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女时代》这一部分，是我在雷德克利夫学院一年级时的作文集成。当时在上柯兰老师的作文课时，我每星期都写一篇。最初并没有把它们整理出版的想法，直到有一天，《淑女书报》的主编忽然来访，他说：“本社的社长希望能在我们杂志上刊登你的传记，并且是以连载方式登出，请多多帮助。”
当时，我因为功课太忙，就婉言谢绝了，说我没有时间写。可是他却坚持说：“你不是已经在作文课上写了很多吗？”
听到他的话，我吃了一惊：“啊？怎么你连这些事也知道？”
“谁叫我是吃这行饭的呢？”主编笑着说，带有几分得意。紧接着，他又告诉我，只要把那些写好的作文稍加修改，就可变成杂志所需的稿子了，非常容易。于是，我答应把《少女时代》的原稿以3000美元的价格在《淑女书报》上连载，并在合约上签了字。说实在的，当时我因受到了3000美元的诱惑，而忘记了那份稿子其实只完成了一半，更没有考虑到补写后半部分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困难。当时，我确实是有些得意忘形、沾沾自喜。
事情就这么决定了。开始时，一切都还顺利，可是越往后就越觉得棘手了。
因为我不知道写什么才好，更何况我又不是专业作家，不懂得该如何把现有的材料加工成杂志社所需要的文字，甚至对截稿日期的重要性也全无概念。以至于当我收到杂志社拍来的电报，如“下一章请立刻寄来”或“第6页与第7页的关系交代不清，请立刻回电予以说明”等等时，竟不知所措。
幸好，同班同学蕾诺亚介绍我认识了一个人，她告诉我说：“他是房东的朋友，不仅头脑清楚，而且很慷慨，富有骑士精神，待人也和蔼可亲。如果谁有事相求，他一定不会拒绝的。”
我就这样结识了梅西先生。梅西先生是哈勃特大学的教授，并且还在雷德克利夫学院兼课，但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一切。在听完蕾诺亚的介绍后，我对梅西先生有了初步的了解，从日后的交往中，我深切地体会到，正如蕾诺亚所说，梅西先生不但聪明，而且为人热心。他了解到我的困难后，立刻把我带来的资料浏览了一遍，很快就帮我把稿子整理出来了。从那以后，梅西先生一直热心地帮我整理稿子，使我最终能够如期交稿。
梅西先生是一位才思敏捷、感情丰富的杰出文学家。对我而言，他既是好朋友，又是一位值得信赖的兄长，每当我遇到麻烦时，他都力所能及地帮助我。如果现在我所写的这部分稿子水准不及当年的话，我丝毫不觉得奇怪，因为这次梅西先生没有帮我的忙。
前面曾经提过，在雷德克利夫求学过程中，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盲文书可读，另一个问题是时间不够用。因为课外作业都是莎莉文老师以手语方式逐字逐句告诉我的，速度非常慢，因此我常常要学习到半夜。洛奇老师与维杜老师经常帮助我，他们在我的教科书上为我点字，但有些老师自始到终都还没有教我如何学习，所以我常常跟不上进度。
现在（指1928年），红十字会已经为盲人出版了数千册盲文书籍，我可以阅读好多好多的书了！而当时，我所有的盲文书加起来不过30本，每一本对我而言都是一件无价之宝。每当我用自己的双手来“读”这些书时，我都会欣慰地想：“现在我不用别人帮忙也可独自用功了。”
在学业方面，无论是文学还是历史，我都可以毫不费力地阅读和理解。这也许和我少女时代的生活体验有关，我早在进大学之前就接触过许多优美的富有想像力的文章。因此，这些课程对我来说都毫不费力，成绩也非常好。
在大学生活里，惟一令我感到遗憾的是，没能与大学时代的教授们做更多的交流。院长布里吉斯教授的家就在我的隔壁，可我却从没主动拜访过他。给我签发毕业证书的艾里华特博士，也一直无缘见面。只有指导我写作的柯布兰教授以及教《伊莉莎白时代文学》的尼尔逊博士，还有教德文的帕德雷特教授等人偶尔请我去喝茶，他们在校外遇见我时也十分亲切。
由于我的生理状况异于他人，因此无法与班上的同学在一起玩，不过我们还是能通过各种方式相互沟通。我经常和同学们到外面的餐馆去吃三明治，喝可可奶，他们也常常围在我身旁，说些有趣的事来逗我笑。同学们还推选我做副班长。
如果不是因为在功课方面必须花比别人更多的时间，我相信自己的大学生活一定可以像其他同学一样丰富多彩。
有一天，朋友们邀我一起玩。我们来到了波士顿一间满是“泰瑞尔”狗的宠物店。那些狗都很热情地欢迎我，其中有一只名叫汤姆斯伯爵的狗对我尤其亲热。这条小狗长得并不好看，但很会撒娇，站在我身边一副驯服、乖巧的模样。我伸手去摸它时，它高兴得直摇尾巴。
“啊！汤姆斯伯爵，你很喜欢海伦吗？海伦，你也喜欢这只小狗吧？”朋友们异口同声地问我，我也很干脆地回答：“是的，我很喜欢它！”
“那么，我们就把这只狗送给你，作为大家送给你的礼物。”朋友们说。
汤姆斯似乎也听懂了大家正在谈论它，直在我身边绕圈子。
等汤姆斯伯爵稍微安静下来，我才说：“我不喜欢这种伯爵的称呼，听起来像高不可攀。”
我说出这番话后，小狗若有所思地静坐一旁，一声不响，变得沉默起来。
“你们看，费兹这个名字怎么样？”
我这么一说，汤姆斯伯爵好像完全同意似的，很高兴地在地上连打了三个滚。于是我就把这只狗带回了家。
当时，我们在库利兹街14号租了一幢房子。据说这栋房子原来是高级住宅，坐落在一片美丽的土丘上，四周长满了葱郁苍翠的树木。虽然住宅的正门面对马路，但屋宇很深，马路上车辆的喧闹声几乎完全听不到。
屋后是一大片花园，主人在园中种满了紫罗兰、天竺葵、康乃馨等花草，屋里经常花香四溢。每天清晨，那些身着鲜亮衣裳的意大利女孩都会来采花，拿到市场上去卖。每天清晨，我们也都会在那些意大利少女的欢歌笑语中醒来，就像置身于意大利的田园村落里一样。
住在库利兹街的岁月里，我们结识了几位哈勃特大学的学生和年轻的讲师，大家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其中菲利浦·史密斯先生目前是华盛顿国立地质调查所阿拉斯加分部的主任，他的太太是我最好的同学之一——蕾诺亚。蕾诺亚对我非常友好，每当莎莉文老师身体不适时，她就替莎莉文老师帮我做功课，带我去教室。
约翰·梅西先生也是当时的成员之一，他后来与莎莉文老师结婚了。我们这群年轻人充满了活力与朝气，常常一口气走上十来里的乡村小路，还丝毫不觉得累。有时候我们一起骑着自行车去郊游，一骑就是40里，玩到尽兴才肯回家。那真是个无忧无虑的年龄啊！做什么都开心，玩什么都高兴。在年轻人的眼里，大自然的一切都是如此美妙，照在树梢上的温暖秋阳、成群结队南飞的候鸟、正在搬运胡桃的松鼠、从树上掉下来的苹果、河边草地上粉红的小花，以及碧绿的河水……一切的一切都是如此赏心悦目，令人陶醉。
天气寒冷的冬夜里，我们有时乘马车四处溜达，有时去山上滑雪橇，有时在野外疯狂地玩耍，有时静静地坐在咖啡馆里喝香浓的咖啡，或者来上一顿可口的夜宵，快乐得像神仙似的。
冬夜漫漫，有时我们也会连续几天夜里围坐在熊熊的炉火前，喝可乐、吃爆米花，高谈阔论，探讨社会、文学或哲学上的种种问题。无论谈起什么问题，我们都喜欢刨根问底。
青春的光辉是如此灿烂，令人不敢逼视，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冲劲真叫人羡慕。记得有一次，我们徒步走到一个很远的地方，3月的风是如此强劲，把我的帽子都吹掉了。还有一次，大概是4月份吧！我们也是徒步出门，路上忽然下起了瓢泼大雨，几个人只好挤在一件小小的雨衣里。到了5月，大伙儿就一起到野外去采草莓，就连空气里也飘荡着草莓的芳香。
唉！我现在还没有到老太婆的年龄，怎么开始一个劲儿地回忆过去的岁月了呢！？
在这些愉快的日子里，4年的大学生活稍纵即逝，终于要迎接毕业典礼了。当时的报纸还曾对我与莎莉文老师做过报道，其中有一家报纸登载了这样一条消息：“这一天，毕业典礼的礼堂里挤得水泄不通。大家都来观看毕业生毕业典礼，但来宾们的目光都集中在一位学生身上，她就是成绩优异的盲女——海伦·凯勒。一直以来，不辞辛劳地协助这位少女的莎莉文老师也分享了她的荣誉。当司仪念到海伦·凯勒的名字时，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这位少女不仅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大学的所有课程，而且在英国文学这门课上更是表现优异，因此，博得了师长、同学的交口称赞。”
莎莉文老师十分高兴我能够在英国文学这一科上得到高分，要知道，这可完全归功于她的帮助！可是，除了这两点事实外，报纸上的其他报道都是一派胡言。当天的来宾并不像记者所说的那么多，事实上，专诚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的朋友仅五六位而已。校长也只是做了例行演讲，并未特别提到我与莎莉文老师。不仅如此，其他的老师们也没有过来与我打招呼。另外，在我上台领毕业证书时，并未出现如报上所说的“雷鸣般的掌声”。总之，毕业典礼并没有像报纸上形容的那样盛大。
有些同学还为莎莉文老师抱不平，一面脱下学士服一面愤愤地说：“真是太草率了，应该也颁学位给莎莉文老师才对。”
毕业典礼之后，莎莉文老师带我离开礼堂，直接乘车前往新英格兰的连杉，这是我们的新家。
当天晚上，我与朋友们去奥罗摩那波亚加湖划独木舟，在宁静祥和的星空下，我暂时忘却了世间的一切烦恼。
夸大报道毕业典礼的那家报纸，同时还说连杉的住宅是波士顿市市政府送给我的，不但有宽敞的庭院，而且室内堆满了别人送给我的青铜雕塑，还说我有一间藏书数万的巨型图书室，说我现在正坐拥书城，生活十分惬意。
真是一派胡言！我与莎莉文老师居住的哪里是什么豪华住宅？事实上，那是一幢很久以前就买下的古老农舍，房子的四周还有7英亩荒废已久的农田。老师把挤奶场与存放陶器的储藏室打通，变成了一个大房间，当做书房。在书房里，大约有一百册盲文书籍。这里虽然相当简陋，不过我已经觉得心满意足了。因为这儿光线充足，东西两侧的窗台上可以摆盆景，还有两扇可以眺望远处松林的落地玻璃门。莎莉文老师还特地在我的卧室旁搭了一个小阳台，以便我高兴时出去走走。
就是在这个阳台上，我第一次听到鸟儿唱“爱之歌”。那天，我站在阳台上，阳光暖暖地照在身上，我就这么站着，足足待了一个多钟头。阳台的南边种着蔓藤，枝叶绕着栏杆蜿蜓而上；北边则种着苹果树，每当苹果花开时，就有扑鼻的香味随风飘来。
忽然间，我扶着栏杆的手感觉到微微震动了一下，这种震动给我的感觉就好像把手放在音乐家的喉咙上。我感到有一片花瓣掉了下来，轻轻擦过我的脸颊落到了地面。我立刻猜想，可能是鸟儿飞过或者微风吹过，花瓣才会掉下来。我正在猜测时，栏杆又开始震动了。
“到底是什么呢？”
我静静地站在那儿，出神地感受着、猜测着。这时，莎莉文老师从窗内伸出手来，悄悄地暗示我不要动。她抓着我的手，告诉我：“有一只纹母鸟正好停在你身旁的栏杆上，只要你一动，它就会飞走，所以最好站着别动。”
莎莉文老师用手语告诉我，这种鸟的叫声听起来像“飞——普——啊——威、飞——普——啊——威”。我凝神注意这种鸟的叫声，终于分辨出了它的节拍，同时感觉出它的叫声正逐渐加大、加快。
莎莉文老师再度传信息给我：“鸟儿的恋人正在苹果树上与它应和，那只鸟可能早就停在那儿，噢！你瞧，它们现在开始二重唱了。”
停了一会，她又告诉我：“现在，两只鸟已经卿卿我我地在苹果花间互诉衷曲了！”
行文至此，我应该说一下这幢农舍的来历了：它是我用10年前史波林先生送给我的糖业公司的股票换来的。
史波林先生总是在我们最窘困的时候对我们伸出援助之手。第一次见到史波林先生那年我才9岁，他还带着童星莱特跟我们一起玩。当时这位童星正参加《小公主》一剧的演出。此后，只要我们有困难，史波林先生总会竭尽全力帮助我们，而且还时常到柏金斯盲校来探望我们。
他每次光临，都要带玫瑰花、饼干、水果之类的礼物分送给大家。有时还请大家出去吃午饭，或者租辆马车带我们出游，童星莱特也常常跟我们一起同行。
莱特是一个既美丽又活泼的可爱女孩，史波林先生常常对我俩说：“你们是我最心爱的两位小淑女。”他很喜欢看着我俩一起玩耍。
当时，我正在学习如何与人交谈，可是史波林先生总是弄不清我的意思，我因此深感遗憾。有一天，我特地反复练习着说“莱特”的名字，打算让史波林先生惊喜一下，可是不管我怎么努力，都说不好莱特的全名，我急得哭了起来。等到史波林先生来时，我迫不及待地向他展示我的练习成果，我说了一遍又一遍，最后终于让史波林先生听懂了我的意思，我高兴得又蹦又跳，那种激动的心情至今仍无法忘怀。
之后，每当我无法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思，或者周围太吵，令史波林先生无法和我沟通时，他就会紧紧地抱住我，柔声安慰我：“虽然我不太懂你的意思，可是我喜欢你，而且永远喜欢你。”
后来，史波林先生总能按月寄生活费给我和莎莉文老师，一直到他去世。他把糖业公司的股票送给我们时，嘱咐我们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卖掉它。
就因为这样，当我和老师第一次踏进这栋房子，开始我们新的生活时，才会感到史波林先生似乎与我们同在。
我大学毕业的第二年，也就是1905年的5月2日，莎莉文老师与梅西先生结婚了。许久以来，我一直期望莎莉文老师能有一个美满的归宿，因此对于他们的婚姻，我由衷地感到欣喜，并且诚心诚意地祝福他们永远幸福。
婚礼由我们的一位朋友爱德华·海尔博士主持，典礼是在一幢美丽的白色房子里举行的。婚礼之后，新婚夫妇前往新奥尔良度蜜月，母亲则带我到南部去度假。
六七天后，梅西夫妇忽然出现在我与母亲所住的旅社里，把我们吓了一大跳。在南部初夏的景色中，看到我最喜爱的两个人，真让我惊喜，就如同做梦一样。
最后，我们一行4人一起回到连杉的家。这时，我隐隐约约听到一些风言风语，许多人纷纷揣测：莎莉文老师结婚了，可怜的海伦一定很伤心，说不定还会吃醋呢！甚至还有人基于这种心理而写信安慰我。可是他们一定没有想到，我不仅不会伤心、吃醋，而且日子过得比过去更愉快、更充实。
莎莉文老师是一个心地高贵而仁慈的人，而梅西先生也是一个和善热情的人，他讲的故事常常引我发笑，而且经常灌输一些我应该知道的常识和科学新知给我，偶尔也和我讨论一下当前的文学动向。
我曾经因为打字机出了故障，延误了正常的写作速度，最后为了赶稿，梅西先生还不顾劳累，连夜为我打了40张稿纸。
当时，我应邀为《世纪杂志》撰稿，文章的题目是《常识与杂感》，主要是描述我身边的一些琐事。由于简·奥斯丁女王曾以同样的题目写过书，因此我把稿子结集出版时，就将书名改为《我所居住的世界》。
在写作过程中，我的情绪一直处在最佳状态，因此，这是我写得最愉快的一本书。在这本书中，我写的内容非常广泛，从新英格兰迷人的风光，到讨论我所想到的哲学问题，总之，只要思之所至，任何想写的事情都写上去了。
接下去的一本书是《石壁之歌》，这是一册诗集，写作的灵感来自田园。有一天，我们到野外修整古老的石垣，春天的气息和劳动的喜悦，在我心里孕育出一篇篇春的颂歌。
在整理这些诗稿时，梅西先生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他毫不客气地指出自己感到不满意的地方，也毫无保留地夸赞他欣赏的诗句。就这样，一篇诗稿总要经过我们反复斟酌、修改。梅西先生常说：“我们如此尽心、诚实地去做，如果还有不合适地方，那也没有办法了。”
我们抵达连杉后，想重新修整一下父亲在亚拉巴马的农场，于是便有了养家畜、种农作物的念头，打算过朴实的田园生活。刚开始，我们只带去了那只名叫费兹的狗，一年后，费兹死了，我们又陆续养了几条狗。我们还曾到附近的养鸡场买了几只小鸡来饲养，每个人都很热心地照料它们，没想到，这些小鸡太不给我们面子了，不久就纷纷死去，我们的计划也就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我们觉得有几间屋子空在那里实在可惜，因此想到把它改成马厩，用来养马。我们买了一匹马，哪知它野性未驯、凶悍无比，半路上就把送马的少年摔落两次。然而那位少年把马交给我们时却只字不提，我们当然全然不知。
第二天一早，梅西先生把马牵出来，套上货车，要到镇上去。刚走出大门没几步，马儿忽然暴跳起来。梅西先生觉得奇怪，以为是挂在马身上的马具有问题，所以就下车查看。当梅西先生把拖车从马身上卸下来时，那马忽然后腿直立起来，一声长嘶，然后一溜烟跑了。两天之后，一位邻近的农夫看到一匹身上还佩戴着马具的马在森林里溜达，就把它牵了回来。
不得已，我们只好把这匹失而复得的马卖给专门驯马的人。那一阵子，我们的经济状况非常拮据，有好心人劝我们栽植些苹果。于是，我们又买了100棵树苗，开始种起苹果来。到了第五年，树上开始结果实了，我很兴奋，还饶有兴致地在笔记本上记下苹果的数量、大小等等。
一天下午，仆人气急败坏地跑进来嚷道：“哎呀，不得了！野牛！野牛！”
我们闻讯，立刻跑到窗口去看个究竟，不是野牛，原来是附近山上下来的野鹿，看样子是全家出动。一对鹿夫妇带着3只小鹿，正在我们的苹果园里畅游。在阳光下，它们活泼跳跃的身姿是如此的美妙迷人，大家简直看呆了。这群鹿毫不客气地在果园里嬉闹一番后，就心满意足地走了。等鹿走后，大伙儿才如梦初醒，赶紧去查看“灾情”——上帝啊！100棵苹果树只剩下五六棵了！
就这样，我们企图经营农庄的各种计划全部失败了。然而在我的记忆中，那却是一段既有趣又充实的生活。
梅西先生在院子里特别用心栽培的苹果树，长得还很好，果实累累。每到秋天果实成熟时，我就会拿着梯子去摘苹果，装满一个又一个的木桶。大家一起动手整理庭园时，我总是耐心地拾取地上的枯树枝，捆成一束束的柴薪。
梅西先生还想出一个好主意，就是在室外通往山坡的沿途树干上绑上铁丝，这样一来，我就可以手扶铁丝，一个人走到森林里去了。森林里有高高的秋麒麟草，以及开花的野生胡萝卜。那条“铁丝小径”足足有四五百米长，也就是说，我不需任何人陪伴，自己就可以走那么远的路，不必担心会迷路。这小路对我的意义可非比寻常，即使现在想起来，都还觉得兴奋不已。
以上我所叙述的这些事，在一般人看来似乎是微不足道的，可是，我却在其中充分享受到了自由的滋味。这一切都是梅西先生赐给我的，我由衷地感激他。在连杉那段时间是1905年至1911年，当时没有汽车，没有飞机，也没有收音机，更不会听到哪个地方发生战争，人人都过着平静而悠闲的生活。
身处当今世界，再回想过去，真有恍如隔世的无限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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