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十八大报告强调“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矢志不渝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报告提到“理想”与“信念”达11次之多。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51页。
[4]陈先达：《唯物史观与社会主义实践——在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第九届年会上的发言（摘要）》，《马克思主义研究》2000年第1期。
[5]张琳：《现代性的信仰困境与信仰塑造》，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
[6]吴潜涛：《正确理解理想信念的科学含义》，《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4期。
[7]魏庆东：《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信仰问题研究》，华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
[8]李俊卿：《高校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实证研究——基于北京高校大学生信仰的调查》，《学术论坛》2012年第7期。
[9]黄建军：《坚定理想信念的路径》，《光明日报》2015年8月17日，第11版。
[10]冯楠、黄鋆：《美育与德育融合的高校育人途径研究——以“悦雅计划”为例》，《中国青年研究》2013年第8期。
[11]沙健孙：《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意义》，《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3月7日。
[12]许志功：《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就要加强世界观改造》，《前线》2013年第8期。
[13]〔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王浦劬等译，华夏出版社，1999，第336页。
[14]侯惠勤：《理想信念的坚定与哲学话语权》，《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
[15]朱喜坤：《论理想信念教育的概念与地位》，《理论学刊》2006年第12期。
[16]邱吉、孙树平：《理想信念内化的理论与实践创新》，《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7期。
[17]王仕民、郑永廷：《当代大学生理想信念形成特点及原因分析》，《教学与研究》2008年第5期。
[18]虞新胜：《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哲学思考》，《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11期。
[19]冯天策：《信仰主客体析论》，《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20]张铭、刘洋：《市场经济时代与政治价值体系之调整》，《东岳论丛》2011年第2期。
[21]姜琳琳：《寻找属人的生命意义》，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
[22]张艳新：《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视角下的理想信念生成依据研究》，《兰州学刊》2008年第6期。
[23]骆郁廷：《精神交往：思想政治教育互动关系的本质》，《教学与研究》2014年第1期。
[24]冀学锋：《大学生信仰教育的前提性反思》，《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3年第1期。
[25]杨昳婧：《当代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问题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
[26]陈学明：《人的素质与人的信仰》，《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27]黄斌：《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生成机制与本质特征》，《理论导刊》2011年第2期。
[28]李辉：《现代性语境下的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探析》，《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09年第4期。
[29]李辉：《现代性语境下的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探析》，《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09年第4期。
[30]胡兵：《回归生活世界与人的自我生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31]董朝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公民道德建设的内在逻辑探研》，《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
[32]曹桂芝：《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路径探析》，《湖湘论坛》2012年第5期。
[33]黄家周：《论以马克思主义信仰引领和整合社会多元信仰的途径》，《理论月刊》2014年第10期。
[34]武婉珍：《马克思主义信仰从实然到应然的适然之策》，《科学社会主义》2011年第3期。
[35]田心铭：《略论意识形态工作的几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年第11期。
[36]陈奎元：《信仰马克思主义，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4期。
[37]黄明理：《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历史演进及其启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38]黄蓉生：《改革开放以来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论略》，《高校理论战线》2009年第7期。
[39]李明：《对当前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的哲学思考》，《山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40]杨华：《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问题及缘起》，《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9期。
[41]参见中央组织部印发的《关于在干部教育培训中加强理想信念和道德品行教育的通知》。
[42]张西立：《从执政环境上强化信仰》，《新华文摘》2015年第6期。
[43]王玉云：《理想信念和精神追求是保持纯洁性首要课题》，《南方日报》2013年2月19日。
[44]陈学明：《人的素质与人的信仰》，《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45]王易：《增强“90后”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实效性的思考》，《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4期。
[46]卫灵：《深化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几点思考》，《高校理论战线》2003年第11期。
[47]靳玉军：《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方法论思考》，《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48]柴晓霞：《高等院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原则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6期。
[49]高璐：《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改革与展望》，《科学社会主义》2009年第2期。
[50]黄蓉生：《论国际化背景下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高校理论战线》2011年第4期。
[51]杨红英：《素质教育视域下当代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培育探微》，《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7期。
[52]陈勇：《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发展历程、基本经验和时代要求》，《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0年第9期。
[53]徐能毅：《马克思主义不重视人文关怀吗？——兼论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红旗文稿》2012年第17期。
[54]周中之：《社会转型时期理想信念教育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1年第1期。
[55]韩华：《共产党员理想信念教育的有效性分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9年第6期。
[56]江潭瑜：《网络信息社会境遇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困境与出路》，《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3期。
[57]熊建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结构研究导论》，《思想理论教育：综合版》2014年第6期。
[58]熊建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逻辑建构》，《思想理论教育》2014年第2期。
[59]孙正聿：《为什么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支撑我们的理想信念》，《党建》2014年第5期。
[60]张奎良：《三维境界的合一：马克思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4期。
[61]祖嘉合：《试论“90后”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高层引领》，《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4期。
[62]张澍军：《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若干重要问题》，《思想理论教育》2007年第3期。
[63]陈跃：《关于当代大学生信仰问题的深层思考》，《高校理论战线》2010年第4期。
[64]邱吉：《理想信念内化的理论与实践创新》，《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7期。
[65]任志锋、郑永廷：《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失衡现象及对策研究》，《教学与研究》2015年第1期。
[66]朱继东：《全球化本质及其对中国意识形态的挑战》，《前线》2015年第2期。
[67]冯慧：《高校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挑战及应对》，《红旗文稿》2014年第6期。
[68]李春华：《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的重大基本问题探析》，《思想理论教育》2014年第5期。
[69]张国祚：《怎样看待意识形态问题》，《红旗文稿》2015年第8期。
[70]杨桂华：《天津日报社社长：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新闻媒体的神圣职责》，《人民日报》2014年5月30日。
[71]何怀远：《中国共产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新认识》，《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72]《学习时报》2015年6月1日专文的用语。
[73]肖红春：《理性与美德：当前道德教育的贫困与反思》，《道德与文明》2012年第6期。
[74]郭建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认同路径与机制研究》，《江苏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75]李楠：《回归生活世界——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生活化转向》，《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0年第8期。
[76]林培雄、赵周贤、刘光明：《道路自信从何而来》，《求是》2013年第4期。
[7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48页。
[78]陈先达：《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光明日报》2015年3月31日，第7版。
[79]〔美〕罗伯特·诺齐克：《经过省察的人生——哲学沉思录》，尹忠志、欧阳丽亚译，商务印书馆，2007，第262页。
[80]参见《新华字典》（第11版），商务印书馆，2011，第127页。
[81]Alison Waters、Victoria Bull：《牛津初级英汉双解词典》，高永伟译，商务印书馆，2011，第650页。
[8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1页。
[83]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没有编过全面阐述马克思主义的教科书，似乎也没有形成一个正面阐述其思想的完整的理论形态体系，《关于费尔巴哈提纲》只是一个“天才大纲”，《反杜林论》也不是系统的教科书。
[84]〔美〕塞维林·比亚勒：《苏联的稳定与变迁》，普尔译，新华出版社，1984，第179页。
[85]〔法〕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张宁、丰子义译，华夏出版社，1987，第68页。
[86]苏联曾不遗余力地宣传“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把美国远远抛在后面”；苏联社会主义实现了社会和谐，建立起了各民族的兄弟情谊，代表着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
[87]纪彭：《特权阶层的兴起与苏共的败亡》，《决策与信息》2010年第10期。
[88]张泽强：《理解马列主义中国化主体需要注意把握的几个关系》，《思想理论教育》2014年第2期。
[89]苏联大学学生已经不愿或不屑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对党的优良传统、对党的基本知识进行了解，对马列课的不满厌恶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60年代后期，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就青年学生的情绪向苏共中央的一份报告也证实，大学生对政治理论课感到“索然无味”，对“列宁和马克思的著作不感兴趣，反对强制的心理效应导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书籍没有人去翻阅”。很少有人愿意去认真阅读那些在大学生的眼里像“天书”一样难懂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其他党史、哲学和理论著作也少有人问津，大学生对学校组织的各类活动包括各种节日游行，早已失去积极性、主动性，对“星期日义务劳动”等唯恐避之不及。相比之下，他们似乎对来自西方的消息、知识更感兴趣。1976年12月12日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给苏共中央呈交了一份由克格勃第五局局长菲利普·博布科夫执笔的书面报告称：“在对苏联青年进行思想瓦解时敌人积极地利用了国际交往的各种渠道，他们赋予了广播宣传以特殊的意义。现在从资本主义本土向苏联进行广播的有41个无线电台，一昼夜播音253个小时，其中的12个固定栏目中有7个是针对青年听众的”，“对材料的分析表明，在青年中对国外广播有广泛的兴趣，比如，根据苏联科学院戏剧艺术研究所在应用社会研究部进行的‘西方电台的莫斯科听众’的研究资料，有80％的大学生和大约90％的中学、职业技术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的高年级学生定期或不定期收听外台。这些人中的大部分人收听外台已成为一种习惯”，“外台似乎以其在提供新闻方面效率及其报导的客观性而吸引了许多年轻人。例如，‘西方电台的莫斯科听众’的研究资料表明，在被咨询者中有24.2％的大学生、21.6％的高年级中学生、8％的青年工人、10％的青年知识分子相信‘美国之音’的广播。”参见周尚文《意识形态堤坝的崩溃与苏联解体》，《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90]李慎明主编《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第185页。
[91]《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第87页。
[92]参见金雁《俄罗斯的“面包时代”》，《经济观察报》2010年3月5日。金雁：《“真空罩”下：1920-1930年代的苏联》，《南方周末》2007年5月31日。
[93]参见〔苏〕日丹诺夫《论文学与艺术》，戈宝权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第7 ～8页。
[94]在人人自危、人人自保的社会氛围里，人们不敢说真话、不能说真话，长此以往，社会上形成了随大流的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窒息了多彩的社会生活，遏制了理论创新，苏共的精神生活实际也停滞了。
[95]这集中表现为对党内持不同意见者所进行的“大清洗”，比如，1924 ～1929年，以“大清洗”的方式对大批党、政、学界人士进行的组织纪律制裁与法律制裁，苏共党中央核心领导人之中因理论与政策的意见分歧产生矛盾斗争，最后三个“反党集团”受到制裁，其代表性人物被清洗出党，到30年代进而以叛国、敌特罪名被处决，此外还有许多有独立见解、头脑清醒、信仰坚定的党员，遭到错误的处理，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苏共中央才甄别平反了上述案件及其涉案人员的冤假错案。
[96]乔建中：《中外教育经典名著速读》，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87、88页。
[97]转印自赵跃先《大学生政治心理发展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第184页。
[98]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赫鲁晓夫破坏了国家精神的支柱，勃列日涅夫没有对其进行修复，仅仅是用红色颜料封上裂痕，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在裂痕上挖出窟窿，使大厦最终坍塌。”参见程恩富、丁军《苏联剧变主要原因的系统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
[99]〔俄〕米·伊·科京：《俄罗斯学者谈苏联解体的原因》，李俊升译，《国外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
[100]1991年6月，美国一个社会问题调查机构在莫斯科做了一项调查，调查对象是掌握着高层权力的党政要员。调查显示，大约9.6％的人具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他们明确支持改革前的社会主义模式；12.3％的人具有民主社会主义观点，拥护改革，并希望社会主义实现民主化；76％的受访者竟认为应实行资本主义。
[101]蒋红：《对苏联解体的另一种探索与求证》，《红旗文稿》2015年第8期。
[102]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再到戈尔巴乔夫时代，苏共的许多中高级领导干部，要么对马克思主义没有坚定的信仰，要么有信仰但不付诸实际行动。尽管1977年11月苏联科学院授予勃列日涅夫社会科学领域的最高奖赏——“卡尔·马克思金质奖章”，以表彰他“在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方面取得的特别具有创造性的成就”，但勃列日涅夫当年曾私下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戈尔巴乔夫早在来莫斯科任职前，内心深处作好了摧毁马列主义正统思想的准备。”戈尔巴乔夫自己承认：“早在学生时代，我就发现，社会主义的现实同理想相差十万八千里……俄国的悲剧就在于，在马克思晚年时代已经死去的马克思思想，却在20世纪初的俄罗斯被选择。”他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这种真实想法，在同日本的池田大作的对话录中也有明确的表达：“今天我们已经很清楚了，共产主义是一种空想社会改良说。也就是说，那是一种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口号，或者是一种只有在极遥远的历史状况下才能实现的东西。”由于他早就不相信科学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因此在上任后便企图用“西欧式的社会民主思想”来改造苏共。他写道：“1988年我们意识到，必须对制度本身进行根本改革。由此进入了内容丰富的第二阶段的改革，这应立足于另一些意识形态观点，其基础就是社会民主思想。”戈尔巴乔夫在回答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时候，竟然公开说，“我的回答只有一个：‘我是社会民主主义者’”，“我不止一次地论述过：我们面临的，绝不是在社会主义或是资本主义之间进行选择的问题。我们的未来是一个趋同的社会，具有趋同性的价值基础”。雅科夫列夫和叶利钦等人在其回忆录等作品中都公开而坦率地承认他们主动丢弃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本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政治本色的首要内容。领导人是代言人和践行者，首先不信马列，对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造成的危害是巨大的、致命的。从事实看，不少领导人尽管口头上宣称，财产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只有废除财产私有制才能实现真正的正义，人性才能达到尽善尽美，但苏联的平民百姓从有限的孔隙中窥见了远远超出他们理解范围的惊心动魄的事实：这些口头上和公开场合讲的仍然是马列主义，宣称自己是为人民谋利益的高级干部，竟然热衷到西方“禁地”旅行，竟然嗜好西方的时髦商品，高级领导人在工资、津贴、出国、住房、用车、医疗待遇、商品供应以及子女家属的工作安排等方面享有种种特权，他们的经济地位、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志趣情操无疑是背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价值取向的，他们在行动上或私下里干着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的勾当，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完全异化，已经同马列主义格格不入，如果这时还要求民众去信奉，简直就是对民众的戏弄甚至欺骗了。参见〔俄〕阿切尔尼亚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张达楠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第209页。
[103]李慎明：《历史在这里沉思：苏联解体20周年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第67页。
[104]比如，“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苏联有报纸8000多种、发行1.73亿份；杂志5000多种，发行两亿多份；各类电台每天广播的总时间超过1300多个小时，但是，党的号召往往流于形式，缺少可操作性，完全不解决、不回答现实中存在的尖锐问题和群众关心的实际问题，舆论宣传形式上、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内容空洞无物”。参见周余云《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求是》2014年第4期。
[105]《列宁专题文集 论无产阶级政党》，人民出版社，2009，第85页。
[10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681页。
[107]《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第353页。
[108]我们知道一个社会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甚至整个社会面貌是受制于社会经济结构的，经济发展是终极原因，也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办法。在任何时候意识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社会生活是意识产生的最主要根源。最终只有通过社会实践活动，才能使我们所灌输的思想意识等成为广大人民群众自身的要求和追求。
[10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60页。
[1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434页。
[111]事实上，在全球化趋势下，要增强意识形态灌输教育的实效性，执政的共产党必须进一步增强为人民服务意识，转变执政方式，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创造出更丰富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不断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协调发展，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和公正，切实把执政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价值追求体现在各项具体决策中、落实在各项工作实践里，使执政党所信奉的意识形态不断形象化、具体化、实惠化，然后逐渐内化到人们心中而变为价值观。
[112]《杜威教育论著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第98页。
[113]〔美〕迈克尔·G. 罗斯金：《政治学与生活》，林震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第57页。
[114]在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之际，世界人民对社会主义的老祖宗马克思仍然高度推崇，对其当代价值的认可热度不减反增，马克思依然在千年思想家评选、千年伟人评选中位居榜首。尽管有少数人，如布热津斯基称共产主义学说为“大简化理论”，丹尼尔·贝尔和福山等提出“意识形态终结论”和“历史终结论”，公然挑战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价值，但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多数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依然难以撼动。正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所说，要否认马克思主义是有关人类社会进化的能够自圆其说的唯一理论，是很难办到的。今天仍保留着生命力和内在潜力的唯一的历史哲学，当然是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家、科学家、军人和宗教人士不同，很少有思家能够真正改变历史的进程，而《共产党宣言》的作者恰恰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建立在笛卡尔思想之上的政府，用柏拉图思想武装起来的游击队，或者以黑格尔的理论为指导的工会组织。马克思彻底改变了我们对人类历史的理解，这是连马克思主义最激进的批评者也无法否认的事实。
[11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179页。
[11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180页。
[117]既然公开讲真话不被许可，人们就可能把真实的思想感情隐藏起来，部分群众阅读地下出版物，交流政治笑话，与家人和朋友议论时政，抨击权贵，发泄自己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出现“厨房争论”（关起家门抨击时政），嘲讽领导干部特权、嘲讽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嘲讽苏共纲领与实践脱节的政治笑话悄然流行，表达着群众的不满情绪与希望变革的愿望。民众的思想顺从是表面的、被迫的、做给别人看的，在公开场合，处处注意与官方保持一致，戴着假面具，也积极参加大批判（批判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但现实中批判已经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批判，不过是说着冠冕堂皇的大话、套话和违心话，跟着既定的调子参与“批判”运动），但一旦拥有了自己独立的空间，人们就恢复了自己的本真面貌，也开始讲真话，过自己的真实生活。这就是所谓20世纪70年代苏联历史上普遍的“夜间人”现象（白天说官话，晚上闭门说真话）。这是因为大多数人一方面对现实政治不满，另一方面又不敢与之公开对抗，担心遭到不测，受到迫害，因而表现出明显的人格分裂和心灵的被扭曲。一个不允许人们公开讲真话的制度，很难说是一个健全的制度，这样的制度环境也最容易动摇人们的理想信念。参见黄百炼《精神懈怠与执政危险》，《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1年第6期。
[118]《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第50页。
[1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1页。
[120]如美国1776年的《独立宣言》提出，人人生而平等，他们不可转让的权利都是造物主赋予，人人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法国1789年颁布的《人权宣言》，提出共同幸福是社会目标，公民的平等、自由、安全和财产应予保障。《欧洲基本权利宪章》序言称：“基于其精神和道德遗产的认识，联盟以不可分割的、普遍的关于人类尊严、自由、平等和互助的价值为基础，建立在民主原则和法治原则之上”。
[121]董德、侯惠勤：《“9·11”以来美国对华意识形态输出战略浅论》，《南京社会科学》2012年第10期。
[122]转引自李慎明《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从基础抓起》，《红旗文稿》2015年第6期。
[1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第589页。
[124]〔美〕理查德·塔纳斯：《西方思想史》，吴象婴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第480页。
[125]〔美〕加里阿尔腾、詹尼特·班尼特：《理解美国》，曹箐、王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第111页。
[126]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讲过，“更重要的是让中国的年轻人学会用美国的价值观去思考、用美国的制度和规则去办事”。
[127]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8届大会的决议阐明了这样的思想：“教育与生产劳动一体化的重要性，不仅在于这样做可造就熟练的劳动力，而且可以使教育与日新月异的劳动条件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并有助于个人的全面发展。”这已成为众多国家的共识。
[128]杨韶刚：《从道德相对主义到核心价值观——学校道德教育转向的心理学思考》，《教育研究》2004年第1期。
[129]《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74页。
[130]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把握，邓小平多次强调重视思想政治工作，重视理想信念教育。江泽民强调必须不断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理想教育和信念教育，加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推动全党同志真正把理想信念牢固地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基础之上。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强调“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全党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中之重”，党章要求党员干部必须“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信念”。党的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要求把学习教育贯穿始终，并把突出理想信念教育放在开展五项教育的首位。
[131]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中央一直强调要在全体人民中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1996年10月10日召开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把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确定为今后15年精神文明建设的最主要目标之一。随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主要内容之一。进入21世纪，在精神文明建设领域，根据经济和社会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丰富理想信念教育的内容。党的十八大后，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通过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实践养成、制度保障等，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
[13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125页。
[133]胡锦涛：《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8，第3页。
[134]转引自《美国人眼中的周恩来：没有架子有无穷人格魅力》，《中国青年报》2012年2月27日。
[135]金冲及：《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664页。
[136]转引自梁衡《又见海棠花开——周恩来的人格魅力和道德法则》，《人民日报》2014年3月20日。
[137]转引自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锻造共产党人的人格力量》，《人民日报》2015年3月5日。
[138]张意：《文化与符号权力——布尔迪厄的文化社会学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第176页。
[139]苏荷：《钞票上的名人》，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第5页。
[140]再如，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动漫形象，声、像、图、文等元素，以高效的立体化信息传播。2014年2月，中国媒体发布习近平动漫形象，盘点习近平“时间去哪儿了”；不久之后，中国政府网发布《图解国务院常务会议》，公布了李克强的漫画形象。此前的2013年10月，名为“复兴路上”的用户在优酷网发布《领导人是怎样炼成的》动漫短片，引发国内外媒体广泛关注。
[141]〔法〕罗曼·罗兰：《罗曼·罗兰文钞》，孙梁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103页。
[142]〔德〕海尔、伯尼希：《音乐问题如数家珍》，胡燕珍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第199页。
[143]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商务印书馆，2004，第24、428页。
[144]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
[14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180页。
[146]韩庆祥：《现实逻辑—中国问题—治国理政》，《学习时报》2015年9月8日。
[147]周文：《中小学教科研，请你“真”起来》，《中国教育报》2005年3月29日。
[148]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已经100多年，中国共产党已经做了90多年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学习、宣传、普及工作，但是，不信马列信鬼神的现象在党内并未消失，一些党员干部与风水先生关系甚密，有的党员干部遇事求神拜佛，以为只有神灵才能保佑自己。迄今没有任何有说服力的证据显示，经过党校、干部学院和行政学院培训后的官员贪污更少，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更加坚定。参见俞可平《中共的干部教育与国家治理》，《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4年第3期。
[149]《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96页。
[15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97页。
[15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411页。
[152]〔苏〕苏霍姆林斯基：《帕夫雷什中学》，赵玮、王义高、蔡兴文译，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第12页。
[153]张涛：《要注意发挥隐性教育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的作用》，《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9年第8期。
[154]张高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 努力建设美丽中国》，《求是》2013年第24期。
[155]这样的理论成果是用中国理论回答中国问题的成果，即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思考，正确分析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揭示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性，让人们更加全面地了解中国、更加客观地看待中国、更加理性地读懂中国、解读中国道路的理论成果。
[156]李辉：《现代性语境下的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探析》，《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09年第4期。
[157]王向明：《为什么要信仰共产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第4页。
[158]从历史上看，马克思主义就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竞争和斗争中获得发展的。
[159]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使用过“理想信念教育”这个提法，但他们多次使用过与理想信念教育密切相关的一些基本概念，他们的著作和文章中频繁出现过“宣传鼓动工作”“理论教育”“宣传”“政治鼓动工作”“宣传工作”“政治宣传工作”“鼓动”“政治教育”等提法，用以论述精神思想教育对无产阶级政党和工人运动的重要作用。
[160]《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第183页。
[161]可以说，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社会主义所有实践活动的核心目标价值所在，人民之所以需要社会主义，是因为社会主义能够超越资本主义的形式平等、公正和自由，实现社会的实质平等、公正和自由，确保社会向公平、民主、正义方向发展，是因为社会主义能增强人类社会发展的安全性和可控性，能让人类自觉控制自身的生存条件和社会关系，实现对社会的文明治理，加快现代人类文明进程，从而让人类社会获得一种稳定的、可预测的、方向清晰的发展。而社会主义社会的强大生命力在于它能达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有机统一，社会主义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在于它严格遵循了这一科学原则，也就是说，只有符合这一科学原则的社会主义，才称得上是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科学的，不只是因为它从理论上确认和承诺了自己所要实现的价值目标，表达了对资本主义旧制度的不满与道德义愤，更主要的是它依托“科学理性”提出了实现自己价值目标的现实条件、可行路径——也即通过建立比资本主义更进步、更文明的新社会制度，创造出资本主义社会所没有的，或比它更好的物质条件——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社会财富源泉的充分涌流，来保障自己价值目标的实现。
[162]东方后进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所要克服解决的矛盾问题，大多是大范围的、全局性的、长时段的矛盾和问题。已有的社会主义实践历程表明，在东方后进国家搞社会主义事业，首先面临一个物质文化基础先天不足的问题，即构建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新社会因素，无论是数量还是质地，都远不能满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首先，所有建设者必须花大力气破解的第一个大问题，就是如何突破和摆脱落后精神文化环境的制约束缚问题，因为这种落后的精神文化环境，本质上是排斥“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自然也是排斥社会主义的，在这种精神文化环境中，如果措置失当，任何一种科学理论都极其容易被误读、曲解、滥用，直至被消解于无形。如果说，东方后进国家在怎样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已经遭遇了比西方先进国家更大、更多的困难，那么，在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后进国家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同样也不比先进国家少，有时甚至还更大、更多。
[163]尽管20世纪东方后进国家利用“世界历史”所提供的各种有利条件，确有机会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事实上，后进国家也的确在基本制度层面落实了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本质特征规定，如共产党执政、建立人民政权、实行公有制、奉马克思主义为主流意识形态等。
[16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39页。
[165]不可否认，20世纪东方后进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成就也是巨大的，在没有任何先例可循的情况下，苏联社会主义实践能够取得这样大的成就，确是一个历史奇迹，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成就也远高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尽管其他国家所付出的代价与苏联不相上下甚至更大，但所取得的成就却远远没有达到苏联式的发展水准。“斯大林接手的是一个木犁的俄国，而留下的是装备有原子反应堆的俄国。”此话见《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伊萨克·多伊彻撰写的“斯大林”条，转引自郑异凡《“木犁与原子武器”何人所言》，《东方早报》2014年2月23日。苏联只用了两个“五年计划”（1928～1938）就实现了国家工业化、电气化、机械化。据统计，“1913年，俄国工业产值居欧洲第4位，居世界第5位。到1940年，苏联的工业产值已超过英、法、德三国，跃居欧洲第1位，世界第2位。苏联的发展业绩和效率也超过了绝大多数西方国家。1925～1940年，苏联只用了15年的时间走完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花50～100年才走完的路程。均递增6.1％，超过了所有西方国家。社会生产总值增长1.46倍，工业产量占世界的1/5，有20多种主要工业品的产量均超过美国居世界领先地位。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综合国力大大超过德、法、英、日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科技强国。在苏维埃政权存在的70年里，苏联工业发展速度明显快于世界其他主要工业化国家。1981 ～1985年，苏联国民生产总值增长20％，同期美国为14％，法国和意大利为8％”。尽管苏联与西方国家所使用的统计体系不同，二者的统计内容、方法差别很大，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统计数据的可比性，但这些统计数字毕竟还是能够说明一些问题的。数据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第207～217页。
[166]梁小民：《究竟谁才是苏联的掘墓人》，《东方早报》2011年6月13日。
[167]如对内搞大清洗，对外大肆扩张争霸，公然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阿富汗，制造珍宝岛武装流血冲突，这些实践既不符合绝大多数人的要求和期盼，也严重背离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要义，这样的所谓社会主义实践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认同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相距甚远，因为，苏联时代的许多所作所为，并没有实质性地体现社会主义的核心要义，只不过是借用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名义，事实上是在严重败坏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声誉。假如马克思能看到这些，他也会说“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695页。
[168]刘同舫：《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叙事结构及实现方式》，《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8期。
[169]比如，历史上我们在“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的过程中，曾表现出一定的盲从性和教条性，将“苏联老大哥”的许多违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东西及对社会主义的错误理解，附加到社会主义名下，在实践中反复折腾，这与我们自己理论准备不足、理论创新能力不够，却主观上自认为已经掌握了普遍真理有很大关系。
[170]《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第193页。
[171]在20世纪，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与中国党和国家的关系是密切的，尽管有时是紧张对立的，但毕竟是同属一个阵营的，是共命运的，苏联与苏共对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影响是深刻而全方位的，一度，中国对苏联甚至是亦步亦趋的，正如毛泽东所说：“有些外国资产阶级报纸失望地发现，在我们的宪法草案中所宣布的道路，‘就是苏联所走过的道路’。是的，我们所走的道路就是苏联所走过的道路，这在我们是一点疑问也没有的。”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第548页。
[172]关于苏联解体问题的研究，有的习惯于从历史渊源中寻找苏联解体的原因，说苏联就像一个帝国，垮台是必然的；有的追根溯源到十月革命，认为十月革命走错路了；也有的着重分析苏联最高层领导人的政策选择，讨论戈尔巴乔夫的不当举措如何把苏联搞垮；有的关注制度体制问题，认为苏联解体源于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有的从其他重大事件找原因，如民族问题、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阿富汗战争等等；有人也从苏联对外霸权和对外关系上解释苏联解体的原因。有的认为“90年代初苏联经济之所以陷入危机之中，不是由于社会主义有缺陷，而是由于戈尔巴乔夫等人的背叛、变节行径导致了苏联解体”。有的认为苏联解体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失败了，宣告历史终结于自由主义的胜利，有的坚决否定“历史终结论”，否认苏联解体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失败，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从来就没有在世界上实现过，只出现过被冒充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有的认为“苏联人不需要苏联”。“现实的社会主义并没有达到社会主义这个目标”，“十月革命产生的苏维埃社会不是真正科学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社会”。苏东社会主义实践，在一些人眼里，只是将一些人头脑中臆想出来的东西被人拿来做实验，俄罗斯人得到的只是社会灾难。
[173]不少研究还停留在“以权威论述或权威文件为指导，有选择地剪裁史料，来论证某种权威性论述，对复杂的历史进程作简化的‘必然性’解释，遮蔽了许多丰富鲜活的历史层面”。参见高华《叙事视角的多样性与当代史研究——以50年代历史研究为例》，《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174]张飞岸：《苏联解体与社会主义的未来——“苏联解体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5期。
[175]比如，有一种观点认为，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从赫鲁晓夫集团到戈尔巴乔夫集团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认为“苏联解体的最主要原因不在于所谓的苏联计划经济缺陷和生活水平低下以及民主程度不够等，而是苏联领导集团主动背叛马克思主义、放弃社会主义制度的结果”，认为“导致苏联剧变的决定性因素是以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为首的鼓吹苏联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内外反动势力配合下，共同瓦解了苏共和苏联，其历史渊源可追溯到赫鲁晓夫”，认为“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根本原因是执政党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和国内形势面前迷失了方向，在思想上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放弃了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坚守”。参见李慎明《苏共蜕化变质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决策与信息》2011年第6期；程恩富：《应对资本主义危机要超越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红旗文稿》2011年第9期；汪亭友：《两种对立的世界观和立场贯穿苏联演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2月24日；何自力：《超越西方市场经济体制的局限性》，《红旗文稿》2014年第13期。
[176]高放先生指出，“一种建立了74年之久、有两亿多人口的大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怎么会很容易被两三个人摧毁呢”，所谓“1991年苏联解体、苏共灭亡是由于1953年过世的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的继承人（从赫鲁晓夫开始到戈尔巴乔夫为止的苏共领导人）大反斯大林、全盘否定斯大林所造成的恶果，言外之意就是苏共如果坚持斯大林那样的正确领导，不但不会垮台，而且还会更加强大”。参见高放《苏联解体、苏共灭亡与斯大林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3期。
[17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483页。
[17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352页。
[179]《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494页。
[180]黄苇町：《苏共亡党十年祭》，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第4页。
[18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352页。
[182]《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425页。
[183]萧延中：《试论关于晚年毛泽东的整体解读》，《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3年第3期。
[184]从唯物史观角度来看，生产方式的发展，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影响苏联解体的最根本、最关键的因素，应该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实现问题。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影响苏联解体的最主要因素是它的经济制度，以及以这种经济制度为基础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虽然从应然的角度看，社会主义是以人为中心、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最高目的的一种社会理想和社会运动，其终极价值目标在于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及全面发展，在于超越资本主义的形式平等、公正和自由，实现社会主义的实质平等、公正和自由，满足人们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渴求，促进人类社会向公平、民主、正义方向发展；社会主义实践理应是致力于建立更进步的新社会制度和体制，创造出资本主义社会所没有的或比它更好的条件来促进社会主义本质的实现。
[185]从社会主义本质实现维度看，思想认识上没有搞清楚，必然导致实践上盲目蛮干和胡折腾，使社会主义的声誉受到影响。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的苏联，理论和实践逐渐偏离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轨道，严重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使社会主义本质难以真正实现。列宁讲过：“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进这间屋子，结果却跑进了那间屋子。”邓小平也曾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分别参见《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88，第335页；《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139页。
[186]《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466页。
[18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191页。
[188]据说俄国人对历史上的功过是非特别较真，绝不含糊，特别是对于国家重大历史问题更是拒绝选择性遗忘，究竟是功还是罪，似乎非得通过法律程序搞个清楚明白不可，在原则性问题和大是大非面前的认真程度，远远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当然这也与现实需要有关，因为俄罗斯至今一直不能摆脱历史问题的纠缠，原来许多被遮盖的历史问题不断浮出，在俄罗斯现实社会生活中持续发酵，一些悲剧性事件对现实社会的影响非常大，成为全体国民刻骨铭心的集体记忆，许多人的伤口至今仍未“痊愈”，他们似乎难以忘记过去。比如，普京在1999年底发表的《千年之交的俄罗斯》，认为90年代初过渡到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做法，得到了俄罗斯公民的最积极和最坚决的支持，他说“谁不为苏联覆灭而惋惜，谁就没有心肝，而谁想恢复它，谁就没有头脑”，“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用意识形态的方式搞经济导致我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但是我们近70年都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这条道路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在总理梅德韦杰夫看来，国家的任何发展、国家的任何成就和理想，都不能以人的苦难和损失为代价来取得和实现，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高于人的生命的价值。从总体上说，他们对苏联时代是持否定态度的，认为苏联崩溃是必然之事。参见《普京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第5页。
[189]如何才能达到对历史真相和规律的认识，从方法来看，必须在历史研究中始终坚持求真、求实态度。我们要想真正了解那段刚刚逝去历史的真相，相对可靠的途径还是要倾听历史亲历者的诉说，尊重历史事件当事人的意见，因为亲历者、当事者对他们所经历的历史，应最有话语权和发言权，他们的所知所闻，他们的切身感受和体验性认识及历史记忆，相对来说要比非亲历者辗转获得的二手资料，甚至道听途说的东西，要可信可靠得多，对还原客观存在的“本然的历史”或许更有帮助，因为他们毕竟是那段历史的创造者或见证者。从还原历史本然的要求看，历史当事人的记忆，是记忆性史料，属历史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具有可采信价值，如能和其他档案史料参照使用，是十分有助于许多重大历史事实的证实、证伪或存疑的，所以我们要尽可能借助历史亲历者的视角，去还原历史真相。现在大量的苏联时期档案材料和回忆性材料的陆续解密和公布，让我们更有条件触及问题的实质，便于我们比较深入、全面、准确地了解和认识斯大林时期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模式的特点、问题和缺陷。
[190]金春明：《绝不可淡忘“文革”》，《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1999年第3期。
[19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39页。
[192]〔英〕柏克：《法国革命史》，何兆武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第184页。
[19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432页。
[19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679页。
[19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172页。
[196]见《光明日报》2014年1月13日的相关报道。
[197]衣俊卿：《百年经典著作编译事业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天津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98]王刚：《论中国早期知识精英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性传播》，《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8期。
[199]贾建芳：《论整体性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年第3期。
[200]张羽佳：《翻译与差异性：马克思文本研究中的一个问题》，《求是学刊》2007年第9期。
[201]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说明汇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7，第1页。
[202]袁贵仁、杨耕：《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的形成与演变》，《哲学研究》2011年第10期。
[203]刘明：《马克思所有制理论若干范畴译名与释义考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20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533页。
[205]《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第151页。
[20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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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传》，王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第465页。
[209]韩庆祥、陈远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要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年第3期。
[2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12页。
[211]《列宁专题文集 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第298页。
[212]《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274页。
[213]粘轶锋、程章：《孟加拉国共产党（马列）总书记迪利普·巴鲁阿：中共应将和谐氛围推广到全世界》，《参考消息》2011年7月14日。
[2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87页。
[215]据最新统计，中国对当前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30％以上，为全球提供的公共产品越来越多，中国的国内发展与承担国际责任已日益融为一体。
[216]转引自田克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通论》，人民出版社，2013，第422页。
[217]王虎学：《多元社会的价值重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2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第521页。
[21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最大限度地体现了社会的多元诉求，反映了大众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共同需要和价值期盼，它的科学性、广泛性、现实性、彻底性等理论品质优势不仅能满足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和制度在精神和价值层面的诉求，也能满足大众精神生活的需求。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必然是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核心价值取向，充满对人的生活，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终极关怀和现实关切，集中反映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愿望和要求，本身就具有内化为大众信念、外化为大众生活实践、转化为大众生活能力的诉求，决定了它的理论说服力、吸引力和竞争力是无与伦比的。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能抓住事物的根本。比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目标，透出公平、平等、共享和改善民生的人文理念，其基本精神和宗旨，实质上是进一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就深刻地抓住“人本身”这个根本，能让大众感知到它对于个人价值实现的巨大作用，从而使其变得更加易知易信。
[220]俞可平：《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第72页。
[221]刘林元：《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论》，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第254页。
[2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426页。
[22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314页。
[224]《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218页。
[225]殷晓元：《建设核心价值体系要重点抓好五个方面工作》，《湖南日报》2006年11月24日。
[226]曾培炎：《新中国经济50年》，中国计划出版社，1999，第897～898页。
[22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337页。
[22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233页。
[22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91页。
[23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89页。
[231]张琳：《现代性的信仰困境与信仰塑造》，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
[232]《马克格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41页。
[233]《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679页。
[234]《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第149页。
[235]〔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吴象婴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790页。
[236]〔英〕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周红云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第15页。
[237]聂运麟：《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已发生重大变化》，《红旗文稿》2011年第11期。
[238]张维为：《澄清关于“自由、民主、人权”的认知盲点》，《人民日报》2014年7月17日。
[239]转引自唐鸣、俞良早《共产党执政与社会主义建设》，人民出版社，2008，第182页。
[240]周新城：《历史在这里沉思——苏联解体近20年的思考》，《政治学研究》2010年第5期。
[241]王长江：《盘点邓小平四大政治智慧》，《学习时报》2013年7月1日。
[242]沈思：《普世价值的源起、演变和思考》，《红旗文稿》2014年第8期。
[24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88页。
[244]《列宁专题文集 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第98页。
[24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373页。
[246]《列宁专题文集 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第160页。
[24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92页。
[24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43页。
[249]尽管这一理论在冷战环境中，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出现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事实上也对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统一，应对西方国家的遏制封锁，甚至对恢复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起了积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生存问题，但这一理论也反映了斯大林对“两制”关系及更替方式的认识，存在严重脱离实际的地方。主要表现在：这个理论没有正确反映世界经济发展的最新态势和最新规律，忽视世界各国共同利益的存在，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看成两个相互独立的、平行的世界市场，着眼于设置各种人为障碍，以防止资本主义的侵蚀，过分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性，判定新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人为地加剧了“两制”对峙紧张局势。这个理论也没有看到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在科技进步的带动下取得了空前的发展，似乎没有注意到部分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和平解决争端、调节冲突机制的愿望和努力。
[250]这方面有不少典型事例，比如，尽管艺术和工业创作并非某个国家的专有财产和权利，而是全世界的共有财产，早已成为世界性的共识，但清政府中一些官员仍死抱中华文明远非蛮夷所可比拟的成见，对于电报这个纯粹器物层面的外来人类文明成果，竟然视如仇敌，居然花费了12年时间去犹豫，最后才不得不同意兴办，李鸿章从1868年开始向朝廷多次奏请举办电报事业，但清政府直到1880年才勉强同意举办。清朝对于要不要向外国人学现代化的枪炮技术也花了20余年时间，才基本达成“师夷长技”的共识，尽管早已承认武器这一点不如别人。对于铁路这个外来文明成果的引进，也是非常艰难，中国第一条洋人修建的铁路，朝廷还下令将之买下拆掉，从1872年李鸿章首次提出修铁路，到慈禧太后1889年最终同意，经过17年反复斗争，在付出巨大代价后终于接受了。接受总算是接受了，但付出的时间成本也大得让我们承受不起。
[251]根据1920年俄国的有关统计资料，每1000名男子中，识字者只有409人；每1000名妇女中，识字者只有244人。平均每千人中只有319人识字，即识字者不到人口的1/3，文盲占人口的绝大多数。
[25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471页。
[25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512页。
[254]《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第193页。
[255]〔英〕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陆衡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第315页。
[256]邹东涛等学者把中国所有制改革看作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马里亚纳海沟”和“珠穆朗玛峰”，也即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深”不过所有制改革，也“高”不过所有制改革。
[25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42页。
[25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363页。
[25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41页。
[26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38页。
[26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434页。
[26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86页。
[26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74页。
[26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38页。
[26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3页。
[26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59页。
[26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676页。
[26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56页。
[269]《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人民出版社，1981，第158页。
[270]刘美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第225页。
[27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48页。
[272]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其逻辑起点比较高，是欧洲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是拥有高度发达生产力水平、较为完善的民主制度和发达文化的社会。
[273]认为个别国家的历史发展形式和顺序是可以改变的，不必经过社会发展的一切逻辑环节，落后国家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这个痛苦的历史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俄国虽然缺乏社会主义的必要的物质条件（1917年普列汉诺夫所主张的），但可以利用政权的力量发展生产，为社会主义创造必要的物质前提。当然，列宁还主张“在任何一次深刻的政治变革以后，人民需要用很长时间来消化这种变革”。历史变革需要经过漫长的道路才能被消化，必须在过渡时期充分利用、吸收好西方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现代文明成果，尽快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的文明，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参见《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585页。
[274]《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574页。
[275]《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144页。
[276]列宁去世后，官方宣布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被列宁否定的军事共产主义体制再度恢复，苏联认为社会主义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表现就是全民所有制，国家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全民所有制）的高级形式，集体所有制是低级形式。
[277]特别在农业领域代价甚大，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普遍失去了对劳动的兴趣，破坏劳动纪律，任凭粮食霉烂在地里而不愿收割入仓，农民不出工或出工不出力的现象很普遍，尽管土地肥沃，但他们并不珍惜，结果是世界上面积最大，曾是“欧洲粮仓”的国家，居然生产不出自己所需要的东西，落到了连自己都吃不饱的境地。
[278]吕卉：《苏联1932—1933年“大饥荒”始末新探》，《北方论丛》2009年第4期。
[279]马细谱：《试析南共联盟执政的成功与失误——南斯拉夫解体原因之一》，《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年第1期。
[280]在1952年底，国民经济进入全面恢复和发展时期，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刚达到旧中国的最高年产量，即抗战前的1936年的产量，民主革命遗留任务基本完成。
[28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650页。
[282]客观地讲，中国是在向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过渡的条件还不充分具备时，进行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尽管“三大改造”于1956年完成了，但我们的社会主义仅仅是邓小平所说的“不够格”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以后20年的实践充分证明，用强大行政力量片面地搞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革命”，变更生产关系乃至社会关系，对社会生产力造成的破坏以及引发的社会震荡是巨大的，把还处于社会主义起始阶段甚至处于过渡时期的社会宣布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只能降低社会主义的标准，损害社会主义的声誉。
[28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115页。
[28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53页。
[285]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出坚持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两个毫不动摇”成为稳定性、长期性的制度安排，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重大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有力地促成了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为中国吸收世界资本主义的有益成分，尽快消化吸收资本主义的积极成果，为社会主义因素的不断生长提供了强大的制度支撑。
[286]卫兴华：《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再辨析——兼评王成稼的解读》，《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28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13页。
[288]《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7，第11页。
[289]事实上国有企业管理人很难通过自下而上的多层次的代表选举产生，也很难做到实质性的委托代理。由国家任命或委派的公有制经济组织负责人有时并不能完全与民意相一致，让其来代表人民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难度也很大，这样，全民所有资产的真正代表者、实际代表者有时难免缺位，对全民资产的保值和增值，最终没有人有资格和能力真正负起责任来，即便是公有资产为我们所能发现的一些好人掌管着。劳动者只在名义上是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但实际上并不对生产资料具有占有、支配、使用、处置和收益的权力，劳动者的贡献大小在分配中也体现不够，“多劳少得”、“少劳多得”甚至“不劳而得”现象大量存在。在大集体的协作劳动过程中，劳动者都想“偷闲”“偷懒”，“搭便车”心理普遍蔓延，对企业生产效率漠不关心。在公有制经济体系中，劳动者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的矛盾持续紧张。
[290]长期以来许多公有制企业发展质量和效益不高，国有资产流失和浪费很严重，高消耗、高投入、高浪费、低效益的格局长期难以扭转，从量的增长到质的增长的转变迟迟不能实现，大量投资还难免低效，需要的产品供不应求，而不需要的产品却产能过剩。资源是人民的，很多国企享受各种补贴，无偿占有大量国家资源；许多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原始生产资料，大量地来源于城乡产品交换中的价格剪刀差，资源的低效利用就是损失，亏损都由政府和人民买单。有的地方政府不顾人民群众的利益，行政命令时常异化为超经济强制，国有资源经常被配置到最易于出政绩的地方，而不是经济效率最高的地方，致使生产要素不能按照效率、效益和利润原则，在产业之间、部门之间和企业之间横向、自由地流动，而是按照行政意志进行配置，从而造成资源的误置、浪费以及产业结构和经济布局的不合理。再加上附生在国企身上的其他弊端，传统公有制企业的运营成本非常高。此外，凌驾于广大劳动者之上的管理者，难免倾向于运用权力给自己规定高额“薪酬”。在这样的体制下，国企资产很可能就会变成少数实际控制者中饱私囊的“唐僧肉”，造成公有资产巨大流失。
[291]唐鸣、俞良早：《共产党执政与社会主义建设》，人民出版社，2008，第275页。
[29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45页。
[29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47页。
[29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784页。
[295]党章里有类似的话：实现人民的富裕幸福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
[29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200页。
[29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63页。
[298]《列宁专题文集 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第151页。
[299]《列宁专题文集 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第301页。
[300]〔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第586页。
[30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67页。
[30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284页。
[303]因为制订指令性计划大大超出了现在人们的能力极限，因为构成这个世界的行为体多种多样，行为体的数量难以计量，行为体间的博弈不但多重而且相互交织，身处这一“复杂巨系统”之中的人不可能获取完全的信息。在经济领域发挥管理作用的，是类似价格这样的抽象规则，是符合现代性的整套价值体系在支撑它运行，依赖各种主体自己为自己负责，自发遵守规章制度，而不是某人的具体指令。
[30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532页。
[305]《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612页。
[306]苏联模式实行的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用命令和惩罚的办法管理经济，几乎所有生活用品都被纳入无所不包的配给体系，排斥了市场的调节作用。长期搞指令性计划的结果是，社会活力不足、创新动力缺乏，居民日用品如火柴和卫生纸都要凭票购买，严酷的现实促使人们再思考苏联基本经济制度问题。中国革命胜利后，照搬苏联模式，原本希望通过苏联式公有制实施有计划的经济运行机制，实现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公平，同步实现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目标，然而由于这种模式排斥了市场竞争机制，只能通过政治权力来追求低生产力水平下的公平理想，微观经济中不可避免地出现的低效率，最终“使我国国民经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不能不让人反思传统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问题。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86页。
[307]叶小文：《搞“市场经济”，并非搞“市场社会”》，《北京日报》2014年4月14日。
[308]中共“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开始承认市场与社会主义的兼容性；“十三大”进一步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和市场都是覆盖全社会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到“十四大”首次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再到“十五大”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309]《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3，第95页。
[310]姚传旺、张长云、罗张甫：《邓小平著作专题研究》，人民出版社，1988，第136页。
[311]〔美〕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东方出版社，1993，第77页。
[312]《列宁专题文集 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第238页。
[313]《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24页。
[314]《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561页。
[315]〔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商务印书馆，1999，第395～396页。
[316]《列宁专题文集 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第270页。
[317]《列宁专题文集 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第287页。
[318]《列宁专题文集 论无产阶级政党》，人民出版社，2009，第346页。
[319]《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77页。
[320]《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88，第250页。
[321]《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606页。
[3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3页。
[323]《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80页。
[324]《列宁专题文集 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第20页。
[325]《列宁专题文集 论无产阶级政党》，人民出版社，2009，第336页。
[326]冯佩成：《苏联干部制度的历史变迁》，《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327]《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696页。
[328]《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第164页。
[329]《列宁专题文集 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第368页。
[330]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6日。
[33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406页。
[33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56页。
[333]集中表现为：党的代表大会、苏维埃代表大会、工会代表大会等被严重虚化，会议上的各种讨论和争论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可有可无。整个政治局成了一言堂，个人专断代替了党中央集体领导，以党代政、职务终身制、接班人指定制、官僚特权制等愈演愈烈。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实行领导职务终身制，使拥有特权的群体逐步定格，并且形成相互依存的社会网络。
[334]列宁时期党内没有设一把手，列宁自己在表上填写的职务是“中央委员”，连政治局委员的身份都没有提。
[335]列宁卧病期间和逝世之后，短暂接列宁班的是一个由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组成的“三驾马车”，后来斯大林成为最高领导人，最终接了列宁的班。1925年托洛茨基被解除了陆海军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1926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新反对派”被打败。1927年，“托季联盟”（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联合反对派）被打败。1929年11月，布哈林的政治局委员资格被取消。
[336]1955年2月，马林科夫被迫辞去部长会议主席职务。1957年，“马林科夫反党集团”被粉碎。次年，赫鲁晓夫兼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再次将党政最高领导职务集于一身。
[337]当时名义上也是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但由于不存在实质性监督和制约，实际是个人独裁制，人民群众在决定干部升降去留问题上的作用几乎等于零。受苏联影响，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产生和更替，也常常伴随激烈的党内斗争和剧烈的政治动荡，有的也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未能形成理性规范的领袖更替机制，由党内高层关键人物操纵党的领袖更换的事例在阿尔巴尼亚等国家也出现过。1985年4月，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总书记恩维尔·霍查去世，经党中央政治局秘密酝酿，阿利雅被提名为党中央第一书记候选人，在党的特别中央全会通过。在此过程中，掌管党中央组织部门大权的霍查夫人奈吉米耶暗中操作，对阿利雅继任党中央第一书记起了关键性作用。
[33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415页。
[339]中央编译局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课题组：《苏共民主化改革失败的教训》，《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1期。
[340]〔俄〕尼·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年》，王攀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第533页。
[341]《列宁专题文集 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第398页。
[342]〔法〕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常绍民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第564页。
[343]《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352页。
[344]《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594页。
[345]《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第27页。
[346]温家宝：《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会上答中外记者问》，《人民日报》2012年3月15日。
[347]国务院新闻办于2007年11月15日发布的《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第一次提出协商民主，指出“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一大特点”。江泽民曾于1991年提出社会主义民主有两种形式：“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选举、投票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形式。”
[348]我们的某些“公仆”在处理干群关系时，至今还心安理得地以“父母官”自居，可见扎根其灵魂深处、真正主导其行为的，恐怕仍是封建政治文化的价值观念，而不时见诸宣传报道中的“父母官”说法，正是这种“官父子民”的自然流露。
[349]但丁在其政治学名著《论世界帝国》（1311年）一书中写道：“公民不为他们的代表而存在，百姓也不为他们的国王而存在；相反，代表倒是为公民而存在，国王也是为百姓而存在……虽然从施政方面说，公民的代表和国王都是人民的统治者，但从最终的这方面来说，他们却是人民的公仆。”
[350]《继续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读本》，人民出版社，2014，第151页。
[35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53页。
[35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98页。
[35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57页。
[35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433页。
[35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52页。
[35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92页。
[35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10页。
[358]〔苏〕斯维特拉娜·阿利卢耶娃：《致友人的二十封信》，王作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第40页。
[359]“1920年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决议，为党、政、工领导人确定了工资等级，规定领导人最高工资不应超过业务熟练工人的工资，实际上就规定共产党人收入的最高限度。这个政策起初执行得比较到位。1928年5月7日联共（布）中央的决议规定，党员的最高工资一年为2700卢布。共产党员获得的高报酬应当按一定比例扣除一部分工资作为互助基金。比如拿到了稿费，应当把超过第一个2700卢布的多余款项的20％作为党费上缴，从2700到5400卢布的多余款项的总数的30％作为党费上缴，超过5400卢布的多余款项的总数的40％作为党费上缴”。数据参见刘显忠《苏联时期的腐败及其成因》，《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第6期。
[360]据统计，在1922年10月至12月16日的两个半月中，列宁亲自接待来访群众125人次，列宁的办公室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接待室”。他要求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24小时内向自己报告群众的书面控告，在48小时内向自己报告群众的口头控告。列宁要求每个苏维埃机关，都要妥善安排好群众来访接待事宜，要求其书面告示要张贴在人人可以看到的大门外面，接待室必须设在可以自由出入、根本不需要什么出入证的地方，星期日和假日也要安排接待任务。列宁还要求人民委员会的负责人每周下基层不少于两小时，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群众的意见和要求。
[361]规定政府领导人工资不超过最低工资的5倍，全国以6000卢布作为最高工资限额。“党员负责工作人员没有权利领取个人特殊薪金、奖金以及额外的报酬”，并且要求军事机关也不能搞特权，并批评了某些军事机关不顾工人极困难的居住条件和其他生活条件而过分扩大自己需求的倾向。
[362]在列宁执政期间，大体上坚持了这一原则。列宁的年工资为9683.33卢布，月平均工资为807卢布，仅为专家的月工资4000卢布的五分之一。列宁的稿费收入比工资高，1918年收入为15000卢布。这完全是他劳动应得的报酬，因为列宁的所有著作几乎都是他本人所写，不用秘书或者写作班子代笔。
[363]徐海燕：《对苏联干部选拔与任用的观点及述评》，中国社会科学网，2013年6月8日，www.cssn.cn/glx/glx_yc/201312/t20131206_896647.shtml。
[364]“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机构臃肿现象日益严重，政府部门人浮于事的现象也很普遍。1971年至1975年间，机关工作人员增加了近22％。机构多、人员多、文件多，文牍主义蔓延，遇事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推诿扯皮之风日盛。据俄社会学研究所的材料，当时苏联党政机构决议能得到执行的充其量不到十分之一。”参见周余云《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求是》2014年第4期。
[365]1923年下半年，苏共中央组织局开始编制高级职务名册，一共制定了3个“职务名册”，规定这些职务的任免权归中央组织局及其分配登记部。1922年4月至1923年4月为10351人，1923年4月至1924年5月为6088人，1924年5月至1925年12月为12227人。苏联末期开始流行的“在册权贵”一词，指的就是登记在“职务名册”上的领导干部。
[366]黄立茀：《苏联社会阶层与苏联剧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第163～198页。
[367]苏联1932年正式取消了党员工资最高限额。1945年4月苏联政府又规定，对在机关、企业、团体中担任重要职务，具有高深学识和经验丰富的人实行特定工资制。
[368]〔法〕巴齐尔凯布莱：《当代苏联社会》，钱慰增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第293页。
[369]自30年代初期起，高级官员除了拿高薪水外，还拥有特殊的物质供应和生活待遇权利。如，宅第权、特供权、特教权、特支权等等多种福利，官员按制度规定享有政府提供的粮食配给、无偿住房、带薪度假、医疗服务、专门的交通工具等，享有许多普通人所没有的福利和服务。参见徐元宫《警惕特权阶层反腐》，《公民与法治》2013年第4期。
[370]唐鸣、俞良早：《共产党执政与社会主义建设》，人民出版社，2008，第275页。
[371]杨卫：《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视角下的廉洁政府阐释》，《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8期。
[372]到勃列日涅夫后期，各级公仆普遍失去了社会公德意识，以权谋私严重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官员腐败表现出四大特点：一是层级高，二是案值大、案由多样，三是牵涉面广，四是情节恶劣。为了牟取个人利益，一些人甚至不惜干预国家内外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使国家在经济上以及对外关系中蒙受损失。参见李燕《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官员的腐败及影响》，《红旗文稿》2013年第7期。
[373]1988年7月3日《莫斯科新闻》搞了个民意调查，调查表明，“人们对高级官员享有特权的制度表现出最强烈的不满。按照人们对各种特权不满程度排列，它们分别是：在内部商店选购食物和用品、免费提供影剧院等场所的座位和各种书籍、在受人尊敬的住宅区的高级住房中拥有公寓，以及国家提供别墅等。列宁说过，执政党脱离群众是最大的危险。苏联的老百姓长期忍受生活用品短缺之苦，许多人都没有单独的住宅，这种巨大的反差造成了人们对苏共的不信任，认为他们并不能代表自己”。1989年前后，苏联曾经做过一个“苏联共产党究竟代表谁”的调查，结果认为苏共代表劳动人民的占7％，代表工人的占4％，代表全体党员的占11％，认为代表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占85％。从这个调查结果可以窥见苏联解体前夕的民心所在。1991年6月的俄罗斯联邦首任总统选举，已退出苏共的叶利钦获得57.3％的选票，代表共产党的雷日科夫获得16.85％的选票。1993年《全俄社会舆论调查通报》一项全国性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居民在回答“苏联选择什么样的前进之路”时，有32％的被调查者认为要效仿美国；17％选择了德国；11％的人看好瑞典；4％选择了中国方式。1996年俄罗斯大选，人们对苏联旧体制心有余悸，没有选择久加诺夫，让俄共重新掌权，还是选择了让人们生活更困难的叶利钦。在苏联解体后的一项民意调查数据显示：“当被问到愿意生活在什么时代时，选择斯大林时代的只有9％”。参见戴隆斌《当今俄罗斯有关斯大林的评价问题》，《探索与争鸣》2010年第8期，第25～29页。
[374]如果说在战争年代，混进党内的冒险家、野心家和骗子毕竟是少数人，逮捕、坐牢、苦役的前景足以让他们却步，能坚持下来的一般都是具有坚定理想信念和勇于自我牺牲精神的先进分子，但由革命党变成执政党后，执政党的巨大利益引诱力不仅使原来的革命分子发生变质，更严重的是把异己分子拉进党内，充实到公仆的队伍中去。许多根本就不符合党政高级干部的德才标准的人，比如，叶若夫、维辛斯基、乌尔里希、贝利亚、梅赫利斯等人都被吸纳进了高级公仆队伍。
[375]苏维埃政权初期的主要领导人的确是由选举产生的，如列宁就是在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以多数票当选为人民委员会主席的。但是随后选举变成一种形式，实际由上级党委内部决定，等级授职、层层任命。自上而下的职务任命制使人民群众失去选择自己仆人的权力，也使干部身份相对凝固，领导职务的终身制得以形成。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干部事实上无须对人民负责，干好干坏都不影响饭碗。大批公仆是很难做到“立身不忘做人之本、为政不移公仆之心、用权不谋一己之私，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的。
[37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268页。
[377]《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587页。
[37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76页。
[37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414页。
[38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37页。
[381]《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16页。
[382]赖先进：《政府行政成本的结构与治理问题研究》，《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
[383]参见2013年4月24日《凤凰周刊》的专文《中国财政供养规模调查》。
[384]参见2013年6月27日国家公务员局网站的数据。
[385]除了有公务员编制或者事业单位编制的体制内人员外，中国还存在大量的准财政供养人员，包括现有60余万个村委会以及8万余个居委会的部分工作人员。另外，还有仰赖政府提供的特权，实行所谓“自收自支”过日子的人员，也是变相吃财政的人员，如果再加上依靠收费、罚款供养的各类“临时工”，纳税人实际供养的人数可能达到“灾难”的程度。另外，还有不少“吃空饷”人员。中国每百万美元GDP的财政供养人口数据参见2013年4月24日《凤凰周刊》的专文《中国财政供养规模调查》。
[386]如，在城市建设方面，乱象纷呈，一任官员一个思路，各不相同，“拆了建、建了拆”的胡折腾持续不断。以透支未来数年乃至十几年的财政为代价，追求自己任期内的“政治效果”，这种“政治排场”无异于“政治豪赌”，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社会风险隐患难以估量。
[387]〔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2，第313页。
[388]郁建兴：《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基本经验与未来》，《光明日报》2012年4月18日。
[389]刘健：《“人均万元税负”误读背后的焦虑》，《中国青年报》2014年2月19日。
[390]数据见《华夏时报》2015年8月24日。
[391]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发布的《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13/2014》认为，我国公共财政收入达到12.9万亿元，人均宏观税负接近万元。“根据财政部网站数据，按照国际可比口径计算，2011年我国人均政府财政收入按当年平均汇率折算为1528美元，而美国、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的人均财政收入水平均在14000美元以上，我国人均财政收入只相当于这些国家的1/10左右。2010年，我国这一指标世界排名处于100位之后。我们的纳税人并没有享受到发达国家的公共服务，我们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还处于一个较低水平，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参见李丽辉《人均万元税负，高还是低》，《人民日报》2014年2月18日。“中国当前的宏观财政负担已经与美国（30％—35％）相当。如果30％—35％对于美国是适当的，那么对于中国一定是过高，因为中国的人均GDP只相当于美国的1/10左右”，“中国公民还要额外为教育、医疗、社会保险、基本住房和其他一些基本的公共服务埋单，这些在许多国家是免费或大体免费提供给公民的。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公民承受的实质性财政负担更高”。参见王雍君《花好人民的钱》，《瞭望》2011年第10期。
[392]“我国消费率要低于世界水平，并且还呈下降趋势。一般来说，当今世界多数发达国家的消费率都介于70％-86％之间，且一直处于高位稳定或略有提高的趋势。与发达国家比，我国要低20多个百分点，已处在低于50％的危险水平”。参见程恩富《关于我国低消费率与消费不足的几个问题》，《消费经济》2012年第6期。
[393]程恩富：《关于我国低消费率与消费不足的几个问题》，《消费经济》2012年第6期。
[394]程恩富：《关于我国低消费率与消费不足的几个问题》，《消费经济》2012年第6期。
[395]参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
[396]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强化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参见《人民日报》2014年1月15日。
[397]参见《人民日报》2013年3月22日相关报道。
[398]〔美〕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王蓉芬译，商务印书馆，2002，第19～20页。
[399]〔英〕米尔恩：《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人权哲学》，夏勇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第154页。
[400]徐向梅：《究竟什么是十月革命道路——有关十月革命性质的探讨》，《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7年第6期。
[401]王晓菊：《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农民的日常生活》，《史学理论研究》2014年第3期。
[40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19页。
[403]孟德斯鸠说：“暴政有两种，一种是真正的暴政，是以暴力统治人民；另一种是见解的暴政，即当统治者建立的一些设施和人民的想法相抵触时让人感觉到的那种暴政”，“如果人民害怕政府，就是暴政，如果政府害怕人民，就是自由”。
[404]转引自吴恩远《苏联史论》，人民出版社，2007，第147页。
[405]究竟有多少人的生命权在冤假错案中被剥夺，非常精准的数据可能一时难以得到，为立论慎重起见，本书只选用我国权威部门、权威人士依据俄罗斯权威部门档案材料形成的官方数据。这方面的数据主要见之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考证出的从1921年至1954年2月，以“反革命罪”被判刑的人数，20世纪30 ～50年代初被判死刑的“政治犯”人数；1917～1990年即整个苏联时期被处死刑的政治犯、由于犯国事罪及类似罪判刑的总人数以及这些年代关押、流放人等的详细数据。参见吴恩远《苏联“三十年代大清洗”人数考》，《历史研究》2002年第5期。1990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公布数据：1930～1950年，被法庭及非法庭机构判处“反革命”罪的人总共3778324人，被判死刑786098人。从1929年到1953年，总共有1950万到2200万苏联公民，其中包括元帅、中央委员、军队总司令、知识分子等人（不包括战争年代）被误杀或冤杀。2004年莫斯科出版了《苏联政治清洗受害者电子画册》，该画册“为两个光盘，上面载有134万多苏联政治迫害受难者的名单”。这些官方数据显示，“从30年代到50年代初期，共有3778234人被逮捕，其中786029人被判死刑”。参见马龙闪《再论所谓的“重评斯大林思潮”》，《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7年第4期。另外参见〔俄〕T.C. 格奥尔吉耶娃《俄罗斯文化史》，焦东建、董茉莉译，商务印书馆，2006，第526页。
[406]该报告中写道：“研究国家安全机关的文献资料确定，1930—1953年间根据由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部等机关起诉的刑事案件，有3778234人受到镇压，其中被判极刑（枪决）的786098人。在被镇压的人中间，由执法机关判处的有1299828人（其中枪决129550人），非执法机关判处的有2478406人（其中枪决656548人）。”报告指出，犯罪的行为泛滥成灾，表现为内务人民委员部拟定清单，交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或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审理，而且“惩罚”已事先确定。从1934年1月1日到1947年12月31日，死于古拉格所辖劳动教养营、感化营和监狱的犯人总共有963766人。材料来自：俄罗斯国家档案馆第9414全宗，第1目录，第1155卷宗，第2页；第2740卷宗，第52、60、70页；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文件汇编》，转引自吴恩远《从档案材料看苏联30年代大清洗数字的夸大》，《世界历史》2003年第4期。从后来平反的数字也可以看出当年受迫害者人数，如1956年8月，有近2000万的受害者被恢复名誉。到1957年，有800万政治犯获得了自由。
[407]枪杀了两万多名被俘的波兰军官和在押的其他波兰人。数据参见杨奎松《革命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第56页；高放：《从十个要点看苏联兴亡》，《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13年第4期。
[408]如，匈牙利的科拉西自称是“斯大林最好的学生”，仿效苏联大搞阶级斗争，发出“谁不跟我们站在一起，谁就是我们的敌人”的指示。大肆杀害“铁托分子”和“帝国主义间谍”，处死拉伊克等有威望的领导人，当然“历史对惨案牺牲者的生命和无边苦难的报偿是科拉西的垮台。他们无法逾越牺牲者的遗体，磨灭人民对死者的怀念和解释降临在受害者头上的千古奇冤”。参见王逸舟《匈牙利道路》人民出版社，1987，第74页。
[409]据权威专家陈之骅、吴恩远、马龙闪主编的《苏联兴亡史纲》的记载，在1937、1938年“大清洗”中，当时联共（布）党中央的139名委员中，有89人被逮捕，尔后几乎全部被枪决。俄共十一大后选出7名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列宁、李可夫、斯大林、托姆斯基、托洛茨基；3名候补委员：布哈林、加里宁和莫洛托夫，除列宁病逝及斯大林外，所有正式委员都被杀，候补委员中布哈林被杀，只有加里宁和莫洛托夫幸免，当然他们两个也不被信任，他们的妻子被斯大林关押成为人质。从1919年到1935年，联共中央共有31名政治局委员，其中有21人被处决。1934年选出的139名联共（布）中央委员中，有93人即70％遭到清洗；苏共十七大1966名代表中，有1108名在“大清洗”期间“消失”。5名元帅中的3名被错杀、57名军长中的50名被错杀、186名师长中的154名被错杀、220名旅长中的186名被杀，456名上校中401名被杀。列宁的战友和近卫军被消灭殆尽。伏罗希洛夫在1938年11月底召开的国防人民委员部军事委员会会议上汇报说：“1937—1938年，我们从红军中‘清洗掉’4万多人。仅1938年一年提升和调动职务的就达10万多人！军队领导层发生了巨大变化：国防人民委员部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原来的委员只剩10人”。转引自〔苏〕沃尔科戈诺夫《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第1卷），岑鼎山、张祖武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第593、594页。
[410]高放：《苏联解体、苏共灭亡与斯大林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3期。
[4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218页。
[412]《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28页。
[413]〔美〕汉娜·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11，第23页。
[414]李宗禹：《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上），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第138页。
[415]〔法〕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常绍民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第571页。
[416]《斯大林文选》（上），人民出版社，1962，第129页。
[417]《列宁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86，第5页。
[418]《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03页。
[419]沈亚生、袁中树：《人学思潮前沿问题探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第148页。
[420]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分析了人性中的暴力倾向，考察分析考古出土的人体遗骸，发现其中15％的人是因暴力致死的。在平克看来，历史的发展就是一场“人道主义革命”，各种酷刑、体罚等暴力惩罚相继被废除。转引自杨绿《人类的暴力倾向呈逐渐降低趋势》，《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3月8日。
[421]〔英〕伯特兰·罗素：《权力论》，吴友三译，商务印书馆，2008，第59页。
[422]《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45～746页。
[423]徐天新：《民主集中制的破坏与苏共的瓦解》，《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3年第3期。
[424]主要表现为：执政党的口号凌驾于法律之上，效力高于法律，俄共党组织具有直接干预司法审判活动的权力，党的决定往往成为法庭审判的指导，预先决定法庭的审判结果，国法在权力面前形同虚设。各级领导人藐视宪法法律的权威，损害宪法、法律尊严的事情屡见不鲜，“以言代法”“以人代法”“以权压法”现象严重，俄共党组织认为“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参见《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594页。
[425]比如，经苏联法院审判、镇压、关禁闭、判有期徒刑的有370多万人，表面上都经过法院审判程序，中央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都被经过法院定罪，以人民公敌、特务罪名被处决，当然都是捏造的罪名。
[4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448页。
[4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05页。
[428]转引自〔俄〕尤里·普罗科菲耶夫《苏联解体：谁之罪？怎么办？》，《红旗文稿》2012年第14期。
[429]〔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吴象婴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773页。
[430]徐向梅：《究竟什么是十月革命道路——有关十月革命性质的探讨》，《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7年第6期。
[431]徐向梅：《结构之殇——从苏联到俄罗斯》，《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1月4日。
[432]1971～1975年，国民收入增长率为5.％，1981 ～1985年为3.2％，1990年为-4％，1991年为-15％。食品和日用品供应矛盾加剧。转引自卢继元《民生问题摧垮了苏联》，《社会科学报》2012年2月20日。
[433]〔俄〕尤里·阿法纳西耶夫：《别无选择》，王复士等译，辽宁大学出版社，1984，第584页。
[434]李洋：《投资的代价：1970-1980年代苏联经济增长困境》，《俄罗斯研究》2013年第4期。
[435]Peter Schweizer, Victory: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 Secret Strategy That Hastene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Atlantic Monthly Press, 1994, p.137.
[436]林跃勤：《增长方式转换与后发国家赶超研究》，《经济学家》2012年第3期。
[437]周余云：《苏共衰亡败在自身》，《马克思主义文摘》2014年第6期。
[438]黄立茀：《苏联人为何“不珍惜”苏联》，《南风窗》2008年第16期。
[439]王加丰：《强国之鉴》，人民出版社，2007，第186页。
[440]左凤荣、姜长斌：《电视政论片〈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史实质疑》，《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7年第2期。
[44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42页。
[44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91页。
[443]《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第50页。
[444]〔英〕安德鲁·海伍德：《政治学核心概念》，吴勇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第163页。
[445]张春敏：《马克思公有制权利体系理论及其误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5年第4期。
[446]叶险明：《论当代资本主义与当代社会主义的同一性——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及其与当代社会主义关系研究的方法论》，《新视野》2006年第2期。
[447]陈丹凤：《智力资本化势在必行》，《组织人事报》2003年5月19日。
[448]晏智杰：《“按劳分配”评议》，《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449]吕天奇：《人力资本与现代企业产权激励制度创新研究》，《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450]史正富：《劳动、价值和企业所有权——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现代拓展》，《经济研究》2002年第2期。
[45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82页。
[45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41页。
[453]蒋宏宾：《关于资本与剥削的若干基本理论问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
[454]《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第557页。
[45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25页。
[456]秦宣：《分化与整合——谈当代中国人的文化认同获取全文在线阅读》，《教学与研究》2012年第2期。
[457]林金芳：《缓解社会焦虑应有制度化渠道》，《中国青年报》2006年12月5日。
[458]王宝红：《焦虑的时代：不焦虑的智慧》，《华商报》2011年9月20日。
[459]侯惠勤：《意识形态的历史转型及其当代挑战》，《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年第12期。
[460]路克利：《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谈“中国共产党的软实力”》，/interview/2013-12/4。
[461]朱佳木：《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的三个视角》，《党建》2013年第1期。
[462]《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679页。
[463]胡泳：《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第3页。
[464]《调查报告：公众关注的重大思潮调查》，《人民论坛》2011年第1期。
[46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92页。
[466]〔美〕施拉姆《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金燕宁等译，华夏出版社，1990，第46页。
[467]冯峰：《美国官方话语的对外传播战略》，《红旗文稿》2014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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