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田的等鸟-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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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童年是被父亲的手牵着,在那条只有半米宽的河堤上度过的。每天清晨,他迈着大步,我一溜小跑,赶5里路,他去柳市小学教书,我去那里独自玩耍;中午的饭蒸在一个茶缸里,翻过来的茶缸盖用来盛菜。那饭远不如家里的好吃,因为它带有强烈的蒸笼味儿。傍晚,父亲又牵着我的手,赶5里路,回到家里。就这么着,我的脚力练得不错,上初中时,我轻轻松松地拿了全县学生运动会800米的冠军,恐怕和当年父亲牵着小跑大有关系。

    因为没人带,我不到4岁就坐在母亲的教室里了。一个学期下来,我把一册语文从头到尾背得滚瓜烂熟。那天三舅来,问我读书了?我得意洋洋地答,读书了。三舅拿了那本被我读得支离破碎的书,一页一页地翻着问我,我居然一个字都认不得。

    17岁的三舅那天是离家出走打游击去的。妈妈在给他做好吃的。三舅就让我横躺在他的大腿上,我身子向后绕过他的大腿,用自己的双腿夹住自己的脖子,这样我就成了一个圈。三舅拨着这个圈,让我在他的腿上打转。我听到母亲在厨房里喊:阿圣呀,你把她转晕了转晕了啊!于是三舅不再转我。他站起身,背着我从客堂跑到院子,又从前门颠到后门。三舅跑得很快。开始我是头朝上的,渐渐的我的身子就横过来了,三舅把我弄端正了,我又越过三舅的肩,从他的前面一下子倒栽葱下去,三舅及时攥住我的双脚,就这么攥着我跑。我又从三舅的腋下钻过,重新爬上他的背;屋里洒满了我无忧无虑的笑声和母亲宽容的叫喊声……

    我家的园角里有一棵枇杷树,每年春天都果实累累。妈妈在竹竿上斜绑一支筷子,她用这样的叉子去叉住枇杷,一拧,果子就掉下来了。在树下捡枇杷是很快乐的事,但也有乐极生悲的时候。有一回,一条毛毛虫掉进了我的脖子,我吓得尖叫大哭,母亲弄掉了那条虫子,可那个和毛毛虫一样大小的伤口,像烧焦了一样火辣辣的疼,让我懂得馋嘴是要付出代价的。

    还有一次,也是因吃惹的祸。那一次,有人带了孩子到我家做客,母亲拿出许多炒米花撒在八仙桌上招待客人。我抓紧时机发人来疯,大啖起炒米花来。我先是跪在凳子上吃,接着就坐到桌子上吃;直接塞到嘴里吃腻了,顺手抄起把剪刀,把炒米花一剪两段吃。母亲送客人出门了,我还在剪吃不止,突然舌头一痛,嘴里已满是鲜血,那血越流越多,越淌越急,我吓得大哭起来,母亲从大门外跑了进来,抓了一把白糖压在我的舌头上止血。

    一会儿,血止住了,痛忘了,糖化了,很甜,我咂着嘴,把它们都咽了下去,于是那血就卷土重来。母亲大怒,重新往我嘴里塞白糖,这一回,我老老实实地伸着个舌头,一动也不敢动了。

    我们的童年不买玩具,可不等于没东西玩。比如一棵麦秸,就可玩出数十种花样来,有一个玩法我至今还念念不忘:取一截4寸长的无节麦秸,将一头纵向剪成均匀的七八瓣,将每瓣向外掰开,成一小喇叭形,让这小喇叭朝上,托住一颗新鲜豌豆,然后我衔着麦秸仰面朝天轻轻吹气,那豌豆就滴溜溜地在空中打转,它一般不掉下来,即使是掉下来,也掉在那掰成的小喇叭上。这当然要“修炼功夫”了,不然是吹不出这个水平的。长大后我看《聊斋》,一头狐狸就用这种方法吹它自己炼的仙丹,我感觉它的技术就是向我辈学的。

    有一种野草叫“笼董”,它的果实颇像一盏盏纱糊的小小灯笼,六角(或是八角?)里面一颗豌豆大的绿色果肉。笼董的顶端有隙,对着那隙吹气,那灯笼就鼓得像个足气的气球,然后往脑门上用力一撞,啪!看谁撞得响亮。灯笼破了,大人们都鼓励我们吃那颗豌豆大的果肉。那东西没滋没味,据说能清凉解毒,我们则像吞丸药一样地吞下去。半晌下来,我总是把自己的脑门撞得红红的,肚子也被那些果肉硌得难受。

    我家的房子空旷,艺人们都爱在我家的堂屋、檐下干活。黄杨木雕,描金漆画,细纹刻纸,大型龙灯。见多不怪,我一点儿也不知它们的价值,看到美丽的纸人、绢花就抢了些来,随手送些给邻里的玩伴们,还常常因为动了师傅们的刀剪而挨骂。前年省作协的活动搞到了我们村,才知道我们村的工艺品都是上书上报的精品,好些艺人都是国家级的名人,他们的作品不是出国就是被收藏在什么博物馆内。这下子才恍然大悟:我当年的顽劣,很可能是毁掉一件艺术珍品啊。

    6岁半,我父亲因冤案入狱,我的童年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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