以此来纪念这位伟大的战士。他的事迹永远流传了下来。朱德亲自为他题词：“舍身为国，永垂不朽。
志愿军勇士——黄继光
1949年冬，不到20岁的黄继光第一批参加了村里组织的农会，后来又当了亡民兵。不久，抗美援朝战争拉开了帷幕，1951年3月20日黄继光加入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成为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战士。
1951年7月，参加完短期军训的黄继光便跟随部队，跨过鸭绿江，来到了朝鲜前线。由于缺乏实战经验，他被分配到连部当通讯员。
他除了干好通讯员的工作，还经常向老战士们学习手榴弹、手雷、自动步枪等武器的使用方法。他肯吃苦，肯动脑筋，不久，就能熟练地使用各种武器了。
黄继光在新兵中表现突出，连长很欣赏他。恰好，连里要进行一次攻防演习，连长便想借机考察一下这个一心想杀敌立功的通讯员。演习安排在一个月朗风清的夜晚，黄继光的任务是传达命令。“黄继光！”“到！”一声响亮干脆的回答。
“立即去三排传达命令，实施向敌人侧后迂回战术，强攻敌人阵地，十五分钟拿下山头！”“是！”黄继光流利地复述完连长的命令，转身弯腰向三排方向跑去。只见他一会儿疾跑，一会儿隐蔽，在开阔地带利用仅有的几棵马尾松作掩护匍匐前进，动作十分麻利。到了一条小河跟前，黄继光突然停住了。河上还有一座小桥，黄继光看看河水，又看看小桥，决定从小桥上过去。可是还未到桥头，他又停下了脚步。他想起来，如果是实战，这座小桥肯定是最显眼的目标，要不被炸掉，要不被敌人的火力封锁。于是他果断地下了河，把枪支弹药高高地举过头顶，在水里小心地朝前走。很快，他就向三排传达完了命令，顺着原路跑了回来。回到原地，黄继光却发现连长所在的指挥所找不到了，他四下张望，经过迅速而周密的思考分析，准确判断出了新的指挥所的位置。
等他简洁有力地向连长汇报完任务的完成情况，连长拍了拍他的肩膀，夸奖道：“好样的！”随后又详细地指出了他在行动中的一些不足。黄继光听了连长的总结，下定决心，以后要更加努力地训练，多向老兵请教经验，自己也要多思考多总结。
1952年2月，黄继光所在的部队到了五圣山前的“78l”高地。黄继光本以为数月的艰苦训练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他多么盼望着真枪实弹地打一仗啊，远在家乡的母亲可还在等着他的捷报呢。可是，领导却安排他跟副指导员吴保生一起随后勤部队转移到五圣山后面去。黄继光沉不住气了，他找到副指导员主动请战。副指导员耐心地向他讲解了后勤工作的重要性，说部队就像一块手表，而战士就像一颗颗小螺丝钉，每一颗螺丝钉都很重要，少了哪一颗，手表都无法运转。黄继光这才安下心来，决定踏踏实实做好“螺丝钉”。他对工作尽职尽责，兢兢业业，在认真完成自己分内的工作后，还经常帮助其他战友做事。在后勤这个看似平凡的岗位上他同样做得很出色，其间还荣立了一次三等功。在大家的一致推荐下，他还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1952年10月，黄继光期盼已久的机会终于来了。14日，敌人动用了三个步兵师，向五圣山前的上甘岭“597点”和“537点”两个高地发动了进攻，我军只有两个连驻扎在此。顽强地坚守了四天后，终因敌我力量对比太过悬殊，“597点”高地的表面阵地失守了，但敌人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19日，黄继光所在的营召开了会议，他们即将打响自己在上甘岭战役中的第一仗，目标是已被敌人占领的代号“597点9”的山头。营参谋长张广生布置好了任务，鼓舞大家说：“这一仗我们一定要打好，打赢，要坚决把‘597点9’主峰从敌人手里夺下来！”连长和战士们都表示要服从指挥，坚决完成任务。黄继光也斩钉截铁地说：“如果需要我们去爆破，我们就坚决去爆破。如果需要我们去攻击，我们就坚决去攻击！”下午5点30分，战斗打响。不久，我军就攻克了“9号”主峰周围的6、5、4号阵地。随后便开始发动对“0号”阵地的进攻。“0号”阵地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而且它位置关键，只有占领它，才能夺取主峰。到了凌晨两点，张广生让黄继光带上两个手雷，两人一起到了“4号”阵地，这里有到达“O号”阵地的唯一通道——一道不足十米宽的山脊。参谋长向“4号”阵地的指导员冯玉庆了解了一下伤亡情况，又讨论确定了下一步作战计划。可是敌人的火力太强了，作战计划根本无法实施。每次向敌人发起攻击，只会引来他们更加猛烈的还击。眼见战斗陷入了僵局，黄继光自告奋勇地向参谋长请战说：“请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一定会完成任务！”张广生紧紧握住黄继光的手，说：“你是人民的好战士，我相信你一定能完成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于是张广生任命黄继光为六班代理班长，肖登良和吴三羊为六班战士。三个勇士向着那条血和火交织而成的道路爬去。很快，“0号”阵地的敌人就发现了他们，无数的照明弹升上天空，火舌在他们身边横飞，无数颗炮弹在他们周围爆炸。然而，他们还是前进，前进，再前进。忽然，一直在最前面的黄继光停住了。他转头看了看紧随其后的肖登良，用手指了指前方，然后加快速度继续向前爬去。原来，胜利就在前方，他们终于爬过了狭窄的山梁，三个人迅速翻身滚进了一条交通壕沟。在他们前方，有一个大火力点和三个小火力点。只有先消灭三个小火力点，才能消灭大火力点。于是，他们决定，由吴三羊掩护，黄继光和肖登良分别攻打左右两边的两个小火力点。在他们拉响手雷后，吴三羊便利用手雷爆炸的烟雾，趁机消灭了中间那个小火力点。这样，三个小火力点几乎同时被消灭了。指导员冯玉庆看见了，非常高兴，爬起来便向“0号”阵地冲去。敌人发现了他，立刻向他射击，他被迫卧倒。就在卧倒的时候，他看到从那个大火力发射点里，跑出了十几个敌人，向黄继光三人扑来。他喊了一声：“注意！敌人要反攻了！”黄继光立即发现了敌人，他命令肖登良和吴三羊准备迎战。当敌人距离他们二十米左右时，三个人一起投出了手榴弹。敌人全部被消灭了！这时，三个人的弹药都快用完了，于是黄继光跑到被炸塌了的敌人的地堡里，拣了一堆手榴弹回来。当吴三羊和肖登良去捡弹药时，左侧火力发射点里的敌人打中了吴三羊，他光荣地牺牲了。一直跟随在他们后面的冯玉庆马上补充了上来，他让黄继光和肖登良 去找一挺机枪。他们找到了三挺，正要抬走其中的一挺时，大火力点突然发射出一串子弹，打中了肖登良的右胳膊和两条腿。看到肖登良身负重伤，黄继光便从皮带上抽出了手雷，转身对冯玉庆说：“指导员，我去干掉它。”冯玉庆默默地点了点头。于是，黄继光向敌人的火力点爬了过去。敌人的探照灯射了过来，黄继光立即停下，一动不动，敌人没有发现他。等到敌人的探照灯过去，他便继续前进。过了一会儿，探照灯又转过来了，这次黄继光被发现了。顿时，三四挺机枪一齐对准了他。此时，黄继光离敌人的火力点只有大约二十米远，完全可以扔手雷了。但是为了使有限的弹药发挥出最大的作用，黄继光并没有扔，而是艰难地继续向前爬。他离敌人越来越近了，在距离敌人只有十几米远的时候，敌人的射击更凶猛了。忽然，黄继光站了起来！在敌人的探照灯下，在枪林弹雨中站了起来！他举起右臂，手雷在探照灯和照明弹的照射下闪闪发光。伴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手雷爆炸了，黄继光倒下了，但敌人的机枪还在疯狂地扫射。黄继光受伤了，手雷也用完了，可是他仍在继续向前艰难地爬行。在接近敌人的火力发射点时，他转过头，向我军阵地深情地看了一眼。随后，黄继光猛地又站起来，他伸开两条坚实的胳膊，如同一面张开的旗帜向仍在喷射火舌的枪口猛扑了过去！敌人的机枪顿时“哑”了。被敌人火力封锁在“4号”阵地的战士们立刻向“0号”阵地冲去，“为黄继光报仇”的口号声响彻山谷！战士们仅用了十几分钟就将敌人全部歼灭，夺回了阵地，可黄继光却光荣地牺牲了。他的英勇事迹为全国人民所熟知，他的名字也成为一面旗帜，指引着人们不断前进。
烈火中永生——邱少云
1926年，邱少云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早年父母去世。1951年，20岁的邱少云加入志愿军，积极响应毛主席“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号召。在军队中，邱少云迅速成长为一名技术过硬，意志坚定，热心助人的志愿军战士。他在军中表现突出，一提到邱少云大家都对他称赞不已。
1952年10月，志愿军决定打响上甘岭战役，将整个战线往南推进。在金化到平康这一段，我军已经占领了上焦山无名高地和“394点8”高地，剩下的就是被敌人的一个加强连盘踞了一年多的位于中间的“391”高地，而往南推进最重要的就是占领这个楔入我军阵地的“毒钉”。可是这里工事坚固，火力严密，敌人布置了十二道铁丝网，建了密密麻麻的地堡，还埋设了大量的地雷。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从我军阵地到“39l”高地，中间隔着三千多米宽的一片开阔地。这让强攻变得几乎没有可能。反复斟酌之后，指挥部决定利用“391”高地前的大片蒿草作隐蔽，在发起攻击的前一天晚上，让数倍于敌人的兵力潜伏到敌军阵地前沿。进攻时间一到，便迅速抢攻“39l”高地，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这是一种很冒险的做法，几百个人要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一动不动地潜伏二十多个小时，是多么困难的事情啊，而且只要一个人暴露目标，就几乎等于全军覆没。可是，已经别无选择，这场硬仗必须得打。战士们出发以前，邱少云向党支部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里面写着他的钢铁誓言：为了战斗的胜利，甘愿献出自己的一切！11日深夜，五百多名全副武装的志愿军战士，按预定计划潜入到了“39l”高地附近一片蒿草丛生的地里。每个人从头到脚插上了蒿草，风一吹，人身上的草和地上的草同时摇动，看不出一点儿伪装的痕迹。邱少云的爆破组潜伏在一个小土堆旁的蒿草丛中，距离敌军阵地前沿只有60米。
朝鲜地处北方，10月份已入深秋，白天已有寒意，夜晚更深露重，更是寒气逼人，战士们冻得四肢都麻木了。邱少云从小就有气管炎，着凉后嗓子发痒，他便用毛巾捂住嘴，竭力忍住咳嗽，实在忍不住就抓些又苦又涩的草叶放到嘴里嚼。口渴、饥饿、寒冷、身体僵硬，所有的痛苦都要忍着，忍着，忍着。终于，黑夜熬过去了，一上午也快熬过去了，再过四五个小时就可以冲锋了。坚持就是胜利！
十点多钟，大家担心的事情发生了。从“391”高地交通壕沟里跳出五个敌人，向潜伏区走来。敌人的巡逻队开始午间巡逻了！潜伏之前，大家把可能出现的问题都考虑到了，也讨论出了相应的对策，唯有敌人的巡查，是我方无法控制又不得不对面的难题，大家只能把自己的伪装做得更好一些，再寄希望于敌人的巡逻队松懈一些。看到敌人走过来，全体战士的神经都紧张起来，潜伏区的空气似乎也凝固了。草丛中五百多双眼睛紧紧盯着这五个敌人，后方指挥所和观察所的指战员也屏住了呼吸。敌人在一步一步地靠近。走在最前面的一个敌人突然停了下来，向草丛中扫射了一圈，接着，便转身快速地往回跑。危险终于还是没能躲过，敌人发现了隐蔽的战士们。整个事件前后不过几分钟，根本来不及作出反应。如果潜伏的战士们开枪打死这五个人，敌人就会发现潜伏部队；反过来，如果让这五个人跑回去，后果也是一样的。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究竟应该作出什么反应？就在敌人进入交通壕沟的那一刹那，志愿军指挥所所长及时调动炮兵消灭了这五个巡逻的敌人。
这一阵突如其来的炮火还是惊动了地堡里的敌人，疑心重重的敌人马上进行了火力侦察。几分钟后，从南方飞来几架敌机，盘旋在志愿军潜伏的上空。接着，敌机投下了一排排燃烧弹。刹那间，熊熊烈火冲天而起。许多人被烟雾熏得泪流满面，呛得喘不过气来，他们只好将头伸进胸前事先挖好的小坑里，以避免咳嗽声太大。一颗燃烧弹落在了离邱少云两米远的草地上，飞进的燃烧液溅到邱少云的左腿上，眨眼工夫，插在他腿上的蒿草烧着了，火苗腾腾地冒起来。此刻，邱少云只要翻动一下身子，就可以把火苗扑灭，但是这样做很有可能暴露目标。为了战友们的安全，为了整个战斗的胜利，邱少云坚定地伏在草丛中。接着他的衣服也烧着了。
连长和战士们的心都揪了起来，他们心疼邱少云，又担心他会忍不住突然跳起来，或者突然喊出声来。可是邱少云没有，他一动也没动，一声也没吭。火很快蔓延到了全身，豆大的汗珠从邱少云的额头上滴下来，离他最近的战友甚至闻到了皮肤被烧焦的味道。邱少云强忍着疼痛，小心翼翼地用尽力气将爆破筒推向远处，然后将弹夹埋进了胸前的土坑里。如果弹药爆炸，不仅会伤及周围的战友，更会引起狡猾的敌人的怀疑。战友们眼睁睁地看着在烈火中备受煎熬的邱少云，心如刀割！许多人都闭上了眼睛，谁能一动不动地看着与自己亲如兄弟的战友活生生被烧死，太残酷了！邱少云已经完全被大火吞没了，他怕自己忍不住会动，会叫出声来，便将双手插入坚硬的土层里，竟达半尺之深。最后，他一阵痉挛后，便一动也不动了。烈火在他身上烧了整整三十分钟，他没有挪动一寸，也没有喊一声。下午五点三十分，中国人民志愿军吹响了向“39l”高地进攻的号角，同志们怀着满腔怒火、刻骨仇恨，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敌人扑去，敌人的一个加强连被全部歼灭。“391”高地上，胜利的红旗在烈火中迎风飘扬。
精忠报国——岳飞
兵飞，中国历史上着名的战略家，军事家，民族英雄，抗金名将。
岳飞小的时候家里很贫穷，母亲就用树枝在沙土上写字教导他，还鼓励他好好锻炼身体。后来岳飞勤奋好学，并练就了一身好武艺，成为文武双全的人才。
当时，北方的金兵常常侵犯中原。岳飞立志要报效国家，把金兵赶出中原地区。
在母亲的鼓励下，他打算去从军。走之前，母亲在他背上刺了“精忠报国”四个大字。孝顺的岳飞不敢忘记母亲的教训，那四个字成为他终生遵奉的信条。
从12世纪20年代起，黄河南北、两淮之间，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金民族战争。岳飞和抗金名将宗泽、韩世忠等一道，站在抗金斗争的最前线。可是，腐败的北宋统治集团，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1127年（靖康二年），徽宗赵佶、钦宗赵桓被掳走后，继而接位的南宋小朝廷的头目赵构，同样是个投降派。他偏安于江南一地，沉醉于歌舞逸乐之中，没有真正组织抗金民族战争并把它进行到底的决心和打算，所不同的是一面信用秦桧等投降派，通过他们出面进行一系列议和投降活动：一面则利用宗泽、岳飞、韩世忠等抗战派，抵挡金军的凌厉攻势，以保住他的皇帝宝座和积累屈膝求和的资本。到了12世纪20年代中期，东自江淮、西至陕西一线的宋、金双方对峙的军事分界线形成后，赵构、秦桧统治集团，实际上已经成了南宋抗金斗争最大绊脚石；反过来，岳飞、韩世忠等抗战派，则成了赵构、秦桧投降派活动的最大障碍。南宋朝廷内部抗战派与投降派的斗争，日趋尖锐。
岳飞坚决反对议和，主张抗战到底，置个人荣辱安危于度外，对赵构、秦桧的投降活动进行坚决斗争。1139年（绍兴九年），岳飞在鄂州（今湖北武昌）听说宋金和议将达成，立即上书表示反对，申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并直接抨击了“相国”秦桧出谋划策、用心不良的投降活动，使“秦桧衔之（抱恨）”。和议达成后，高宗赵构得意忘形，颁下大赦诏书，对文武大臣大加爵赏。可是，诏书下了三次，岳飞都加以拒绝，不受开府仪同三司（一品官衔）的爵赏和三千五百户食邑的封赐。他在辞谢中，痛切地表示反对议和：“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忧而不可贺。”并再次表示收复中原的决心，“愿定谋于全胜，期收地于两河，唾手燕云，终欲复仇而报国。”这无异于给宋高宗当头泼了冷水，从而更使赵构、秦桧怀恨在心。“但岳飞不顾个人得失，坚持抗战到底的立场，率领军队，联络北方义军，卓有成效地从事抗金战争，筹划收复中原、统一祖国，成为全国抗金民族战争中的有力支柱。
1139年（绍兴九年）夏，金兀术撕毁绍兴和议，倾巢而出；再度发动大规模的对宋战争。在东、西两线军取得对金大捷的形势下，岳飞挥兵从长江中游挺进，实施锐不可当的反击，他一直准备着的施展收复中原抱负的时机到来了。
岳家军进入中原后，受到中原人民、忠义民兵的热烈欢迎。这年七月，岳飞亲率一支轻骑驻守河南郾城，和金兀术一万五千精骑发生激战。岳飞亲率将士，向敌阵突击，大破金军“铁浮图”（侍卫亲兵）和“拐子马”（左右两翼钳攻的骑兵），把金兀术打得大败。岳飞部将杨再兴，单骑闯入敌阵，想活捉金兀术，可惜没有找到，手杀敌人数百，身被几十处创伤，豪勇无比。岳家军将士具有“守死无去”的战斗作风，敌人以排山倒海的大力，也不能把岳家军阵容摇动。郾城大捷后，岳飞乘胜向朱仙镇进军（离金军大本营汴京仅四十五里），金兀术集合了十万大军抵挡，又被岳飞打得落花流水。岳飞这次北伐中原，一口气收复了颍昌、蔡州、陈州、郑州、郾城、朱仙镇，消灭了金军有生力量，金军军心动摇，金兀术连夜准备从开封撤逃。南宋抗金斗争有了根本的转机，再向前跨出一步，沦陷十多年的中原就可望收复了。岳飞兴奋地对大将们说“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尔！（破掉酒戒庆祝）”而金军则发出了“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哀叹。
但是，外敌难以撼动的岳家军，却遭到了南宋朝廷内部投降派的摧残。就在这抗金战争取得辉煌胜利的时刻，甘心充当儿皇帝的高宗赵构，因担心一旦中原收复，金人放回他的哥哥钦宗，他就保不住皇位，而急切地希望与金人议和。金人安插在南宋朝廷里窃取了宰相高位的内奸秦桧，也抓住高宗这个难言的心病大肆活动，破坏岳飞的抗战。他们狼狈为奸，密谋制订了全线撤军、葬送抗金大好形势的罪恶计划。他们首先命令东西两线收兵，造成岳家军孤军突出的不利态势后；即以“孤军不可久留”为名，连下十二道金牌（红漆金字木牌），急令岳飞“措置班师”。在要么“班师”、要么“丧师”的不利形势下，岳飞明知这是权臣用事的乱命；但为了保存抗金实力，不得不忍痛班师。岳飞愤慨地说：“十年之功，废于一旦！所得诸郡，一朝全休！社稷江山，难以中兴！乾坤世界，无由再复！”岳飞的抗金英勇斗争，至此被迫中断。岳家军班师时，久久渴望王师北定中原的父老兄弟，拦道恸哭。岳飞为了保护老百姓的生命财产，故意扬言明日渡河，吓得金兀术连夜弃城北窜，准备北渡黄河，使岳飞得以从容地组织河南大批人民群众南迁到襄汉一带，他才撤离中原。这时，有一个无耻的书生，骑马追上金兀术扣马而谏：“太子（兀术）毋走，京城可守也，岳少保兵且退矣！……自古没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金兀术这才又整军回到开封，并以不费吹灰之力，又把中原土地夺了回去。
岳飞一回到临安，立即陷入秦桧、张俊等人布置的罗网。1141年（绍兴十一年），他遭诬告“谋反”，被关进了临安大理寺（原址在今杭州小车桥附近）。
监察御史万俟卨亲自刑审、拷打，逼供岳飞。与此同时，宋金政府之间，正加紧策划第二次和议，双方都视抗战派为眼中钉，金兀术甚至凶相毕露地写信给秦桧：“必杀岳飞而后可和。”在内外两股恶势力夹击下，岳飞正气凛然，光明正大，忠心报国。从他身上，秦桧一伙找不到任何“反叛朝廷的证据，但岳飞却仍于绍兴十一年农历除夕夜，被赵构“特赐死”，杀害于临安大理寺内，年仅三十九岁。岳飞部将张宪、儿子岳云亦被腰斩于市门。岳飞父子及张宪死于奸臣昏君之手，激起了抗金军队和老百姓的强烈愤怒，韩世忠当面质问秦桧，秦桧支吾其词“其事体莫须有（也许有）。”韩世忠当场驳斥：“‘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民族英雄岳飞，就在“莫须有”的罪名下，含冤而死。临死前，他在供状上写下“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大字。这是悲愤的呼喊！
岳飞虽然被杀害了，但他的精忠报国的业绩是不可磨灭的。正是他，表达了被压迫民族的要求，坚持崇高的民族气节，在处境危难的条件下，坚持了抗金的正义斗争，并知道爱护人民的抗金力量，联合抗金军民一道，保住了南宋半壁河山，使南中国人民免遭金统治者的蹂躏，从而保住了高度发展的中国封建经济和文化，并使之得以继续向前发展。岳飞不愧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民族英雄。
岳飞遇害后，临安义士隗顺，负尸越城，草草地埋葬于九曲丛祠旁。为了便于以后识别，隗顺将岳飞随身佩带的玉环系于遗体腰下，坟前种植了两棵桔子树。清道光年间（182l——1850年），因重修栖霞岭下岳飞庙墓，追寻岳飞初葬地，终于在杭州市众安桥螺丝山下扁担弄内的红纸染坊旁，找到了最初的岳坟。
1876年（光绪二年），在这里修建“忠显庙”，杭人俗呼为“老岳庙”。
岳飞死后二十年，即1162年6月（绍兴三十二年五月）宋孝宗继位，七月下令给岳飞平反昭雪，“追复原官”，并以五百贯的高价购求岳飞遗体，“以礼改葬”。
雪域英魂——孔繁森
孔繁森，山东聊城人，1944年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家庭，1961年应征入伍，196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9年，孔繁森毅然告别亲人来到西藏展开援藏计划。
他不在乎远离家乡，也不在乎西藏的艰苦生活，他只坚信，祖国和人民需要他。
因为年富力强，入藏后孔繁森被派到海拔4700多米的岗巴县担任县委副书记。为了在农牧区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带领群众脱贫致富，他亲自到一个乡试点，又把经验在全县推广。在岗巴3年，他几乎跑遍了全县的乡村牧区，每到一地就访贫问苦，宣传党的政策，和群众一起收割、打场、挖泥塘，与当地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有一次，他骑马下乡，从马背上摔下来，昏迷不醒。当地的藏族群众抬着他走了30里山路，把他送到医院抢救。1981年，孔繁森奉调回山东离开岗巴时，藏族同胞依依不舍地含泪为他送行。而他则表示：“我这条命，是藏族老百姓给捡回来的。如果有机会，我愿再次踏上那片令人终生难忘的土地，去工作，去奋斗！”
孔繁森说到做到，1988年，已担任聊城地区行署副专员的孔繁森因为政治上成熟，又有在西藏工作的经验，再次被安排进藏。其实，孔繁森心里很清楚，家里确有不少困难：自己的身体状况不如从前了；年近九旬、已不能自理的老母，或许就此见不到了；孩子尚未成年，需要人照看；妻子动过几次大手术，体弱多病。但当组织上问他有什么困难时，他却说：“我是党的干部，服从组织安排。”
二次进藏的孔繁森担任拉萨市副市长，分管文教、卫生和民政工作。任职期间，他跑遍了全市8个县区的所有公办学校和一半以上乡办、村办小学。在他和全市教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拉萨的适龄儿童入学率从45％提高到80％。
三年期满，按说，孔繁森可以返乡，但自治区领导却找他商量，希望他能到阿里地区担任地委书记。号称“世界屋脊”的西藏高原，高寒缺氧，气候恶劣，而阿里又是西藏最艰苦的地区。但孔繁森又一次坚决而干脆地回答：“我是党的干部，服从组织安排。”
1993年4月4日，孔繁森告别拉萨赴阿里上任。一到阿里，孔繁森就因为环境变化感冒了，咳嗽不止。有经验的人都知道，在高原生活，一场严重的感冒甚至会夺去一个人的生命。但为了不耽误工作，他只是大剂量地服药。病情重了，就一边输液，一边工作。一个多月下来，体重减轻了14公斤。由于过度劳累，他的直肠纤维瘤复发，鲜血浸透内裤，可他一直瞒着别人。等大家都入睡后，他才把内裤换下，悄悄洗干净。
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为了摸清情况，寻找阿里的发展优势，从南方的边境口岸到藏北大草原，从班公湖到喜马拉雅山谷地，全地区106个乡，孔繁森跑了98个，行程8万多公里。阿里地广人稀，有时，开着越野车在荒野上奔波一天也看不到一户人家、一顶帐篷。饿了，只能吃风干的牛羊肉；渴了，只能喝山上流下来的雪水。就这样，在广泛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阿里经济发展的思路在孔繁森的脑海中渐渐清晰起来。
正当孔繁森带领全地区人民为实现阿里发展的宏伟蓝图而奋斗时，1994年初，一场罕见的特大暴风雪席卷了阿里高原。在孔繁森的带领下，地委、行署迅速组织了十多个工作组分赴各灾区。
顶风冒雪，孔繁森背着他每次下乡都随身携带的小药箱，走村串户，慰问受灾群众，给被冻伤的牧民们看病，记录损失，分发救济粮和救济款。看见一位藏族老妈妈把外衣脱给了小羊羔，自己却冻得瑟瑟发抖，他连忙脱下自己的一套毛衣毛裤送上。他高声地鼓励大家：“有党和政府在，再大的灾害也压不垮我们。
我们一定能帮助大家渡过难关！”然而他自己却差一点倒下了。高原雪夜，奔波到凌晨2点多的孔繁森因为剧烈的头疼无法入眠，心跳加快、胸闷气短、天旋地转，让有高原生活经验和医学常识的他意识到死神正向自己逼近，于是他强支起虚弱的身体，打着手电给同行者写下了这样的“遗言”：“不知为什么我头痛得怎么也睡不着。人有旦夕祸福。万一我发生了不幸，千万不能让我母亲和家属、孩子知道。请你每月以我的名义给我家写一封平安信。我在哪里发生不幸，就把我埋在哪里……”
好在，这一夜，孔繁森终于挺过来了。而经过两个月的艰苦奋战，阿里也终于从雪灾中挺过来了，全地区没有冻死、饿死一个人。
持续不断的天灾，让孔繁森认识到，光靠救济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自然灾害的威胁，只有尽快建立起防灾抗灾基地，才能使群众具有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这年7月，孔繁森在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后，一个部委一个部委地汇报灾情，陈述建设防灾抗灾基地的重要性，终于为阿里争取到一大笔救灾款和项目资金。当时，他母亲正卧病在床，水米不进，家里几次催他回去。可为了阿里地区6万多群众，在京逗留了20多天的他，却愣是没空回一次家。
在孔繁森等地委、行署一班人的带领下，阿里的经济有了较快发展。1994年，全地区国民生产总值超过1.8亿元，比1993年增长37.5％；国民收入超过1.1亿元，比上年增长6.87％。一幅全面振兴阿里经济的宏伟蓝图，正在这雪域高原上成为现实：2000千瓦的朗久地热电厂重新发电；年产值可达上亿元的山羊绒梳绒厂和鱼骨粉加工厂、硼矿脱水厂、水泥厂等相继拔地而起；随着普兰、什布奇口岸的开通，至边境强拉山口公路的竣工，阿里高原向世界进一步敞开了开放的大门……可是，令人痛惜的意外发生了。1994年11月29日，孔繁森在去新疆塔城考察边贸的途中，遇车祸不幸殉职，时年50岁。“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而更让人心碎的，是他留下的两件遗物——去世前4天刚完成的“关于阿里发展的12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和仅有的8．6元。
孔繁森一生生活节俭，经常吃的是白饭就榨菜，工作一忙，开水泡馒头和方便面也是常有的事。他穿的许多内衣打着补丁，连块香皂都舍不得买，即使这样，入藏近10年，他几乎没有往家里寄过钱。每次下乡，他不仅要事先买上好几百块钱的药，为农牧民看病治病，身上还总是带着钱，随时准备分给那些生活贫困的藏族群众。所以，往往刚过半个月，他的工资就所剩无几了。为了抚养拉萨羊日岗乡的地震孤儿曲印和贡桑，经济拮据的孔繁森只能悄悄跑去献血。西藏军区总医院曾开过这样一张献血证明：兹有孔繁森同志于1993年曾先后三次来我库自愿献血900毫升，已按医院规定付给献血营养费900元整。
“冰山愈冷情愈热，耿耿忠心照雪山。”正如孔繁森在一首诗中所写，他把自己一颗火热的心献给了西藏高原，献给了党的事业。他对藏族同胞的爱、对祖国人民的爱，就像高原上的蓝天一样，那样的纯洁，那样的深沉，那样的博大。
他始终在努力实践着自己最喜爱的那句名言：“一个人爱的最高境界是爱别人，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
孔繁森去世后，他的骨灰分别被安放在他所工作过的西藏高原和他的家乡山东聊城。他收养的藏族孤儿曲印和贡桑，怀抱着骨灰和遗像，为他们敬爱的孔爷爷送葬。而阿里地委所在地、不足5000人的边疆小镇狮泉河，有两千多人参加了追悼仪式。“一尘不染两袖清风，视名利安危淡似狮泉河水；两离桑梓独恋雪域，置民族团结重如冈底斯山。”一副挽联、短短数十字，道不尽藏族人民对孔繁森的深切缅怀。
抗震救灾英雄——武文斌
武文斌，1982年10月出生，河南省邓州市张村镇人。2002年12月入伍，2005年7月考入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测绘学院，2007年7月回到所在师炮兵指挥连实习。
武文斌从小就有个梦想，那就是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小时候他虽然很顽皮，却心眼儿特别好，从不做坏事，小朋友们都爱和他一起玩。有一次，不懂事的弟弟拿了别人的东西，武文斌二话不说，立刻盯着弟弟还回去，而且要给别人道歉。
武文斌从小学习好，再加上长期以来的“军人梦想”，他高中毕业时第一志愿就填了军校。可是最后他没被军校录取，而是考上了一所地方高校。对于全家人来说，能考上大学就是一件大喜事啊！可武文斌却很不乐意。在家人的再三劝说下，他跟着父亲来到了大学里。晚上，武文斌越想越不死心，居然第二天又跑回了家。他对父亲说：“我不去上大学，我要当兵！”父亲拗不过倔强的武文斌，只好同意。同年年底，武文斌终于穿上军装，成为一名光荣的军人。
入伍几年，武文斌刻苦训练，积极上进，三年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测绘学院测量与导航工程系士官一队。在军校里，他依然在思想和学习上严格要求自己，几年里门门功课都是优秀。2007年7月，武文斌被分配到某红军师直属炮兵连实习，一年后毕业。
2008年5月12日，一场可怕的8级地震突降西南地区。一时间，地动山摇，房毁屋塌，尤其是汶川地区，道路完全损毁，变成了无法与外界联络的孤岛。获悉地震的消息，党中央立刻派遣解放军、武警官兵奔赴灾区。战士们都暗下决心：
就算是用两条腿走，也要用最短的时间赶到灾区，因为时间就是生命，那些被埋在废墟瓦砾下一息尚存的人们，随时都面临着死亡的威胁。武文斌密切关注着救灾进程。可乐男孩、微笑天使、敬礼男孩……当武文斌从电视或报纸上获悉一个个被埋群众获救的消息，感动得几乎落下泪来。他恨不得立刻插上翅膀，飞到灾区参加抗震救灾。
按照上级的部署，武文斌所在部队准备出发前往汶川。本来连队考虑到他6月份要返回学校参加毕业典礼并办理毕业手续，就安排他留守。一听到这个决定，武文斌急了，他找到指导员，坚决要求随部队进川。他说：“指导员，现在灾区人民有难，我作为铁军一员，岂能无动于衷？既然是军人，有危险发生时就应该第一个冲上去！如果您不让我去，我会后悔一辈子的！”就这样，武文斌争取到了参加抗震救灾的机会。部队到达灾区后，武文斌看着满眼的废墟和无家可归的人们，心里一阵阵难过。他顾不上休整，立刻投入了抢险安置工作。
5月17日，部队接到命令，前往汶川县三江镇展开搜救和转运重伤员任务。
由于山体移位，道路严重被毁，因此判定方位、选择前进路线十分困难。精通军事地形学的武文斌带领战友们翻山越岭，艰难地突入汶川县三江镇。他得知山上一位老人家被压在倒塌的房屋下，又带着几名同志爬山一个多小时，找到那栋倒塌的房屋，拼死将受伤的老人救了出来。
5月28日，武文斌所在部队奉命抢通玉堂镇通往水泉村的公路。这是一条盘山公路，由于地震造成山体滑坡堵塞了公路，水泉村上千名群众面临缺水断粮的危险。当时余震不断，不时有石头从山上滚下来。连长准备组织一个党员突击队，负责最危险的路段。武文斌站了出来：“虽然我不是党员，但也算我一个！”原来，由于武文斌转过几个单位，因此虽然他一直表现优异，但还没正式被批准入党。他说：“既然我是入党积极分子，那就请党在危险中考验我！”
灾区白天气温比较高，连队的任务又比较重，所以大家都非常疲劳，而身体并不十分强壮的武文斌更是脏活累活抢着干，每天高强度的工作时间长达十多个小时，身上的衣服干了湿、湿了干。十几天下来，战友们发现武文斌明显瘦了一大圈，眼窝凹陷进去。大家看他这么累，都劝他自己也要注意休息。可武文斌摇摇头：“灾情这么严重，咱咋能歇着呢。灾区人民有一个没得到安置，我就一天不休息。”
6月4日，由于山高雾大，一架救援直升机不幸失事坠落。武文斌和战友们立刻展开拉网式搜寻。失事地点山高林密，荆棘丛生，再加上那几天一直阴雨连绵，一不小心就会陷进泥坑里摔倒。武文斌手拿镰刀开路，手上脸上被划出了许多口子。有一段山坡非常陡峭，武文斌和战友们只能身体紧贴山壁，一点点挪动。突然武文斌脚下一滑，差点摔下去，幸好他情急之下抓住一根藤条才没有跌落谷底。这样的危险，武文斌和战友们经历了三回。大约中午时分，又发生明显余震，山石飞落，大家毫不退缩，终于完成了预定的搜救任务。
部队驻扎在玉堂镇时，除了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武文斌一有时间就去帮老百姓干活。一天中午天气特别热，人们纷纷在树阴下乘凉。这时，突然传来“砰、砰”的响声。开始大家没有在意，在震区经常会听到各种声音，可是这声音持续了好久也没断，大家警觉起来，顺着声音跑过去一看，原来是武文斌正帮老乡们打油菜籽呢！他额头上全是汗，迷彩服都湿透了。在武文斌的带动下，战友们一有空也都加入到了打油菜籽的行列中。
6月17日傍晚，在受灾群众安置点忙碌了多天的武文斌和连队战友一起，冒雨再次执行8车活动房板材的卸车任务，他一个人在车上卸，供下面10个战友搬。本班任务完成了，他又主动帮其他班卸车。劳累了一天的武文斌睡前边洗脚边对战友们说：“好好洗个脚，明天接着干。”
可是，这一觉睡下去，武文斌再也没能起来。武文斌因为过度劳累引起肺部大出血而光荣牺牲。
噩耗传到武文斌的妻子小杨那里，她悲痛欲绝，久久不愿相信这个事实。她怀里抱着武文斌的照片，痛哭着说：“文斌呀，我一直等着你回来结婚，没想到这婚礼竟永远成了梦。”
原来，武文斌和妻子杨卫华恋爱多年，2008年2月刚领了结婚证，两人商定6月份武文斌一毕业就举行婚礼。汶川地震后，武文斌告诉杨卫华：“你等着我，等我完成任务，咱们办个热热闹闹的婚礼。”武文斌走后，小杨天天盼着这一天的到来。
在武文斌的手机里，最后还存着一条未读短信：“老公，你受苦了，等你回来，我请你吃好吃的……”
青山有幸埋忠骨——武文斌为人民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人民也将永远不会忘记他。2008年6月21日，济南军区某集团军追认武文斌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追记一等功，并批准为革命烈士。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胡锦涛签署命令，授予武文斌“抗震救灾英雄战士”荣誉称号。
英雄已逝，让我们用“2008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颁奖晚会上对武文斌的颁奖词来再次回望这位累倒在抗震前线的英雄吧：山崩地裂之时，绿色的迷彩撑起了生命的希望。他树起了旗帜，自己却悄然倒下。在那灾难的黑色背景下，他26岁的青春，就是最亮的那束光。
“加减乘除”，一心为民——吴金印
吴金印，男，汉族，河南省新乡市人，中共党员。1942年出生，现任新乡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卫辉市唐庄镇党委书记。
1959年10月参加工作。1960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河南汲县李元屯公社大队会计、大队长、大队党支部书记、公社党委委员、团委书记。1966年1月入中央团校学习。同年8月后，任狮豹头公社党委委员、团委书记、党的领导核心小组组长、革委会主任。1971年5月任中共汲县县委委员、狮豹头公社党委书记。1979年后，任中共汲县县委委员兼公社、乡干部。1983年5月任卫辉市五四农场场长。
1986年9月任卫辉市李元屯乡党委书记。1987年后，任卫辉市唐庄乡党委书记、中共卫辉市委委员。1993年3月任中共卫辉市委副书记兼唐庄镇党委书记。中共十五大、十六大代表，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共第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
在吴金印的带领下，唐庄镇新农村建设不断取得成就的背后，隐藏着一套“加减乘除”法则。
一、加法：发展生产，增加农民收入
1987年，吴金印初到唐庄镇担任党委书记，当时全镇财政收入仅为37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400元。
为发展生产，增加农民收入，经过实地调查后吴金印发现，唐庄镇西部有山，靠山吃山，因此可以在石头上做文章。
据此，以吴金印为首的新一届领导班子提出了“西抓石头东抓菜，北抓林果南抓粮，乡镇企业挑大梁，沿着国道做文章”的发展思路，由此为全镇每个地方的农民都打开了一条增收致富的门路。
有了正确的发展思路，再加上干部群众的苦干实干，唐庄镇很快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07年，全镇财政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到3292万元和4140元。
二、减法：村镇改造，减少土地浪费
俗话说，“农村工作两台戏，计划生育宅基地”。富起来的唐庄人开始争先恐后建新房，但由于缺少规划，一方面形成大量“空心村”，另一方面反复投资建房，建房周期长的10来年，短的甚至三五年，从而造成土地和钱财的双重浪费。在此背景下，唐庄镇开始了村镇改造建设。
“村镇改造后，虽然我们人均住房面积增加了，但是整体占地大为减少，效果非常好。”石屏村村民刘成安开心地说。
数据显示，改造前平原区和丘陵山区户均宅基用地分别为423平方米和397.8平方米，但人均住房面积仅为25平方米；改造后平原区和丘陵山区户均宅基用地分别减少至134平方米和200平方米，但人均住房面积增加到了50平方米。
据了解，村镇规划后，唐庄镇共节约土地2000多亩。除建工厂用地外，还可腾出1500多亩土地，并且部分村庄规划改造后，可达到30年内不再新占土地。
三、乘法：民主决策，集中群众智慧
作为镇党委书记，吴金印深知集体的力量和群众的智慧远超个人，因此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每次决策前，当地领导班子都发扬民主，集中群众智慧，从而使决策引发乘数效应。
代庄村是新乡市新农村建设的示范村。村支书李灿明说，全村从1999年起开始进行统一规划和改建，但当时不少村民不理解，工作阻力很大。为此，全村召开党员干部和群众代表大会，多方讨论，最终制定了“先拆给补助，后拆少补助，影响工程没补助和先拆者优先挑选宅基地位置”的奖惩措施。
方案定下来后，拆迁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很多村民由于自家人手不够，甚至把亲戚都叫来帮忙，形成一个相互拆迁的高潮。
由于全镇各行政村所处山区平原地形各异，住房观念也不相同，为了使村庄规划符合实际，镇里不但多次请来规划设计部门实地勘察，并将设计图张榜公布，然后各村从下至上屡次开会讨论，力争充分尊重民意。
“一切为了老百姓，一切也要依靠老百姓。”吴金印说，“干群关系就是鱼水关系，善于利用群众的力量，一就能变成十，离开了群众，再简单的工作也没戏。”
四、除法：科学发展，革除污染企业
唐庄镇的发展并非总是一帆风顺。在当年提出“西抓石头”的发展思路后，全镇一度出现了上百家石料加工厂。但多数厂工艺落后，没有除尘设备，致使唐庄一度成为当地的污染大户。
盆窑村村民张泳是当时全镇拥有石料加工厂最多的老板。“我的3家加工厂全在107国道两边，行人从附近经过后，身上立即留下一层粉尘。”张泳说，“最受影响的是两边的庄稼和果树，粉尘影响了授粉，结出来的桃子又小又难看。”
说起这段“弯路”，作为唐庄镇“领头人”的吴金印毫不回避。“石料加工厂在发展全镇经济、增加村民收入方面确实起了不小的作用，但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提出人与自然要和谐发展，一对照，我们确实是污染大户。”
就这样，吴金印带着全镇领导干部，一边检讨和调整工作思路，一边痛下决心革除污染企业。
现在，当年受污染最重的107国道两边都栽上了树，12个环保型石料加工厂分别集中在唐庄镇新建设的两个园区内。
“我们农村领导干部，吃的粮是农民种的，拿的工资也是靠农民交的税。在工作上要是不给群众办事，不带领农民致富，对不起人民啊。”
40多年来，吴金印主动放弃组织上调他到上级机关工作的机会，深深扎根基层，与群众同甘共苦，忠于党的事业，不计名利，不怕艰苦，带领群众脱贫致富，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作出了优异的成绩，树立起了基层党员干部的良好形象，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在卫辉市狮豹头公社工作10多年间，他在群众家住了7年，在治水工地住了8年，带领群众打通6个山洞，筑起85道大坝，建起25座水库和蓄水池，架起8座公路大桥，营造良田2400亩，植树20多万株，使一穷二白的山区发生了巨大变化。1987年，吴金印调任唐庄乡党委书记，带领群众建起了万亩林果园、万亩蔬菜田，兴办了无氧铜杆厂、电工厂、水泥厂等企业，使唐庄乡插上了腾飞的翅膀。2008年唐庄实现工业固定资产投资3．7亿元，工农业总产值10．65亿元，一般预算收入3810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760元。他严于律己，心系农民，甘愿到最贫困、最艰苦的地方工作，被誉为“乡镇党委书记的榜样”。
“人民卫士”——方红霄
方红霄，男，汉族，湖南省岳阳市人，中共党员。1970年出生，1990年入伍，现任武警云南省总队昆明市支队副支队长。
1990年3月，方红霄从湖南岳阳来到武警云南总队二支队服役。自1993年起，他就在昆明火车站担负执勤任务，与贩毒、贩枪、贩黄等各种违法犯罪分子展开殊死搏斗，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革命军人无私无畏、一尘不染的浩然正气。
云南省地处我国反毒斗争的最前沿。方红霄从担任班长、排长到中队长，6年间把800多名犯罪分子送进了监狱，令不法之徒闻风丧胆。同样，他几乎每天都要经历殊死的搏斗，身上的七处伤疤，每一处都是一次惊心动魄的生命历险的见证。
靠着一身过硬的功夫和一双千锤百炼的眼睛，方红霄先后查获海洛因等毒品45．3公斤、假钞14万元、各类枪支41支、子弹2172发、管制刀具38540把，捕获各类犯罪分子1919人……对人民群众，方红霄饱含着赤诚与真情。枪口下，他舍身救出被歹徒劫持的人质；人流中，他冒死排除了即将爆炸的手雷……在车站执勤的6年中，被他接济的过往旅客有60多人，仅是资助丢失钱物的旅客就达上万元。
党和人民没有忘记这位人民的忠诚卫士，方红霄先后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三次，被评为首届“中国优秀青年卫士”，1998年被武警总部授予“护法勇士”的荣誉称号，成为首届“中国武警十大忠诚卫士”和“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
1995年3月，方红霄因功绩卓着，被武警总部破格提拔为排长。正式上任前，支队政委王瑛找他谈话：“方红霄，你现在出名了，又当了干部。那些贩毒分子既恨你，又想在你身上打主意，一定要擦亮眼睛，经得起考验。”方红霄说：“请支队领导放心，不管在哨位上遇到什么复杂情况，我宁可站着进去、躺着出来，也绝不会红着进去、黑着出来！”
1995年7月27日，昆明开往成都的特快列车正在检票进站，方红霄带3名战士，在“三品”检查处例行检查旅客行李物品。这时，一位身着迷彩服的中年男人，提着旅行包走过来。当方红霄请他打开包检查时，他把方红霄拉到检查台旁边，低声说：“兄弟，我包里有钱，让别人看见不安全。”说完，拉着方红霄到进站口的拐角处，拿出一沓钱，硬往方红霄口袋里塞。
方红霄挡住他的手说：“虽然包里装的是钱，也得检查完才能走。”对方一听，马上慌了神，急忙从外套口袋里掏出了两沓现钞，哀求着说：“兄弟，我上有老、下有小，你就行行好。这两万块钱可是真的，要嫌少我再给你。”说完，把钱放在地上，提上包就往站台里跑。方红霄紧追上去，一把揪住他的后衣领，叫来战士尤荣，当场从包里搜出了6万元假钞。
方红霄在这个特殊的哨位上，心中自有一杆秤，那就是“人民卫士”的尊严重于一切，高于一切。几年间，他拒贿达百万元。
方红霄和他的战友们，置身车站这个复杂的环境，在腐蚀与反腐蚀的战场上，金钱、女色始终没有污染这片橄榄绿，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履行着神圣的职责，扞卫了“人民卫士”的尊严，铸造了“人民卫士”的浩然气节，写下了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的壮丽诗篇，写下了“人民卫士”的忠诚。
我为革命，不怕牺牲——赵世炎
赵世炎，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者、着名的工人运动领袖。
1901年，赵世炎生于四川省酉阳县龙潭镇。他的祖父是鞋匠，父亲当过学徒和书童，后来成了商人兼地主。母亲出自一个贫苦之家，一生勤劳而坚韧。赵世炎有四个哥哥，两个姐姐，一个妹妹。赵世炎四岁就入了私塾。那时候，许多孩子不愿意念书，害怕天天背书，所以屡屡逃学，有的甚至被父母捆起来送去念书。可是，赵世炎总是高高兴兴去上学，从来没有背诵不了的书。老师还让他给比他年龄大四五岁的同学补课。
1912年，赵世炎进了龙潭高等小学。学校的地理教师王勤山对他有很大的影响。王勤山是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会员。有一次，他在给学生讲述香港、九龙被帝国主义宰割，祖国山河破碎时失声痛哭，赵世炎和同学们受到了强烈的震撼。
课堂上，大家呜咽抽泣，切齿怒目，在心中腾起反帝怒火。不久，辛亥革命爆发，赵世炎在反对封建专制的民主革命运动潮流中受到了洗礼。
1915年，赵世炎与四哥一起来到北京，考入了师大附中。在师大附中的几年，赵世炎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奠定了一生革命的基础，师大附中是赵世炎走上革命道路的起航港。1919年，经李大钊介绍，赵世炎加入中国少年学会。五四运动爆发后，赵世炎参与主编《平民周刊》、《少年》半月刊和《工读》半月刊等进步刊物。在《少年》半月刊上，赵世炎连续发表《说少年》等论文，分析当时一般青年的思想状态，揭露封建家庭、旧的教育制度对青少年的思想束缚和毒害。而在《工读》半月刊上，赵世炎则与朋友们共同讨论中国的前途，公开评论当时中国社会的弊病，主张中国应实行社会主义，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是“最公道，最平等，无军阀、财阀，无种族界、国界，经济上固然好，道德上尤其好”
的社会制度。这时期，赵世炎还勇敢地走到产业工人中去，进行革命活动。他和邓中夏、许德珩等人到铁路工人中进行讲演，开办学校，还成立了“十人团”，开展革命活动。五四运动使赵世炎经受了磨炼，在实践中增长了斗争本领，成为一个成熟的革命者。
1920年，赵世炎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赵世炎与张申府、周恩来等发起成立旅法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2年，与周恩来等发起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中央执委会书记，随后又任中共旅欧总支部委员和中共法国组书记。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赵世炎在紧张艰苦的劳动之余，还花费了很大精力从事革命活动，与周恩来、刘清扬、陈公培等人领导了“国外五四运动”，对留法的中国学生影响很大。1923年，赵世炎按党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与王若飞、陈延年一起从巴黎启程去莫斯科进行学习。赵世炎还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第五次代表大会。
1924年，赵世炎回国，作为李大钊的主要助手，与李大钊共同领导了北方党的工作，担任北京地委书记，化名为施英。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北京人民在中共北方区委赵世炎等人的领导和组织下，举行游行、罢工、罢课，声援上海人民的斗争。随后在天津、唐山等地组织和发动天津日商纱厂工人大罢工、开滦五矿工人大罢工、天津海员大罢工和赵各庄矿工人大罢工。而后，赵世炎调到上海工作，成为上海工人运动的组织者与实际领袖。他多次带领上海工人罢工，冲锋在前，不顾安危。前后三次带领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起义过程里，他紧紧把握斗争方向，注意加强起义队伍的组织建设。在斗争遭到挫折时，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在和周恩来的共同领导下，终于取得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并且成立了上海市特别市政府。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革命又遭镇压。赵世炎领导广大上海工人群众继续坚持斗争。面对严重的白色恐怖，他临危不惧，坚定表示：“共产党就是战斗的党……党存在一天就必须战斗一天，不愿意参加斗争，还算什么共产党员？”展现出了崇高的革命精神。5月，在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赵世炎当选中央委员。同时期，他主编党的内部刊物《政治生活》，撰写了70多篇宣传马克思主义、抨击时弊的文章，对提高党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7月，赵世炎不幸被捕。敌人严刑拷问赵世炎，他坚持说自己是带巨款来上海做生意的，叫夏仁章，湖北人。他坦然自若，说得有板有眼，连敌人的军法处长都怀疑是不是抓错了。敌人又找来两个叛徒指证，一个是韩步先，一个是张葆臣，赵世炎身份暴露，敌人决定对其实行处决。在凶残的敌人面前，他大义凛然，坚贞不屈：“革命就是要流血的，要改造社会就必须付出代价”，“要革命就会有牺牲！”“志士不辞牺牲，革命种子已经布满大江南北，一定会茁壮成长起来，共产党最后必将取得胜利！”表现了共产党人大无畏的英雄主义气概。面对敌人的屠刀，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于上海枫林桥畔，年仅26岁。
赵世炎在黑暗的旧中国，为争取中国的光明前途，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英勇战斗，为中国的革命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真伟丈夫——佟麟阁
佟麟阁（1892-1937），原名凌阁，字捷三，直隶（今河北）高阳边家坞村人。出生农民家庭。少时就学舅父门下读经史。1912年入伍冯玉祥部后，随冯部转战南北。1924年，任第二十五混成旅旅长。第二次直奉战争后，任国民军第一师师长。1928年1月，国民党南京政府再次北伐，任第二集团军第三十五军军长，转战于徐州、南口、津沽各地，屡建战功。1929年1月，任冯玉祥第二集团军暂编第十一师师长。1930年，冯、阎联合讨蒋，任第二十七师师长，驻防西安。讨蒋失败后，张学良把冯军宋哲元等部改编为二十九军，任副军长。1933年1月，二十九军奉命开赴长城御敌，兼任察哈尔省警备司令、暂代省主席。1933年5月，冯玉祥等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任抗日同盟军军委会委员和常委兼第一军军长，率部配合收复康保、宝昌、沽源，克复多伦，重创日伪军。出版《国民新报》宣传抗日主张。抗日同盟军在当年8月被蒋介石逼迫解散后，任二十九军副军长兼察哈尔省公安管理处处长。1937年七七事变后，任北平（今北京）南苑驻地指挥官，积极主张抗日。7月28日，在南苑大红门指挥作战时负重伤，壮烈殉国。是中国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第一位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后追授陆军上将。1943年1月1日，在重庆入祀首都忠烈祠。
少时，佟麟阁就学于舅父门下，苦读经史。佟麟阁的舅父对他寄予很大希望，时常以中国古代班超投笔从戎、岳飞精忠报国等有益于青少年励志的历史英雄故事，启发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胸怀天下的抱负和志向。
在舅父的谆谆教导下，佟麟阁勤学好问，手不释卷，既慨慕班超、岳飞等先贤为人，又关心天下大事，遂立下了报国利民之志。
1908年，经友人介绍，十六岁的佟麟阁出来做事，到高阳县县公署当缮写。
由此，他得以时常目睹县衙之内的种种肮脏卑劣之事，愤愤不平于官府对善良百姓的欺压与无视，遂在思想中萌发了产生变革腐败现实社会的意愿。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此际，袁世凯在北方编练军队，其左路军前营营长冯玉祥到直隶景州（今河北景县）一带招募新兵。佟麟阁入伍于冯玉祥部下，为左哨哨兵，旋为哨长，翌年升任排长。
佟麟阁自入伍之日起，即矢志报国，苦练杀敌本领，始终拥护孙中山倡导的民主共和及国民革命。他生性沉默寡言，谦恭谨慎，正直忠毅，常以孔子“见利思义，见危授命”及岳飞“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等语自励励人；又笃信宗教家言，虔奉基督教，了然祸福死生，而博爱之义见诸实行，故有“善人”之称。他治军严明，以身作则，平时与士卒同甘苦，每遇作战，身先士卒，奋不顾身，屡因战绩卓着，从普通士兵晋升将军，为冯玉祥最赞赏的将领。在冯玉祥所着《模范军人》一书中对他有如下记载：
他是一个极诚笃的基督徒，能克己，能耐苦，从来不说谎话，别人都称他为正人君子。平素敬爱长官，爱护部下，除了爱读书，没有任何嗜好。他在高级教导团学过一年高级战术，对于学术肯费苦功夫来研究。
佟麟阁一向以冯玉祥为榜样，爱读书，勤练字，写日记。善于虚心向人求教，并先后聘请学识渊博之人为师，随军为其讲学，以充实自己的知识积累。此外，佟麟阁还喜爱研究《周易》，以此探讨宇宙根本之原理，以期解决现实社会困扰人生究竟的大问题。无论军务如何繁忙，均坚持不懈。佟麟阁酷爱书法，日日勤于练笔，写得一手好字。随他左右的身边者，亦往往深受他的熏陶，一般也爱练习书法。这在当时的军队中，是颇为难得的好风气。这书卷气，实乃孟子所言的“吾养吾浩然之气”者也。
1914年，冯玉祥任第十六混成旅旅长。佟麟阁任该旅第一团第三营第二连连长，驻防陕西。是时，赵登禹在该连入伍。赵登禹山东菏泽人，字舜诚，骁勇过人，后曾任冯玉祥的随身护兵。1937年7月下旬，日军大举进犯北平（今北京）时，赵登禹任第二十九军北平南苑驻地指挥官，率部奋勇抵抗，后撤退时遭日军截击，壮烈殉国。佟、赵二人义气志向相投，遂成生死之交。此后，佟麟阁跟随冯玉祥转战南北，先后任副营长、营长、团长。
1924年，佟麟阁升任第二十五混成旅旅长。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于当年10月23日回师北京，参加冯玉祥领导的北京政变，囚禁了贿选总统曹锟。后冯玉祥组织国民军，佟麟阁任国民军第一师师长。1926年4月15日，国民军主力被迫退守南口附近。在固守南口的战役中，佟麟阁显露出指挥才能。
1927年，佟麟阁驻军天水，兼任甘肃省陇南镇守使。他致力于革新政治，兴办地区福利，厉行禁烟禁毒，提倡妇女放足，创建学校和孤儿院等慈善事业，故深得民心。佟麟阁为官清廉，爱护民众，常微服出访，体察民情。有一次，佟麟阁到各县视察，一个不法县长因害怕丢官，竟行贿于佟麟阁，受到严词斥责，即予撤职。在佟麟阁离去之日，该县绅民送者万余家，其德与行，有口皆碑。
1928年1月，国民党南京政府再次北伐。佟麟阁任第二集团军第三十五军军长，转战于徐州、南口、津沽各地，屡建战功。1929年1月，南京国民政府召开整编会议。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为第二编遣区，辖十二个师。佟麟阁任暂编第十一师师长。
1930年，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反对蒋介石，在中原对蒋作战。蒋、冯、阎鏖战中原的混战历时七个月，双方动用兵力一百多万，死伤三十万，以西北军的失败而告终，冯玉祥宣告下野。此役确立了蒋介石在各派军阀中的优势，巩固了其实行独裁统治。冯部被蒋介石收编。此际，佟麟阁任冯部二十七师师长，驻防西安。讨蒋失败后，佟麟阁被迫交出二十七师的军权，住到山西阳泉。后来，张学良把冯玉祥部队的宋哲元等部改编为第二十九军，以宋哲元任军长，佟麟阁任副军长。二十九军下辖三十七、三十八两个师，冯治安、张自忠分任师长。这时，正值九一八事变以后，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呼声高涨，反对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投降的不抵抗政策。宋哲元、佟麟阁等共同提出“枪口不对内”的口号，视日本侵略军为民族大敌，积极训练部队，准备保卫祖国。但是，二十九军遭到蒋介石嫡系部队的歧视，故枪械不足，薪饷不够，于是全军上下同甘共苦，官兵节衣缩食，自制大刀，仅短短两年，即练成一支劲旅。
1933年1月，日军侵占山海关。3月，热河失守。二十九军奉命开赴长城御敌。此时，察哈尔省奸细浪人潜伏，伺隙窥发。宋哲元将军身在前线，为了安定察哈尔省，宋哲元委托副军长佟麟阁兼察哈尔省警备司令，暂代察哈尔省主席。
佟麟阁治乱有术，威武镇压，察哈尔省的局势得以安稳。在此期间，佟麟阁与1932年10月由山东到达张家口的冯玉祥将军联系密切。一次，二人在商议组织抗日同盟军时，佟麟阁挥笔书写王昌龄的七绝《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表示他们驻守张家口，决不让日本侵略军跨越长城一步。1933年5月26日，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公推冯玉祥为总司令，佟麟阁当选为抗日同盟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常委，出任第一军军长。佟麟阁与北路前敌总指挥吉鸿昌、北路前敌总司令方振武等密切配合，出兵张北，猛烈攻击日本侵略军，先后收复康保、宝昌、沽源，克复多伦，重创日军，毙敌一千余人。由是，抗日同盟军军威大振。佟麟阁在此期间，治军理政，运筹帷幄，筹备军需，安定后方，出版《国民新报》宣传抗日主张，组织民众武装，担任前方运输，救护伤员，收容难民，殚精竭虑，甚获察哈尔省军民的爱戴和拥护。
是年8月，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蒋介石逼迫下，被解散。宋哲元重回察哈尔省主政，佟麟阁任二十九军副军长兼察哈尔省公安管理处处长。他深感抗日之志未酬，国难日甚，不胜悲愤，只好暂时退居北平（今北京）香山寓所，以待报国时机。
此时，何应钦与日方梅津签订所谓《何梅协定》，中央军撤离北平。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宋哲元为委员长，维持名存实亡的华北局面。宋哲元考虑到二十九军厉兵秣马、演武修备的重任，还是要由佟麟阁将军来承担，于是宋哲元再三督促，请佟麟阁出山，负责军事。二十九军的几位师长冯治安、张自忠、赵登禹、刘汝明等亦联袂相请。此时，平津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更加高涨，“不愿做亡国奴”、“拥护二十九军保卫华北”的呼声，振奋人心。佟麟阁深感报国之日到来，于是欣然出山，回任二十九军副军长兼军官教导团团长、大学生训练班班主任，坐镇北平南苑，整军经武，夙夜匪懈。他常对学员说：“中央如下令抗日，麟阁若不身先士卒，君等可执往天安门前，挖我两眼，割我两耳。”声情激越，闻者悚然。
佟麟阁将军貌文雅，如儒生，性情恬适，淡于名利，为人深沉果断，处世就实事而避虚，故世人知二十九军佟麟阁者实乃不多。当时，全国有志救国的青年中有不少仰慕二十九军坚决抗日声誉的，他们或跋涉千里，或从海外归来，纷纷参加二十九军，入军官教导团受训。其中，有的原来就是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干部和中共地下党员。佟麟阁熟识这些学员，均能呼出其姓名。他以爱国思想为主线教育学员，讲述二十九军喜峰口抗战光荣史，要求他们苦练杀敌本领。很快即为抗日前线培养和输送了不少抗日军人。他们在八年抗战中，英勇杀敌，成仁取义，贡献颇大，有的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高级指挥员。
七七事变发生前，北平外围的形势是：北宁铁路沿线，从山海关到丰台，有日军占领；东面热河集结着日伪军；西北面有李守信、王英等伪军。可谓狼窥虎视，危机四伏。二十九军所辖四个师，散驻冀察各地。三十七师冯治安部驻平保之间，三十八师张自忠部驻平津之间，一三二师赵登禹部驻任丘一带，刘汝明师驻察哈尔省张家口，二十九军军部及直属部队、军官教导团等由佟麟阁率领驻北平南苑。从北平来说，仅西南面宛平一带有三十七师二一九团驻防。卢沟桥为北平南面的唯一门户。在军事上，二十九军掌握了卢沟桥，则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若卢沟桥一旦沦于敌手，北平就变成一座孤立无援的孤岛。所以，卢沟桥就成为中国军队必守、日本侵略军必争的战略要地。
宋哲元将军负责维持冀察危局，力求不辱国体，但日军威胁利诱，日甚一日。宋哲元进退为难，穷于应付，日夜彷徨，无计可施，不得已借省亲为名，退居山东乐陵原籍，暂避其锋。而以佟麟阁代理二十九军军务，直接负军事指挥之责。佟麟阁身负二十九军指挥重任，时时以国家处境之危，提醒部下，教育士兵，并随时将敌我双方的情况向宋哲元将军报告，使上下无所隔离。同时，在这危难之时，他与二十九军的冯治安、赵登禹、张自忠、刘汝明诸师长精诚团结，共赴国难。
1937年7月6日，日军驻丰台的清水节郎中队要求通过宛平到长辛店地区演习，守军三十七师不许，相持达十余小时，至晚始退去。二十九军当即作了应变准备，严阵以待。6日夜间，日军在卢沟桥附近演习，23时左右又在宛平东方鸣枪数响，借口失踪日兵一名，要求进入宛平搜寻。二十九军守军对日军的寻衅，予以严词拒绝，戒备愈严，日军不能得逞。日本驻北平使馆武官松井亦于当夜24时以电话通知我冀察当局，声请进入宛平县城搜寻士兵，被婉言拒绝。未几，松井又以电话相告，将以武力保卫前进。7月7日拂晓，日军一个中队突然向二十九军卢沟桥守军发起攻击。佟麟阁随即命令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和何基沣旅长坚决抵抗。该旅吉星文团金振中营遂奋起抗击日军。卢沟桥的枪声，响彻华北大地，全国紧急动员，八年抗战就此开始。
七七事变发生后，佟麟阁即在北平南苑召开二十九军全军将校会议，慷慨陈词，他说：“中日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日寇进犯，我军首当其冲。战死者光荣，偷生者耻辱；荣辱系于一人者轻，而系于国家民族者重。国家多难，军人应当马革裹尸，以死报国。”反复阐述，闻者动容。随后，他立即以二十九军军部的名义向全体官兵发出命令：凡有日军进犯，坚决抵抗，誓与卢沟桥共存亡，不得后退一步。并由二十九军副参谋长张克侠（中共地下党员）、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等前往山东向军长宋哲元汇报情况，请其返北平坐镇。宋哲元于7月11日下午抵达天津。二十九军卢沟桥抗战，受到全国军民团体的热烈拥护，先后打来电报，一致拥护二十九军坚决抗战。二十九军于7月13日复电表示：“保卫国土，义不容辞，慷慨赴义，分所当然。”
7月7日在卢沟桥的激战，至8日凌晨4时稍停。11时至12时，日军两次向卢沟桥发炮共一百八十余发，卢沟桥车站附近煤区被日军占领。同时，日军由永定河东岸向河西岸推进，抢夺卢沟桥。卢沟桥桥西的守军金振中营的一个排顽强战斗，全排殉难。宛平城西门城楼某连长，眼见日军前进，气愤已极，不待命令，即派一排冲出西门往援。该排士兵手持大刀、手榴弹偷偷接近日军，举刀砍杀，声震四野，日兵猝不及防，被砍杀三十余人，生擒一人。
8日，北平市长秦德纯派魏宗瀚、王冷斋、李薪雨三人与日本驻北平使馆武官松井、今井会商解决办法。9日达成协议，双方将卢沟桥驻军后撤，交石友三保安队接防。日方利用谈判作为缓兵之计，从东北调兵入关，扩大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10日，日军攻宛平，下午16时围城，石友三的保安队死守宛平应战。
北平至卢沟桥及丰台铁路被日方炸毁。在保卫卢沟桥战斗中，金振中营官兵立下“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的誓言，坚守阵地。回龙庙阵地三失三得，伤亡惨重。我军击毙日军大队长一木清，金振中营长亦身负重伤。
12日，蒋介石命令二十九军就地抵抗。当日，我军奋勇攻击，夺回卢沟桥。
13日，我军坚守之。14日，日军对北平采取包围态势，并犯南苑。佟麟阁指挥驻南苑守军迎击，击退日军。
二十九军长宋哲元由山东返回天津后，受群奸包围、日方压迫，不能自主。
佟麟阁目睹更大的危机随时即发，事不宜迟，急电宋哲元陈述利害，请其速返平坐镇，免为津沽群奸出卖。不料，14日日本驻屯军司令香月向宋哲元提出反共、禁止排日言论、取缔排日团体及抗日民众运动、中国驻军撤出北平等七项要求，限于19日前答复。宋哲元在此严重国难时刻，竟在日伪胁迫之下，承认香月所提出的七条要求。19日，宋哲元由津返平后，欲下令打开封闭的城门，撤除防御沙包，查禁抗日书报，准备实行“中日共同防共”。佟麟阁、冯治安力持不可。佟麟阁说：“军长若有不便，请回保定，以安人心，平津责以佟某可也。万一变故而敌来犯，某决心以死赴之，不敢负托。”宋哲元乃从佟麟阁之请，决心抗战。
20日，日军再攻卢沟桥和宛平县城，我军坚决抵抗，日军被迫退回丰台。与此同时，大红门也发现了日军，丰台、南苑继续发生战斗。21日，日军总攻宛平，同时炮击长辛店，轰炸廊坊，我军伤亡重大。25日，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回到南苑军部，与佟麟阁会商抗战问题。27日，宋哲元通电表示：日人欺我太甚，不可再忍，拒绝日方一切无理要求，为国家民族生存而战。
7月27日，日军由廊坊进犯团河。28日，日军由通县、丰台调集陆空军进攻南苑。当时驻守南苑的有二十九军卫队旅、骑兵第九师留守处、军官教导团、平津大学生军训团等官兵两千余人。佟麟阁与从任丘赶来的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一起指挥部队，英勇打击日军，一部在外围与日军交战，一部在内固守，抱定誓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日军集中火力，重炮猛轰，飞机狂炸。我军虽炮械较敌为劣，但士气却旺于敌，由拂晓至午后，双方伤亡均惨重，然日军终未能进我阵地一步。在战斗前，佟麟阁特意对赵登禹说：“既然敌人找上门来，就要和他死拼，这是军人的天职。”赵登禹亦自豪地说：“在喜峰口那次战斗中，我们还不是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了！等着瞧吧！”这时，忽报大红门又发现日军，佟麟阁恐被其切断北路，乃分兵亲往堵击，寡不敌众，被日军四面包围，遂利用地形，继续与敌苦战。佟麟阁在指挥右翼部队向敌人突击时，被敌机枪射中腿部。部下劝佟麟阁稍退裹伤，他怒目圆睁地说：“情况紧急，抗敌事大，个人安危事小……”执意不肯，愈奋勇当先杀敌。我军官兵泪如泉涌，个个冲向敌人拼搏冲杀。如此战斗极惨烈，我军伤亡甚大。这时，敌机又来狂轰滥炸，佟麟阁头部又受重伤，壮烈殉国。是役，我抗日军队官兵死伤约一千余人，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最早为国抗战捐躯的光辉篇章。佟麟阁为中国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第一位国民党军高级将领。28日下午，在大红门战役中，佟麟阁最亲密的军中友人赵登禹将军亦壮烈殉国，时年41岁。
佟麟阁、赵登禹两位将军在抗战之初，以血肉之躯，奋勇扞卫国家尊严，誓死保卫任何人都不可侵犯的中华民族利益，死于保卫北平之战，大节凛然，丰功伟烈，天地为之动容，山河为之悲泣。噩耗传出，北平市民无不落泪，全国军民、海外侨胞同声哀悼。国民政府于1937年7月31日发布褒恤令，追授佟、赵两将军为陆军上将，生平事迹，宣付史馆，以彰忠烈。在延安，毛泽东称之为“给全中国人以崇高伟大的模范”。
此后，通过中国红十字会，由冀察政委会外交委员会派秘书欧秋夫率警卒十余人，乘中国红十字会的汽车于7月29日疾赴永定门外，寻觅到佟麟阁将军的忠骸。佟麟阁全身浴血，面目模糊，一行人目睹此状，放声大哭。少顷，遂将遗体运回城内，交予佟麟阁夫人彭静智及其子女。彭静智痛不欲生，昏倒在地，子女悲声难禁。此后，佟麟阁的尸骨被家人隐姓埋名，寄厝于北新桥柏林寺中。老方丈仰慕将军为国捐躯精神，保守寄柩秘密，直到抗战胜利。
1943年1月1日，国民政府在重庆举行表忠盛典，宣布抗日殉国将军佟麟阁、赵登禹等应一体入祀首都忠烈祠，并同时入祀全国各省市忠烈祠。
1946年3月29日，在北平八宝山忠烈祠，隆重举行入祀大典；并将北平西城区两条路命名为“佟麟阁路”、“赵登禹路”，以为纪念。7月28日，在佟麟阁将军殉国九周年，移葬香山兰涧沟。
1979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将佟麟阁的墓地修葺一新。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发出通知，追认佟麟阁为抗日阵亡革命烈士。
1980年7月28日，北京市政协和北京市民革在香山隆重举行仪式，纪念佟麟阁将军殉国四十三周年。
1985年8月13日，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展出佟麟阁遗像史料、墨宝并佟麟阁雕塑肖像一座，以此让世人永远纪念这位为中国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第一位国民党军高级将领、抗日爱国英雄。
佟麟阁殉国时，年仅四十五岁。父佟焕文和母胡太夫人均在堂。佟麟阁与妻子生有子女六人：长子荣萱、次子荣芳（今名佟兵）、长女克修（又名风华）、次女雅农（又名风琴）、三女亦非（又名风鸣）、四女亦君（又名风州）。佟麟阁牺牲后，佟氏一门孤寡，陷于孤城，乃改名换姓，忍辱八年。
佟麟阁夫人彭静智，又名瑞卿，生于1895年农历六月十九日，逝于1968年6月6日。素有贤行，敬老育幼，勤俭持家，夫妻相敬如宾。在生活上，夫人对佟麟阁照顾周到有加。如丈夫在家，亦常伴佟麟阁将军夜间办公至深夜。佟麟阁对妻子亦爱护备至，教她学文化、阅读书报和写信；体贴夫人辛劳，时常抽空陪她郊游；还把夫人的贤德撰拟成词：“瑞卿夫人，随我廿年。戎马颠簸，历尽艰危。含辛茹苦，风雨同舟。尊老育幼，克勤克俭。镌此数语，永志不忘。”并将此词刻于手镯，作为纪念。彭静智早年随佟麟阁在驻军营地，响应冯玉祥将军号召，组织军属纺纱织布，为将士做被服，深受将士敬佩，冯玉祥将军称她为军属模范。北伐战争中，佟麟阁在前线作战，交通受阻，军饷不济。彭静智自告奋勇，化装冒险，亲送款项。佟麟阁初见，颇为惊异，及至问明来意，倍加敬重。
所以，佟麟阁常对子女说：“我事业的成就，一半归功于你们的母亲。”
佟麟阁将军殉国后，日军占据北平。彭静智避寻衅，又以将军廉而贫，乃 徙居陋巷，事翁姑，教子女，殚精竭虑，含辛茹苦；还要把将军殉国之事瞒过翁姑，只说将军随军南下抗战，不能回来，每日强颜欢笑，安慰二老；有时二老念子甚，日倚门望音书，夫人乃伪为将军家信，读之听，以释悬忧；善事翁姑，如将军遗志。
佟麟阁治家，遵循《朱子治家格言》，悬于中堂。他还信仰李二曲（清李颐）和杨椒山（明杨继盛）之为人。常读《二曲集》和《杨椒山传家宝训》以自修，并在北平古旧书店购此两书，让副官关宪昌送到天坛公园放在石桌之上，供爱好者阅读或带走，借此流传，既不要钱，也不签名。
佟麟阁待子女严肃慈祥，子女敬畏自爱。他常常以古人“凿壁偷光”、“悬梁刺股”等故事教育子女发奋勤学，要求他们把习字、作业寄到军营中，亲自过目，批改寄回。佟麟阁在北平城内及香山寓所都有果圃菜园。在假日，他常与妻子带着子女种菜养花，培植果木，培养子女勤劳敦厚的品德，防止他们沾染纨绔习气。有空时，佟麟阁会给子女仔细讲述岳飞、陆游、越王勾践及冯玉祥将军的爱国故事，向他们灌输爱国思想；一起背诵先贤诗词，陶冶情操。1933年，佟麟阁在北平香山退居期间，有一次和子女朗诵岳飞的《满江红》，诵到“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时，佟麟阁忽拍案而起，凝视挂在墙上的地图中的东北三省，长叹不已。故佟麟阁最常嘱咐子女的，就是要求他们效法先贤，立志救国，誓死不做亡国奴。
佟麟阁事父母极孝，休假必回家看望双亲，与夫人子女团聚，享受天伦之乐。进餐时，家人未齐，将军从不举箸。父母有病，亲奉汤药。但自七七事变发生后，将军公而忘私，国而忘家，虽南苑与北平城内寓所近在咫尺，从未返回。
激战前夕，佟麟阁将军的父亲病重，家人多次促其归省，佟麟阁均以战事瞬息万变，不肯片刻离军。他挥泪传话告诉妻子彭静智：“大敌当前，此移孝作忠之时，我不能亲奉汤药，请代我孝敬双亲。”佟麟阁将军之忠孝，不可多得。
二十九军部属闻之，莫不感动流泪，誓死效命拼杀日本侵略军的疆场。
佟麟阁真伟丈夫也！慷慨壮烈，忠孝两全；燕赵有斯完人，足以自傲于世！
一片丹心，永跟党走——董振堂
董振堂（1895-1937），字绍仲，直隶（今河北）新河人。出身农民家庭。
十九岁高小毕业后考入冀县（今冀州）中学。1917年考入保定军官学校预科清河预备学校学习。1920年秋入保定军官学校炮校。1922年春保定军官学校第九期毕业后到冯玉祥部任职。1926年9月，任国民军联军第四师第十二旅旅长。1927年随冯玉祥参加北伐战争，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三十六师师长。后任十三师师长兼警备司令，第五师师长。1930年，参加冯玉祥发动的讨伐蒋介石的豫西战役，任国民军第二十六路军第二十五师七十三旅旅长。1931年12月14日，与季振同、赵博生、黄中岳等一起率领第二十六路军的一万七千名官兵在江西宁都举行武装起义。
部队编为红军第五军团，任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后任军团长。在赣州、龙岩、南雄、水口等战役以及第四、第五次反“围剿”中立下卓着战功。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10月，率部参加长征，担任全军的后卫，曾三次率部过草地，多次出色地完成了阻击国民党军的任务。1935年1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1936年1月，红五军团改称红五军，任军长；后奉命率部参加西路军；12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7年1月20日，奉命率部坚守甘肃高台，在与国民党军马步芳部的激战中壮烈殉难。他是河北人参加长征的最高级别红军将领。
部队起义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总指挥季振同，政治委员萧劲光，董振堂任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任参谋长兼十四军军长，政治部主任刘伯坚。董振堂和赵博生、季振同等将领代表起义部队通过电台向全国发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宣言》，声明原二十六路军全体官兵宁都起义后永远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挥，永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实行土地革命，打倒国民党反动军阀，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完成中华民族的解放和统一。声明呼吁一切国民党军官兵掉转枪口，站到苏维埃这边来。
在新的革命环境里，董振堂积极配合中共党组织对改编部队进行组织整顿和政治教育。他以身作则，虚心向老红军学习，认真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求红五军团官兵按照老红军的样子做，使红军的光荣革命传统和人民军队的治军经验在这支部队中生根、开花、结果。红五军团广大官兵的政治思想觉悟和作战能力随之大大提高。1932年4月，上级党组织批准董振堂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董振堂决心要把自己的一切都毫无保留地献给党、献给人民，始终不懈地为党和人民战斗一生。
入党后，董振堂认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在革命环境下，不能有私产，便自觉带头捐献积蓄，其中的大部分都拿来交了党费，剩余的则原封不动让自己的警卫员保存，给部队的战士补养身体。与此同时，董振堂对部下和战士爱护备至，情同手足，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每当冬季来临时，如果部队还有一个人没穿上棉衣，董振堂肯定不穿，只有在全体官兵都有了棉衣时他才穿上。他还把自己的一条俄国军毯赠给了朱德总司令，朱总司令非常珍惜。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去西安谈判，朱德又把这条毯子转赠给周恩来御寒。
七七事变后，朱德奔赴抗战前线时，周恩来又把这条毛毯回赠给朱德。朱德一直带着它到全国解放，最后赠给了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一条普普通通的毛毯，记载着在血与火洗礼的中国革命历程中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之间的真挚友谊，也是董振堂对中国革命一片丹心、永跟党走的历史见证。
红五军团成立后，在赣州、龙岩、南雄、水口等战役以及第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立下赫赫战功。1932年初，在赣州战役中，董振堂率红五军团担任掩护红三军团撤退，阻击赣州城外增援敌人的任务。他一马当先，手拿锃亮的马刀，赤着膀子，率部怒吼着冲入敌军罗卓英部阵地，杀得敌军横尸遍野，狼狈逃窜。此后，为了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是年4月，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 和国临时政府主席的名义，指挥红一、五军团发起解放漳州的战役，董振堂率部歼敌四十九师于漳州外围，取得了解放漳州的胜利。连战连捷，红军筹到了大量的物资，军威大震。
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迅猛发展，大大动摇了国民党专制统治基础，引起了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恐慌。1932年6月，蒋介石下令调集二十个团的兵力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董振堂奉命率红五军团和兄弟部队一起在水口圩迎战敌军。经过周密的实地调查后，董振堂在作战斗动员时说：“同志们，我们一定要给敌人一个狠狠的打击！这一仗能不能打好，对我们是一次很大的考验，如果打不过敌人，我们就难站得住脚……”战斗开始后，董振堂率五千名手持大刀的红军战士，分四路如猛虎下山一样冲向敌群，霎时间，刀光剑影，杀声震天。敌军溃败，丢盔弃甲，死伤三千余人。
由于战功卓着，1932年12月中旬，在中央苏区军民隆重纪念宁都起义胜利一周年大会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人民政府授予董振堂一级红旗勋章。
长征路上 屡建奇功
1934年，董振堂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是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一方面军不得不实行战略转移——长征北上。董振堂率部担任全军的后卫，多次出色完成阻击尾追的国民党军的任务，掩护大部队突破国民党军在赣南、粤北、湖南设下的三道封锁线。但是，由于当时“左”倾错误的领导，实行战略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长征部队不仅携带了大批笨重的辎重，还要掩护庞大的后方机关，像大搬家似的向西突围，一路上行动缓慢。红五军团在后面被敌军紧紧咬住，不分昼夜地边打边撤。当红军行至湘江边时，蒋介石又急忙调四十万大军组成了第四道封锁线，企图借此一役就将红军全部消灭在湘江之侧。万分危机时刻，董振堂率红五军团以一夜行军一百四五十里的速度及时赶到湘江边，摆开战场，昼夜阻击敌军，终于使红军主力部队突破了敌军布防的第四道封锁线，安然过江。此战，担任掩护任务的红五军团三十四师遭到敌军的合围，未能撤离渡江，损失惨重。董振堂心情异常沉重，但他从未有任何怨言，对党和革命始终忠贞不二。
红军进入贵州后，国民党军仍尾追不舍。一次，红五军团遭到国民党军优势兵力的追击，加之弹药缺乏，几次冲杀都不能奏效。董振堂当机立断，命令红军大刀队埋伏在半山腰的草丛中，同时令一部分持枪的战士在山顶上故意暴露，佯装停止战斗。敌军不知是计，一窝蜂似地向山上猛冲过来，待敌兵进入到红军大刀队埋伏圈时，董振堂一声令下，顿时手榴弹纷纷投向敌群，炸得敌军血肉横飞。董振堂乘势率部出击，猛打猛冲数十里，变战场上的被动为主动，胜利掩护了红军主力部队西进。
在漫漫长征路上，董振堂没有一点儿官架子，他的马经常让给伤病员骑，自己则背着枪，昂首挺胸，大步走在队伍前边，像一座永远累不垮的铁罗汉，激励着周围的人前进。他还常常利用行军时间和战士们谈心，更像母亲一样叮嘱战士们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身体，他常对战士们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1935年，董振堂出席了遵义会议。这次会议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在生死关头召开的，它标志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地位。会后，红五军团仍然担任红军长征的后卫，在阻击敌人的战斗中接连打了许多漂亮仗。
在黔北，董振堂率红五军团奋战五昼夜，顶住了四川军阀刘湘的整编师九个团的进攻，使红军主力部队迅速渡过赤水河，重占桐梓、娄山关和遵义城，一举歼敌军两个师，又乘胜追击至乌江边，聚歼敌军一个师，直逼贵阳，取得长征以来的第一个重大胜利。接着，董振堂率部飞快地赶到金沙江畔，奉命在皎平渡以南的石板河一带布防，掩护主力部队北渡。石板河背靠大山，山下是波浪翻滚的金沙江，形势十分险要。董振堂指挥部队占领山地制高点和有利地形，对敌军进行节节抗击。由于金沙江水湍急，刚架设的浮桥即被洪水冲垮，红军主力部队只能在绞平渡用七只小船渡江，中革军委命令董振堂所部必须坚持九天九夜。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董振堂毫不犹豫地命令指战员：“北面就是金沙江，南面就是敌人，我们背水作战，任务完成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全军的安危，红军是整个的组织，各军团如手足之不可分离。本军团无论如何要完成任务，即令全军覆没，也要掩护一、三军团和党中央安全渡江！”红五军团在董振堂的带领下，顽强击退敌军的多次冲锋，在阵地上坚守了九天九夜，掩护一、三军团和中共中央安全渡过金沙江。从此，中央红军摆脱了国民党军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妄图将红军消灭于川滇边境的计划，取得了在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接着，董振堂率部掩护红军主力部队斩关夺隘，抢险飞渡，顺利通过彝族区，跨过大渡河口，翻越夹金山，于1935年6月在四川懋功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红五军团也因此在中国革命军事史上获得“铁流后卫”的光荣称号。
高台荣光 壮烈殉职
懋功会师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红军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红五军团和全军一起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练兵运动。1935年8月，中共中央毛儿盖会议决定，红军组成左、右两路军北进。右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的第一、第三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第四、第三十军组成，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直接率领下从毛儿盖出发，经班佐、包座，出腊子口到甘南；左路军由红四方面军的第九、第三十一军、第三十二军和红一方面军的第五、第九军团组成，在朱德、刘伯承和张国焘率领下，从卓克基出发，经阿坝出草地，在班佑与右路军会合。董振堂的红五军团担任右路军前卫。但张国焘搞分裂主义，拒不执行中央指示，反对北上。在朱德、刘伯承的领导下，董振堂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和反党阴谋进行了坚决抵制，维护了大局和一、四方面军的团结。
1936年1月上旬，红五军团奉命同四方面军的三十三军合编为红五军，董振堂任军长。同年6月，红二方面军在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领导下历尽艰辛来到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由于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同志的坚决斗争，张国焘被迫接受了红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与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合的行动方针。董振堂带领红五军第三次踏上过草地的艰难历程。环境险恶，饥饿严重威胁着红军战士。董振堂和战士同甘共苦，吃野菜、草根和树皮。
10月18日，一、二、四这三个方面军在会宁胜利会师后，董振堂率部作后卫，在会宁南面的西兰公路上警戒尾追的敌军。他经常用电话传播红军会师的喜讯，鼓励全军将士打好仗，以实际行动庆祝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师。10月底，红三十军、九军、五军组成西路军渡黄河西征。董振堂率部在西征中仍作后卫。由于西路军孤军深入，遭到敌军的强大围攻，蒙受惨重损失。12月，董振堂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1937年初，董振堂率部攻占了甘肃临泽县城，又带领红五军的四个团夺取了高台县城。进占高台后，董振堂带领红军指战员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政策，发动和组织群众，帮助人民群众建立抗日政权；组建了有一百多户贫民参加的贫协委员会，建立人民武装抗日义勇军，吸收近千人参加红军队伍。一时，高台军民革命热情高涨，大街小巷贴满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各族人民联合起来共同抗日”的标语。
正当高台人民欢欣鼓舞庆祝翻身解放，积极组织人民政权和武装时，1937年1月12日，敌马步芳等部以四个旅、三个团及民团一部约两万余人包围了高台。
为了打退敌人的进攻，董振堂立刻动员全城军民加强城防，填土筑垒，泼水结冰，制作大长矛，以补充武器的不足。由于敌军比红军多出八至十倍的兵力，连续七昼夜的激战，双方伤亡都很大。董振堂被迫率部入城坚守。随后，敌人不断增加兵力，攻势越来越猛，红军将士死伤多数，高台城内被敌军的炮火炸得浓烟滚滚，红军战士用大刀、长矛、石块和敌人拼杀。到了19日上午，形势更加危急。为了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董振堂率五十多名干部战士宣誓：“我们要流尽最后一滴血，战斗到底，为革命牺牲是光荣的，革命一定能成功，自由幸福的日子一定能够到来。”20日凌晨，敌军倾其全力再次冲上城墙。董振堂身先士卒，带领红军战士浴血奋战，用最后的手榴弹和石头、瓦块同敌人展开殊死拼杀。在战斗最残酷的时刻，董振堂用尽毕生气力号召将士们：“英勇战斗，把尸首留给敌人，后人是会为我们报仇的！”随后，董振堂带着两名警卫员和一个司号长从东门以北的城墙上跳了下去，与敌军搏斗。敌兵一下子围了上来，董振堂因左腿受伤，不得不半跪在地上手举双枪轮番射击，直到身边的战士全部牺牲，他的手枪仅剩下一颗子弹了。面对敌人的枪口，董振堂视死如归，他把枪里的最后一颗子弹对准了自己的胸膛——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壮烈殉职。
噩耗传来，红军广大将士悲痛万分。同年，中共中央在延安宝塔山下为董振堂举行追悼会，毛泽东和许多中央领导人都参加了祭奠。毛泽东赞誉董振堂是“坚决革命的同志”。叶剑英在怀念董振堂的诗中赞誉他：“猿鹤沙虫经世换，高台为你着荣光。”
1950年，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在石家庄市桥西区中山路北开始兴建，1954年8月1日落成。陵园中，耸立着一座董振堂烈士纪念碑，苍松翠柏护卫着烈士的英灵，蓝天白云寄托着后人的追思。董振堂是河北籍参加长征的最高级别红军将领，他的光辉形象和英雄气概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完美的结合者——孟二冬
孟二冬（1957-2006），男，汉族，安徽省宿县人，中共党员。1980年参加工作，生前系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学科专长是中国文学史及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为了支援新疆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他主动要求到石河子大学支教，2006年因病去世。曾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全国模范教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1980年，孟二冬在宿州师专毕业后以优异成绩留校任教，学术起点并不算高，但其间有幸来到北大中文系进修古代文学，并师从袁行霈。1985年，孟二冬以专业课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袁行霈的硕士研究生。1988年，研究生毕业后，他来到初创的烟台大学任教，担任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1991年，孟二冬又考取了袁行霈的博士生，并在1994年毕业后留在北大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任教，期间又兼任北大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学术秘书，是袁行霈的得力助手。在做学问的路上，孟二冬始终心无旁骛地执着跋涉，不为外界名利所扰。作为教师，孟二冬热爱教育事业，热爱学生，坚持党的教育方针，不仅在知识学问方面给予学生亲切指导，而且坚持不懈地教育学生追求真知，成为学生健康成长的良师益友。1994年至2001年，孟二冬前往日本东京大学担任访问学者。
2004年3月，为了支援新疆高等教育事业，孟二冬主动要求参加北京大学对口支援石河子大学教学的工作，为期8周。支教期间，除了给石河子大学中文系2002级138名学生讲授《唐代文学》必修课之外，孟二冬还为中文系的教师开设了《唐代科考》选修课，毫无保留地把自己多年研究的心血无私奉献给石河子大学的同行们。此外，他还利用晚上的休息时间与中文系的教师座谈，为推动石河子大学中文学科建设积极出谋划策。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不料，在石河子大学授课的第二周，他的嗓子开始出现严重喑哑的症状，不时伴有咳嗽，他以为是咽炎，就没有放在心上，一边吃药，一边坚持上课。随着时间推移，情况不但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孟二冬不得不在课堂上用起麦克风。校领导和老师们多次劝他休息，他都微笑着说：“没关系，我还能坚持。”最终，抵不过师生再三要求的他来到当地医院检查，医生根据病情对他做出了“噤声”的医嘱，但他第二天又强忍病痛站上了讲台。2004年4月26日，他在剧烈的咳嗽中坚持讲完了他支教的最后一课，还为没能更深入讲解而向同学们投去歉意的眼神。同学们的眼睛都湿润了，他们知道孟老师是在强忍着巨大的病痛上课。下课后，孟二冬在其他教师的搀扶下来到校医院，面对诊断结果，大家大吃一惊：一个乒乓球大小的恶性肿瘤不仅挤压着他的气管，使他难以发声，而且挤压着他的食管。
2004年5月2日，孟二冬被紧急送回北京，在北大医院胸外科进行了首次手术。紧接着，他在一年之内又经历了三次大手术、几次化疗，病情暂时得到了控制。面对病魔，他以顽强的毅力坦然相抗。他的乐观积极感动了身边每一个人。
他热爱教育事业，就是在病榻上的一年多里，他始终坚持亲自指导学生，送走了3名硕士生，又新招了两名硕士生和3名博士生，还亲自辅导他们的毕业论文写作。他修改并再版了《中国文学史》；在《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了《中国文学的乌托邦理想》；在《国学研究》上发表了7万字的《陶渊明无弦琴的认同与启示》。他甚至在暑假时还报名参加了中文系工会组织的驾驶学习，一个月就拿到了驾照。2006年4月，孟二冬获得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奖。同年4月22日，孟二冬因病医治无效于北京逝世，享年49岁。2007年年初，孟二冬被授予“全国模范教师”荣誉称号。同年6月，中组部追授孟二冬“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
20多年的治学生涯中，他甘于寂寞，潜心治学，撰写了《中国诗学通论》（合着）、《中唐诗歌之开拓与新变》、《韩孟派诗传》、《千古传世美文》、《陶渊明集译注》、《中国文学史》（参编）等400多万字的专着。经过艰苦的研究，他历时7年，完成了100多万字的《（登科记考）补正》，填补了中国文学史研究的空白，这项研究成果荣获北京市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及北京大学第九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得到了我国文学界和史学界的高度评价。“他是一个能坐得住的人，他的心能沉得下来，大千世界的种种诱惑，都动摇不了他对学术的执着追求。”袁行霈这样称赞他，“孟二冬为人清正刚毅、治学勤勉踏实。他待人诚实，非常值得信赖；做学问一是一、二是二，绝无花架子。”一向以道德和文章的统一来严格要求自己的袁行霈，也深为自己有这样的弟子而自豪。
北大中文系系主任温儒敏这样评价孟二冬：“孟二冬已经到了职业道德的最高境界，那就是把从事的教书育人、潜心治学作为一种职志，当做一种追求。进入这种状态后，自得其乐，融为一体，成为一种人生境界。在当今一切都讲求经济效益的气氛中，孟二冬的这种精神和学风显得比较‘另类’，但这正是其可贵之处。”再深入挖掘孟二冬的人格魅力，北大社会科学部部长程郁缀的话很有说 服力：“孟二冬研究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精彩的部分——唐代诗歌，正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哺育了他，而他又是充满着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可以说，他就是传统文化和现代精神的完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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