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台湾位于祖国大陆东南沿海的大陆架上，由台湾岛、澎湖列岛、绿岛、钓鱼岛等几大部分组成。台湾气候宜人，山川秀美，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它不仅是我国东南海上的天然屏障，而且是东南的海上交通要道和通向太平洋的重要出海口，具有极重要的战略地位。

    从史籍和文献记载及行政管辖方面看，台湾早就置于历代中央政府的有效管辖之内。如：宋孝宗乾道七年（1171年），泉州知州汪大猷“曾遣军民屯戍澎湖”。这说明，当时中央政府已在澎湖驻兵。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年），福建海官监督赵汝适写的《诸番志·毗舍耶》中写道：“泉有海岛，曰澎湖，隶晋江县。”这说明，澎湖已隶属福建晋江县，已正式纳入中央政府的管辖之内。13世纪中叶，元世祖忽必烈在澎湖设立巡检司，巡逻海面，征收盐税，管辖台湾等岛屿。从此，台湾正式列入中国的版图。明代以来，台湾已成为我国东南的海防要地。

    台湾从16世纪始便受到外国侵略者的觊觎和侵略。由于新船路的开辟，大批西方殖民者相继东来抢占和瓜分殖民地，进行掠夺性的贸易。荷兰是17世纪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的殖民国家。当时荷兰商业和对外贸易特别发达，造船业居欧洲之冠，所以有“海上马车夫”之称。它为欧洲各国转运商品获取巨利的同时，也利用海上优势和商业霸权，继葡萄牙、西班牙之后，进行大规模的殖民侵略活动。

    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它虽然被称做“公司”，实际上却是荷兰殖民者向亚洲进行殖民侵略的殖民统治机构。它不但享有荷兰在东方从事独占性贸易的特权，荷兰政府还授予它相当广泛的政治、军事权力。它拥有军队和船队，能以荷兰政府名义在东方宣战、媾和与缔结条约。荷兰东印度公司于1619年占领爪哇的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并将其作为在东方进行殖民活动的总部。

    荷兰殖民者在东方的主要的侵略对象，除了盛产香料的东印度群岛外，就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因为中国的丝绸和瓷器等特产，在欧洲市场需求量大、利润高，同时，中国还有他们最需要的廉价劳动力。

    荷兰对中国的侵略，始于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当时荷兰殖民者“驾大舰，携巨炮”，以要求与中国政府通商为名袭扰澳门，遭到明朝福建地方政府的拒绝。

    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七月，荷兰殖民者首次侵入澎湖。因明朝当时在澎湖只有春秋两季驻守，所以荷兰殖民者便得以“乘虚而入”。十二月，荷兰殖民者被明朝都司沈有容领兵驱走。明天启二年（1622年），荷兰殖民者再次乘我无驻军防守之机，武力侵入澎湖。荷军这次侵入后，马上强迫岛上居民为其修建炮台、城堡，企图长期霸占澎湖。在此期间，他们不但派遣船只进犯福建沿海，还俘虏中国百姓贩卖到巴达维亚去充当奴隶。荷兰殖民者的野蛮行径激起了中国当局和百姓的极大愤慨，明福建巡抚南居益亲自视察海域，派副总兵俞咨皋等人带领军队先后在铜山（今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县）、厦门海面击败来犯的荷兰舰船。第二年，福建地方政府集结水师，向荷兰殖民者在澎湖擅自建立的堡垒发动进攻，经过8个月的围攻，荷军“食尽计穷”答应拆除堡垒，退出澎湖，“彭湖信地，仍归版图”。

    明天启四年（1624年），荷兰殖民者又转而侵占我台湾西南一带。台湾西南有一港口称“大员”（也称“台员”、“大港”，读为台窝湾，位于今台湾省台南市安平区），港口南面海上有七个沙屿相连，当地人以一鲲身、二鲲身至七鲲身相称。港口北端出口处有二山对峙，状如鹿耳，故名鹿耳门。鹿耳门地势险要，往来船舶由此出入，形同门户。因当时明朝未驻兵防守，致使荷兰的舰队顺利地在大员的一锟身登陆。荷兰殖民者在一鲲身筑起一个城堡，高约三丈余，分上下两层，城堡三面环海，四角各置大炮，设兵守卫。荷兰人称该城为热兰遮城（我国记载称为台湾城，现为台湾省台南市安平古堡），东印度公司派总督驻该城堡，管理殖民事务。后来，荷兰殖民者又在热兰遮城对岸赤崁地方修建普罗民遮城（我国记载称为赤崁城）。

    荷兰殖民者侵占台湾南部后，开始以此为基地，在海上与其他贸易国家展开贸易竞争。西班牙殖民者深感威胁，便于明天启六年（1626年）出兵在台北的鸡笼港（基隆）强行登陆，和荷兰殖民者一样，他们也驱迫当地百姓修建了一座城堡即基隆城。后来他们又侵入淡水，一步步地占据了台湾北部。

    荷兰殖民者侵占台湾后，便开始在台湾推行殖民政策。他们不但疯狂掠夺资源，还对台湾人民进行残暴的压迫和剥削。他们把全部土地收为东印度公司所有，强迫汉族和高山族农民向其领种土地，交纳繁重的地租。对于高山族等土著民族，则强迫他们缴纳实物，最多的是鹿皮。此外，他们还征收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而另一方面，他们还凭借台湾这一基地，依仗其坚船利炮，用武力强迫明朝政府与他们通商，排挤葡萄牙、西班牙、日本与中国通商，妄图垄断台湾海峡的贸易。

    明崇祯六年（1633年），东印度公司曾决定用武力强迫明政府开放沿海各地港口。七月，荷舰8艘，开至厦门，不宣而战，中国水师仓促应战，初战失利，荷舰乘胜封锁厦门。此时，郑芝龙已受明朝招抚，任命为总兵，负责东南海防，台湾亦属其防守范围。他闻讯从广东赶回，会同福建巡抚所调集的各路水师，与荷兰殖民者展开了海上激战，捷报连传，荷军大败。此战之后，荷属东印度公司暂时放弃以武力强迫明朝政府与其通商的企图，不敢在我国东南沿海肆意骚扰并答应向明政府按年纳税。

    西、荷两国为争夺在台湾的殖民利益，发生了多次武装冲突，西班牙终因实力不足，于1642年被荷兰打败退出台湾。整个台湾被荷兰侵略者所侵占。而当时，明朝政府正忙于同后金（清）作战和镇压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无暇顾及台湾，致使台湾被荷兰侵略者霸占达38年之久。

    清顺治十七年（1660年）冬，占据台湾的荷兰殖民者侦知郑成功“必将”收复台湾的动向后，决定取消进攻澳门的原定计划，并宣布“一切处于戒备状态”。在台兵力1140人，舰船多艘，由荷兰驻台头目揆一直接指挥；台江东岸的赤崁城，配属兵力500人，由描难实叮率领，进行死守；其他港口和城堡约有数百名守卫；鹿耳门航道，因早已被沉船堵塞，加之水浅礁多，不能通行，所以未派兵防守。

    同时，他们还致信东印度公司请求支援。于是，东印度公司从巴达维亚派来12艘战船和600名士兵增防台湾，但由于援军舰队司令燕·樊德朗错误判断郑成功短期内不可能进攻台湾，这12艘战船中只留下4艘，其余战船又在他的带领下返回巴达维亚去了。至战前，荷兰殖民者在台湾的总兵力，总计仅2800人。

    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顺治帝驾崩，清朝顾不得用兵东南；这时，从台湾探得的消息是荷兰东印度公司从巴达维亚派出的援军主力已返回；而当时的风向又对荷军不利（南贸易风即将开始，在台荷兰船只难以顶风去巴达维亚请援）。综合这些因素，郑成功判定这无疑是收复台湾的良机。于是，他召开了由高级将领参加的军事会议，作出了东征台湾的决定。

    二月，郑成功在金门料罗湾集结出征队伍。三月二十三日，郑军举行了隆重的誓师大会，时战舰横列，旌旗蔽日，战鼓齐鸣。午时一到，郑成功亲率大军二万五千人，大小战船数百艘，由料罗湾出发，浩浩荡荡地向东挺进。

    经一昼夜的航程，大军抵达澎湖列岛。大军在澎湖进行了短暂的休整，郑成功令张在等将领留守澎湖，他则亲率大军继续东征。

    不料，天公不作美，船队驶抵柑桔屿海面时，海上起了飓风，一时浊浪滔天，郑成功不得不下令返航，暂避澎湖湾。三天过去了，海上仍是波涛汹涌，甚是惊险，而此时大军所带的军粮已所剩无几。

    郑成功为此非常着急，遂派部将向澎湖的百姓派取行粮，以解决急需。

    但两天过去了，凑集的粮食才只有百余石，这还不够大军一顿饭用的。见此情况，三十日晚，郑成功与诸将商议，不再耽搁，立即起碇开船。他考虑的是，如果无限期的停驻澎湖，不但会影响军心，更重要的是不能按期通过鹿耳门港。因为，大军要通过何斌提供的港路进入鹿耳门，就必须利用每月初一或十六的大潮，如果错过，大军的行程就将推迟半个月。

    晚一更，郑成功传令大军起碇开船。这时，海上仍巨浪翻滚，狂风呼啸。大军在惊涛骇浪中向东行进。到了三更后，忽然雨霁云收，风平浪静，郑军兵将以为天助义师，更加信心百倍，斗志昂扬地向台鹿耳门港驶去。

    四月初一拂晓，大军顺利抵达台湾外沙线，辰时至鹿耳门港外。

    由鹿耳门外海进港有两条航路：一条是南航道，港口位于一鲲身岛和北部北线尾岛之间，南航道港宽水深，大船可以自由出入，但港口有荷舰防守，陆上有台湾城内的炮火控制，不易通过。另一条是北航道即鹿耳门航道，位于北线尾岛与鹿耳屿之间，北航道水浅道窄，大船无法通行，只有涨潮时才能通过。荷兰人事先在这里沉入破船，所以在这里没有设防。北航道是郑成功选择进入台湾的通道。

    荷兰在台南主要有两个据点，一个是位于台江西侧一鲲身岛的台湾城，另一个是位于台江东侧陆地的赤崁城。由于两城之间隔有台江（又称大员湾），所以只要郑军能进入台江，便可实施登陆，切断两城之间的联系，控制战局。

    四月初一中午，海潮大涨数尺。郑成功乘机率队进发，大小战舰顺利通过鹿耳门，驶入台江。之后，郑成功作了如下部署：留部分船只控制鹿耳门海口，防止敌舰从侧后袭来，并接应第二梯队的到来；令陈泽率兵4000人登上北线尾岛，以保证侧后安全，并置台湾城守军腹背受敌；郑成功则率大军驶入台江，切断台湾城与赤崁城之间的航道。

    由于准备充分，大军顺利登陆禾寮港（今台湾省台南市北区开元寺附近）。登陆后，大军抢占了赤崁街粮食仓库，并包围了赤崁城。

    如神兵天降的郑军让荷兰赤崁城的城防司令描难实汀大惊失色，由于城中仅有不足400人的兵力，他不敢冒然出兵，只好指挥手下在城楼上向郑军驻处开炮，并派人向驻扎在台湾城的荷兰长官揆一求救。

    此时，台湾城的荷兰长官揆一也正在为如何应对郑军而寻求对策。

    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东印度公司在台湾的殖民统治机构“评议会”于四月二日召开了紧急会议。荷兰殖民者妄图凭借其船坚炮利和城堡坚固来抵抗郑军，以等待援军的到来。“评议会”决定兵分三路向郑军进功：一路派贝德尔上尉率领率兵240人急驶北线尾抵抗从北线尾登陆的郑军；一路派出四只战舰向停泊在台江的郑军舰队发动进攻；一路派阿尔多普上尉率200名兵去增援赤崁城。

    陆上的战斗在北线尾的沙洲上展开。贝德尔上尉对中国军队非常轻视，认为“二十五个中国人合在一起还抵不上一个荷兰兵”。他相信“中国人是经受不了火药的气味和毛瑟枪的响声的，第一次攻击后，只需其中少数人被射倒，其余的便将立即逃跑，造成全面的溃败”。贝德尔指挥荷军下船后，以12人为一排，排成整齐的方队，放排枪向郑军进攻。宣毅前镇陈泽早已探知荷军在北线尾的行动。他看到侵略军这种呆板的战术，立即从主队中分出七八百人绕过敌人的侧后方进行抄袭。

    当荷军逼近埋伏后，陈泽令旗一挥，郑军士兵开始对荷兰兵进行前后夹击。一时间铳、炮、箭齐发。荷兰文献记载：郑军“箭如骤雨”。荷军大乱，纷纷弃枪逃命，贝尔德及其部下100多人或被射死或被击毙。荷军大败。

    南路增援赤崁城的荷军，也被郑军战败。这支200人组成的援军由阿尔多普上尉率领，乘船沿台江南岸驶往赤崁城，企图为描难实叮解围。郑成功发现后，立即出动“铁人”军还击。他们双手挥舞大刀（荷兰人称为“豆腐刀”），奋勇向荷军砍去。200名荷军士兵只有60名爬上岸，当即被“铁人”军消灭。阿尔多普率残部逃回台湾城。

    陆地上的战斗荷兰人遭到惨败，海上的战斗荷兰人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五月一日，荷兰人出动了两艘战船 ——“赫克托克”号和“斯格拉弗兰”号，以此作为水上战斗的主力，又派出小帆船“白鹭”号和快艇“玛利亚”号，辅助两艘大船进行战斗。

    荷兰军舰边开炮，边向郑军船队猛扑过来。郑军方面迎战的是宣毅前镇卫陈广和左虎卫左协陈冲，他们率领帆船60艘迎战荷军。荷舰长约30丈，宽6丈，船板厚2尺多，中国人称之为“夹板”船，其实是用圆木制成的，甲板上有5个桅，帆樯可以八面受风，行驶迅速，不惧逆风，每艘装有大炮20至30门。

    郑军船只的大小仅为荷舰的1/3，只装大炮两门。

    荷舰虽大，火炮虽猛，但它却有在港内转动不灵和易于搁浅的特点。郑军船小，但它却有灵活、机动方便的优点。

    郑军的战舰在制造和装备的火炮上虽稍逊于敌舰，但水兵们英勇顽强，利用自己在数量上的优势四面围攻荷舰，当“赫克托克”号一开过来，便有几十艘帆船蜂拥而上，从几个方面包围“赫克托克”号，向其猛烈开火。虽然不断有郑军的船被击沉，但郑军毫不畏惧，勇往直前，使“赫克托克”号难以应付。郑军船队中有五六艘最勇敢的火攻船，满载燃烧物品，冒着猛烈的炮火，冲到荷舰近旁，把船紧贴在敌船板上，点起火种，士兵纷纷跳水泅回。忽然“轰”地一声，“赫克托克”号战舰的火药舱爆炸了，这艘荷兰军王牌战舰连同舰上100名水兵，一起葬身海底。这就是古代中国人民长期同西方殖民侵略者在作战实践中创造出来的著名的“火船战术”。在镇将陈广、陈冲的指挥下。郑军以伤亡1000多人的代价，重创战船两艘；另一艘荷舰“斯格拉弗兰”号也被郑军火船引燃，见势不妙，仓皇逃往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平底船“白鹭”号和“马利亚”号也分别逃向日本和巴达维亚方向。尚存几只小船逃进台湾城下，再也不敢出战。

    荷军三路出击郑军，皆以失败而告终，只好龟缩在赤崁城和台湾城之中。郑成功在海、陆同时获捷后，决定采取围困战术，迫使荷军不战而降。他首先以大军万余人包围了赤崁城。在当地百姓协助下，他们切断了赤崁城的水源。

    四月五日，郑成功又正式致书描难实汀和揆一，明令二人交出城堡，如若拒绝，定将荷兰人斩尽杀绝。

    荷兰人并不甘心退出台湾，经过“评议会”的协商，他们向郑成功提出两套解决问题的方案，一是他们拿出一笔赔款给郑成功，郑成功得到赔款后离开台湾，并允许荷兰船只自由通航。如果郑成功不同意这一条，他们可以让出已被郑军控制的台湾本岛，但郑成功必须答应荷兰人可集中地到台湾的港湾来。

    郑成功在赤崁城外的郑军大帐中接见了荷兰军谈判使者。在荷兰使者送上书信说明来意后，郑成功义正词严地说：“东印度公司考虑的只是他们的利益，信中所表示的友好是不可信任的。在荷兰公司的眼里只有利益，没有友好的。台湾一向是属于中国的，在中国人不需要它的时候，可以允许荷兰人借居，现在中国人需要这块土地，来自远方的客人理应把它物归原主。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郑成功表示，此次来的目的，不是同东印度公司的军队作战，只是为了收回中国人的领土和自己的产业。荷兰人撤出台湾，可以带走自己公司的财产，就是拆毁城堡，把枪和物资全部运回巴达维亚，也无不可。他要求荷兰人立即执行，这样荷兰人可以得到宽恕，否则郑军将不惜一切代价驱逐荷兰人。

    郑成功限令他们在第二天上午作出决定。如果还是坚持抵抗到底，则无需再来谈判。

    于此同时，郑成功则命令军队继续加紧对赤崁城的围困。此时，赤崁城内已近弹尽粮绝，在郑军的武力威逼下，描难实汀选择了投降并献出其一切军用物资。司令官描难实叮及其妻子与另外的400名士兵成了俘虏。

    描难实叮投降后，奉郑成功之命派人前往台湾城劝降揆一，遭到揆一拒绝。郑成功于是命令军队“移扎鲲山即一鲲，候令进攻台湾城”。

    台湾城是荷兰殖民者在台湾的统治中心，城堡坚固，防御设施完整。城周长200多丈，高3丈多，分3层，下层深入地下1丈多，“城垣用糖水调灰垒砖，坚于石”。城四隅向外突出，置炮数十尊。荷军炮火密集，射程远，封锁了周围每条通道。城内荷军尚有870人，凭借城堡继续顽抗。但是赤崁城被郑军占领之后，台湾城已是一座孤城，城内缺粮、缺水，荷军处境十分困难；加之当时南信风季节刚刚开始，要等待6个月进入北信风季节后，才能将台湾的有关情况告知巴达维亚，然后再等6个月才能利用下一次南信风季节取得巴达维亚的援助，防守更加困难。

    自四月初以来，双方一直进行着零星战斗。郑成功一方面积极准备攻城，一方面于四月十二日和二十二日，两次写信给揆一，令其投降。见揆一毫无降意，郑成功遂调集了28门大炮，于二十四日凌晨摧毁了台湾城大部分城墙。荷军于城上集中枪炮还击，并出城抢夺郑军大炮，被郑军弓箭手击退。

    郑成功鉴于台湾城城池坚固，强攻一时难以得手，为了减少伤亡，进一步做好准备，决定采取“围困俟其自降”的方针。他一方面派遣提督马信率兵扎营台湾街围困荷军，一方面把各镇兵力分驻各地屯垦。同时，郑成功还到高山族人民聚居的地方进行巡视，受到当地人民的热烈欢迎。

    五月二日，郑军第二梯队6000人在黄安等将领的率领下，乘船20艘抵达台湾。郑军的兵力得到加强，供给得到补充后，从五月五日开始，在所有通向城堡的街道上都筑起防栅，并挖了一条很宽的壕沟，围困荷军。郑成功又三次写信劝揆一投降。揆一仍幻想巴达维亚会派兵增援，拒绝投降。

    五月二十八日，东印度公司得到荷军在赤崁城战败和台湾城被围的消息后，匆忙拼凑了700名士兵、10艘军舰及一些军用物资前往救援。雅科布·考乌率领的荷兰援军，经过38天航行，于七月十八日到达台湾海面。他们见郑军战船阵容雄壮，踌躇不前，加之风浪很大，在海上停留了将近一个月之后，才有5艘战船在台湾城附近海面碇泊。其中“厄克”号触礁沉没，船上士兵被郑军俘虏。郑成功从俘虏口中得知荷兰援军兵力情况后，立即进行了攻打荷兰援军的部署。

    七月二十一日，“评议会”决定：用增援的舰船和士兵，把郑军逐出台湾城，并击毁停泊在赤崁城附近航道上的郑军船只，以摆脱被围困境。荷军分水、陆两路向郑军发起进攻。海上，荷舰企图迂回郑军侧后，焚烧船只，反被郑军包围。郑水军隐蔽岸边，当敌舰闯入埋伏圈后，立即万炮齐发。经过一小时激战，击毁荷舰两艘，俘获小艇三艘，使荷兰援军损失了一个艇长，一个尉官，一个护旗军曹和128名士兵，另有一些人负伤。荷军其余舰船逃往巴达维亚。陆上，荷军的进攻同样遭到失败。此后，荷军再也不敢轻易与郑军交战。

    就在郑军节节胜利之时，清朝福建巡抚李率泰竟顾民族利益于不顾写信给揆一：要求清、荷联兵作战，攻打郑军。“评议会”便派雅科布·考乌率舰前去联系，结果雅科布·考乌却托故统兵返回了巴达维亚。于是荷军打算与清军夹击郑成功的计划破灭了。

    巴达维亚方面的援军迟迟不来，堡内荷兰士兵们陷入了莫大的恐慌之中，他们几乎见到死亡在临近，有些人企图投奔郑军以求活路。

    一名投降郑军的荷兰军曹向郑成功介绍了城中的情况。他说自雅科布·考乌逃走后，城中不仅损失了一些战士和物资，而且军队的斗志全垮了。城中可用兵力不足400人，而且疾病死亡仍在蔓延。他建议郑军不仅要封锁，而且要利用城中惊慌疲惫的状态连续攻击。他还说，城墙建筑并不坚固，用大炮轰击，用不了两天就会轰开。郑成功采纳了他的建议，决定将封锁围困战术再次转为进攻。十二月六日，郑成功指挥大军重新发动对台湾城的猛烈进攻。陆路组成三个炮队，每队配置28门大炮，猛轰台湾城。在强烈的炮火下，台湾城的外堡——乌特利支堡变为一片废墟。

    为使城内的荷兰殖民者尽快投降，郑成功切断了城堡的水源；同时，在乌特利支堡废墟上架起6门火炮，向城内轰击。

    在城内，评议会再次召开了会议，29名成员中只有4人反对议和，25人同意立即投降。

    揆一终于让步，决定与郑成功谈判，在合理的条件下献出城堡。

    对于荷兰方面的议和书，郑成功指出，荷兰方面必须明确表明是“献城投降”，必须降下荷兰三色国旗；属于公司的财产，如军械、弹药、粮食、物品及一切财产必须交出，属于私人的财产除了巧取豪夺的珍贵文物外可以带走。最后，双方达成了18条协议。此外郑成功还同意了谈判代表的最后一个要求，即要在撤离时“击鼓、鸣金、荷枪、扬旗”。

    顺治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1662年2月1日）双方在协议上签字，荷兰人正式投降。当日，在台江岸边的沙滩上，战旗飘扬，鼓声阵阵，受降仪式正式举行。台湾城门打开，揆一带领荷兰官员走出来。揆一向郑成功交出了城堡的钥匙，献上了佩剑，以示弃械投降。当天中午，台湾城内降下了已经飘扬了38年的荷兰国旗。

    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郑成功，在接受荷兰殖民者投降后，喜不胜收，题诗道：

    开辟荆棒逐荷夷，

    十年始克复先基；

    田横尚有三千客，

    茹苦闾关不忍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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