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囤积了几十万张的照片,也许和你一样吧。有很多从来都没有给别人看过,比如泰国河道里的棺材铺、斯图加特面对教堂的小旅馆里的年轻孕妇、巴塞罗那某栋属于左翼分子的大楼屋顶的旗帜、偶尔经过我家阳台的铜绿色金龟子……没有一个画面是必需被保存的,但只要保存下来,就会有相邻的、被保存下来的画面。对我来说,相邻画面之间的关系足以构成最重要的回忆,允许最大程度的虚构,也允许最大程度的忠实。
我并不觉得这个世界缺少故事。甚至也不缺少文字。所以,坦白地说,我写得不多,至少没有自己预想得多。这十多年里,我一直在追问关于意义的问题。也许我问得太早了,所以不够勤奋。也许我问得太晚了,所以荒废了青春。但我追问过写作的意义,不管你是否相信,更不管你的答案是什么。
把这些篇目放在一个Word文档里很容易,不出两分钟。但从第一篇到最后一篇,至少经过了十年。我并不是在炫耀或诉苦,只是在提醒自己注意相邻篇目之间的关系,它们构成的虚构人生和真实记忆。
那是被翻译、杂志稿件的截稿期占据的十年,但我很感激这些日常事务带来的新鲜刺激,让我见识到世界的部分真相。然而,这也是纸媒衰败的十年。搬家的时候,总要纠结要不要卖掉那些过期杂志,但总是一次又一次地筛选,留下一些。它们成为古董的速度之快,远远超出我们这些从业者的想象。
那是没有微信和支付宝的十年。电脑里的浏览器日夜不停刷着页面,去不同的网站,搜寻不同的信息,乃至不同的人群,写不同感觉的字。但当我在整理这本书所需的素材时,我发现昔日必需的网址收藏夹已完全无用了,存活的网站变成App了,存活不了的就消失了。网站消失的速度之快,远远超出我们这第一代互联网用户的想象。
那也是我见识生与死的十年。无论是谁,总有面对第一次死亡的体验,并对未来的自我之死产生某种影响。生老病死,多半如年轮递增,圈圈同心;但也有少半的死亡事件出乎你的意料,如夏夜晴空里的闪电。很不巧的是,我在写作刚刚起步后就经历了这些。结果,生者与死者构成了这些故事的主人公:一些被他人的死所改变的人。而所谓的改变,并不可能脱胎换骨,并没有那么离奇。对这些故事里的人来说,亲人、爱人、陌生人之死,是未来生命的附加值。所谓的改变,就是带着死亡一起活下去,并且尽量不去恐惧。
在这样的十年中,我感觉自己一直身在火星。因为——
火星是个有歧义的美好的词。
年轻时,或者说,梦想闪光的时候,火星是遥远而炽热的存在。
然后,在黑暗的现实里,你发现火星就像雪花,根本只能存在于瞬间。
过完这样的十年,我变得非常爱看海。尝试潜入水下。沿着滨海公路行车。住在能看到海的房间里。在太平洋上的小岛环岛兜风。认识几个爱冲浪的人。台风中的海。阳光下的海。一半天空电闪雷鸣、一半天空星月明朗的海。面对大海,看不到人影,反而能意识到人之于宇宙是多么渺小,又是多么唯一。
这些篇目结集时,我暂住台湾,非常规律地生活,在工作间歇买菜做饭,去公园散步,过着一种不用看朋友圈、不用正装社交的理想生活。就想象力而言,几乎彻底沉浸在上世纪中期的美国人的思想语境中。就身体的五感而言,老街巷里此起彼伏的机车声、狗吠声、邮递员拿着挂号信高喊人名、夜半在阳台上吵架的夫妻……酷似八十年代末上海新村里的生活氛围。就这样完成了一本美国小说的翻译后,我决定给自己放个小假,就坐公车去了北海岸,短租一间面朝大海的小高层公寓。
这间公寓的每一扇窗都对着海,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海潮进退的节奏,正是四五月间海草旺盛的时节,退潮后的沙滩上绿意高低蔓延。夜里,若没有摩托党在公路上飙车,就能清清楚楚地听到海浪呼吸的声音,一呼一吸,一进一退。有时午后就下楼去海边的餐厅吃吃喝喝,提醒自己不要带iPad,只能带纸质的书,因为在海边的光线下看电子书纯粹是自讨苦吃。看书也并不能专心,因为海波不断发射光斑过来,传送声响过来,我们之间不足两三百米,所有的关系都变得可能。夕阳时分,海滩上人影寥寥,落日完整、静默、庄严地行进,无视任何干扰。人,只能任凭天黑下来、月升上来。但在城市生活中,人往往会忘记这样的真相。所以,要让自己时不时地去纯粹的黑暗、纯粹的大海、纯粹的安静、纯粹的森林,哪怕短暂,也要去感受自我的存在,以及,自我的不存在。
相信我,世上所有的故事都和生死有关,这一点根本不足以让人害怕;反而是拒绝、无知或无感的态度,会让我觉得恐怖。这些短篇小说读来可能有点晦涩,我承认。但你可以看一会儿,再看看海,或至少把头抬到最高,找一找火星。
人啊,不要只在人与人之间呼吸。
于是
二〇一八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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