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日下午，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颁奖大会，给参加研制核武器的科技工作者颁奖。其中获得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的是一位身材高大、头发花白、年过花甲的老人，他就是邓稼先。
接着《解放军报》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两弹元勋邓稼先》，直到这个时候，十亿中国人民才知道他们有一位天才的科学家，祖国才能让全世界也知道他们有这样一个了不起的儿子。
可是人们哪里知道，这位功勋卓著的科学家，已经患了晚期癌症，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然而他的业绩，与中华民族的振兴，祖国的强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甚至他的业绩要超过美国的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苏联的原子弹之父库尔恰托夫。也超过美国的氢弹之父泰勒和苏联的氢弹之父萨哈罗夫。
到了1986年，邓稼先已经担任了九院院长职务，为中共中央委员、人大代表。他主持了我国原子弹的理论设计、和于敏同志一起又主持了氢弹的理论设计。他还致力于核武器的改进、发展工作，在氢弹的实战化及新的核武器的重大原理突破与研制实验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在我国当时已经进行的32次核试验中，他亲自在现场指挥的就有15次。在他所率领的九院——核武器研究院的不断冲刺中，已经赶上了两个超级大国，他们有的核武器，我们不但有，他们没有的，我们也有了，而且正在研制第二代新型的核武器。就是住进了医院，邓稼先还在为研制新型的核武器在不断地操劳。
在世界各国的核武器科学家中，能够坚持28年的研制工作，而且从一而终，直到患了不治之症还在拼命工作的人是少有的。邓稼先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是因为，他为了民族，为了祖国的强盛，没有丝毫私心的表现。正像有句俗语所说的，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深知搞这项工作经常要接触放射性物质，可是，他一旦工作起来，就忘掉了致癌一说，全身心地投入工作，直到圆满完成工作任务为止。
进入80年代之后，他的身上已经存留不少放射性毒物，他的心里是非常明白的，所以他就争分夺秒地干工作。他内心深处，时时闪现出要告别这个世界的前兆，在紧张的工作间隙，总要怀念过去，他最眷恋的仍是他的工作，和他所接触过的一砖一瓦。
1984年的秋天，在进行了一次成功的核试验之后，邓稼先非常高兴。这一天，恰恰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20周年。他乘车来到当年的试验区，想要去看一看托着原子弹爆炸的那个铁塔。九院医务所有一位年轻的李医生是他的好朋友，邓稼先特意邀请他，和他一起去。过了不久，他俩就来到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漫步。
邓稼先又见到了当年所主持设计的原子弹爆炸后的杰作——弯曲的铁塔，烧死的骆驼刺，化成铁水的飞机、坦克、汽车残骸，变成玻璃砖模样的沙子和石块……这一切都拨响了他的心弦。他向李医生兴奋地讲起当年种种情景，而且触景生情，唱起了穆桂英探栈道的一段京剧台词：
“狂风惊沙扑人面，
雾迷衰草漫无边……”
听了这段台词，使人会联想到当年核试验时的惊险场面。
他们在爆炸中心，还看到一个石碑，上面刻着张爱萍将军的亲笔题字：
“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首次核试验爆心。”
李医生问：“老邓，原子弹在空中爆炸时是什么样？我只看过《人民画报》上的照片，就是个大蘑菇，似乎不怎么样？”
“空爆太好看了！”邓稼先滔滔不绝地说起来，“点火之后，先是看到空中出现奇异、壮丽的闪光，然后是惊天动地的雷声，隆隆地响起来……”
“像打雷一样吗？”李医生插话道。
“比你听到过的所有雷声都要大，好像都有些震耳朵。”邓稼先回答道，“接着就看到一股巨大的烟柱，笔直的升起来，一会儿就变成一个蘑菇状的大火球，悬挂在高空，放射出极其耀眼的光芒……”
“像太阳吗？”李医生又插话道。
“比太阳要亮几十倍甚至几百倍，所有观看空爆的人一定要戴上特制的防护墨镜，否则你的眼睛要受不了的。”邓稼先解释道，“最后大火球在空中变成了像一把大黑扫帚一样，把原先天上飘着的白云一扫而光。小李，你知道吗？空爆好看得很哪！”
“老邓，下次再有空爆，让我来亲眼看一看行不行？”李医生哀求道。
“你恐怕没有这个眼福了。”邓稼先非常遗憾地说道，“从80年代中期开始，我们为了减少大气污染，都改成地下核试验了，况且我们的核武器都已经小型化，再搞空爆试验也没有必要了。”
看过铁塔，邓稼先非要到地下防护洞去看一看，一边走，一边对李医生说：
“原子弹爆炸对人类的危害是很大的，所以在空爆的同时，我们还进行了一项地下防护试验。毛主席不是说过：‘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吗！我们在靶心地下几十米处，挖了很长一段深洞，里面放进去狗、猴子、兔子和老鼠等等，爆炸过后，这些动物安全无恙。有几只猴子现在还活着，什么病都没有。看来，原子弹、氢弹并不可怕，只要防护措施得当，什么事都没有。”
他们钻进洞里，仔细观看，里面温度很高，好像浴池一样，有被热气蒸闷的感觉。李医生说：
“我们赶紧出去吧。”邓稼先一边往里走一边说道：
“不忙，不忙，这里好好修一修，加上空调设备，有了电灯、电话，就会和大宾馆一样，住上一年半载也不会憋闷的。”
邓稼先在防护洞里走得很远，又从里面取了几块岩石，准备带回去研究。
过了几天，是个假日。邓稼先找到李医生说道：“小李子，今天似乎是有些寂寞，我领你找一个好玩的去处好不好？”
“咱们这里没有歌舞厅，哪里有什么好玩的地方？”
“有哇！”邓稼先兴致勃勃地说道，“比歌舞厅好多了，就是博斯腾湖呀，咱们游泳去好不好？”
“不行，不行！”李医生拒绝道，“那里水太深，非常危险，你是院长，又是中央委员，我怎么能陪你到那里去。”
“你呀，就是胆小怕事，跟着我走，没错。人活一辈子，不到博斯腾湖玩玩，是终生的遗憾。”
在邓稼先再三怂恿下，李医生陪着邓稼先乘一辆吉普车，朝博斯腾湖方向驶去。
从新疆试验场基地马兰到博期腾湖的路程有几百公里，他们乘车一个上午就到了。只见绿树丛中是一望无际的碧蓝碧蓝的湖水。湖水蓝天相接，分不清那里是水，那里是天。邓稼先说道：
“真是‘秋水共长天一色’呀！”
“这个湖有多大？”李医生问道。
“大概有一千多平方公里，云南有个滇池，号称方圆八百里，它比滇池大一倍还要多。”
“博斯腾是什么意思？”李医生又问道。
“是维吾尔语‘绿洲’的意思。它是新疆最大的淡水湖，昨天晚上咱们吃的新疆大头鱼，就是这里的名特产。”
他们一边闲唠，一边脱了衣服，跳到湖里游起泳来。他们在湖水中畅游，正在得意忘形的时候，李医生发现远处有几个小黑点向湖边走来。
“坏了。”李医生道，“可能是警卫部队来了。”
他们俩迅速跑到岸上，穿好衣服。恰好警卫营副营长，率领几个战士乘车也来到湖边。副营长把李医生好顿训斥，说他不应当陪邓院长到这样危险的地方来，如果出现意外怎么办？副营长的批评，使他俩无话可说，只好乖乖地随着警卫部队返回试验基地。
1984年6月25日，是邓稼先60岁大寿，他自己清楚地记得这个不平常的日子。要是在家里，许鹿希和孩子们会庆祝一番，买上大蛋糕，插上生日蜡烛，孩子们高唱“祝你生日快乐”歌，而在试验基地，都忙于工作，就没人给你过生日了。可是凑巧这邓稼先一天，在基地会议厅里，科学家们举行学术报告会，请邓稼先参加，主持者还请他上台讲几句话。邓稼先是个不愿出头露面的人，也羞于在大庭广众面前讲话，这次他欣然上台，侃侃而谈，使很多青年科学家感到很惊讶：“老邓今天是怎么的了？”
他说“我今天听了大家做的学术报告，很高兴，很激动，通过这个报告会可以看出，目前，我们九院关于核武器理论的研究，在世界上是一流的，正像我们国家拥有核武器一样，也赶上了或正在赶上世界某些大国的一流的核武器。为此，我要感谢在座的各位中青年科学家，你们是九院的骄傲，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这是我高兴的原因之一。我们是不是永远无休止地去搞这些研究呢？我想，不是的，如果没有超级大国在那里挥舞核大棒，我们根本不需要去研制这些玩艺儿，我们应当精心研制的是原子能发电，原子汽车、原子飞机，原子火车……就是和平利用原子能。可是有人在那里拿着核大棒在耀武扬威，想要你俯首称臣，还要侵占你的家园，怎么办？我们不得不以燧人钻木取火的精神，钻出神州核火，并使每次核试验爆出的火球闪射出华夏民族的光彩。这样，挥舞核大棒者的威风，就该收敛一些了，我们国家也就安全多了，世界也就太平了许多。这里有我们九院的功劳，也有在座的各位科学家的功劳，这是我今天高兴的原因之二。我们九院的科学家，既然能自己创造出所谓造物主迄今未释放过的强大无比的能量，当然，也能使这股科学能量促进祖国以最快的速度运行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轨道上，奔向繁荣富强的未来，这是我今天高兴的原因之三。记得，德国有一位核物理学家叫魏茨塞克的，当1945年美国在日本投下原子弹之后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们这一行人，像玩火的孩子一样，真没想到会造成一场火灾。’这句话说得意味深长；而我们呢，则是把造成那场火灾的核火，变成黑夜中的太阳，要照亮世界，我们的科学家都是制造太阳的天神。所以，我要向诸位太阳神，致敬！……”
邓稼先的即席讲话之后，会场里爆发出热烈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会场里，一位中年科学家和他的一位同伴说道：
“今天老邓头怎么这么高兴，是不是还有别的喜事？喂，今天是几月几日？”
“6月15日呀！”那位同伴回答道。
“是什么纪念日吗？”
“噢，我想起来了！”中年科学家恍然大悟道，“老邓头是1924年生人吧？6月15日是他的生日，今天是他60华诞啊！”
等他们搞明白时，会议已经结束了。他们又约一些人追到邓稼先的宿舍，向他祝寿，并说：“真正的太阳神是老邓，祝太阳神生日快乐，永远为祖国、为世界放射出灿烂的光辉！”
几十年来，邓稼先为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从不居功自傲，而是谦虚真诚，平易近人，和群众打成一片，他曾经和不少人说过，我最怕出头露面，只愿踏踏实实默默无闻地做一些实际工作。
那一年，邓稼先参加了党的十二大，他是代表，还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十二届中央委员。从北京回来后，有位工程师叫他邓院长，他当即捶了他一拳问道：
“为啥不叫我老邓了？”
“我想，你……”工程师吱吱唔唔地说道，“再像以前没大没小地叫你老邓，有失体统，所以就改口叫你院长。”
“你呀，想得太多了。”对这位工程师笑着警告道，“敢再叫我院长，我就捶你两拳。”
还有一年，他陪同四川省领导去九寨沟，省领导向当地干部介绍说：
“这位是邓稼先同志，是研制原子弹、氢弹的九院院长，我们国家的大科学家，请他讲两句话吧！”
“没什么可讲的………”邓稼先竟紧张得额头冒汗，脸色煞白，半天讲不出话来。
还有类似的事情，出现在周总理主持的专家委员上。那是在一次重大的核试验前，他去向周总理汇报试验前的准备情况，因为是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有点紧张，说起话来有点哆嗦。周总理一听，笑道：
“稼先同志，我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有高血压，你这么一哆嗦，就把我们的血压给哆嗦上去了。”
一句话逗得邓稼先笑了。他马上放松下来，整个会议室的气氛也轻快了。这样，他才从容不迫地将工作汇报完。
邓稼先当上九院院长之后，他从不以领导自居，处处以普通劳动者的身分严格要求自己。一天，天气很热，他急于去远方的研究所参加课题讨论，见一辆崭新的空调面包车停在车库外面。他好奇地上去坐一坐，感到很凉爽。问警卫员小王道：
“这是哪个单位的车？”
“院里刚买来的。”小王回答。
“这车很好。”邓稼先高兴地说道，
“你去问一问车队队长，我坐这辆车去研究所可不可以？”
“你是院长，想坐就坐呗。”小王笑道，“问队长干什么？”
他一听“院长”二字，立即跳下车，对着小王说道：
“这个车我不能坐，还是赶班车去吧。”
每当回北京办事，他从来都不向二机部要车，而是买一张月票，去挤公共汽车。他认为这样做心里非常踏实。甚至当他患病之后，身上挂着引流瓶，还是严格要求自己不搞特殊化；上街时，从来不要车，而是坐公共汽车。这是他的习惯，也是他的个性。这样，就使他和群众贴得很近，成为他们的兄长和知心朋友。
1985年7月到1986年7月，是邓稼先生命的最后一年，他已经感到自己在世界上活着的时间不多了。在这一段时间里，从许多事情中，显现出他人格的可贵，精神境界的高尚。他想到的都是工作、是人民和国家，唯独没有他自己。
1986年7月15日，万里代总理到30l医院看望邓稼先，告诉他，国务院决定授予他全国劳动模范称号，两天后，李鹏副总理来到病房，授予他全国劳模的奖章和证书。这一天，邓稼先服了加倍的止痛药，穿上他平时最爱穿的灰色中山装，刮了胡须，将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他诚恳地对李鹏副总理说道：“核武器事业是成千上万人的努力才能取得成功的，我只不过做了一部分应该做的工作，只能做一个代表而已。”
李鹏对他说道：“党和国家非常感谢您这些年来在核工业、核武器方面做出的贡献，您说的也对，这个事业当然是千百万人的事业。但是，我们也充分地估价您在这个核武器事业中做出的贡献。”
最后，他致词，感谢党和国家对他的关怀，并向党保证：
“我今天虽然身患疾病，但我要顽强和病痛作斗争，争取早日康复，早日做些力所能及的科研工作，不辜负党对我的期望。”
在他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国防科工委、核工业部、九院的有关领导和职工，都关心他的病情，纷纷前来探望，希望他的病情能够好转。四川省委的领导还请有经验的治癌专家从成都来为他治病。
可是千万人伸出的双手，终于未能挽留住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们中华民族的英雄——邓稼先。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终因全身大出血，在他女儿典典的怀抱中，与世长辞，终年62岁。
在临终前，只说了一句话：
“我——死而无憾！”
是的，邓稼先为我国的核武器研制奋斗了一生，他不仅主持设计了原子弹、氢弹，而且还取得了新型氢弹和第二代核武器等等一个又一个辉煌的成果。正像他28年前所说的，他为此而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是值得的。
邓稼先除了获得1986年的两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之外，还获得1982年的全国自然科学一等奖；1987年和1989年的两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1984年，他被评为国家级中青年有突出贡献的专家；1986年7月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荣获国家“七五”期间第一枚全国劳动模范奖章。
1986年8月3日，在北京八宝山公墓礼堂举行了追悼大会。张爱萍将军致悼词。他说：
“邓稼先同志为我国的核武器研制事业兢兢业业，呕心沥血，孜孜不倦地奋斗了28年。他是我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立下了卓越的功勋；接着又突破了氢弹技术难关，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为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增强我国的国防力量，保卫世界和平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邓稼先同志是一位理论物理学家，他不仅有深厚的理论基础，而且有广博的实验、技术知识，他对核武器这个多学科的庞大系统工程有全面的了解。他勇于开拓，富有探索精神，他不仅是一位善于把理论和实际相结合、把科学和工程技术相结合的科学家，而且是一位出色的科研工作组织领导者。
“他的名字虽然鲜为人知，但他对祖国的贡献将永载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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