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倪老师是在七月的蝉鸣声中走进我家院子的。
那天的太阳很大,一树木槿花懒懒地皱着紫红的脸,韭菜兰躬着身子缩在墙头,只有那株高大的梧桐树还有些风度,撑着一把巨伞,将大片阴凉洒落在地。院子里很静,老倪老师的步子很轻,淹没在一波又一波“知了”的鸣叫声中。
父亲下煤井了,母亲到地里去了,只有弟弟在家。弟弟对老倪老师不是很熟。
我们兄弟姊妹四个中,两个姐姐和我都曾被老倪老师教过,唯独弟弟没有。弟弟上学时,老倪老师已退休了。
弟弟在看一本小说,是我寒假时带回去的。老倪老师询问弟弟的学习情况,弟弟的心思在书上,就有一搭没一搭胡乱地应着。老倪老师问了一会儿,感觉到了弟弟的漫不经心,就打住了话头。
临近中午,母亲提着几个没撕皮的嫩玉米棒子,背着一大背篓猪草回家了。她一见到老倪老师,忙说:“稀客啊!”并责怪弟弟:“还不快给老倪老师倒杯水。”弟弟这才丢了书,到屋里去倒水。老倪老师笑呵呵地说:“没关系,孩子在用功呢。”
老倪老师是我的启蒙老师,他读私塾出身,村中父亲一辈的好多人都是他的学生,他教我时已五十多岁了。当时他大儿子也在村小学,教的是另一个班,小儿子当兵回来,有阵子在学校代课。为了区分他们爷仨,我们称他为老倪老师,这习惯沿袭下来,全村人都这么叫。
老倪老师来得很突然,家里没什么准备,不过母亲还是很快端出了几样菜:凉拌黄瓜,炒南瓜丝,一小碗腊肉,一大盆蛋汤。老倪老师吃得很慢,他牙不好,咬起来费劲。吃一阵,他停下,问起我的情况,说怎么暑假也没回来,他可是好多年没见到我了,又长高了,长壮了吧?母亲说我进大学后就长了一大截,现在比我父亲都高了。这个假期没回来,是去打工了,想挣点学费。
饭桌上,老倪老师向母亲谈起我小学时的一件事。有次他在课堂上发作业本,发现一个陌生的名字,仔细看了看,是我的笔迹。当时全班都躁动了,哪来这么个同学?其实是我做作业的时候突发奇想,把自己姓名的每个字各去掉一两笔,就变成新名了。老倪老师既没有当面点穿,更没有批评我,而是下课后单独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和颜悦色地说,你能想到用减法来组成新名,说明脑瓜活,点子多。但要把心思多用在学习上,才会比别人飞得更高,走得更远。
“他们两兄弟就是有点调皮!”母亲说着,盯了眼弟弟。弟弟吃得正欢。
“孩子挺懂事,我看早晚会有出息的。”老倪老师又继续扒饭,艰难地咀嚼着。
“让你费心了,这么多年都在关注他。”母亲说。这话出自真心。
老倪老师每次从我家门口路过,或是碰到本村的人,都要问一下我的情况,一直都是这样。
饭后,母亲收拾完碗筷,让弟弟为老倪老师泡了一杯茶,又匆匆到地里忙去了。
老倪老师就坐在那棵梧桐树下,手中拿着个嫩玉米棒子,一粒一粒地抹下,送入嘴中,慢慢地品味着。煮熟后的玉米,粒粒饱满,呈现出金黄的色泽,散发着爽甜的清香。老倪老师一粒一粒地抹着,一粒一粒地数着,仿佛永远数不完似的。其实不需要数,他教过的学生,远比这玉米粒多。
弟弟又拿了那本小说,坐在堂屋门口看。他不经意地望了下老倪老师,发现他抹着玉米棒子,眼却望着远方,有些空阔,有些迷茫,不知是不是在努力想象他曾经教过的学生的模样。
许多年后,弟弟在向我描述老倪老师的这个神态时,说这给他的印象特别深。
那是在七月,在一棵梧桐树下,在知了声此起彼伏的季节,老倪老师坐在竹凳上,抹着玉米棒子,花白的头发在树阴下闪动着耀眼的银色。
这是老倪老师最后一次踏进我家的院子。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不停地走着,到曾经教过的学生家中坐坐,看看,问问,似乎在了一种心愿。他去世的头天,本还想去一家的,但终究没能起来,这多少有些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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