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阳市秦都区军事志-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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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咸阳市秦都区地处南(终南)北(九嵕)二山之间,中贯渭水,世称八百里秦川之腹,为西北首府西安西出之咽喉,陇海、咸铜铁路和西兰、咸榆、西宝公路交汇于此,交通发达,地势扼要;加之山河壮美,景色秀丽,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

    古人云:“秦中自古帝王州。”“秦地最胜,尤为咸阳,披山带河,金城千里,可定王业。”两千多年前,秦王朝在咸阳建都后,呈现一派繁荣景象,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秦都咸阳闻名中外,历史源远流长。早在五六千年前的原始社会,秦都这块土地上,已有先民们繁衍、生息。考古发现的境内最大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尹家村遗址,是原始社会先民生活的见证。

    从夏代开始,秦都属《禹贡》九州之雍州。公元前21世纪是周王季的封地之一,称程伯国。周灭商后,又为文王十五子姬高的封地,称毕国。之后,秦襄公因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受赐岐以东之地,本地遂为秦国所有。

    历代秦王为了实现其宏图大略,出于战略上的需要,曾将都城九次迁徙。公元前350年,秦孝公由栎阳西迁,将咸阳定为秦的都城。汉高帝元年(前206),秦都改名新城,汉高帝七年(前200)划归长安。汉武帝元鼎三年(前114),又更名渭城,属右扶风。晋时,设灵武县。后赵时,更名为石安。前秦时,将长陵邑改为咸阳郡,并辖灵武县。北魏太和十二年(488),移咸阳郡于泾水之北,即今泾阳县址。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废咸阳郡,开皇九年(589)改泾阳为咸阳。开皇十一年(591)将治城迁至今咸阳市东郊古杜邮亭。唐武德元年(618),恢复咸阳县制。五代、宋、金皆称咸阳。元初一度将咸阳并入兴平,不久又恢复咸阳县建制。明洪武四年(1371),将城址迁至渭水驿,即今咸阳市老城,隶属西安府。清时亦称咸阳,仍隶属西安府。民国三年(1914),属关中道,后来直属陕西省政府。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后,隶属陕西省第十行政督察专员公署。1949年5月18日咸阳县解放后,隶属陕甘宁边区咸阳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1952年5月改属咸阳专区。1952年12月,分咸阳县城区设咸阳市,与咸阳县分治。1958年12月将咸阳县并入咸阳市,后归咸阳专区管辖。1966年8月改属西安市。1971年10月复属咸阳地区。1983年10月,咸阳地区改为省辖市,原咸阳市易名秦都区(县级)。1986年12月,分秦都区增设渭城区。

    咸阳市秦都区军事交通便利,西兰公路、西宝高速公路、咸榆公路与陇海铁路、咸铜铁路四通八达,既方便军事运输,又能使部队迅速挺进和撤退。解放战争时渭河便桥、两寺渡、麻寺渡等渡口曾是堵敌南逃的重要关隘,中五台、吴家堡、铁江咀、沈家村、河南街、龙泉坊等处皆为咸阳阻击战中击退国民党军队马继援、马鸿逵部的中心战场和军事要地。

    咸阳市秦都区自古以来人文荟萃,英才辈出。仅军事方面的就不计其数。战国末期,秦以咸阳为都,兼并六国,统一天下,曾经涌现出不少诸如白起、王翦、蒙恬等杰出将领;汉魏以降,以至隋唐,咸阳一直为京畿之地,更是战将如云,仅平陵窦氏家族就诞生过窦融、窦宪、窦轨等十余个闻名史册的大将军。历代以来,在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许多仁人志士挺身而出,英勇奋斗,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如辛亥革命中的王士骥、董毓秀、程星伍,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巾帼英雄方鉴昭,革命烈士杨恒苍,优秀共产党员刘愿庵,以及“抗日县长”徐国华等,他们都是秦都这片热土上养育的优秀儿女,是秦都人民的骄傲和荣耀。

    咸阳市秦都区流传着许多脍炙人口的历史故事,如商鞅变法、荆轲刺秦、完璧归赵、细柳劳军等,同时还有号称“关中八景”之一的天下第一渡——“咸阳古渡”。改革开放以来,秦都区所在地咸阳市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继被公布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之后,又先后被评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和中国魅力城市。为了激励人们缅怀英烈伟绩,继承先辈遗志,建设美好秦都,多年以来,中共咸阳市秦都区区委、区政府和人民武装部在不断修缮龙泉坊、河南街革命烈士陵园的同时,坚持开展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活动。

    2000年,咸阳市秦都区被评为全国“双拥模范城”。

    自从有文字记载以来,被誉为“膏腴之地”的千年古都——秦都,发生了无数起重大战事。

    公元前350年,秦自栎阳迁都咸阳后,秦孝公在这里支持商鞅两次实行变法,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军事实力扩充更快,关东(函谷关以东)诸国,无不恐惧。嬴政继位后,由于年纪尚小,不能亲政,国家实权被吕不韦等人掌握,形成了以吕不韦和嫪毐为主的两大政治集团。

    嬴政为了掌握朝廷实权,实现远大抱负,到亲政年龄时,他借机果断地一举诛灭了吕不韦、嫪毐两大政治集团,延揽尉缭和李斯等一批士大夫,采用了远交近攻的策略,仅以10年的时间,灭了时称“战国七雄”中的齐、楚、燕、韩、赵、魏六国,结束了长达数百年的群雄割据局面,第一次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帝国。秦始皇以封建地主阶级的最高代表人物,第一次在咸阳登上了政治舞台。咸阳成为秦朝在全国最高的军事指挥部。秦始皇为了保其江山永固,又诏示全国,将散落民间的兵器收来咸阳,铸成每个重千石(折合现今约3万公斤)的铜人12个,立于咸阳宫门。他在坚持“废分封”“行郡县”的同时,实行车同轨、书同文,并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北筑长城,南开五岭,兴修驰道和直道,采取了一系列巩固统一的举措。但在晚年,他大兴土木,营造骊山陵墓和阿房宫,严刑苛法,民不堪命。秦二世继位后,统治更加残暴,使劳苦大众不堪重负。

    公元前209年,终于爆发了陈胜、吴广领导的秦末农民大起义。起义席卷大半个中国,每到一处,农民纷纷投军,队伍日益壮大,并建立了政权,国号“大楚”。轰轰烈烈的秦末农民起义,沉重打击了秦王朝的统治。公元前206年末,刘邦率军攻占了秦的都城——咸阳。随后汉王刘邦与西楚霸王项羽进行了长达四年的“楚汉之争”。由于咸阳紧邻京师长安,历来战事不断。最为惨烈的是唐代的陈陶斜之战。公元755年,安禄山、史思明起兵反唐,唐玄宗西逃。太子李亨北上灵武登基。次年,宰相房琯请缨率兵平叛,他刚愎自用,只会纸上谈兵,结果在位于咸阳原的陈陶斜与叛军交战时大败,以致诗人杜甫发出了“孟冬十月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的哀叹。

    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1911年10月26日,陕西革命党人派咸阳籍中国同盟会会员董毓秀和王士骥率领新军30余人由省府西安直驱咸阳县城,行至县府门前鸣枪三响,震动全城,县政府官员闻风逃跑,咸阳光复。遂组织咸阳商团,维持街市秩序;动员商人开店营业,社会日见安定。不久,新的县政府成立。陕西举义后,清政府派大军由东西两路夹攻,妄图一举扑灭革命军。1911年冬,在清军东路由潼关西进的同时,升允所率西路甘军由平凉东攻陕西。1912年2月23日,甘军直逼咸阳城下,新军统领吴世昌、邱彦彪等率部奋力抵抗,其后董瑞生援兵掩至,在咸阳城外大败甘军,迫使其溃逃至乾县、醴泉(今陕西省礼泉县)一带,直至3月12日议和,升允率部退回甘肃。

    1926年春,北洋军阀吴佩孚的党羽刘镇华率领镇嵩军10万余人由豫入陕,企图攻占西安,为北洋军阀扩大在陕的地盘。镇嵩军入陕后,首先进攻西安。5月中旬攻占了西安西郊三桥镇,截断了西安与咸阳之间的交通。驻防咸阳一带的陕军姜宏谋、姚震乾、陈发荣等部队联合进军三桥,袭击围攻西安的镇嵩军,以解西安之围。因双方力量悬殊,战斗失利。镇嵩军乘势逼至咸阳县城,县城被围。此后国民三军杨虎城部李子高,国民二军旅长党毓琨,兴平守军王宝发等陆续率部赶赴咸阳增援。不久,冯玉祥将军率国民联军由甘入陕,其先头部队孙良诚师开到咸阳,渭河以北围攻咸阳城的镇嵩军方全部溃逃到渭河以南,咸阳城被围之危遂解。

    1928年5月16日,中共咸阳区委贯彻中共长安中心县委关于举行咸长暴动的决议。在总指挥李艮的直接领导下,于当晚组织东张村、马家寨、文家村、北季村、八里庄等村寨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农协会员共百余名暴动队员,手持马刀、长矛,携带枪支弹药汇集在东张村与八里庄之间乱葬坟处。是夜,暴动队员处决了白家的白年娃、白崇年、白仓年三人,并焚烧了白家据以残酷剥削农民的契约、账表。咸长暴动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咸阳一带恶霸地主和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个战场捷报频传,继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取得伟大胜利后,华东、中原野战军相继占领了南京和上海,同时华北野战军解放了阎锡山苦心经营了几十年的山西省省会太原。在西北战场上,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向国民党军队发起了春季攻势,先后解放了同官、耀县、富平等县城和渭北广大地区。为了不给国民党军队喘息的机会,中央军委决定调华北野战军第十八、十九两个兵团,从太原迅速挥师西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西安挺进。在人民解放军大军压境的形势下,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等要员纷纷逃往汉中。消息传到咸阳,惊动了咸阳国民党驻军和咸阳地方官员。他们一面撤退,一面布置保安第2旅旅长刘希孟将部队撤出咸阳县城,在渭河南岸进行紧急布防,抢修工事,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河。5月18日,人民解放军渡渭击溃刘希孟旅,咸阳县城解放。

    1949年6月,青海军阀马步芳与宁夏军阀马鸿逵窜犯咸阳,企图攻取西北门户——西安,企图苟延残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彭德怀司令决定诱敌深入,令王震、许光达率一、二兵团分别撤至鄠县(今陕西省户县)、咸阳一线,组织防御,阻击中待机破敌。6月12日晨,中国人民解放军181师全部渡渭到达咸阳,形成了中五台、李家堡、张家堡、药王洞、吴家堡、铁江咀、沈家村的扇形包围和中心主战场。敌狂妄叫嚣两小时内攻下咸阳,渡过渭河,占领西安。6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咸阳人民一道浴血奋战,击败马部屡次进攻,使其反扑咸阳妄图占领西安的计划化为泡影。

    新中国成立后,关中地区的战争硝烟虽然渐渐散去,但军事斗争的形势仍然严峻。国民党匪特组织乘美帝发动朝鲜战争之机,大搞抢劫破坏活动,袭击基层政权,骚扰社会秩序。刚刚成立起来的咸阳县(市)人民武装科、人民武装部,带领民兵配合驻地部队和公安机关实施剿匪,保卫新生政权。

    同时,发动广大民兵参加反霸和土地改革,保卫基层政权。动员了3000多名青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协同地方各个部门开展支前运动,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

    1953年,中央军委确定了“建设一支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保卫社会主义建设,防御帝国主义侵略”的总方针、总任务。标志着军事工作由革命战争向相对和平建设时期转变,部队的根本任务由夺取政权转变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向现代化、正规化方向发展。为贯彻军委的总方针,驻咸部队认真学习内务、队列、纪律条令,开展以速成识字和普及小学为主要内容的文化教育运动,建立起正规的军事生活秩序。人武系统在农村、城镇编组民兵小队、分队和中队,建立起普遍民兵制度和年度组织整顿制度,使民兵组织进一步发展壮大。1954年,咸阳县(市)人武部虽然改设为兵役局,但工作性质任务没有变。1955年,国家第一部《兵役法》颁布,县(市)兵役局积极推行义务兵役制,首次完成290名义务兵征集任务。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实行全民皆兵,咸阳县编为民兵师,各公社编为民兵团,并开始逐步为武装基干民兵配发武器。1962年后,咸阳县(市)认真贯彻了毛泽东主席关于民兵工作要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的指示,并将“三落实”作为民兵工作的标准,加强全面建设。纠正了大办民兵师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保证了民兵工作健康发展。20世纪60年代初期,驻咸部队和民兵组织掀起了大练兵、大比武热潮,对促进全面建设、提高军事素质起了重要作用。同时,驻咸部队和民兵组织响应毛泽东主席的号召,广泛深入开展了学雷锋、学英模等活动,使广大干部、战士、民兵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军政军民关系更加密切。

    1966年开始的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不仅使国家和人民蒙受了严重灾难,部队和民兵建设也受到严重损害。在社会基本处于无政府状态下,驻咸部队和咸阳市(县级)人武部,尽最大努力排除派别干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持自身的稳定,保护武器装备的安全。1967年2月,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咸阳市人武部及驻境8157、8095、3680等部队联合成立公、检、法军事管制小组,分别处理相关业务。随后又陆续派出一批干部战士,执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对稳定当时的混乱局势,减少经济损失起到了一定作用。1969年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发出了“要准备打仗”的指示。驻咸部队和咸阳市党、政、军各个部门及民兵立即转入备战状态。咸阳市成立了人防战备领导小组及办公室,组织各单位构建人防工事,深挖洞,广积粮。在机场、铁路、公路附近建立战斗村,修筑防御工事。组建武装民兵基干团和防化、爆破、抢修、抢救、抢运等专业分队,进行防空袭、反空降、打坦克训练和演练,落实兵员征集任务,保证了各项战备工作的顺利进行。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军队建设、后备力量建设也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1981年,邓小平提出了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的总目标。1985年,中央军委作出了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准备状态,转到和平时期加强军队现代化建设轨道上来的重大决策,标志着军队和国防建设指导思想实行了战略性转变。在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指引下,咸阳市秦都区人武部和驻境部队,认真清理“左”的影响,全面拨乱反正,端正了部队和民兵预备役建设的方向。在民兵工作领导体制和管理体制上,于1979年恢复了地方党委书记兼任同级军事机构第一政委制度,恢复了中共咸阳市(县级)委员会人民武装委员会。1984年又建立了基层党委人民武装委员会,从制度和体制上保证了党对武装工作的领导。1986年咸阳市秦都区人武部改归地方建制后,全体干部服从大局,认真执行以义务兵役制为主体的义务兵与志愿兵相结合,民兵与预备役相结合的新的兵役制度。保持了民兵预备役工作的连续性。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有关文件精神,秦都区人武部调整了民兵组织,改革了民兵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建立了训练基地,加强了人武部正规化建设。恢复了退伍士兵预备役和转业军官预备役的登记统计工作,完成了预备役部队师直属分队的组建任务。1989年以后,根据抢险救灾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秦都区又组建了民兵应急分队,并加强训练和演练,使全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驻咸部队根据中央军委大裁军的重大决策,圆满完成了精简整编任务。内卫执勤部队顺利移交陕西省武警总队。精简整编后的驻军部队在加强自身建设的同时,积极支援地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培养军地两用人才,开展军民共建,参加扶贫帮困,承担抢险救灾任务,受到全区人民的拥护,为秦都区的“双拥”工作作出了贡献。

    199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针对国防后备力量建设方面出现的新问题,明确提出了新时期民兵预备役工作要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适应国防建设需要的指导思想,要求要大力加强民兵、预备役部队基层建设,努力把民兵预备役基层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1993年,又进一步明确了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战略方针,即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要走科技练兵、质量建军的路子。为贯彻新时期军队和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的战略方针和江泽民对军队提出的“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总要求,咸阳市秦都区人武部和驻境部队,狠抓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认真开展“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活动,深入进行爱国奉献、革命人生观、尊干爱兵和艰苦奋斗教育,部队和民兵的思想政治建设有了新的加强。根据陕西省军区和咸阳军分区的统一安排,从1991~1996年,秦都区人武部先后在全区开展了“千连大调查”和“千部大考察”活动。通过这一活动,使民兵预备役基层建设达到了正规化标准。同时,各级人武部还开展了以劳养武活动,为政府节约资金,减轻群众负担。1996年,秦都区人武部收归军队建制后,认真贯彻落实陕西省军区制定的《建设先进人武部三年规划》,大力加强人武部全面建设,争创一流“一线指挥部”。

    1997年以来,秦都区人武部年年被上级军事机关评为正规化建设先进单位。

    2005年,区人武部部长崔世荣、副部长许四清还被陕西省军区评为正规化建设先进个人,其中崔世荣被荣记三等功。咸阳市秦都区也连年被评为党管武装先进县市区。与此同时,秦都区区委、区政府、区人武部不断深化民兵工作调整改革,建立健全国防动员体制,加强全民国防教育,完善作战指挥中心、训练基地等战备设施建设;以城市民兵、基干民兵、专业技术分队、预备役部(分)队、应急分队和首长机关为重点,开展科技练兵活动,定期组织民兵、预备役人员进行快速动员集结演练、维稳演练和抢险救灾演练,使这支队伍在关键时刻能够拉得出,用得上,自1996年以来,他们多次出色完成咸阳市区内的洪灾、火灾抢险任务。在抓好军事工作的同时,秦都区人武部和驻境部队不忘为国分忧,为民造福,积极参加城市建设,支援公益事业。“一部一村”“一部一校”扶贫帮建活动的持续开展,谱写了拥政爱民、兴秦富民的新篇章。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看今朝,秦都区人武部系统、民兵预备役人员和驻军官兵,正以矫健的雄姿,沿着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制定的建军路线,向国防现代化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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