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黑脸士兵丘费耶夫，几乎每天都把一匹细腿的红马牵到她住宅的门口。太太就走出来，站在台阶上。
“罗贝尔，罗贝尔。”她声音柔和地说，用力拍拍马儿曲线优美的脖颈。
随后，她一只脚踩着丘费耶夫的膝盖，灵活地一纵身跃上马鞍，那匹马便高傲地踏着舞蹈般的步子，沿着土埂跑起来。
她端庄优雅，那是一种罕见的美，让你每一次见到她都觉得新鲜，好像从来没有见过，而且总是让你的心顷刻之间漾起陶醉的欢欣。
一群驻扎在城里的师部军官经常围绕在她的身边，每天晚上在她家里弹钢琴、拉小提琴、弹吉他、跳舞、唱歌。军官当中来得最勤，总在她身边打转的是少校奥列索夫。这人是个胖子，红红的脸膛，头发已经花白，身上总是油光光的，就像是个轮船上的机修工。他吉他弹得很好，在这位太太面前，举止很恭顺，就像是她的忠实奴仆。
5岁的小女孩儿也像她的母亲一样天生丽质，她长得胖乎乎的，一头鬈发，一双碧蓝色的大眼睛放射出严肃而平静的目光，似乎在期待着什么。在这个小姑娘的脸上，有一种与孩子的年龄不相称的沉思表情。
小女孩儿的外祖母从早到晚操持家务。她的两个帮手是愁眉苦脸、一声不响的丘费耶夫和眼睛斜视的胖胖的女佣人。因为没有雇看孩子的保姆，小女孩儿几乎无人看管，整天在门口的台阶上或在门口对面堆放木头的地方一个人玩耍。我时常在傍晚时，陪着这个小姑娘玩一会儿。我很喜欢她，她很快就跟我熟悉了。
她很聪明，但是并不怎么快乐，一种淡淡的、严肃的忧伤笼罩着她。她紧紧地依偎着我，蓝色的眼睛满是期待地望着天空，一字一句地说：
“姥姥常发脾气，妈妈从来不生气，她只是笑，大家都爱她，因而她总是没有时间。家里老是来客人，都是来看她的，因为她漂亮。她是可爱的妈妈，连奥列索夫都这么说：可爱的妈妈！”
我特别喜欢听这个小姑娘说话——她所讲的是我不熟悉的另一种环境。她总喜欢讲她的妈妈，而且一说起来就很多。于是，一种崭新的生活便悄悄地展现在我的眼前，使得我对生活更增加了兴趣。
有一天傍晚，我正坐在门口台阶上，等候主人们从奥特科斯散步回来。小女孩儿正在我怀抱里打瞌睡，恰巧她的母亲骑着马回来了，那太太轻盈地跳到地上，把头一扬，问道：
“她这是怎么啦，睡着了？”
“是的。”
太太把马鞭子掖在她的宽腰带里，伸出两只手说：
“把她交给我！”
“我抱她进去吧！”
“不！”太太冲我喊叫，就像在吆喝一匹马，还在阶上使劲跺了一下脚。
小女孩醒了，眨巴着眼睛，看了看母亲，向她伸出了手臂，她们便一起走了。
过了几分钟，斜眼的女佣人来找我，说是小女孩儿耍脾气，不跟我告别就不肯睡觉。
我走进客厅，在小姑娘的母亲面前很是得意。小女孩儿坐在母亲的膝盖上，那太太正用灵巧的手给女儿脱衣服。
“明天再见。”小女孩儿说，冲我伸出了手。
等小女孩儿走了，太太伸出一个手指头叫我走过去。
“送你点什么东西好呢？”
我说，什么东西都不必送给我，只希望她能随便借给我一本什么小书看一看。
她用温暖芳香的手指托起我的下巴，欣喜地问：“你为什么喜欢看书呢？”
我尽可能简单明了地给她解释，说生活很艰难也很苦闷，而有书可读，就能忘记这些痛苦。
“噢，原来是这样！”她说着站起身来，“这话说得不错，也许很有道理……得，这样好不好？今后，我可以把书借给你，只是现在我手头没有……不过，这本书你先拿去看看吧……”
她从沙发上拿起一本书，黄色封面，书的边角已经磨损。
“你先读完，然后我再给你第二本，一共有4本……”我离开了这位年轻太太的家，带着一本梅谢尔斯基公爵写的《彼得堡的秘密》。我开始全神贯注地读这本书，但是从开头几页起，我就觉得它实在乏味得很。倒是一则关于自由与棍棒的寓言让我觉得挺有趣：
“我比你强，”自由说，“因为我比你聪明。”
但棍棒回答她说：
“不，我比你强，因为我比你有力量。”
他们争着争着便动手打起来了，棍棒把自由狠狠地揍了一顿。后来，据我所知，挨了打的自由死在了医院里。
后来她又借给我一本普希金的长诗集。我一口气把书读完了，由始至终都沉浸在如饥似渴的感情中。当你偶然到了一个从未见过的风光优美的去处，就会体验到这种情感，急切地想要立刻把这个地方跑个遍。当你在森林沼泽地沿着长满青苔的土墩土埂长时间跋涉以后，眼前豁然开朗，出现了一片干燥的林间空地，鲜花盛开，阳光灿烂，那时候你便会生发出这种情感。你会如痴如醉地打量着这片旷地，然后满怀欣喜地四处奔跑，你的脚与沃土上软绵绵的绿草每接触一次，都会带给你无尽的喜悦。
普希金诗句的纯朴与音韵的和谐使得我非常惊奇，以至于此后很长时间总觉得散文不自然，读起来词句别扭，十分拗口。
普希金那些极为精彩的童话，对我来说最为亲切，也最通俗易懂。我一连读了好几遍，直到能把它们背诵出来了，我才上床睡觉。我不止一次把这些童话诗讲给勤务兵们听，他们一边听，一边哈哈地笑，还亲昵地骂上几句。西多罗夫抚摸着我的头，小声说：
“真的，是吧？嘿，上帝啊……”
当我怀着惆怅把书还给那位太太的时候，她还向我简明扼要地讲述了普希金的生平和他是怎么死的，后她问我都喜欢哪些诗。
我对她说喜欢什么诗，还挥舞着两只手，背诵记住的诗句。她默默地、郑重其事地听我背诵，然后站起身来，在房间里来回走动，若有所思地说：
“你呀，可爱的小东西，真该去上学啊！这件事让我来想想办法……你的主人是你的亲戚吗？”
看到我肯定地点了点头，她惊讶地叫了一声：
“哦？”那声音仿佛是在责备谁。
后来她又借给我一本《贝朗瑞歌谣集》，这些歌谣把揪心的痛苦和奔放的快乐之情奇妙而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让我简直迷恋到了疯狂的程度。
除了读书外，主人家归我干的活越来越多，我要承担该由女仆做的日常家务，还要当门房，做“跑街采买”。此外，每天我还得用钉子把细纱布钉在宽木板上，再把设计图纸贴在上面，还得誊写主人建筑工程的预算，检查核对包工头的账目。我的主人更是从早到晚工作，就像一台机器。
那几年，市场上公家的建筑正陆续转到商人手里，成为他们的私有财产。一排排商店匆匆忙忙地改建，我的主人接受承包业务——修缮店铺门面，建筑新商店。他还绘制“翻修圆拱、过梁、开凿屋顶开窗”等诸如此类的设计图。我拿着这些图纸，外带一个里面装了25卢布钞票的信封，去见一个上了年纪的建筑师。那建筑师收下钱，就在图纸上签名，写上“图纸与实情相符，工程监督由本人承当，某某。”自然，实际情况他并没有见到，工程监督他也不来担当，因为他正在生病，根本就出不了家门。
我常常把贿赂分送给市场管理员和各种必要的人员，从他们那里得到各种必需的文件，照主人的说法，叫做“从事各种违法活动的许可证”。由于这些活动，我得到一种权力——主人们晚上外出做客的时候，为他们等门。这种机会虽说并不经常有，但有时候他们回家很晚，往往在半夜以后。这样，我就能连续几个小时坐在门口的平台上或者门口对面的圆木堆上，望着我认识的那位太太家的窗户，满怀渴望地倾听那里欢快的谈话声和音乐声。
窗户敞开着，透过窗帘和花卉的阴影，我看见军官们匀称的身影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矮胖的少校像球一样滚动，那位太太打扮得简朴而又美丽，步态轻盈，像在飘动。
我在心里把她叫做玛尔戈王后。
每当我看到我所敬重的那位太太独自一个人在房间里弹钢琴的时候，我心里更愉快。音乐声使我陶醉，周围的景物似乎全都消失了，我的眼睛只盯后面黄色灯光下那女人秀美的身姿，那高傲面庞的侧影，还有在琴键上鸟儿一般上下翻飞的两只白皙的手。
左邻右舍的街坊，我们院子里的一班子人，尤其是我主人一家子，都怀着恶意说玛尔戈王后的坏话，不过说话稍微谨慎些，声音压得低一点儿，并且时不时地扭头朝四下里张望。
大家都怕她，也许因为她死去的丈夫是个很有名望的人。也许，人们害怕她，是担心她扬起鞭子打人。那把马鞭的柄上镶嵌着淡紫色的宝石，据说，她曾打过一个什么大官，用的就是这条马鞭。
不过，压低声音说的话，并不比大声讲出来的好多少。那位太太生活在受人仇视的气氛里。对于这种仇视，我既不理解，又十分痛心。
现在，我知道了，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生活，有另外一种人，有不同的感情和思想，这所房子，连同它所有的房客，都在我心里激起了越来越强烈的反感。无耻的流言蜚语像一张肮脏的网，笼罩着这幢楼房，楼里的人没有一个不遭受别人的诽谤与污蔑。
而最让我不能容忍的是我家的主人们——他们总喜欢毫不留情地指责挖苦别人，对于这种嗜好带来的真正价值，我了解得非常清楚：挑剔别人的毛病是唯一不用花钱就能享受的娱乐。他们就是专靠用嘴皮子作践身边的人来开心取乐的。他们自以为自己生活得正经、辛苦又无聊，所以他们有权力对别人进行报复。
每次听到人们用肮脏的语言议论玛尔戈王后，我的胸口就不停地抽搐，阵阵涌动的已不是孩子幼稚的感情，我的心里充满了憎恨，对那些造谣生事的人无比轻蔑，自己被一种难以克制的愿望主宰着，我恨不能把满腔怒火向所有的人发泄，由着性子大闹一场才解气。但有的时候我体验到的却是烦恼，是潮水般的惋惜之情。我惋惜自己，也为所有的人感到惋惜，这种无言的怜悯比憎恨还要沉重，还要痛苦。
每逢节日，主人一家人都去教堂做礼拜，我便趁此机会到她家里去。
有时候我去见她，正碰上她坐在矮矮的圈椅上对着镜子梳头，一绺绺的发梢儿披在她的膝盖上，落在圆椅的扶手上，滑过椅子的靠背下垂，几乎触到地板。她的头发又长又密，和我外祖母的头发一模一样。她身上随时散发出花儿的芳香气息，这种香味儿保护着她，使人消除各种邪念。
我利用到她家去的机会，从她那里得到了很多有益的东西。午饭以后，我家的主人们躺下睡午觉，我就跑下楼去，要是她在家，我就在她那里坐上一个钟头，甚至更长时间。
“应该多读些俄罗斯的书，要了解我们俄罗斯的生活。”她一面教导我，一面用灵巧的玫瑰花似的手指把发簪插进香喷喷的头发。
她列举出一系列俄罗斯作家的名字问我：
“你记得住吗？”
她常常若有所思似的说话，带着几分惆怅。
“你该上学，该上学呀。可是我总忘了这件事！哎，我的天……”
在她家里坐一会儿，我手里又捧回一本新书来，匆匆忙忙跑到阁楼上去，五脏六腑像经过了一番洗涤。
我已经读了阿克萨科夫的《家庭纪事》、精彩的俄罗斯长诗《在森林中》、令人赞叹的《猎人笔记》，读了几卷格列宾卡和索罗古勃的作品、韦涅维季诺夫、奥陀耶夫斯基、丘特切夫的诗集。这些书使我的心灵得到沐浴，清洗了贫穷痛苦的现实生活在心里留下的恶劣印象。我已经能悟出什么样的书叫做好书，懂得了好书对于我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正是读了这些书，我的心里才渐渐形成了坚定的信念：在这个世界上我并不孤独，因此我绝不会走投无路！
外祖母来了，我同她讲了玛尔戈王后的事，讲得很兴奋，外祖母有滋有味地嗅着鼻烟，挺有信心地说：
“好，好，这就好！好人有的是，只要你去找，准能找得到！”
玛尔戈王后本来想帮助我去上学读书，但这件事没有办成——三一节那天发生了一件倒霉的事，差一点儿没毁了我。
节日前不久，我的眼皮肿得很厉害，眼睛都睁不开了，主人一家人吓坏了，怕我变成瞎子。我自己也吓得够呛。他们把我送到他们认识的医师亨利·罗杰维奇那里，他给我在眼皮里面开了刀，一连几天我眼睛上都蒙着纱布，在寂寞的黑暗中忍受着熬煎。三一节的头一天晚上，蒙在眼睛上的纱布拿掉了，我又站了起来，像是被活活埋进坟墓里又爬了出来似的。再也没有比失明更可怕的事了，这是一种难以形容的磨难，一个人的世界十分之九都会被它剥夺。
欢乐的三一节那天，由于我的病刚好，从中午起，该让我干的活儿都免了，我到各家厨房去转了转，顺便看看那些勤务兵。不料这时发生一件出乎意料的事，叶尔莫欣和西多罗夫打起来了，西多罗夫浑身是血地瘫在那里，人们都说他已经死了，叶尔莫欣逃走了。
人们都围着西多罗夫，但没有人上前，谁也不敢碰他。这时洗衣女娜达利娅·哥兹洛夫斯娅从人群中走出来，她发现当兵的还活着，就动作麻利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他恢复了知觉。
叶尔莫欣得知消息后，也回来了。从过道里往外看，只见两个勤务兵互相拥抱、流泪，他们又和好了。接着他们就开始拥抱娜达利娅，她使劲掰开他们的胳膊，像哄孩子似的，让两个勤务兵睡觉，等他们“呼噜呼噜”开始打鼾了，她才走进了过道。
随后我跟她一块儿坐在大门外的一条长椅上。
“您真厉害！”我说。
娜达利娅叹了一口气说：
“妇道人家应当比男子汉更强些，该有两个人的力气才好。可上帝亏待了她们！男人们是靠不住的啊！”
她毫无恶意地说着这样的话，语气平静，双手重叠放在隆起的胸脯上，眼睛忧伤地望着堆满了垃圾和破砖烂瓦的土埂子，我只顾听她那些很有见地的议论，竟然忘了时间。忽然，我看见土埂子尽头出现了我的主人跟他的太太，他们挽着胳膊，走得很慢，很庄重，像一对火鸡，他们俩眼巴巴地看着我们，互相说着什么话。
我急忙跑去推开正门，门开了，女主人一面上楼梯，一面恶毒地挖苦我说：
“跟洗衣服的娘儿们勾搭上啦？这一套是跟楼下那位太太学的吧？”
这话说得那么粗俗，我听了甚至没怎么往心里去，倒是主人说的一句话让我更觉得难堪，他冷笑着说：
“也难怪——年纪到了……”
第二天早晨，我下楼去棚子里抱劈柴，看见棚门下面猫洞旁边有个空钱包，以前我多次见到过西多罗夫手里拿着的正是这个钱包，因此立刻就给他送了去。
“可是钱在哪儿呀？”他问，还用手指头掏着钱包，“一卢布3000戈比哪！哪儿去了？你拿出来呀。”
他不相信我捡到的钱包是空的。
叶尔莫欣来了，他冲我一点头，想说服西多罗夫相信他的话：
“一定是他偷的，是他，带他去见他家的主人！当兵的不会偷自己人的东西！”
这几句话倒提醒了我，偷钱的准是他，一定是他，然后把钱包扔到棚子旁边，估计我能看见。于是我立刻盯着他的眼睛喊叫说：
“你撒谎，是你偷的！”
他那张笨拙的脸立刻变了样儿，显出害怕和愤怒的表情，这更使我确信，我的猜测没有错。他扭动着身子，尖声高叫：
“你拿出证据来！”
我上哪里去找证据呢？叶尔莫欣叫嚷着把我推到院子里，西多罗夫跟在我们后边，嘴里也喊叫着什么，各种各样的人从窗户里探出头来，两个勤务兵揪住我的胳膊，我的主人夫妇两个站在他们对面，听着他们的告状不住地互相点头表示同情。女主人肯定地说：
“当然，这一定是他干的！难怪昨天他在大门口和洗衣服的娘儿们调情呢。这说明他有钱，没有钱，可占不了那婆娘的便宜……”
“说的对极了！”叶尔莫欣叫道。
我脚底下的土地摇晃起来，一股邪火烧灼着我的胸膛，我冲女主人大喊大叫，结果被狠狠地揍了一顿。也算是我走运，当兵的很快把这件事传遍了整个院子，传遍了整条街。傍晚，我正躺在阁楼上，突然听见娜达利娅·柯兹洛夫斯卡娅在楼下喊叫：“不，我为什么就不能说！不，亲爱的，出来吧，出来！我说，你出来呀，要不然我找你家老爷去，他会强迫你……”
我立刻意识到，这吵闹声跟我有关系。她在我们这所楼台阶旁边大声喊叫，她的声音越来越响亮，越来越理直气壮。
“你昨天给我看过多少钱？你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你说呀！”
我高兴得连气都透不过来了，我听见西多罗夫垂头丧气地拖长声音说：
“哎呀呀，叶尔莫欣……”
“你们竟然给那个孩子编造谣言，还打了人家？”
后来，主人慢腾腾地沿着楼梯上了阁楼，在我旁边连接人字梁的横梁上坐下，用手理一理我的头发说：
“彼什科夫老弟，怎么说呢？是你运气不好。”
我默默地扭过脸去不想看他。
“等我能起来了，就离开你们家……”
他又坐了一会儿，没说一句话，只是抽烟，眼睛盯着烟卷头儿，然后小声说：
“随你的便吧，这是你的事！你也不小了，你自己看着办吧，看怎么样能对你更好……”
他走了。像往常一样，我很同情他。
过了三天，我终于离开了那所房子。
和小女孩儿告别的时候，我请求她说：
“告诉你妈妈，说我非常感激她，非常感激！你能说吗？”
“我说，”她答应了，既亲切又温柔地笑了笑，“明天再见，是这样吗？”
我再一次遇见她的时候大约是在20年之后了，那时她已经嫁给了一个宪兵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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