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争计划的出笼

    美国加紧制定战争规则

    1999年1月19日，克林顿总统的高级助手在白宫地下室的情况室里召开会议，听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讲述关于科索沃自治的一项新的重大计划。她竭力主张北约应该用对南斯拉夫发动空中打击的威胁来强行达成一项将由北约联盟的地面部队来监督实施的和平协议。

    在将近5000英里以外的贝尔格莱德，北约司令韦斯利·克拉克将军和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克劳斯·瑙曼将军正同南斯拉夫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坐在一起。他们挥动着装有证明塞尔维亚治安部队三天前在科索沃拉察克村对阿尔巴尼亚族人进行了大屠杀的彩色照片的公文包，耀武扬威地来到这里。他们也是带着北约将发动空中打击的威胁来到这里的。

    他们已不是第一次同这位塞尔维亚领导人短兵相接了。不过，他们回忆说，这一次他们发现了一个最近刚刚变得态度强硬的具有坚不可摧的精神的人。

    米洛舍维奇大声说：“这不是大屠杀。这是故意捏造的。这些人是恐怖分子。”

    当克拉克将军警告他北约将“开始要我调动飞机”时，米洛舍维奇似乎被轰炸的前景激怒了。他称这位将军是个战犯。

    1月19日已经被认为是克林顿总统任期中关键的一天。但是结果也许证明，这二天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科索沃问题上走向战争的步骤，而不是因为参议院的弹劾审判和克林顿的国情咨文。

    假如克林顿总统未曾因他自己的政治和法律问题而分心，他在科索沃问题上做出的决定会不会有什么不同，这个问题现在尚不清楚。但是很显然，他所遇到的麻烦使得他做出决定的回旋余地减少了，而结果严重依赖军事威胁的外交努力又进一步减少了回旋的余地。

    1998年，每当克林顿采取军事行动时，人们都对他提出尖锐批评，并对他的动机表示怀疑，就像他在1998年12月对伊拉克发动袭击时那样，当时，众议院正准备就对他的弹劾问题进行投票表决。

    如今，克林顿因为在科索沃问题上未能更早地或者更加果断地采取行动而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批评他的人说，要是他那样做了，米洛舍维奇就不能够把军队和装备调进科索沃进行过去四周的大规模“民族清洗”了。

    自始至终，北约盟国希望，甚至想当然地认为，它们与之打交道的是在俄亥俄州代顿通过谈判实现了波黑和平的米洛舍维奇，而不是想用大屠杀确保他继续对塞尔维亚的统治的贝尔格莱德的米洛舍维奇。

    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特尼特在国会1999年2月份举行的听证会上预言，塞尔维亚人将在科索沃发动一场大规模春季攻势，将造成大批难民外流，但是提交给克林顿的关于米洛舍维奇对北约发出的军事武力威胁将会如何做出反应的情报评估是含糊其辞的。这些情报报告包括这样的推测：这位南斯拉夫领导人在空中打击面前将会后退。

    例如，中央情报局1999年1月份整理的一份内部情报报告就得出结论说：“米洛舍维奇不想打一场他赢不了的战争。”

    这份情报报告接着说：“在有了足够的防御能力来维护其声誉和安抚其支持者后，他会迅速求和。”2月份的一份内部情报报告说：“他不相信北约会进行轰炸。”

    基于这样一种估价，同时也由于顾问们的推动，克林顿继续实施威胁加谈判的战略，他把宝押在米洛舍维奇的退让上。这些威胁很快变成了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可信性的考验。鉴于该组织成立50周年在即，这种考验的分量更重了。

    1998年9月，前参议员鲍勃·多尔曾到科索沃去为一个由他任主席的国际难民组织进行调查，他回来后向克林顿总统汇报了调查结果。汇报结束后，克林顿同多尔在椭圆形办公室单独对坐，请他帮忙向以前的参议院同事游说，使他们在弹劾审讯中投反对票。

    多尔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他认为弹劾问题“大大转移了人们（对科索沃和其他对外政策问题）的注意力”。

    科索沃冲突于1998年年初爆发，对克林顿政府来说这个时间是再糟糕不过的了。当时，总统及其助手被莱温斯基事件搞得精疲力竭；克林顿的对外政策班子在集中力量筹备克林顿对中国和非洲的访问以及研究俄罗斯的经济混乱；众议院选举始终是总统关注的事情，在沸沸扬扬的绯闻包围白宫的情况下尤其如此。所以，在当时的民意测验中，根本没有人提及科索沃问题。

    总统的一位政治顾问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不记得讨论过科索沃局势。当时除了弹劾还是弹劾，别的什么都不谈。”

    不过，1998年春天向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政府会不会采取行动？

    官员们说，他们权衡了各种选择之后，很快排除了单方面进行军事打击的可能性。如果需要采取行动，那也一定是与北约盟国一道。1998年6月间，有关巴尔干问题的六国联络小组警告米洛舍维奇：他别指望西方在科索沃问题上会像在波斯尼亚问题上那样犹豫不决，北约已奉命制订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了。米洛舍维奇答应让步。美国的战略看来奏效了。

    然而，科索沃局势却远未稳定下来。阿族游击队利用夏初这段时间控制了科索沃大约40％的地盘，米洛舍维奇则以一场重大的攻势来回应。

    北约军事计划人员开始权衡从仅发射巡航导弹到分阶段轰炸再到部署维和部队等各种选择，计划人员还研究了出兵南斯拉夫需要具备什么条件。西方官员说，得出的数字是惊人的：进行一场地面战争需要多达20万人的军队。

    官员们透露，北约官员当时在竭力排除一些法律上的和政治上的障碍。一些北约成员国对于在未经联合国同意的情况下行动感到担心。

    美国驻北约代表亚历山大·弗什鲍曾是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参与过制订对波斯尼亚的政策，他在一份题为《科索沃：是制定另一项决胜局战略的时候了》的机密电报中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

    弗什鲍的计划要付出很大的政治代价：可能需要在中期选举前夕和弹劾审讯期间派出北约部队。

    电报阐述了在塞尔维亚的长期盟友俄罗斯人的支持下把一项政治解决办法强加给科索沃的计划，然后莫斯科可以同华盛顿一起向安理会报告。

    弗什鲍写道：“科索沃问题最后解决的计划可以成为北约与俄罗斯合作的典范。”

    计划要求在科索沃建立国际保护区。如果事先谈判好一项和平解决办法，付诸实施可能需要3万部队。不过弗什鲍没有排除在贝尔格莱德不同意的情况下北约强行解决的可能，这就要求有6万部队。为了帮助在国会兜售这个主意，弗什鲍说美国的贡献可能是有限的。

    尽管在1998年秋天对米洛舍维奇讲了一些严厉的话并且发出了警告，克林顿政府和北约都没有人迫切希望对塞尔维亚人动武。所以白宫再次让霍尔布鲁克斡旋一项协议，把问题拖到第二年。

    这是一项难办的差事。

    1998年10月的协议很快破裂，西方官员现在认识到，从塞尔维亚人的言行可以明显看出他们在准备对科索沃进行清洗。

    据北约官员说，塞尔维亚人违背协议，开始向科索沃渗透、增援和运送装备。塞尔维亚官员10月坦率地对克拉克将军说，他们再过两周就可消灭科索沃解放军。

    科索沃阿族人大力推进他们自己的战争目标。叛军迅速声称收复了塞尔维亚军队放弃的土地，发动了一系列小规模进攻。美国情报官员警告国会，叛军正在购买武器，加强训练，增强作战能力。

    美国官员认为1999年1月16日是一个转折点。这一天，在山坡上和拉察克村民的院子里，至少发现了45具农民及其子女的尸体。

    三天以后，奥尔布赖特在白宫会议上提出了一项新计划。计划再次提出，如果米洛舍维奇不顺从西方的要求，北约就要轰炸。但它第一次要求米洛舍维奇同意北约部队开进他的国家以便使协议得到执行。根据协议，米洛舍维奇要撤出几乎所有保安部队，让科索沃得到广泛的自治。

    伯杰持怀疑态度，科恩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谢尔顿的保留意见更大，他们都希望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派兵。

    但是，最后顾问们接受了奥尔布赖特的计划，把它提交总统，总统同意了。

    两天后，克林顿给英国首相布莱尔打电话，向他讲述了新的计划。两位领导人一致认为，有两种选择：一是立即开始轰炸以便对拉察克事件进行报复；二是寻求一项外交解决办法，包括派地面部队到科索沃维和。

    布莱尔说地面部队不能用于作战，只能作为政治战略的一部分。克林顿同意这种看法，认为必须先达成某种协议，然后才能派地面部队。他说他将设法把米洛舍维奇和科索沃阿族人拉到谈判桌边。

    与此同时，克拉克和瑙曼将军正在与米洛舍维奇进行激烈的谈判。会谈无疑很僵，但是克拉克对他的上司报告，他仍然认为有一些灵活的余地。

    1999年1月28日，北约盟友警告说，他们准备马上动用武力，英国和法国说他们准备派遣地面部队，实施和平协议。两天后，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说，如果是旨在让塞尔维亚人回到谈判桌上来，动武的威胁言之成理。盟国于是认为，如果南斯拉夫不同意通过谈判达成一项协议，他们根据国际法有着充分的正当理由授权对南斯拉夫进行空袭。

    奥尔布赖特周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为了达成这样一个协议，欧洲人希望召开一个他们自己的相当于代顿的会议。

    但是，在巴黎近郊以前曾是皇家狩猎行宫的朗布依埃举行的会议与代顿会议根本不能同日而语。

    美国方面出席谈判，希望带给塞尔维亚人和科索沃阿族人一个解决办法，但是，这种努力很快即告失败。代顿会议的中心人物米洛舍维奇甚至没有出席此次会议。阿族人也非常倔强，拒绝接受北约提出的三年自治协议，因为协议没有保证最终实现独立。

    如果代顿是克林顿和霍尔布鲁克一个外交上的胜利，那么，朗布依埃则是奥尔布赖特国务卿的一次惨败。她对朋友说，这是她生涯中最为糟糕的经历之一。

    两个星期的谈判期限即将到期的时候，奥尔布赖特去了朗布依埃，并且恳请阿族人在协议上签字。奥尔布赖特未能说服这些态度强硬的人，这些科索沃解放军的代表坚持必须加入这样的字眼：在三年自治之后就独立问题举行全民公决。但是，他们还坚持认为他们需要两周时间，向他们的支持者推销这项协议。

    这就为最后的外交失败做了铺垫。由于科索沃阿族人拒绝在协议上签字，他们减轻了塞尔维亚人的压力，致使北约当时没有任何理由命令进行空袭。朗布依埃会议临近尾声，奥尔布赖特2月21日说：“如果这件事情因为双方都说‘不’而失败，我们就没有空袭塞尔维亚的理由。”

    就米洛舍维奇来说，他认为，他没有足够的动力签署协议。尽管奥尔布赖特加入了一些文字，以期满足阿族叛乱分子的要求，但是，显然各方都没有就塞尔维亚人可能要求做出的变动进行谈判——尤其是与北约部署地面部队有关的变动。参与谈判的欧盟特使沃尔夫冈·彼德里奇说，朗布依埃会议结束两天之后，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决定不接受北约的部队，而且召集他自己的军队和宣传机器，做好军事摊牌的准备。

    克林顿认为，战争仍然可以避免，尽管他已经准备好在必要的时候炸上一阵。

    据驻在欧洲的意大利官员说，3月5日，克林顿在椭圆形办公室接见到访的意大利新任总理马西莫·达莱马时说，米洛舍维奇“几乎已经接受了一切”。

    达莱马这个大大咧咧的前共产党人对此表示怀疑。他问克林顿，如果达不成协议，北约的空袭又不能制服这个塞尔维亚领导人，结果可能会造成30——40万难民进入阿尔巴尼亚，渡过亚得里亚海进入意大利。据一名意大利官员说，达莱马问道：“到时候怎么办？”

    克林顿转身盯着伯杰，看他怎么说。伯杰回答，北约将继续轰炸。

    霍尔布鲁克说，3月22日他在南斯拉夫的白宫同米洛舍维奇的最后会晤“非常离谱”。米洛舍维奇指责美国人在朗布依埃的谈判中“同阿族人坐在一边”。

    他坚持认为科索沃没有发生战争，只有一些恐怖主义分子需要彻底加以根除。霍尔布鲁克后来在谈到他同米洛舍维奇的部分谈话内容时说：“我对他说，‘当我站起来走出我们现在坐在其中的这个房间时，你心里真的清楚会发生什么事情吗？’”

    “他说：‘你们会空袭我们。’”

    “我说：‘没错。’”

    最后，他的国家是否与北约开战，决定权就掌握在米洛舍维奇手中。霍尔布鲁克说：“是米洛舍维奇故意、清醒地让他的国家遭到轰炸。”

    奥尔布赖特说，提出一项只有一方签署的协议是向前迈出的至关重要的一步。她说：“签署朗布依埃协议的重要性在于给欧洲人带来了两样东西。一是让他们同意动用武力，二是让阿族人签署了这样一个协议。”

    她说，塞尔维亚人已经开始进攻，如果当时未能迫使阿族人在协议上签字，“我们可能还在谈判，而他们却已经开始进攻”。

    1999年3月25日凌晨12：30，第一颗炸弹投下的数小时之后，总统仍然毫无睡意。他打电话给一些主要的北约国家的首脑，那天他密切注视着空袭的整个开始过程。他的对外政策班子已经回到国内，没有什么可做的了。

    但是，总统显然需要安慰别人，也需要别人的安慰。因此，他打电话叫醒了国务卿。

    奥尔布赖特回忆道，当时总统说：“我们在做一件正确的事情。我们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件事不会很快结束，我们已经完全卷进去了。我觉得我们已经穷尽了一切选择方案，我们在做一件正确的事情。”

    国务卿说，她当时回答：“我也这么认为。谁也不会认为我们是闭着眼睛胡来。”

    “ABC俱乐部”统一战线

    在白宫，人们将奥尔布赖特、伯杰和科恩统称为“ABC俱乐部”，因为这三个人姓名的第一个字母分别为ABC。

    每个星期三早上，总统的这三位对外政策顾问通常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桑迪·伯杰的办公室举行早餐会。这是深入研究问题并达成共识的时候，因为没有什么比向总统提交一项关键人物已经同意的计划更让伯杰满意的了。

    军事和政治观察家说，白宫在严重而复杂的科索沃问题上非常团结。一位前白宫官员说，统一战线“给人印象深刻”，特别是在北约的空袭受到严厉批评的情况下。

    保持统一战线对克林顿总统的顾问们是极其重要的，特别是在面对战争的情况下，因为他们都很清楚在约翰逊当政时越战引起的分歧造成多大破坏。

    团结不仅关系到政府是否有能力征得国会、美国公众和北约其他18个成员国的支持，而且关系到它在敌人眼中的可信性。

    尽管有消息说政府内部对白宫的科索沃战略有争议，但事实是，总统核心班子的每一个人都同意空袭。不管是在访谈节目中还是在白宫会见议员时，这帮人都公开坚定不移地认为，空袭经过一段时间会奏效，不需要派地面部队。

    前白宫办公厅主任利昂·帕内塔说，内部争论是一回事，一旦三军统帅下令进行军事打击，“最坏的事就是在白宫人们站起来互相攻击”。

    在信息时代，白宫的决定及其后果通过电视和因特网展现在所有人眼前，保持一致变得更加困难。

    克林顿政府的“传送信息”是有名的，所有的人同唱一首政策歌。但是在科索沃问题上难度更大，因为哪一种选择都不好，关系到人的生命安危，不知道结局是什么。

    在战争过程中，美国国会一直是支持团结的白宫的，它推迟了有关空袭的正式辩论和表决，并表示支持五角大楼为科索沃行动要求的60亿美元的紧急开支。

    白宫团结的一个原因是，克林顿的一些顾问是老相识了。

    另一位在克林顿政府任过职的官员说：“这些人在一起共事多年，有一种亲密无间感和信任感。他们与以前一些政府的官员不同，实际上互相敬佩。”

    这位人士以及其他一些人士坚持说，伯杰并非只会对克林顿“唯唯诺诺”，他鼓励辩论并敢于向总统报告令人不快的消息。

    但是另一些人指出，总统在自己身边安排的是思想一致的人，是那些清楚地意识到对外政策对国内公众影响的人。

    同总统一样，对外政策方面的主要顾问除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亨利·谢尔顿外，都没有在军中服役过。

    批评总统的人说，结果是以最低限度的一致为基础的软弱的对外政策。他们说，克林顿及其手下的人达成的是错误的共识，他们坚持的是一场正在失败的不彻底的战争，战争的政治目标是为这些目标采取的军事措施达不到的。

    西方掀开最后底牌

    1999年3月24日夜里，当英国首相布莱尔的一位密友突然闯入威斯敏斯特宫走廊的时候，炸弹已经落在南联盟的土地上。他停在一台老式新闻专线打印机前，一边摇头一边读着来自前线的消息。这些消息证实，欧洲在半个多世纪后第一次进入战争状态。

    他缓慢地说：“众所周知，这不是好消息，不是首相希望看到的。”的确，这不是！布莱尔政府已经被它无法控制的一系列事件搞得精疲力尽。官员们私下承认，对巴尔干地区的轰炸是布莱尔迄今所冒的最大政治风险。

    西方是在23日快到中午的时候发现自己已无路可退。当时美国特使霍尔布鲁克正在贝尔格莱德的白宫同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进行最后摊牌，但结果是他怒气冲冲地走出白宫。

    米洛舍维奇再次拒绝了霍尔布鲁克提出的妥协方案。当这一消息迅速传到唐宁街时，布莱尔正在同外交大臣库克和国防大臣罗伯逊讨论南联盟危机。一位政府高级助手说：“他们当时就知道除了战争，别无选择。”不仅别无选择，而且毫无激情，因为这是一个所有欧洲国家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的确，为阻止美国1999年1月提出的轰炸南联盟的建议得到通过，英国外交官提出在法国朗布依埃举行关于南联盟问题的和谈。

    在此十天前，科索沃阿族代表在国际社会调停下出台的自治协议上签了字。根据该协议，以北约为首的2.8万人的军队将负责科索沃地区的安全事务。但塞族代表团拒绝签字，称这是对其领土的入侵。

    此后，北约轰炸南联盟的计划进入倒计时阶段。国际监督人员纷纷撤出科索沃，在南联盟的英国人得到离开那里的通知。与此同时，塞族部队对科索沃解放军发动了13个月以来最强的一次攻势，此举表明他们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但国际社会仍在为避免最坏的结果做出努力，布莱尔同美国总统克林顿，库克同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分别举行了会谈。他们同意让霍尔布鲁克做出避免北约对南联盟采取军事行动的最后努力。

    霍尔布鲁克曾在波黑战争中成功地说服米洛舍维奇接受代顿协议。他周一（22日）早晨飞往布鲁塞尔，下飞机后直接到英国驻欧盟大使斯蒂芬·沃尔的住处同他共进早餐，商讨有关事宜。他对沃尔谈到同北约秘书长索拉纳、英国外交大臣库克、法国外长韦德里纳和德国外长菲舍尔商讨的策略。他们在谈话中都表达了悲观的看法。

    然后霍尔布鲁克到北约总部，翻看了轰炸南联盟的最新计划，旨在加重他在同米洛舍维奇谈判中的筹码。离开北约总部后，他就飞往贝尔格莱德同米洛舍维奇开始谈判。他们一开始的对话气氛就很不友好，米洛舍维奇像往常一样抱怨说，霍尔布鲁克在波黑问题上欺骗了他。这种气氛一直没有得到改善，他们谁也没有表现出让步的迹象。

    一夜之后，英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布赖恩·唐纳利在发给库克的电报中说，霍尔布鲁克认为米洛舍维奇目中无人，态度粗暴，在部署北约军队一事上根本没有让步的迹象，而且对政治解决科索沃问题的方案抱怨不已。

    但第二天早上，霍尔布鲁克同米洛舍维奇又举行了一次会谈。虽然西方官员坚持说，霍尔布鲁克向米洛舍维奇传递了“要么签字，要么轰炸”的意思，但在霍尔布鲁克同包括库克和奥尔布赖特在内的一些关键人物再次进行的一轮电话讨论中，最后这些人授权他提出一项让步措施：米洛舍维奇不必非要在朗布依埃自治协议上签字。如果他同意减少驻在科索沃的塞尔维亚军队和重新开始谈判，北约可以推迟轰炸。

    但这最后的赌注也没能让米洛舍维奇妥协，所以霍尔布鲁克非常生气。他回到美国驻塞尔维亚大使馆的保密室，同克林顿和奥尔布赖特通了电话，说再也没有办法了。

    那天下午，布莱尔在众议院说：“我们除了行动，别无选择。我们将采取行动。”然后他前往柏林，参加欧洲首脑会议。

    与此同时，另一个重要的国际会议也进入了最后的准备阶段，就在布莱尔前往柏林之前，俄罗斯伊柳辛航空公司的一架班机正载着俄罗斯总理普里马科夫前往华盛顿，准备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如何帮助俄罗斯陷入困境的经济进行磋商。

    在北大西洋上空，普里马科夫的电话响了。美国副总统戈尔对他说，在24小时之内北约将轰炸同俄罗斯缔结关系最长的盟国——南联盟，并称这是“无法改变的决定”。

    戈尔知道普里马科夫会马上命令他的班机返回莫斯科，但他希望普里马科夫同意这种外交说法，即“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下，普里马科夫取消了这次行程。

    气愤的普里马科夫拒绝了戈尔的建议。他说，如果他同意，那就意味着他在为北约的行为叫好。他后来甚至抱怨说，戈尔在电话中一直在宣读一份早已准备好的草稿。

    普里马科夫将此事通知了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后，要求飞机调头回国。虽然普里马科夫安然无恙，但他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钱的任务却没有完成，至少这次没有完成。

    那天晚上，索拉纳授权北约盟军司令克拉克轰炸南联盟。正在柏林开会的布莱尔和库克已得到通知。

    在北约开始轰炸之前，克林顿打电话给叶利钦，告诉他这件事。一位美国官员说：“叶利钦非常气愤。那是克林顿同他最艰难的一次对话。”

    二、战争机器的启动过程

    手持战争指挥大棒的是谁

    英国国防参谋长办公室就在国防大臣的隔壁，在科索沃战争期间，国防部6层楼上的绿色地毯被磨掉了一层。因为这个英国最高级别的士兵和他的政治主人一天中要会面无数次，讨论南斯拉夫问题。

    在唐宁街指挥战争的关键人物是托尼·布莱尔的办公室主任乔纳森·鲍威尔，负责外交事务的私人秘书约翰·索耶斯和新闻秘书阿拉斯泰尔·坎贝尔。

    他们负责每天与华盛顿和布鲁塞尔北约总部自己的对等人物进行联系。

    对于穿军服的人来说，这场战争不同于海湾战争，这是一项理不清条理的事务。谁指挥谁、谁与谁通话的“布线图”不是海湾战争那种简单明了直线型的阅兵场上的事情。在南斯拉夫，它更像一张网——为诱捕敌人而编织的网。

    作为英国军方的最高人物，查尔斯·格思里将军负责指挥为北约打仗的所有部队。尽管他已经将日常指挥权交给了北约，他仍然保留着部分控制权，他是通过在伦敦北郊诺斯伍德新设立的常设联合总部（PJHQ）来控制的。在这里，对三军的指挥是联合行动司令伊恩·加尼特上将的势力范围。

    每天早晨，格思里和一帮将军以及高级公务员乘专用电梯下到地下室，再走几米，来到国防部的防务危机应急中心。

    这个灯光昏暗的空调房间里装有加了密的保密电视线路，在这里，格思里和他的计划人员用40分钟与PJHQ通话。

    带着信息，格思里又回到6楼，来到国防大臣乔治·罗伯逊在国防部大楼的办公室参加8点钟的会议。

    参加会议的人通常有外交大臣库克、坎贝尔，或者他的一个副手，还有其他参谋人员。

    他们听新闻，审议政治形势以及媒体对军事行动的报道。会议还为每天在国防部举行的对报纸和电视台的新闻吹风会，以及讨论什么样的问题事先做准备。

    布莱尔经常是听取索耶斯、坎贝尔和鲍威尔对冲突发展情况的汇报。没有正式的战时内阁——像撒切尔夫人在福克兰群岛的冲突和梅杰在海湾战争期间那样。

    但是有一个由大臣和官员——布莱尔、库克、罗伯逊、格思里、坎贝尔和鲍威尔——组成的非正式的内部小组。坎贝尔是个很有影响力的人物，他密切参与英方在这次战争的行动——不仅仅负责媒体的活动。

    内阁中负责这次战争的主要论坛是国防和海外政策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每隔几天开一次会，常常是在召开内阁会议的同一天。

    会议由首相主持，参加的人物有：副首相约翰·普雷斯科特、财政大臣戈登·布朗与贸易和工业大臣斯蒂芬·拜尔斯。

    参谋长们也要参加，但是他们关注更多的是总的目标，而不是日常行动。

    真正的军事努力——决定哪儿是攻击目标，以及反复推敲在何处部署行动计划——是在几百英里以外比利时蒙斯的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做出的。

    在这个北约一位军官称为“安全控制环境”的核心的一个办公室里，坐着北约的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克拉克将军。从这个如果不是镶了木板则看上去会很平常的办公室里，他指挥着战场上的每一位空军、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士兵。

    隔壁的办公室里是他的副手、参加过海湾战争的英国老将鲁珀特·史密斯将军。

    克拉克与施瓦茨科普夫不同，施瓦茨科普夫只对布什总统负责，而克拉克必须与北约的19个成员国打交道。

    尽管他有行动指挥权，但是他必须向由19个军事常务代表组成、每人都有同等发言权的北约军事委员会报告。

    使得事情更为复杂的是，他还要听从政治主人——位于数英里之外的，一座大楼中的北大西洋理事会的调遣。该委员会由北约的19位大使组成，每个人都代表着自己国家的不同利益。

    如果这还不够复杂，那么克拉克还带有两顶官帽：除北约的这一顶外，他还是驻欧洲美军司令。

    作为美国的10位总司令之一，克拉克能与总统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直接联系。

    与施瓦茨科普夫不同的另一点是，施瓦茨科普夫被手下人亲昵地称为“这只熊”，而据北约的一位高级军官说，克拉克的手下人直称他为“长官”。

    每天上午，大约在格思里将军与下属通话的同一时间，克拉克也向他的指挥中心走去，他通过这个中心里的北约保密线路与战地指挥官们保持联系。

    他也用30分钟听取指挥空战的美国司令，以及指挥派驻在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的部队的两名英国将军迈克尔·杰克逊中将和约翰·里思中将的汇报。

    克拉克还必须费尽心思地将19个盟国的所有参谋人员的思想统一起来。他被认为是一名很精明的外交官，经常与格思里交谈。

    到目前为止，战争进行得像可能希望的那样顺利。当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不再向布鲁塞尔传送有关攻击目标的数据之后，有关北约的上层有间谍的报道看来得到了证实，然而对任何军事行动的检验都是在事情开始出错之后。

    既然是这样，今后重要的不再是电视会议和保密线路，而是操纵它们的人。这将不再是对技术的检验，而是对领导层的检验。

    北约炸弹从天而降

    北约空军在“盟军行动”中是主要的火力攻击手段，它在利用常规武器发动的这场对南侵略战争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北约空军高效发挥的一个必要条件是无线电子战，目的是为了制服对手的防空部队和手段，以及军事和国家管理机构。

    北约空军为确保地面部队行动而要完成的典型任务是：夺取并保持空中优势。

    为此，北约军事领导人设计了主要依靠空军并紧密协同从海上发射“战斧”式精确制导巡航导弹实施打击的“盟军行动”。

    北约司令部一开始就成立了一支由460架作战飞机组成的联合空军部队，其战斗飞行准备程度不低于90％-95％。

    北约空军对南联盟空军的一个决定性优势在于，北约空军的所有飞机携带的武器是各种导弹及可校正航空炸弹。例如，每架“旋风”式战斗轰炸机能够携带8枚精确制导的空对地导弹。

    参与“盟军行动”的美国第六舰队的战舰都装备有精确制导、飞行距离达1600公里的“战斧”式巡航导弹。

    所有这一切为北约空中和海上部队开展积极的进攻提供了现实可能，而南联盟空军及防空部队的实力和装备决定其只能进行消极、有限的防御行动。

    北约以空中进攻拉开了侵略的序幕，其目的是通过破坏航空基础设施（首先是机场）以及摧毁南联盟防空部队和装备夺取制空权，摧毁重要的军事和工业设施。

    在1999年3月24日最初对南联盟设施发动的空中密集打击中，总共投入了200-220架作战飞机及100枚“战斧”巡航导弹。在北约夺取了南联盟上空的制空权，特别是随着空中进攻行动的结束，北约空军逐步加强同发射海基“战斧”巡航导弹的海上部队紧密协作，开始了系统的作战行动，以摧毁贝尔格莱德、普里什蒂纳及南联盟其他几十个城镇的军事和民用设施。

    北约的空中打击使用的是高精确度武器和无人驾驶的空中杀伤武器，而且通常是在夜间进行。正是这些高精确度武器（包括“战斧”式巡航导弹）在夜幕中摧毁了多瑙河上的许多桥梁。在南联盟空防系统不是很有效的情况下，发射两三枚高精确度巡航导弹就可以摧毁大桥。这种适合夜间攻击100米以下目标的导弹不会受到拦截，尤其是在无线电干扰的情况下，南斯拉夫的地空导弹命中率很低。

    南斯拉夫防空力量较弱，防空系统还是七八十年代建立的，防空技术不够完善，无法对付现代化的空中目标；它也没有足够的部队和装备反击空中打击，特别是夜间和在受到强大的无线电干扰的情况下的打击。

    在南联盟军队击落F-117A之后媒体沸沸扬扬地说：F-117A飞机只是一种神话，就连过时的防空武器都能够打下它。这种看法没有充分估计到隐形飞机的危险性。

    隐形技术（美国的F-117A和B-2飞机）的优势在于不易被现代化的防空系统发现。它的可发现距离比普通飞机减少了2／3。如果这种飞机使用远程高精确度巡航导弹，那么任何现代化的防空系统的火力都无法摧毁它，即在它发射导弹之前根本无法发现它。

    北约是如何确定攻击目标的呢？

    第一步，侦察卫星和U-2侦察机监视塞尔维亚的地面部队，将全部情报转告给“喷气星”的巡逻飞机。

    第二步，“喷气星”利用这些情报发现和追踪南斯拉夫装甲部队的转移。雷达舰的侦察范围超过150海里，它们需要“普雷迪特”无人驾驶飞机提供更详细的情报。

    第三步，“普雷迪特”无人驾驶飞机能够对敌人进行侦察，取得重要情报，并通过卫星发给地面站和“喷气星”飞机，它可在24小时内从2.5万英尺的高空向地面站发送详细情报。

    第四步，将卫星、U-2侦察飞机、“喷气星”和无人驾驶飞机搜集到的情报发给“大力神”飞机，它是空中联合指挥中心。

    第五步，也就是最后一步，“大力神”飞机向北约飞行员发出攻击目标的指令。

    就这样，北约炸弹从天而降。

    战斗机坠毁驾驶员被救

    1999年3月27日晚8点45分刚过，在巴尔干半岛上，一架F-117A隐形战斗机坠毁，橘黄色的火焰升上黑暗的天空。飞行员凭着运气和技巧逃离飞机，藏了起来。与“夜鹰”一起飞行的北约飞机的飞行员紧急呼叫空中行动指挥中心，指挥中心通过保险的无线电频率把这个消息传给了在那个地区的几十名北约飞行员。

    这位中等级别的飞行员跳伞着陆的地点距飞机坠毁的地点约10英里以上。他驾驶的价值4300万美元的隐形飞机是在贝尔格莱德西北约35英里处坠毁的。

    几分钟内，在意大利的美国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的伞降救援小组投入行动。这是些非常善战的人，在空军363500人中仅有400名。他们从头到脚一身黑，另外还带着白天在南斯拉夫隐蔽可能需要的迷彩服。

    在近5000英里以外的华盛顿，国家安全顾问塞缪尔·伯杰在白宫向克林顿总统报告了这一消息。据白宫一位助手说，克林顿严肃地说：“有消息随时向我汇报。”

    接下来的七个小时里，伯杰、国防部长威廉·科恩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亨利·谢尔顿将军一直焦急地等待着。北约驻布鲁塞尔最高司令韦斯利·克拉克打来十几个电话，向他们通报最新情况。

    在飞机失踪的消息传出后，五角大楼的助手们一个小时之内就得知飞行员还活着。因为飞行员的救生包里都携带有呼救无线电信标。飞行员们还携带特制闪光信号装置，在白天可以喷烟，便于救援人员发现，在夜晚可以发出红外线信号，戴着夜视镜的救援人员也可以看到。飞行员们还带有经过伪装的器材，但必须防止敌军截获信号。

    午夜过后不久，躲藏了三个半小时的飞行员与救援人员联系上了，告诉他们周围有部队，正在迅速接近。于是，三架有特殊装备的空军MH-60G“铺路鹰”和MH-53J“铺路微光”直升机，以每小时150多英里的速度在树梢的高度搜索时，突然俯冲下来，迅速救起了这名飞行员。除了有些挫伤和在弹射时膝盖骨受了伤以外，飞行员身体状况良好。

    随同这些飞机一起执行任务的有一架或者几架专门为秘密特别行动配备的“黑鹰”直升机。在它们的上方是用于保护和特别监视的预警飞机，监视天空是否有米格飞机拦截。另外还有强击战斗机和电子干扰设备，准备对付塞尔维亚军队可能发射的高射炮或导弹。

    虽然救援地点周围的地区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南斯拉夫军队，但救援小组没有遭到敌人的袭击。凌晨3时45分，这些飞机在北约空中行动的掩护下，飞离南斯拉夫领空，回到波斯尼亚的图兹拉。

    三、战争背后的交易

    美国手中的牌

    在科索沃局势慢慢变得紧张起来时，白宫没有什么反应，当时克林顿正为莱温斯基案件所困扰。

    有一个人试图阻止奥尔布赖特想让战争升级的愿望，他就是桑迪·伯杰，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领导人。他的办公室离总统办公室只有几米远，每天上午9时15分他与总统见面，向后者介绍有关对外政策的重要情况。伯杰1972年就已认识克林顿，他们当时在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治·麦戈文的竞选班子中共事，后来麦戈文惨败给尼克松。

    一位白宫人士说：“其实，我们手里有很多牌，但就是不知道该打哪一张，我们甚至也不知道这些牌到底能不能用。我们一只手中有鲁戈瓦，另一只手中是科索沃解放军。奥尔布赖特越来越坚决地称要选择军事行动，而伯杰也越来越坚定地予以反对。一句话，我们差不多进了死胡同。”

    在1998年5月初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里，罗伯特·吉尔巴德第一次提到发动空袭的可能性，伯杰摇头表示反对，“在设想好接下来要采取什么行动之前，发出这样的威胁是一件很荒谬的事”。

    尽管与科索沃解放军的会晤并未公升进行，但推崇和平的科索沃阿族领导人鲁戈瓦最后终于得到了克休顿的接见。

    会见是简短的。惶恐不安的鲁戈瓦宣称，如果美国不为制止暴力升级进行紧急干预，科索沃将会直接走向战争。

    克林顿一副全神贯注的表情，一边听一边点头，然后回答说：“我们不会容许在科索沃发生类似于波黑的情况。”但是，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建议。

    但是，与科索沃解放军的秘密对话已经获得了美国人的青睐。

    有一个人非常了解科索沃解放军的性质、行径和目标，他就是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特尼特。他手中的报告把科索沃解放军描述成一个激进的组织，内部混有黑帮，从事毒品贩卖并用赚到的钱到黑市购买军火。同时，科索沃解放军被指责对塞尔维亚平民犯下了种族主义暴力。

    中央情报局的一位分析家说：“最大的危险是，如果支持科索沃解放军，我们可能会遇到同支持阿富汗圣战者一样的经历。我们为他们提供金钱并武装了他们。可是他们却走向内讧和伊斯兰激进主义。”

    中央情报局在阿尔巴尼亚和科索沃的情报人员发回的最新情报说当地的分离主义战士管理良好，几支科索沃解放军的部队成功地守住了科索沃南部的波杜耶沃。

    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负责人与科索沃解放军领导人在欧洲秘密接触，美国人建议提供欧洲制造的反坦克武器。特尼特和科恩向白宫提交了这些会见的详细的备忘录。

    伯杰和克林顿立刻给予否决。伯杰说：“想都不要想，这些家伙不是可以经常与之打交道的人。”美国总统同时要伯杰向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传递明确信息：“不要给叛军提供武器。”

    1998年末，局势恶化了，但此时美国当局好像无人做主：克林顿正被性生活的政治影响缠住无法脱身。

    在此期间，总统经常不在。他和帮他在参议院辩护的律师们在一起。不抱幻想的奥尔布赖特看着克林顿的办公室无奈地说：“我们像一群仓鼠一样绕着轮子打转。”

    1999年1月16日，还不到6点钟，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二号人物吉姆·斯坦伯格就被负责监督停火的外交官威廉·沃克尔的电话叫醒了。通讯线路不好，但仍能感觉到沃克尔的震惊和愤怒。他刚从科索沃南部拉察克回来，在那里他看到了45名被枪杀的阿尔巴尼亚人，其中大多数是老人，都穿着工作服，有人眼睛中弹，有人头部中弹，其中还有一个孩子。

    奥尔布赖特是从广播中得知这一消息的，她立刻给伯杰打电话。半梦半醒的国家安全顾问对国务卿说：“我不理解。中央情报局告诉我们塞尔维亚人不可能在春季之前发起攻势。”奥尔布赖特反驳说：“那么，正如您所见，今年的春天在科索沃来得比较早。”

    克林顿身边的人说，当克林顿“最终”开始全身心关注这件事时，他的信念来自于几天前奥尔布赖特向他阐述的推理。“米洛舍维奇国家主义政策的赌注主要是放在科索沃。因此西方应该深入到这一根本问题，以阻止他玩这张可以使他制造混乱的牌。”

    一位白宫人士说：“几周以来，为了让欧洲人和总统接受轰炸的构想，她把米洛舍维奇‘变成了魔鬼’，说他只懂武力这一种语言。”这也许是对的，但把事情弄得这么极端从来就不是一个有效的办法，至少在外交方面是如此。

    克林顿知道自己不能再后退了，但是正如他周围的人所说：“他在军队和战争方面都有问题。”

    越战期间他逃兵役，他向周围的人透露说他“欺骗”了军事机构。1992年被这位新总统接见时，军方负责人发现他难以正确地行军礼。为了弥补这个缺陷，他不得不上几堂专门的训练课。

    美国在索马里的失败和许多士兵的阵亡使他在战地派兵问题上很有保留。

    莱温斯基事件可能也使他同军方的关系更加复杂化了。军界希望保持高昂的士气，但是这位原来未服兵役、如今又与人通奸的三军总司令是否有足够的信誉让美国的年轻人到国外去送死呢？

    克林顿花了很多时间打电话，与布莱尔通话最多，当然也会和希拉克和施罗德在电话里商谈。一位白宫人土说：“我们临近了关键时刻，但这是一场真正的、总统和欧洲盟友比谁跑得慢的比赛。还没有任何人准备承认轰炸不可避免，有人认为武力威胁本身会比使用武力更有效。这是何等地盲目和是非不分呀！”伯杰在会上说：“不能没有过渡就从和谈失败一步迈到轰炸。”

    为了给以武力发言寻找借口，华盛顿派特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前往贝尔格莱德。

    米洛舍维奇平静、近乎冷淡的语气令它的对话者感到困惑，他提到塞尔维亚人民的历史和为了独立而进行的持续不断的斗争。

    来客把话题引到科索沃的悲惨事实时，他十分固执地加以否认：“所谓在科索沃的进攻是西方媒体的捏造，是科索沃解放军传递的错误信息；南联盟军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只是有一些孤立的、警察针对罪犯开展的行动。我们正在铲除犯罪的根源。”然后他又以近乎顺从的口吻说：“不管怎么说，你们美国人在朗布依埃的谈判桌上坐到了阿尔巴尼亚人一边。”

    在毫无成果的4小时会谈结束时，霍尔布鲁克建议次日进行一次新的会谈。3月23日上午，霍尔布鲁克问米洛舍维奇：“一旦我们离开这里，出了总统府的这道围墙，你是否对将会发生的事有一个明确而具体的想法呢？”

    米洛舍维奇用平淡的语气回答说：“是的。你们将轰炸我们。”

    “正是如此。”

    布莱尔的游说

    在对外宣布时，把这说成是一次“工作晚餐”，但是在会面中，他们围坐在白宫的沙发上，小口地咬着食物，讨论着战争的前景。并非因为情况严重才出现这种野餐的气氛。实际上，这是英美两国最高级会晤，时间是1999年4月21日黄昏时分，是在突然取代了计划中的北约50周年庆祝活动的北约战争委员会开会之前。

    托尼·布莱尔一天前飞抵华盛顿。比尔·克林顿想见见他。一位英国外交官说：“在总统讲话时要宣布许多事。这是他希望举行的一次会谈。”

    陪同总统的有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和国家安全顾问伯杰。几分钟之后，布莱尔展开了他的主题，这是他上台后在国际舞台上最引人注目的48小时的开始。

    他谈了出兵科索沃的必要，北约的信誉和未来，军事行动将会带来的一种新秩序——一种应该为人权观念和反对种族灭绝的斗争牺牲像塞尔维亚这样的红色国家的主权的新框架。

    通常被指责为对大表兄比尔俯首贴耳的布莱尔变换了角色。克林顿认真地听；奥尔布赖特听得更认真；伯杰没有像他们那样被打动。最后，布莱尔——无论是精心设计还是无意的——变成了北约中态度坚决的鹰派，华盛顿的某些人称他为“北约领导人”，尽管直到第二天他才获悉这一称谓。

    首先是《华尔街日报》，该报的社论版说布莱尔“在苦口婆心地说服犹豫不决的白宫同意（阻止种族清洗）这一问题上，应该得到一切能得到的帮助……布莱尔的英语在我们听来还不错。”

    然后是国会山，布莱尔受到了他从未想到会与之意见相投的议员们的热情款待。不仅是明显持支持态度的民主党盟友，如约瑟夫·利普曼和乔·拜登，而且新觉醒的共和党鹰派中持强硬观点的右翼议员也被克林顿态度的变化无常激怒了，他们急切希望继续打下去，直至这场战争打赢为止。

    新露头的共和党总统的希望人选、亚利桑那州的约翰·麦凯恩在国会带头游说要派遣地面部队，并称自己是鹰派政党的再生灵魂，他坚定不移地支持布莱尔的观点。

    麦凯恩的一位工作人员对记者说：“他来这儿太好了。他是了解世界领导人应该发挥的作用的人，如果北约打不赢，北约就不会再存在下去。这与一个对社会政策拿不定主意的总统形成了对照。当然，这也行——但是在战争与和平的时刻，这是不行的。”

    到4月23日最高级会谈开始时，布莱尔单枪匹马地确保了在北约的计划中留下西方对米洛舍维奇的塞尔维亚发动地面进攻的可能性，并且是在克林顿有保留意见、其它国家公开反对的情况下。

    布莱尔发现自己不仅能推动克林顿政府，而且还可以通过幕后操纵，争取更多的来自法国、德国，以及其它国家持怀疑态度的领导人站到自己一边来。

    4月23日那天，布莱尔发表了比任何一位领导人态度都坚决的讲话，他在讲话中回忆了丘吉尔的讲话，他说，制止科索沃的种族清洗是对北约成立50周年的“最好的纪念”。

    “布莱尔之周”是从4月20日在布鲁塞尔与北约秘书长索拉纳会晤开始的。布莱尔充满感情地告诉索拉纳，难民危机非常严重，空中打击能否成功不能肯定，因此北约不得不再次研究动用地面部队。他的国防参谋长查尔斯·格思里1998年夏天已经在这个问题上做了一些工作，五角大楼已经为“有限的入侵”和塞尔维亚的“安全”制定了详细的计划。但是，布莱尔认为，北约本身需要研究在不同情况下所需要的部队的规模。

    布莱尔仍然认为，要将武器装备不良、但是深藏在掩体中的4.3万塞族人赶出科索沃需要有20万人的军队。此外，如果北约不能很快开始制定应急计划，就会出现部队到秋天才能做好准备的危险，这样，在寒冷的巴尔干冬天开始之前几乎没有时间来打击塞族人。

    第二天，索拉纳正式宣布，他将重新调整北约派遣地面部队的方案，这一方案不仅包括发动塞族人会抵制的入侵，而且包括派遣部队。

    不仅在宣布重新审议方案上达成了共识，还达到了范围更广的重要的政治目的：这意味着最高级会议不需要暴露北约内部暗藏的裂痕。各方可以团结一致，支持重新审议方案；各方可以说，辩论不得不推迟到军方计划人员做出评估之后进行。

    最高级会议可以向贝尔格莱德发出明确的信息：经济制裁将更严厉，轰炸会越来越多地针对米洛舍维奇的权力基地。

    然后，布莱尔于4月20日晚些时候飞抵华盛顿，与克林顿共进计划外的“晚餐”。

    在这次会面中，他开始阐明关于人权和主权的更有远见的想法，这种想法成了他4月22日在芝加哥演讲的主题，演讲将当时还属于美国创新的概念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官员说：“这让你想起，成立北约是50年前由英国人首先提出来的。”

    神秘的幕后人物

    据欧盟和南斯拉夫官员说，同欧盟的重要领导人进行合作的俄罗斯高级官员在1999年5月开通了一条同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联系的秘密通道，这条通道在确保达成一项科索沃和平协议的过程中曾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条通道就是由瑞典出生的金融家彼得·卡斯滕费尔特开通的，是他第一次向南斯拉夫领导人透露了北约将最终解决科索沃问题的最后条件。

    米洛舍维奇、芬兰总统马尔蒂·阿赫蒂萨里，以及俄罗斯巴尔干问题特使切尔诺梅尔金6月3日在贝尔格莱德最终达成了和平协议，这件事情就发生在达成最后协议的几天之前。

    作为俄罗斯人和欧盟派出的特使，卡斯滕费尔特在幕后的经济外交方面有着出色的记录，他在过去的六年中曾成功地代表俄罗斯政府进行过经济方面的活动，特别是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的交易活动。

    卡斯滕费尔特在莫斯科得到俄罗斯政府官员们的信任，他同时在波恩也得到德国外交部副外长沃尔夫冈·伊申格尔和德国总理施罗德的对外政策顾问米夏埃尔·施泰纳和卡尔·凯泽的信任。后者在德国1998年的大选中曾担任施罗德的外交事务顾问，并担任德国对外事务协会研究所所长。

    卡斯滕费尔特还会晤了芬兰总统阿赫蒂萨里，以及总统顾问阿尔波·鲁西。他接着飞往索非亚，并在俄罗斯特种部队的保护下被送到南斯拉夫边界处——在那里，他通过了南斯拉夫安全人员的检查，并被送往贝尔格莱德。

    在他同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进行的单独会晤中，在他同政府部长和官员们的会谈中，以及他在北约空袭时在一个地下掩体中写成的一份长达六页的形势分析中，卡斯滕费尔特成功地说服了南斯拉夫领导人，使他们接受有必要结束这场战争——尽管结束战争的条件应该至少表明是作出让步，而不是投降。

    一位塞尔维亚安全人士说：“是他第一次向我们解释了事实真相。我们过去从来没有听过这些事情。”

    这位塞族人士说，这次北约交易提出的要点比朗布依埃协议提出的条件要好得多，这些要点对南斯拉夫总统在他同阿赫蒂萨里及切尔诺梅尔金的会谈中最终接受这项和平协议是至关重要的。

    他说，这些要点是，科索沃三年后将不举行公民投票，而朗布依埃协议就写明了这点；将派一支联合国部队，而不仅仅是北约的军队；不承认科索沃解放军，而朗布依埃协议中是承认的；俄罗斯军队是派驻科索沃部队的一部分，而在过去就没有明确提出这一点。

    但是，卡斯滕费尔特并没有谈及科索沃部队指挥系统的问题——而正是这个问题目前在科索沃引起了争论，因为俄罗斯继续拒绝从属于北约的任何部队，并继续占领着科索沃首府普里什蒂纳的机场。

    这位塞族安全人士说，曾经陪同切尔诺梅尔金和阿赫蒂萨里到达贝尔格莱德，以便进行最后的和平会谈的俄罗斯军官大发雷霆，因为他们受到排斥，也因为切尔诺梅尔金曾经同意让俄罗斯军队从属于北约部队。

    阿赫蒂萨里的顾问鲁西说，他可以证实，他同卡斯滕费尔特曾就这个问题进行了几次会谈，“而这些会谈往往是被安排在阿赫蒂萨里总统主持的主要会谈之外进行。我希望他将能够把信息转达给贝尔格莱德，以便促进达成协议”。

    在科索沃危机中一直担任德国政府顾问的凯泽教授说，他曾经把欧盟的立场转告卡斯滕费尔特。

    凯泽说：“同南斯拉夫人民的对话是非常重要的。卡斯滕费尔特曾经给我打过几次电话，把一些重要的信息告诉我，然后我再转达给德国政府。”“自那以后，我们对结构性问题有了一个深入的了解，而我们要达成协议，加强对这些问题的了解是至关重要的。”

    斯大林别墅里的三人会议

    在莫斯科郊外的乡村里，封闭的小路和老一代共产党高官的克格勃警卫被新贵们面无表情的私人保镖所取代。在那里坐落着一所乡间别墅，它有着绿色的金属大门，身穿军装的特种部队，还有那过去不祥的名声。

    1999年5月28日上午，两支车队开进约瑟夫·斯大林的这座别墅大门。一支车队里坐着美国副国务卿斯特罗布·塔尔博特。塔尔博特酷爱俄罗斯历史，在他还是中学生时，他写下了关于普希金和俄罗斯之灵魂的散文；1969年在牛津大学读研究生时翻译了赫鲁晓夫的秘密回忆录。

    另一支车队中坐着欧盟的科索沃特使、芬兰总统马尔蒂·阿赫蒂萨里。别墅里住着一位亿万富翁。国营俄罗斯天然气公司前老板、俄罗斯前总理维克托·切尔诺梅尔金被鲍尔斯·叶利钦挑选为俄罗斯的谈判代表。

    切尔诺梅尔金将两位客人引进一个小房间，内有一张桌子，周围有3把椅子。在两人落座时，切尔诺梅尔金拉出了第4把椅子。“这是米洛舍维奇的，”他说。“我们无论在这里讨论什么，我们最好别忘了他也是这次讨论的一部分。”

    塔尔博特在第二天回到布鲁塞尔北约总部透露会谈情况时说：“讨论中，我们不时地转向那把空椅子，问道‘他将会怎么做？’米洛舍维奇会有什么反应？”

    在斯大林别墅会谈的当天似乎没有任何结果，只是到现在，那次会谈才显示出它是通向和平的关键，因为它让切尔诺梅尔金相信了下面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美国人和北约不会放弃已经提出的条件。塔尔博特强调说：“我们的底线是，所有塞族人，或者说几乎所有的塞族人，必须离开科索沃。他们必须由明确由北约指挥、北约为核心的国际维和部队来接替。就这么定了。在这些问题上没有妥协。不存在与贝尔格莱德的谈判问题，我们不同米洛舍维奇谈判，只有一种表达方式：轰炸。”

    切尔诺梅尔金认识到的第二件事是，鹰派与鸽派之间没有分歧，美国人与欧洲人之间没有莫斯科可以利用的真正分歧。

    这一点让这个俄国人深感意外，他曾认为阿赫蒂萨里总统的态度会比较温和一些。芬兰在整个19世纪一直被俄罗斯占领，1939年，斯大林又入侵了芬兰，它已经学会了如何用近似天才的手段玩保持中立的游戏。芬兰是没有加入北约的4个欧盟成员国之一，人们猜想它会扮演调和的角色。

    但是，阿赫蒂萨里没有那么中立，他是曾经担任美国驻芬兰大使、塔尔博特的姻亲德里克·希勒的密友。阿赫蒂萨里出生在俄罗斯的维堡，当时这个小镇还是芬兰的边境小镇，1939年斯大林进军这里时，还是孩子的他和家人逃离了那里。

    在别墅里，切尔诺梅尔金提出三条建议，他说，这三条建议足以说服米洛舍维奇接受在波恩召开的八国外长会议通过的和平条件。

    第一，俄罗斯军队接管科索沃北部地区。塔尔博特拒绝了，称这可能会形成科索沃的分治，与八国原则相抵触。

    第二，尽管切尔诺梅尔金认为他可以说服米洛舍维奇接受一些北约部队，但这些部队除了来自中立的芬兰和瑞典，或许应该来自没有参加轰炸的希腊和葡萄牙。英国和美国部队会使米洛舍维奇无法接受。

    塔尔博特说：“不行。”北约军队同属一个指挥系统。不分国家。然而，这位克林顿旧日的牛津大学室友注意到，这是俄罗斯第一次接受北约派驻部队的原则。

    随后，切尔诺梅尔金进行了貌似恳求的威胁。这是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关键时刻。他强烈希望建立伙伴关系，得到西方在经济上的友好表示，但是俄罗斯对资本主义和北约轰炸的失望会让俄罗斯重新回到长久的敌对情绪中。这是最后的机会——如果三个人不能就共同立场达成一致，那么他将不得不退出谈判，俄罗斯将放弃它的和平努力，莫斯科的反西方人士将主宰一切。为了米洛舍维奇，值得吗？

    然后，切尔诺梅尔金提请这位芬兰人注意，说他同意北约部队必须是维和部队的一部分，与俄罗斯军队一样。但是这一切必须得到联合国的授权。

    作为联合国的一名前外交官，阿赫蒂萨里肯定应该同意这一点。但是，这位芬兰人提醒说，实际情况是只有北约有能够确保维和部队发挥作用和组织难民返回家园的军队以及后勤和指挥系统。

    切尔诺梅尔金单独飞往贝尔格莱德，中途作了暂短的停留，他告诉叶利钦，北约，或者说是欧洲人的态度没有变化，不过，切尔诺梅尔金说，在原则上有两点重大突破。第一，塔尔博特同意，一些塞族军队可以留在科索沃，保护塞族的修道院和纪念性建筑；第二，那位芬兰人和美国人同意让俄罗斯军队扮演“重要角色”。

    到了贝尔格莱德，切尔诺梅尔金听到了有关米洛舍维奇住院的传闻——病因说法不一，有的说中风，有的说心脏病，也有的说是精神失常。他对这位塞族领导人说，西方的这两项“让步”或许足以根据八国会议的条件达成协议了。米洛塞维奇会同意吗？

    米洛舍维奇对亲西方的切尔诺梅尔金不信任，因为这个俄罗斯人在中国大使馆被炸后取消了贝尔格莱德之行，转而飞往北京，然后又返回莫斯科会见塔尔博特。南不管部部长戈兰·马蒂奇说：“切尔诺梅尔金只是想让俄罗斯重新博得西方的欢心。”

    然而，米洛舍维奇同意按照八国会议的条件达成协议。美国人认为，他这么做是因为前方的消息很糟糕。直到切尔诺梅尔金来到贝尔格莱德，米洛舍维奇才最终认识到北约1200架飞机对他在科索沃的军队意味着什么。

    但是当切尔诺梅尔金打电话给塔尔博特和阿赫蒂萨里，说米洛舍维奇同意八国会议的条件时，他们说这还不够。米洛舍维奇的报纸仍然坚持说要在科索沃保留1万人的塞族军队，并且拒绝接受英国和美国军队。

    这时，叶利钦介入了。5月30日，他打电话给切尔诺梅尔金，让他与新总理谢尔盖·斯捷帕申会晤，并说他希望按照北约可以接受的最佳条件达成协议，只要能迅速停止轰炸。

    切尔诺梅尔金安排了另一次会晤，在波恩，当施罗德总理打电话给阿赫蒂萨里表示愿意提供会晤地点时，这位芬兰人提醒说，他看到切尔诺梅尔金情绪很高，并告诉这位芬兰人“他97％地肯定我要同他一道去贝尔格莱德”。

    彼得斯贝格的会晤延续到清晨4点。每一项重要问题都达成了一致意见——塞族人撤出，象征性地返回“几百人”作为联络人；联合国授权，维和部队以北约军队为主，只有一个问题没有谈妥。与切尔诺梅尔金同行的俄罗斯军事顾问拒绝由北约指挥和控制维和部队。

    切尔诺梅尔金试图寻求妥协，提议由一名中立的最高指挥官，一位芬兰将军，根据联合国的授权执行任务。

    切尔诺梅尔金对阿赫蒂萨里说：“我希望你明天与我一同去贝尔格莱德见米洛舍维奇，将这个计划交给他。我相信，这一次会使战争结束。这是米洛舍维奇接受我们八国会议原则所需要的一种姿态。这是他能接受北约部队的。”

    阿赫蒂萨里拒绝了。美国人是不会接受这种协议的，北约的欧洲成员国也不会接受。宣称北约的使命和轰炸行动是“必要和有正当理由”的，欧盟现在不打算采取不同的政策。

    6月2日清晨4点，暂时休会。上午9：15，当他们再次开会时，切尔诺梅尔金试图给叶利钦打电话，但是没有打通。他发表了自己的不同意见。他拒绝了与他一道的俄罗斯将军的意见，接受了芬兰总统的建议，将指挥权的安排问题留到北约与俄罗斯进一步协商时讨论，并将他们不同的看法写入了补充说明。

    这种共同的立场足以让这位俄罗斯人和芬兰人前往贝尔格莱德了。然后，塔尔博特向白宫和北约通报说，他认为他们可能会从米洛舍维奇那里得到一项有条件的协议——俄罗斯将军也可能会说服叶利钦撤消对切尔诺梅尔金的授权。

    这位俄罗斯人和芬兰人由波恩前往贝尔格莱德的飞机因北约的空袭推迟了。当他们抵达贝尔格莱德时，他们被直接带去会见米洛舍维奇，阿赫蒂萨里宣读了条件。他强调说，这是他们愿意提供的惟一协议。他无权修改，米洛舍维奇的选择是现在就接受，或者遭到更多的轰炸——可能还有地面进攻——以后再接受。

    米洛舍维奇提出两个问题。是联合国在科索沃行使权力还是北约？阿赫蒂萨里说，是联合国，但是北约拥有行动指挥权。第二个问题是，贝尔格莱德拒绝的朗布依埃文本是否仍然有效。阿赫蒂萨里说，它已经被八国协议取代。坐着的米洛舍维奇向后靠了靠，微微一笑。

    情况就这样。没有问题，没有争论，他被作为战犯起诉的问题只字未提。

    精疲力尽的阿赫蒂萨里去睡觉了，丢下一句话：无论塞族人作何决定，最好快一点。他最迟第二天下午4点离开。

    那天晚上，米洛舍维奇召集他的顾问和其他塞族政治领导人开会，他们同意第二天召开议会特别会议。这时，阿赫蒂萨里意识到这是事情成败的关键时刻。米洛舍维奇需要政治托辞，无论是接受，还是拒绝。

    阿赫蒂萨里和切尔诺梅尔金在第二天早上醒来时发现，这位南斯拉夫领导人已经召开了塞尔维亚议会会议。

    塞尔维亚总统米兰·米卢蒂诺维奇首先在会议上发表了10分钟的讲话，解释了这项和平协议等同于塞尔维亚胜利的原因。

    贝尔格莱德时间下午1点，在议会批准这项协议之后，米洛舍维奇和他的外长日瓦丁·约万诺维奇会晤了这两位特使。这位塞尔维亚领导人对阿赫蒂萨里说：“南斯拉夫接受你带到贝尔格莱德的这项和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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