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散文选-毁家诗纪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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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离家三日是元宵,灯火高楼夜寂寥。转眼榕城春欲暮,杜鹃声里过花朝。

    原注:和映霞结缡了十余年,两人日日厮混在一道,三千六百日中,从没有两个月以上的离别。自己亦以为是可以终老的夫妇,在旁人眼里,觉得更是美满的良缘。生儿育女,除夭殇者不算外,已经有三个结晶品了,大的今天长到了十一岁。一九三六年春天,杭州的“风雨茅庐”造成之后,应福建公洽主席之招,只身南下,意欲漫游武夷太姥,饱采南天景物,重做些记游述志的长文,实就是我毁家之始。风雨南天,我一个人羁留闽地,而私心恻恻,常在想念杭州。在杭州,当然友人也很多,而平时来往,亦不避男女,友人教育厅长许绍棣君,就系平时交往中的良友之一。

    二

    扰攘中原苦未休,安危运系小瀛洲。

    诸娘不改唐装束,父老犹思汉冕旒。

    忽报秦关悬赤帜,独愁大劫到清流。

    景升儿子终豚犬,帝豫当年亦姓刘。

    原注:这一年冬天,因受日本各社团及学校之聘,去东京讲演。一月后,绕道至台湾,忽传西安事变起,匆匆返国,已交岁暮。到福建后,去电促映霞来闽同居。宅系光禄坊刘氏旧筑,实即黄莘田十砚剂东邻。

    映霞来闽后,亦别无异状,住至一九三七年五月,以不惯,仍返杭州。在这中间,亦时闻伊有行迹不检之谣,然我终不信。

    入秋后,因友人郭沫若君返国,我去上海相见,顺道返杭州;映霞始告以许绍棣夫人因久病难愈,许君为爱护情深,曾乞医生为之打针,使得无疾而终,早离苦海。

    三

    中元后夜醉江城,行过严关未解酲。

    寂寞渡头人独立,满天明月看潮生。

    原注:八·一三战事,继七·七而起,我因阻于海道,便自陆路入闽,于中元后一夜到严州。一路晓风残月,行旅之苦,为从来所未历。到闽后,欲令映霞避居富阳,于富春江南岸亲戚家赁得一屋。然住不满两月,映霞即告以生活太苦,便随许君绍棣上金华、丽水去同居了。其间曲折,我亦只以一笑付之。盖我亦深知许厅长为我的好友,又为浙省教育界领袖,料他乘人之危,占人之妻等事,决不会做。况且,日寇在各地之奸淫掳掠,日日见诸报上,断定在我们自己的抗敌阵营里,当然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但是人之情感,终非理智所能制服,利令智昏,欲自然亦能掩智。所以,我于接到映霞和许君同居信后,虽屡次电促伊来闽,伊终不应。

    四

    寒风阵阵雨潇潇,千里行人去路遥。

    不是有家归未得,鸣鸠已占凤凰巢。

    原注:这是我在福州王天君殿里求得的一张笺诗。正当年终接政治部电促,将动身返浙去武汉之前夜。诗句奇突,我一路上的心境,当然可以不言而喻。一九三八年一月初,果然大雨连朝;我自福州而延平,而龙泉、丽水,到了寓居的头一夜,映霞就拒绝我同房,因许君这几日不去办公,仍在丽水留宿的缘故。第二天,许君去金华开会,我亦去方岩,会见了许多友人。入晚回来,映霞仍拒绝和我同宿,谓月事方来,分宿为佳,我亦含糊应之。但到了第三天,许君自金华回来,将于下午六时去碧湖,映霞突附车同去,与许君在碧湖过了一晚,次日午后,始返丽水。我这才想到了人言之啧啧,想到了我自己的糊涂,于是就请她自决,或随我去武汉,或跟许君永久同居下去。在这中间,映霞亦似与许君交涉了很久,许君不肯正式行结婚手续,所以过了两天,映霞终于挥泪别了许君,和我一同上武汉。

    五

    千里劳军此一行,计程戒驿慎宵征。

    春风渐绿中原土,大纛初明细柳营。

    碛里碉壕连作寨,江东子弟妙知兵。

    驱车直指彭城道,停看雄师复两京。

    六

    水井沟头血战酣,台儿庄外夕阳昙。

    平原立马凝眸处,忽报奇师捷邳郯。

    原注:四月中,去徐州劳军,并视察河防,在山东、江苏、河南一带,冒烽火炮弹,巡视至一月之久。这中间,映霞日日有邮电去丽水,促许君来武汉,我亦不知其中经过。但后从一封许君来信中推测,则因许君又新恋一未婚之女士,与映霞似渐渐有了疏远之意。

    七

    清溪曾载紫云回,照影惊鸿水一隈。

    州似琵琶人别抱,地犹稽郡我重来。

    伤心王谢堂前燕,低首新亭泣后杯。

    省识三郎肠断意,马嵬风雨葬花魁。

    原注:六月底边,又奉命去第三战区视察,曾宿金华双溪桥畔,旧地重来,大有沈园再到之感。许君称病未见。但与季宽主席等一谈浙东防务、碧湖军训等事。

    八

    凤去台空夜渐长,挑灯时展嫁衣裳。

    愁教晓日穿金缕,故绣重帏护玉堂。

    碧落有星烂昴宿,残宵无梦到横塘。

    武昌旧是伤心地,望阻侯门更断肠。

    原注:七月初,自东战场回武汉,映霞时时求去。至四日晨,竟席卷所有,匿居不见。我于登报找寻之后,始在屋角捡得遗落之情书(许君寄来的)三封,及洗晾未干之纱衫一袭。长夜不眠,为题“下堂妾王氏改嫁前之遗留品”数字于纱衫,聊以泄愤而已。

    九

    敢将眷属比神仙,大难来时倍可怜。

    楚泽尽多兰与芷,湖乡初度日如年。

    绿章叠奏通明殿,朱字匀抄烈女篇。

    亦欲凭舂资德曜,扊扅初谱上鲲弦。

    原注:映霞出走后,似欲重奔浙江,然经友人劝阻,始重归武昌寓居。而当时敌机轰炸日烈,当局下令疏散人口,我就和她及小孩、伊母等同去汉寿泽国暂避。闲居无事,做了好几首诗。因易君左兄亦返汉寿,赠我一诗,中有“富春江上神仙侣”句,所以觉得惭愧之至。

    十

    犹记当年礼聘勤,十千沽酒圣湖濆。

    频烧绛蜡迟宵柝,细煮龙涎柝宿熏。

    佳话颇传王逸少,豪情不灭李香君。

    而今劳燕临歧路,肠断江东日暮云。

    原注:与映霞结合事,曾记在日记中。前尘如梦,回想起来,还同昨天的事情一样。

    十一

    戎马间关为国谋,南登太姥北徐州。

    荔枝初熟梅妃里,春水方生燕子楼。

    绝少闲情怜姹女,满怀遗憾看吴钩。

    闺中日谭阴符读,要使红颜识楚仇。

    原注:映霞平日不关心时事,此次日寇来侵,犹以为系一时内乱;行则须汽车,住则非洋楼不适意。伊言对我变心,实在为了我太不事生产之故。

    十二

    贫贱原知是祸胎,苏秦初不慕颜回。

    九州铸铁终成错,一饭论交竟自谋。

    水覆金盆收半勺,香残心篆看全灰。

    明年陌上花开日,愁听人歌缓缓来。

    原注:映霞失身之夜,事在饭后,许君来信中(即三封情书中之一)叙述当夜事很详细。当时且有港币三十七万余元之存折一具交映霞,后因换购美金取去。

    十三

    并马汜洲看木奴,黏天青草覆重湖。

    向来豪气吞云梦,惜别清啼陋鹧鸪。

    自愿驰驱随李广,何劳叮嘱戒罗敷。

    男儿只合沙场死,岂为凌烟阁上图。

    原注:九月中,公洽主席复来电促我去闽从戎,我也决定为国家牺牲一切了,就只身就道,奔赴闽中。

    十四

    汨罗东望路迢迢,郁怒熊熊火未消。

    欲驾飞涛驰白马,潇湘浙水可通潮?

    原注:风雨下沅湘,东望汨罗,颇深故国之思,真有伍子胥怒潮冲杭州的气概。

    十五

    急管繁弦唱渭城,愁如大海酒边生。

    歌翻桃叶临官渡,曲比红儿忆小名。

    君去我来他日讼,天荒地老此时情。

    禅心已似冬枯木,忍再拖泥带水行。

    原注:重入浙境,心火未平。晚上在江山酒楼听江西流娼高唱京曲《乌龙院》,沉醉不欢;又恐他年流为话柄,作离婚的讼词,所以更觉冷然。

    十六

    此身已分炎荒老,远道多愁驿舍迟。

    万死干君唯一语,为侬清白抚诸儿。

    原注:建阳道中,写此二十八字寄映霞,实亦已决心去国,上南洋去作海外宣传。若能终老炎荒,更系本愿。

    十七

    去年曾宿此江滨,旧梦依依绕富春。

    今日梁空泥落尽,梦中难觅去年人。

    原注:宿延平馆舍,系去年旧曾宿处,时仅隔一年,而国事家事竟一变至此!

    十八千里行程暂息机,江山依旧境全非。

    身同华表归来鹤,门掩桃花谢后扉。

    老病乐天腰渐减,高秋樊素貌应肥。

    多情不解朱翁子,骄俗何劳五牡騑。

    原注:船到洪山桥下,系与映霞同游之地,如义心楼之贴沙,为映霞爱吃的鲜鱼,年余不到,风景依然,而身世却大变了。映霞最佩服居官的人,她的倾倒于许君,也因为他是现任浙江最高教育行政长官之故。朱翁子皓首穷经,曾为会稽郡守,古人量似太窄,然亦有至理。

    十九

    一纸书来感不禁,扶头长夜带愁吟。

    谁知元鸟分飞日,犹胜冤禽未死心。

    秋意著人原瑟瑟,侯门似海故沉沉。

    沈园旧恨从头数,泪透萧郎蜀锦衾。

    原注:到闽后即接映霞来书,谓终不能忘情独处,势将于我不在中,去浙一行。我也已经决定了只身去国之计,她的一切,只能由她自决,顾不得许多了。但在临行之前,她又从浙江赶到了福州,说将痛改前非,随我南渡。我当然是不念旧恶的人,所以也只高唱一阕《贺新郎》词,投荒到这炎海中来了。

    贺新郎

    忧患余生矣!纵齐倾钱塘潮水,奇羞难洗。欲返江东无面目,曳尾涂中当死。耻说与,衡门墙茨。亲见桑中遗芍药,学青盲,假作痴聋耳。姑忍辱,毋多事。匈奴未灭家何持?且由他,莺莺燕燕,私欢弥子。留取吴钩拼大敌,宝剑岂能轻试?歼小丑,自然容易。别有戴天仇恨在,国倘亡,妻妾宁非妓?先逐寇,再驱雉。

    原注:许君究竟是我的朋友,他奸淫了我的妻子,自然比敌寇来奸淫要强得多。并且大难当前,这些个人小事,亦只能暂时搁起,要紧的,还是在为我们的民族复仇!

    光慈的晚年

    记得是一九二五年的春天,我在上海才第一次和光赤相见。在以前也许是看见他过了,但他给我的印象一定不深,所以终于想不起来。那时候他刚从俄国回来,穿得一身很好的洋服,说得一口抑扬很清晰的普通话;身材高大,相貌也并不恶,戴在那里的一副细边近视眼镜,却使他那一种绅士的态度,发挥得更有神气。当时我们所谈的,那是些关于苏俄作家的作品,以及苏俄的文化设施等事情。因为创造社出版部,正在草创经营的开始,所以我们很想多拉几位新的朋友进来,来加添一点力量。

    光赤的态度谈吐,大约是受了西欧的文学家的影响的;说起话来,总有绝大的抱负,不逊的语气;而当时的他却还没有写成过一篇正式的东西;因此,创造社出版部的几位新进作家,在那时候着实有些鄙视他的倾向。正在这个时候,广州中山大学,以厚重的薪金和诚恳的礼貌,来聘我们去文科教书了。

    临行的时候,我们本来有邀他同去的意思的,但一则因为广州的情形不明,二则因为要和我们一道去的人数过多,所以只留了一个后约,我们便和他在上海分了手。

    到了革命中心地的广州,前后约莫住了一年有半,上海的创造社出版部竟被弄得一塌糊涂了;于是在广州的几位同人,就公决教我牺牲了个人的地位和利益,重回到上海来整理出版部的事务。那时候的中山大学校长,是现在正在提倡念经礼佛的戴季陶先生。我因为要辞去中山大学的职务,曾和戴校长及朱副校长骝先,费去了不少的唇舌,这些事情和光赤无关,所以此地可以不说;总之一九二七年后,我就到了上海了,自那一年后,就同光赤有了日夕见面的机会。

    那时候的创造社出版部,是在闸北三德里的一间两开间的房子里面,光赤也住在近边的租界里;有时候他常来吃饭,有时候我也常和他出去吃咖啡。出版部里的许多新进作家,对他的态度,还是同前两年一样,而光赤的一册诗集和一册《少年飘泊者》,却已在亚东出版了。在一九二七年的前后,革命文学普罗文学,还没有现在那么的流行,因而光赤的作风,大为一般人所不满。他出了那两册书后,文坛上竟一点儿影响也没有,和我谈起,他老是满肚皮的不平。我于一方面安慰激励他外,一方面便促他用尽苦心,写几篇有力量的小说出来,以证他自己的实力。不久之后,他就在我编的《创造月刊》第一期上发表了《鸭绿江上》,这一篇可以说是他后期的诸作品的先驱。

    革命军到上海之后国共分家,思想起了热烈的冲突,从实际革命工作里被放逐出来的一班左倾青年,都转向文化运动的一方面来了;在一九二八,一九二九以后,普罗文学就执了中国文坛的牛耳,光赤的读者崇拜者,也在这两年里突然增加了起来。

    在一九二七年里我替他介绍给北新的一册诗集《战鼓》,一直捱到了一九二九年方才出版;同时他的那部《冲出云围的月亮》,在出版的当年,就重版到了六次。

    正在这一个热闹的时候,左翼文坛里却发生了一种极不幸的内哄,就是文坛Hegemony的争夺战争。光赤领导了一班不满意于创造社并鲁迅的青年,另树了一帜,组成了太阳社的团体,在和创造社与鲁迅争斗理论。我既与创造社脱离了关系,也就不再做什么文章了,因此和光赤他们便也无形中失去了见面谈心的良会。

    在这当中,白色恐怖弥漫了全国,甚至于光赤的这个名字,都觉得有点危险,所以他把名字改了,改成了光慈。蒋光慈的小说,接连又出了五六种之多,销路的迅速,依旧和一九二九年末期一样。

    其后我虽则不大有和他见面的机会,但在旅行中,在乡村里所听到的关于他的消息,也着实不少。我听见说,他上日本去旅行了;我听见说,他和吴似鸿女士结婚了;我听见说,他的小说译成俄文了。听到了这许许多多的好消息后,我正在为故人欣喜,欣喜他的文学的成功,但不幸在一九三一年的春天,忽而又在上海的街头,遇着了清瘦得不堪,说话时老在喘着气的他。

    他告诉我说,近来病得很厉害,几本好销的书,又被政府禁止了,弄得生活都很艰难。他又说,近来对于一切,都感到了失望,觉得做人真没趣得很。我们在一家北四川路的咖啡馆里,坐着谈着,竟谈尽了一个下午。因为他说及了生活的艰难,所以我就为他介绍了中华书局的翻译工作。当时中华书局正通过了一个建议,仿英国Bohn’sLibrary例,想将世界各国的标准文学作品,无论已译未译的,都请靠得住的译者,直接从原文来翻译一道。

    从这一回见面之后,我因为常在江浙内地里闲居,不大在上海住落,而他的病,似乎也一直缠绵不断地绕住了他,所以一别经年,以后终究没有再和他谈一次的日子了。

    在这一年的夏秋之交,我偶从杭州经过,听说他在西湖广化寺养病,但当我听到了这消息之后,马上向广化寺去寻他,则寺里的人,都说他没有来过,大家也不晓得他是住在哪一个寺里的。入秋之后,我不知又在哪一处乡下住了一个月的光景,回到上海不久,在一天秋雨潇潇的晚上,有人来说蒋光慈已经去世了。

    吴似鸿女士,我从前是不大认识的,后来听到了光慈的讣告,很想去看她一回,致几句唁辞;可是依那传信的人说来,则女士当光慈病革之前,已和他发生了意见,临终时是不在他的病床之侧的。直到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在总商会演宣传反帝抗日的话剧的时候,我才遇到了吴女士。当时因为人多不便谈话,所以只匆匆说了几句处置光慈所藏的遗书(俄文书籍)的事情之外,另外也没有深谈。其后在田汉先生处,屡次和吴女士相见,我才从吴女士的口里,听到了些光慈晚年的性癖。

    据吴女士谈,光慈的为人,却和他的思想相反,是很守旧的。他的理想中的女性,是一个具有良妻贤母的资格,能料理家务,终日不出,日日夜夜可以在闺房里伴他著书的女性。“这,”吴女士说,“这,我却办不到。因此,在他的晚年,每有和我意见相左的地方。”

    我于认识了吴女士之后,又听到了她的这一段意见,平心静气地一想,觉得吴女士的行为,也的确是不得已的事情。所以当光慈作古的前后,我所听到的许多责备吴女士的说话,到此才晓得是吴女士的冤罪。

    又听一位当光慈病殁时,陪侍在侧的青年之所说,则光慈之死,所受的精神上的打击,要比身体上的打击,更足以致他的命。光慈晚年每引以为最大恨事的,就是一般从事于文艺工作的同时代者,都不能对他有相当的尊敬。对于他的许多著作,大家非但不表示尊敬,并且时常还有鄙薄的情势,所以在他病倒了的一年之中,衷心郁郁,老没有一日开畅的日子。此外则党和他们分裂,也是一件使他遗恨无穷的大事,到了病笃的时候,偶一谈及,他还在短叹长吁,诉说大家的不了解他。

    说到了这一层,我自己的确也不得不感到许多歉仄;因为对光慈的作品,不表示尊敬者,我也是其中的一个。我总觉得光慈的作品,还不是真正的普罗文学,他的那种空想的无产阶级的描写,是不能使一般要求写实的新文学的读者满意的。这事情,我在他初期写小说时,就和他争论过好几次;后来看到了他的作品的广受欢迎,也就不再和他谈论这些了;现在想到了他那抱憾终身,忧郁致死的晚年的情景,心里头真也觉得十分的难过。九原如可作,我倒很愿意对死者之灵,撤回我当时对他所发的许多不客气的批评,但这也不过是我聊以自慰的空想而已。

    总而言之,光慈虽不是一个真正的普罗作家,但以他的热情,以他的技巧,以他的那一种抱负来写作的东西,则将来一定是可以大成的无疑。无论如何,他的早死,究竟是中国文坛上的一个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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