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德育的新趋势

    近年来，国外德育教育出现了许多新趋势，为加强大学的德育工作，有必要借鉴国外德育的情况。

    一、国外德育的机构设置

    国外从事德育的社会机构一般是学校、科研单位、社会、教会和特定组织。无论是幼儿园还是大学，都负有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的责任，在学校分为学生管理和教学（主要是课程设置）两条线，从不同角度实施德育教育。在实行教育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如法国、韩国等，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分别按照教育部统一编制的德育大纲实施教育。而实施地方分权制的国家如美国、日本，则没有统一要求，不过这些国家的教育行政部门经常组织编定分别供学生、教师和家长使用的教材和参考资料。

    德育教育的科研单位性质多样化。有的是民间基金会资助的，例如美国的卡耐基基金会，德国的阿登纳基金会；有的是大学自己建立的，如保加利亚索菲亚大学青年研究所；有的是政府资助的或直属政府部门的如韩国的青少年开发院直属于韩国文化体育部，青少年相谈院（相谈的意思是接近中文的“咨询”，但更强调对等交流）直属韩国教育部，这两院不但是研究机构，还兼有行政职能。

    社区机构在发达国家的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也是德育的重要机构。如志愿者活动的组织领导大多数是由社区和学校以及教会共同承担，教会在西方国家历来都担负有德育的任务。前苏联、东欧剧变后在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宗教势力迅速扩展，教会日益成为德育教育的重要机构。

    特定的社会组织从性质上称其为“中介组织”，是介于政府与个体之间起桥梁作用的组织。当今世界各国基本上都采取政府、青年组织和青年个体三者相互双向联结的三角形模式，来实现政府和社会对青年的管理。这些青年中介组织，基本上都是非政府组织，它们在宪法和法律的基础上，受政府和社会授予的各项职能，履行一定的义务，同时充当青年学生的代言人，对政策的制定施加影响，这些青年中介组织发挥了桥梁、纽带的作用。在特定的社会组织中，还有一种更特殊的跨国或国际的，但又是地区性组织，这就是议会下属的青年组织，最早是20世纪70年代创立的欧洲青年中心和欧洲青年基金会。随着这两个组织的发展，也为了便于各国政府青年工作领导者进行合作，20世纪80年代又设立了欧洲青年指导委员会，欧洲青年事务部长会成为欧洲青年工作的最高实际领导机关，它定期讨论工作，督促规划的落实，评估已取得的成绩。

    二、国外德育的管理方式

    世界各地对德育教育的管理，主要是通过法律、行政、经营三大手段，分别或综合运用来进行。

    各国都十分重视用法律手段依法行事，所以学校里的道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例如，志愿者活动也有法律依据，美国20世纪80年代通过了“国家社区信托服务法”，欧洲青年事务部长会议1993年维也纳会议也做出决定，在促进青年的志愿服务时要明确青年志愿服务工作主要依据法律，这些法律规定了全国各级相谈院的机构设置、人员配备、经费、咨询活动内容、作用、地位等。

    在人员的培训方面，各国都有相关的规定，对从事有关德育教育的人员进行严格的挑选，许多地方还实行培训上岗制度，教育系统的培训是结合教师资格认定工作进行的，另外学校学生系统的工作人员都逐步实现了专家化、学者化，如大学里的学生咨询中心，咨询员必须是心理学家、法律专家或社会学家。韩国“青少年基本法”和“青少年保护法”规定，小学和中学的咨询员必须有5年以上的教龄，并经过180小时专门培训方可上岗；大学的咨询员必须具备大学学历，并经过500小时的培训，1996年又提出要实行咨询工作的“资格证制度”，成立专门的“咨询研究生院”，以解决硕士学位以上咨询人员的资格问题。由于有严格认定程度，从事德育工作人员的素质有了可靠的保证。

    对于非专业从事青少年工作的人员如青少年团体的领袖和青年项目的组织者也进行培训，如欧洲青年事务部长会议1993年维也纳会议决定中有一项就是专门关于培训青年领导人、支持青年组织的，俄罗斯青年学院（原苏联中央团校）现在仍然承担着培训俄罗斯及独联体各国青年组织负责人的任务。

    三、国外德育教育的历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国的德育教育，受到政治、经济、文化诸多因素的制约。具体说来，主要受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战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变化；二是各国经济现代化进程；三是当代科技革命的发展。50多年大致上可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每个阶段都是20年左右，各有不同的发展背景、主要内容和理论指导，且处在不断的变革之中。

    第一阶段，战后初期到20世纪50年代末。与战后经济恢复和东西方进行冷战的要求相适应，这一时期的德育首先在意识形态壁垒森严、反共和反美的声音都十分强硬，同时这也是一个充满了民族爱国主义、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时代。

    第二阶段，20世纪60年代初期到70年代末。这一阶段的前期，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堪称历史上黄金时期。但是，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矛盾并没有解决。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起，民权运动、妇女运动风起云涌，到60年代末掀起了席卷全球的“新左派”学生运动，这些运动以存在主义为代表的社会批判思潮为其思想支柱，标榜“反主流”、性自由等颓废思想文化在社会上十分流行。而与此同时，教育中却存在着所谓“价值中立”的倾向。在青年学生“反叛传统”、“多元化”、“民主化”的强烈要求下，教师不愿也不敢进行传统价值观的灌输，放弃了对青年进行教育和指导的职责。政治风潮和教育界的软弱涣散引起了各国政府对德育教育的高度重视，纷纷采取措施加强和改进德育，并且将学校德育放在首位。20世纪60年代末西方社会转型过程中观念更新也推动了德育“学科化”运动的兴起。社会问题的产生提出了一大批课题，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纷纷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对德育进行研究，使得基础理论、调研报告、方法实验、实际工作等成果大量涌现，奠定了像“青年学”这样的综合性学科的基础。许多学科产生的研究手段和方法被移植到德育中来，研究人员也逐步专业化，德育注意与学校教育的改革配合，注意发挥其社会功能，把重点放在协调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

    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期到90年代末。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的经济不景气后，20世纪80年代初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形势开始有了转机。虽然社会危机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但是20世纪60年代末的学生运动已经退潮，社会发展趋于平稳。这主要归结于各国政府在采取经济、政治对策来调整社会矛盾的同时，也调整了文化教育政策。总的取向是“向传统回归”。社会流行的哲学文化思潮及思想文化氛围与教育目标逐渐接近一致。各国所提倡的“向传统复归”，不是简单的复归，而是为了保证完成经济、政治上的“振兴”目标，迎接新的挑战。美国几届总统都在自己的就职演说中提出“振兴美国”的口号，表达对美国青年的信任和期望，号召他们为之奋斗甚至献身。重新提倡个人与社会并重的价值观念，倡导适应于资本主义需要的美德成了这一时期德育的主要内容，爱国主义、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甚至民族沙文主义）再次成为主旋律。在美国政府的引导下，当代参加学生运动的所谓“愤怒的一代”已经不再愤怒，他们从“体制外”走到了“体制内”，继续充当忠实的公民，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或社会精英，甚至有的成为现存体制的领导人。这一时期德国的青年研究，已经从20世纪50年代零星、分散的状态走向国家的支持和指导下进行系统的研究，由专注政治问题走向多样化，眼界更开阔，课题更丰富，并且对政府的决策起到参谋作用，而在原苏联、东欧国家自发生剧变后，对人民进行爱国、独立、民族存亡的教育，增强民族凝聚力和维护社会稳定，则成为压倒一切的任务。部分第三世界国家则在经济起飞、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后，着力克服“经济进步、道德沦丧”的“现代病”，大力抓好精神文明建设。

    21世纪世界各国的德育又开始了新的一轮调整，新加坡对儒家伦理教育进行了反思，英国则认为21世纪的竞争对于德育既是压力又是机遇，这次调整到现在仍在持续着。

    从各个国家不同时期德育的理论与实践中，我们发现了一些共同的特点。如为了保证现代化的顺利进行，作为阶级统治的手段，在德育教育的诸多方面抓得最紧的是政治教育。美国政府对待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及宗教教育的政策是不同的，总的来说后两者的政策比较宽松，而在政治教育方面却采取了许多“硬性”的措施来保证贯彻执行，如对学校教学计划中政治科目的规定，对教师、校长和督学人员按一定的政治道德的要求进行严格的筛选等。美国的德育虽然都面临多元化社会中教育与个人自由选择的矛盾，但是矛盾发生的层面不同。在道德教育中，这个矛盾发生在没有统一的道德标准、道德规范和教育目标上，所以只好各行其是，而在政治教育中，这个矛盾则是发生在教育方式和学生对教育方式的选择上，可称得上是不拘一格。但对政治教育的目标，即培养美国忠诚的公民则是确定不移的，其核心内容包括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及优越性的教育、反共教育、公民权利和义务的教育、国民精神的教育，这些方面长期以来保持了稳定性和连续性。在对公民进行政治观念的灌输方面，美国政府的导向坚定、旗帜鲜明、态度一贯，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如这些国家都十分注意联系社会现实，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在德育的内容上，把解决为国家、为民族“服务”的问题摆在首位，其次才是帮助个体适应社会的“生存”问题。

    四、国外德育教育的新趋势

    当代世界的德育总体呈现的新趋势，可以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

    1.毫不减弱的“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及其所反映的社会的、集团的利益对抗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不过在冷战结束后，它的存在形式和内容确实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有交流、渗透甚至某种融合，但其中的对抗不但始终没有停止过，而且范围还扩大了。意识形态的差异甚至对抗，造成德育教育的“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在各国的德育教育中丝毫没有被遗忘和淡化，美、英、法、德、日都在宣传资产阶级民主建国观念。韩国还把“反共”与“防日”联系在一起，作为对本国国民五大道德要求之一。在俄罗斯，叶利钦毫不隐讳地宣称要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可以说德育的任务就是以不同的方式传播，灌输本阶级、本集团的意识形态，乃至肃清敌对意识形态的影响。

    2.日益强化的政治功能。德育的政治功能，就是凝聚人心、巩固政权、化解矛盾、稳定社会，这个功能在当代世界各国的德育教育中正在被加强，其主要的实现方式就是加强爱国主义教育，通过爱国主义教育去论证现存国家政权的政治合法性。正因为在现代错综复杂的社会条件下，惟有爱国主义才能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社会力量，找到种种利益冲突中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共同点。所以，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就不约而同地成为当代各国德育教育的主旋律。我们看到，美国通过爱国主义教育，在一代又一代的新老移民中形成了强烈的“美利坚民族”意识。新加坡通过“共同价值观”大讨论，使印度人、马来西亚人凝聚成“新加坡人”。前苏联、东欧剧变后，处于转型时期的原社会主义国家，在艰难地选择新的发展方向和道路的过程中，面对人民群众的困惑和迷惘，惟一没有争议而能够高举起来的旗帜就是爱国主义。但德国、日本的爱国主义教育中，又总是掺杂着新法西斯主义的不和谐音，这引起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的担忧。

    当代世界各国的爱国主义教育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内容的具体化、策略的隐蔽化、方法的多样化、本质的功利化。其中，民族情感只是纽带，国家意识才是核心。值得注意的是，爱国主义教育不但让人们从日常生活中感受到“国家”是什么，还采取适当的方式使之升华，这方面新加坡两次全国性的价值观大讨论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3.主导社会和个人并重的价值取向。当代世界的德育教育中，价值取向发生了有趣的变化。盛行个人主义的西方文化传统的国家开始强调社会价值，而向来以集体主义为本位的东方文化传统的国家也开始关注个人价值，使得社会和个人并重成为一种新的价值取向。

    个人主义是西方文化的核心，然而经过20世纪60年代末学生过分张扬的自我和个性自由已经走向了反面，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破坏了工业社会经济生活的规则，从而爆发了一系列的经济、社会问题，个人主义招致了舆论的批评，甚至在20世纪80年代形成了一股批评浪潮，舆论强烈呼吁恢复西方传统的价值观和道德观，要求在教育改革中加强教育，在德育中又要求纠正过分强调个人的方面，美国众多的教育改革文件都呼吁强化学生个人价值目标和学校价值目标上的社会共性取向。从德育的实践看，西方各国广泛开展了志愿者活动，许多政党及其领袖，特别新一代政治家都大力提倡“集体精神”，并把它写进了各自的党章。集体主义终归是不可能取代个人而占据西方文化核心地位的，但在社会导向上，已不再单纯鼓吹个人主义，而是主张个人与社会两种价值取向并重。

    在具有儒家文化传统的国家和地区则正好相反。亚洲“四小龙”在经济起飞期间，其政府无一例外推行的是类似新加坡的“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的价值观教育，但迈进发达国家的门槛之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却发生了变化。20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已经越来越多地要求尊重他们作为个人的存在价值，儒家传统文化中包含的集体本位价值观是否足以应付现实生活的挑战，已经成了一个需要重新研究的问题。所以，在所谓“儒家文化圈”内，各国政府也开始积极寻求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之间的平衡。

    4.不拘一格的形式和途径。综观世界各国的德育教育，发现这里也涌动着改革的潮流。从教育的表层——形式和途径，到深层——教育的思想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教育的形式变得多样化了，除了说理教育，还有大量的实践活动和环境熏陶的教育，更多地采用“渗透式”、“隐蔽式”的教育和注重教育方案的可操作性。

    5.方兴未艾的“学科化”运动。当代世界的德育，从20世纪70年代起，日益专业化、学科化。从事这项工作的专家日益增多，专业素质不断提高，主要的学科有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政治学、法学甚至医学、逻辑学等。不同学科交叉、渗透，而在同一学科内部却出现了细分化倾向，如专门研究青少年政治观点如何形成的“政治社会化”理论，就是政治学与社会学交叉的结果。风靡世界的美国柯尔伯格的“道德发展阶段论”，是学生发展理论中的一个分支，它表面上是一个伦理学课题，实际上研究的却是心理学的认知理论和心理测试理论及技术。这些学科的研究给德育实践活动有力的指导，大大提高了德育的有效性。

    6.百花齐放的社会适应性。各国在适应本国国情和时代变化的过程中，呈现出极强的社会适应性。比如，宗教教育与道德教育的关系如何处理，英、德、法三国就各不相同。英国历史上道德教育大多由宗教教育承担，“二战”后宗教教育僵化保守，脱离实际，招致社会的批评和抵制，出现了“让道德教育来解决道德问题”的口号。1955年英国广播公司的“非宗教道德教育讲座”在国内引起了很大的震撼，社会舆论强烈要求取消宗教教育。但是政府从英国的传统和现实考虑，坚持对宗教教育进行保护和支持，并指导宗教教育进行了世俗化改革，使之得以继续存在。而在德国，历史上宗教教育与道德教育的关系就像“母子”，相互渗透，紧密配合，形成合力。法国作为资产阶级大革命的策源地，有悠久的公民教育传统，再加上法国的政治和宗教中都存在严重的宗派对立，所以它的道德教育并不特别倚重宗教，而是与公民教育一体化。

    国外大学德育的新特点

    美国等发达国家德育从维护社会制度方面看效果显著。标志之一就是发达国家的德育传递和发展了一套适合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民主政治制度的道德规范和伦理原则，而德育富有成效的重要原因就是他们把德育贯穿于学校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注重通过管理、服务、活动、交往、环境等进行大德育教育，呈现现出寓他性、渗透性、活动性和实效性等特点。

    一、课堂教学是德育的基本方法

    发达国家大学的一切学科，包括德育知识的传授均以课堂讲授为基本形式。从课程设置来说，当今欧美主要德育课程设置理论有威尔逊的道德教育理论、麦克费尔的人本主义的价值教育课程理论。英国、加拿大、德国等西方国家称德育为“政治教育”，美国称为“公民教育”，西班牙称为“公共之道教育”，一般均开设公民课、道德价值课、伦理学、心理学、政治学、世界观方面的教育课程等。美国哈佛大学开设的8类核心课程、75门课，其内容从历史到道德无不是教育者根据道德的产生与发展规律，教育规律和本国教育政策、教育目标，从本国和本地区实际出发，按照学校教学方案和认识水平，选择对象所能接受的教育形式与方法进行课堂德育知识和行为规范的灌输。同时从科技经济到政治文化，从地球到宇宙空间，从核技术到环境保护，从吸毒、艾滋病到妇女权利等学术活动的开展不仅成为课程教育的补充，而且对一所大学的学术气氛的活跃与学术水平的提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而也影响了学生人生、价值观的状况及其变化与发展。

    发达国家大学还十分重视通过普通教育课程进行德育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这类课程所起的作用与我国的“两课”相似。在日本，东京大学就设有“教养”学部，“教养”学部的课程分为教养学科与基础学科两大类。学生入学后，首先在教养学部学习两年。教养学科的课程根据“制定综合性的研究对象，进行跨学科的教育与科学研究，使学生掌握高度专业知识的同时，提高修养并培养能够在国际舞台上活跃的人才为目的”。美国许多大学也很重视，如哥伦比亚大学就规定任何专业的本科学生，首先必须学好文化基础课，到三年级才开始学习专业课。西方思想史、美国现代文明、政治、哲学、经济等学科，都是本科生必修的基础课，这类课程政治性理论性很强，充满资产阶级核心的价值观。有的学者讲：“一个美国学生必须对美国的文化和传统有一个起码的体验和理解，否则他就不能算是个受过教育的美国人。”

    二、课外活动是施行德育的重要形式

    发达国家大学经常举办各种讨论会、演讲会、展览会，各种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论文成果的竞赛和评估，各种类别的读书活动，各种社会问题调查研讨会，如举办种族、性别歧视、暴力、吸毒和爱情专题讨论测评，举办体育、音乐、戏剧、舞蹈、摄影比赛、旅行考察等活动。在美国3000多所大学里，不仅课外、校外活动广泛多样，而且要求学生在其活动中都要贯穿“独立思考”和“不断更新”这两个“不变”的指导思想。在美国的大学里，一般都有成百个课外活动组织，归纳起来大致有社交团体、政治团体、宗教组织、娱乐和运动俱乐部、留学生俱乐部、学术研究会、特殊小组等。美国大学教师在学生课外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教师参与学生课外活动计划的制定和管理，并传授培养学生开展活动的知识与技能。美国大学一般有两种课外活动形式：一是独立活动时期。一些大学规定一年中的某个特定时间是学生课外独立活动时期，学生在这段时间可以在校内从事自己爱好的活动。活动项目由学校提出，学生自愿参加，比如麻省理工学院为学生提供约600种不同的活动项目，包括小型课程、专题讨论会、问题研究会、短期进修、外地考察、旅行和出国参加研究等。二是假期活动。美国大学的假期特别是暑假相当长，有些大学常利用这段时期让师生共同从事科研，或开办各种暑期班，或开展多种多样的课外、校外活动，以扩大知识面、开阔视野、发展体质，学生按其需要和兴趣自愿参加。不仅如此，美国众多大学尤其注意科研训练对大学生创造方法与精神培育的作用，建议大学生在课余时间广泛参加科研活动。德国教育部颁布了《关于大学生的科研津贴制度》，用经济杠杆鼓励大学生利用课外时间参加科学研究。匈牙利在许多城市建立了“大学生科研俱乐部”，将学生科研与国家的科研计划有机地结合起来，由科学家具体指导。在日本，大学生课外活动由日本全国大学生生活会负责，活动内容十分丰富，如早稻田大学目前有20多个学生剧团，戏剧之风极盛，学生在课外时间，常做剧团演员的“功课”。

    三、文化传统熏陶是德育的重要内容

    发达国家大学十分注重校园文化的潜移默化作用，重视学校历史传统对学生的影响，他们认为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历史传统与特定的办学目标，从学生入学的目仪式等构成了奇特的传统习俗，培养熏陶着一代又一代富有自学能力、独立思考精神、自我负责精神与人格全面发展的学者、科学家。德国学术性大学从柏林大学以来就形成了学术自由、教学自由、教授治校与大学自治、学术中立与科研超越社会要求的传统，它通过陶冶教育发展个性，不仅保证学生接受最佳的科学教育，而且能够使学生独立思考，养成良好的个人品质。发达国家许多大学还十分注重校园、校舍的设计布局，校园文化景观、图书馆建设中渗透校园精神，努力营造校园氛围。因为校园的物质一空间环境起了一种“无声语言”的隐蔽性教育作用，对大学生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是他周围的生活和环境。一切真正学到的东西，从某种意义来说，是靠他们自己智力的积极活动，而不是被动的听讲所学到的。

    四、自我管理是德育的主要途径

    发达国家大学十分重视对学生组织的指导、发挥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教育作用。各国大学一般都有学生活动办公室一类的机构，这些机构通过提供意见和经费等方式指导学生会、社团等学生组织开展活动，而且为学生组织创办各种活动实体，如向学生活动中心提供设施、资金和政策等，使学生组织成为不依赖行政拨款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实体性组织。英国在《20世纪90年代英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绿皮书中就提出，大多数学生会的基金来自国家税收或地方政府的税收，凡是允许暴力达到目的学生会，都不能把国家税收的钱作为学生会基金。日本在《改善大学教育》的咨询报告中指出，近年来随着学生人数的急速增加，使得正规课堂教学中师生间感情交流的机会越来越少。因此，仅靠传统的教育方法不能充分解决学生人格形成的问题，“学生辅导的主要职责在于开展以人格形成为目的的课外教育活动，配合大学教育，提高教学效果”。

    在美国的大学各类学生组织活动也相当活跃，康奈尔大学的校园内有就600多个俱乐部、学会或协会供学生相互联络，发展共同的兴趣、才能和业余爱好。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美国、英国等国的大学十分重视学生体育活动的开展，认为体育活动是校园中除专业学习之外最引人关心与投入的活动，除了普通的体育锻炼活动有利于健康与丰富课余生活等目的外，体育竞赛是体育活动的重点与热点。学生作为观众看运动会，似乎是当今大多数欧美学校培养学生公共集体观念的最好形式。

    五、心理咨询是德育的有效路径

    发达国家大学都有咨询指导机构，主要职能是进行生活指导、学习指导、心理辅导和就业指导，其中心理辅导的德育教育功能较为显著。心理辅导也叫心理咨询，在发达国家高校已有60多年的历史了，它的主要任务是提高学生的自我意识水平和自助能力，解决学生遇到的各种心理问题，促进学生思想和心理上的成熟，健全人格。美国几乎所有大学都设有心理卫生、心理咨询类机构，这类咨询机构有固定编制、行政划拨的经费和正规的工作制度与规则，工作人员都是卫生保健、精神治疗、心理咨询与社会工作方面的专家，大都有硕士或博士学位。这些咨询机构除了开展日常的心理咨询和心理教育外，还十分注重开展各种形式的团体心理训练活动，如交朋友小组、敏感性训练小组、心理疗法小组等。如卡纳尔大学十分重视情感对于新生适应大学生活的必要性，他们以“暑假课程”的形式，在新生中开展“情感适应”训练，内容包括增强个人责任心、人际交往和竞争环境中的自信心；培养学生的专业兴趣，学会客观地评价自己的能力；促进学生和大学融为一体等。美国的每个州都有一所大学开办高等教育的行政专业，为大学培养学生工作方面的专门人才。专业所设的课程中有很大一部分与大学生心理咨询工作有关，如《精神卫生》、《咨询工作技术》、《大学生人格发展》等。1953年，东京大学建立了日本大学的第一个心理咨询机构，到1992年上半年，日本已有78％的大学建立了心理咨询机构，咨询内容包括性格问题、情绪问题、学习问题、就业问题和其他问题（包括异性问题、友人关系、家庭人生等）。加拿大的大学也普遍设有咨询服务机构，作为学生工作部门的主要工作之一，以麦克麻斯特大学为例，该校的学生事务所下设学生咨询服务处，主要为学生提供个人问题、学习商量及择业问题三方面的帮助。他们认为，学生在校期间会遇到许多问题和压力，比如学生感到方向不明、价值观念混乱、感到能力不足、精神紧张、冷漠或消沉等需要提供帮助，以促进学生成长。

    发达国家大学对心理咨询人员有严格的职业道德要求，如美国咨询与发展协会（AACD）对咨询者伦理原则与义务做了详尽的规定，它指出：“美国咨询与发展协会是一个教育、科学的专业性组织，其成员致力于提高个人的价值，保护个人的尊严，挖掘个人的潜能，提高人的独特性，从而为社会提供服务。”从总体上看，发达国家大学的咨询指导工作是富有成效的。在美国约有一半大学生在四年左右的大学生活中接受过这类服务，德国约有60％的大学生接受过这类帮助。

    六、义务劳动是施行德育的必要手段

    联合国教科文第38届大会决议中指出：“教育与生产劳动一体化的重要性，不仅在于这样做可造就熟练的劳动力，而且可使教育与日新月异的劳动条件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并有助于个人的全面发展。”在西方许多国家里，学生的生活与职业指导是通过和借助劳动教育进行的，他们认为让学生参加劳动，有利于培养学生今后具备为国家利益而努力工作的献身精神。美国大学经常参与社会服务活动，让学生到社会服务单位参加义务劳动，参加校园里一些服务工作，向学生提供“打工”机会，进行“有酬”劳动。还有许多研究生院通过社会服务劳动，提高研究生的职业道德水准，如哈佛大学50％以上的研究生到孤儿院义务帮忙。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发表的综合经济计划提出实行大学资金制度的同时，鼓励大学生在一定时期内参加职业训练的社会服务活动，其目的在于让大学生更好地接触社会，培养其合作精神和社会意识。要求大学生要为社会做各种工作，包括为老人组织娱乐活动、修复操场和公园，为无家可归者修补并油漆栖身处，在学校里当教师助手。他还主张推进全美青年职业教育，实施青年学徒教育计划，高中生定期到工厂参加劳动实习等。日本等一些国家把学校里的卫生大扫除，视为富有教育和健康意义的事情，培养学生劳动观和职业观。日本学校体力劳动内容的选择和劳动课的安排都有明确的界定，比如，他们根据学校所在地的情况，依据学生年龄和体力进行劳动，劳动课着重于美化环境、社会服务。近些年来，日本推行一种“上山下乡”活动，让学生到生活条件差的岛屿、农村和边远山寨去，经过艰苦劳动和磨炼，接受劳动教育、集体主义和民情民俗与热爱大自然的教育。在日本的国立大学和私立大学里都有相当一部分学生从事半工半读，其内容有体力和脑力劳动，充当中小学生的家庭教师或企业服务员等。特别是私立大学，有的学生是通过半工半读来付高额学费。这些教育和活动方式，深受日本国民和社会的支持与赞许。

    七、社会实践是德育的重要载体

    发达国家大学积极支持学生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使学生在活动中受到教育。学生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社会政治活动，一类是社会服务活动。在社会政治活动方面，大学生对于反对战争、维护和平、环境保护、能源保护、自然与生态平衡保护、反对种族歧视、倡导男女平等活动一向是比较关心和热衷的，很多社会政治活动的发起者与主力军就是大学生，如20世纪60年代的反越战运动等。在社会服务方面，社会服务活动有时也被称为社区服务、志愿服务活动，这种活动在发达国家大学开展得非常广泛的。根据美国卡内基教学促进会1984年所作的“全国大学生调查”的资料表明，美国大学生参加的社会服务活动按参加人数的比例，从高到低依次是筹集用于社会服务基金活动，选举与竞选活动，为老年人、残疾者和退休者服务活动，环境治理项目与医疗服务活动。发达国家大学学生中约有一半以上的人在校实际参与了各种各样帮助别人的社会服务活动。许多学者认为，适当的社会服务活动有助于大学生发展“利他主义自尊自重的观念”，还常常对学生的学习动力、选择职业能力以及消除傲慢自负的态度、增加社会责任心都有积极的影响，因为服务性的志愿行为具有这样的特征：“利他主义、对事业和组织的信奉、自由的意愿、无经济报酬、心理利益和牺牲。”

    八、公共环境是德育的组成部分

    发达国家大学注重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做好教育工作，在西欧和美国，除利用电影、电视来宣传其统治阶级的思想和主张外，近年来还不断扩大校刊对大学生进行教育的做法。美国、德国、意大利都建立了相应的教育中心，为学生专门办了报纸，美国每年有上千所学校订阅《教室内新闻》周刊。

    发达国家还注重社会公共环境的情境熏陶作用。美国的情况最具有典型性，美国非常注重建设一个美国主义的情境国家，使置身其间的人潜移默化地受到美国价值观念的影响，根据美国生活方式来生活。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有众多的博物馆，全市几乎没有工厂和企业，居民2／3是公务人员。国家不惜大量投资进行社会政治教育环境、场所的建设，如美国国会大厦、白宫、华盛顿纪念塔、林肯纪念堂、杰弗逊纪念堂、国会图书馆、航空航天博物馆这样耗资不计其数、规模宏大的场所，在华盛顿就有十几所，各种参观点有100多处，这些场馆集中表现了美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宣传着美国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是美国向国民包括大学生进行政治、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基地和生动教材。在旧金山主要街道大都以华盛顿、杰弗逊等重要历史人物命名，以致整个旧金山的街路几乎成一部美国人志。类似这样的情况在美国发达国家比比皆是，公共环境成了无所不在“泛德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九、严格管理是德育的必要措施

    一般来说，一些国外学校不仅重视德育理论知识的课堂教授，而且十分重视对学生的德育行为的导向与管理。世界导师制发祥地的英国牛津大学，导师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不论是文科或理科学生，都要求他们不仅有好的学习成绩，而且有良好的品德、健康的体质和社交能力。该校1984年出版了一部管理学生的“法典”——《学监备忘录》，对这个学校学生的衣、宿、住、行几乎都有规定，如在考试、庆典和晚餐等场合，学生必须穿黑色学士服。学生组织俱乐部或社团要向校方登记，经批准后方可活动。学生在校外组织公共集会或游行，必须在36小时前通知市有关当局和警察局，在校园内举行公共集会或游行，必须在48小时前取得学校当局同意，甚至在校内进行“公共”演出，也必须得到许可。对学生违反校纪、校规者，由学校的“纪律法庭”予以审理，视情节严重情况，给予罚款、停学、开除等处分。在美国，“督学”人员不仅承担财权、计划、教学、教材等方面工作，而且还承担学生工作、课程指导、卫生指导、体育指导和外语顾问等方面工作。美国的公立学校，也有类似我国学校的“班主任”制度的机构，属于学校管理的范围。美国大学基本上都有一位副校长或教务长分管学生工作，并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在德育教育方面，美国学生通过中学阶段《宪法》、《美国史》、《公民》、《美国的政府和政策》四门课考试，大学普遍采用个别教育法。学生严重违反校规，由学校的有关部门严厉处罚。

    国外德育借鉴的启示

    通过以上的分析比较，国外德育对我国大学的德育教育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启示。

    1.重视发挥教学主渠道的渗透作用。随着学分制的实施与完善，学校改革不断深入，纯而又纯的德育工作时间会越来越少，用增加时间的办法来加强德育已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惟一的办法就是充分发挥公共课与专业课的“载道”、“渗透”作用，倡导教师教书育人，减少学生的“防备”意识，提高德育教育效果。同时，要重视校园文化，发挥其潜在德育教育的作用。要从培养人的战略高度，提高对校园文化建设重要性的认识，创造条件，增加投入，努力营造浓郁的学术气氛、富有个性的学园氛围。重视校园各种传播媒介的软硬件建设，加强对学生会组织、学生社团组织的指导，完善各种政策，积极扶持各种社团，重视社团活动与体育活动的开展，使学生在活动中受到教育。

    2.重视心理咨询的指导作用。随着改革的深入和教育工作方式的转变，以“一对一”为主的咨询指导工作会越来越多，德育工作不是空对空，它是与解决学生学习、生活和就业方面的实际问题分不开的，因为学生在学习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并不仅仅是政治思想问题，还有大量的生活问题和心理问题。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竞争的激烈对大学生心理素质要求越来越高，为此，我们要重视心理咨询与行为指导工作，把心理咨询与我们做个别思想教育工作的优良传统结合起来，努力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咨询工作模式，更好地为大学生提供心理方面的指导服务，同时还要加强学习指导、生活指导和就业指导工作，树立大德育观念，发挥各种社会活动和公共环境的社会性教育作用。加强对志愿者活动的组织指导，组织学生在活动中受教育。学校应与社会各界建立广泛联系，建立实践基地，利用博物馆、展览馆、纪念馆等公共场所对学生进行教育。社会、学校、家庭各方面应齐心协力努力创造一个适合大学生健康发展的良好社会环境。

    3.重视德育学科性的研究。发达国家大学十分重视德育教育的实效性，注重德育理论建设，运用心理学、哲学等学科的理论从多侧面研究德育教育工作，注重德育理论对德育实践的指导，可以说，虽然发达国家大学德育存在许多弊端，但他们在德育工作模式和基本方法构建过程中注意实验探索和理论指导却是值得我们借鉴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仅在美国就至少有六种德育模式流行，即“理论基础构建模式”、“体谅模式”、“价值澄清模式”、“价值分析模式”、“道德认知模式”和“社会行动模式”，这些工作模式的突出特点是有很强的实用性与操作性。这些德育模式的实验与实践为提高美国学校德育工作水平奠定了理论基础。我国德育教育之所以效益不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德育脱离实际，缺少实验依据，理论过于抽象，操作性与科学性不强，对教育过程缺少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因此，要加强德育理论的跨学科研究，重视德育实验工作，努力增强德育理论的科学性、指导性。

    4.重视德育实效性的探讨。重视德育教育的国际化趋势提醒我们，务必要把德育教育实效性问题提高到战略地位上来。西方发达国家曾因片面追求高科技而忽视青年人的人格教育，造成公民道德败坏、家庭崩溃等社会问题，现在各国已采用不同的方式和途径来提高教育的效益。我国现代化比发达国家晚了近100年，我们已没有时间重演别人的悲剧，必须借鉴别国成功的经验，汲取其教训，加强对社会成员特别是对年轻一代的德育教育，并注重对教育效益的研究。

    5.重视坚持德育的正确导向。美、英、法、德、日都在宣传资本主义如何优越，新加坡、韩国一方面毫不含糊地宣传自己的资产阶级民主建国理念，一方面又抵制“西方”思想的侵蚀，所以政治性是教育题中应有之义，我们绝不能忽视，一定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抵御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的“西化”和“分化”。

    6.重视道德思维和道德能力的培养。国外都非常注重行为养成，注重调动受教育者参与的积极性，重视学生思想品德、政治修养方面的认识判断、推理能力的发展。一般按照“设置场景——引导角色——体验——选择”的德育模式让学生体验，这样就达到了帮助受教育者学会思考和选择的目的。而我国学校德育特别注重观念的灌输，在方法手段上缺乏灵活，学生的道德思维得不到培养。应把教育对象置于一定的认识情境，帮助他们掌握认识问题的方法，提高处理问题和矛盾的能力，引导他们形成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和基本思维模式，使他们独立自主地判断问题和解决问题。从道德观念的建立到道德行为的养成是一个长期、反复的过程，只有重视发展受教育者的道德思维，培养道德实践能力，才能保证受教育者真正具备较高的道德素质。

    7.重视德育全社会的参与配合。美国无论是学校、家庭、社会，还是大众媒体，无论是政党还是宗教团体，无论是家长还是教师，教育充分利用一切场合和时机宣传美国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国外的大学非常重视社会性参与渗透，因为德育教育对象生活在现实之中，无时无刻不受周围环境的影响。我们也必须有“大政工”的观念，调动一切因素，一切手段，包括国家、学校、社会团体和大众传媒，注重营造良好的氛围，保持教育强烈的渗透性和持久性，使人们在良好的大小氛围经受精神的洗礼，提高思想境界。而良好的社会大环境的形成又要靠大众的自觉性、社会良好的监控手段、专业人员的良好素质以及全社会成员的共同努力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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