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塘初识
1931年3月4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3人组成中央代表团，立即动身去江西苏区。他们从上海出发，辗转香港、汕头等地进入中央苏区，4月17日赶到青塘，参加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对于中国工农红军创始人之一的朱德，任弼时早已从周恩来等人口中听到许许多多有关他的故事，只是一直没有见面的机会。在青塘，任弼时第一次见到朱德：一身红军制服，腰间束着皮带，胸前还挂着一个老式的长筒望远镜，体格结实魁梧，言谈举止中流露出一种农民式的朴实。任弼时饶有兴趣地倾听朱德讲述两次反“围剿”的情况。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一结束，任弼时便离开青塘去瑞金，任苏区中央局委员兼组织部长，直至1933年5月被中央派到湘赣苏区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朱德则一直担任红军总司令。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由于王明的错误领导，中央红军遭到重大挫折。为调动和分散敌人对中央苏区的进攻，1934年7月23日中共中央电令红6军团离开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游击战争，创建新的苏区，与贺龙领导的红3军建立联系。党中央指派任弼时为中央代表随军行动。并组成以任弼时为主席的军政委员会。8月7日，任弼时率军出发西征，跨越赣、湘、桂、黔4省，长驱5000余里，历时78天，于10月24日与贺龙率领的红3军在贵州印江木黄胜利会师，完成了为中央红军大转移先遣探路的任务。
10月10日，毛泽东、朱德率红军总司令部从瑞金出发，开始了震惊中外的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的战略转移。
任弼时与贺龙会合后，红3军恢复红2军团番号，任弼时担任红2军团政治委员。随后与贺龙等同志共同开创湘鄂川黔根据地。
1935年11月，红2、6军团开始突围长征，北上抗日。这时，毛泽东、周恩来等率领红1、3军团已于10月19日抵陕北吴起镇。朱德则在四川阿坝一带同张国焘南下行动及另立中央的行为作艰苦斗争。
会师北上
1936年3月，红2、6军团已抵黔、滇边境。朱德得此消息，为加强同张国焘斗争的力量，促其早日北上，即与刘伯承商议，极力主张与2、6军团会合。1936年3月23日，任弼时等收到朱德、张国焘联名来电，要他们在“旧历3月中水涨之前设法渡金沙江，到雅安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大举北进”。一周后又收电报：“与我们会合一同北进。”任弼时、贺龙等率2、6军团遂于4月25日始渡金沙江、翻雪山进入藏民区，于7月2日齐集甘孜与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党中央得知他们的行踪后，便指令红2、6军团合编为红二方面军，由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
会师前，任弼时对张国焘对抗中央、反对北上、另立中央以及发布“大军南下令”攻击污蔑中央红军等完全不知，与毛、周联系中断亦因密码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由张国焘带走，只在1935年9月收到过一次周恩来的明码电报。
此次相见，距青塘初识5年有余。当年文质彬彬的任弼时经过艰苦的军旅生活，浴血征战，变得更加成熟，进一步赢得了朱德的信任。
一见面，朱德就把从沙窝分兵以来张国焘反对中央搞分裂的阴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任弼时等。朱德愤愤地拿出一大叠文件给任弼时看，其中有中央政治局1935年6月28日“两河口会议”的决定，8月5日“毛尔盖会议”的补充决定，中央9月9日和9月11日严令张国焘率部北上的电报，9月12日中央在俄界做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等。朱德介绍说：“看来，一场严重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了。我坚信，二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是能够站在正确的立场上，为维护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为加强党和红军的团结而斗争的。”为了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避免分裂，任弼时决心同朱德、贺龙、刘伯承、徐向前、关向应等一起，同心合力同张国焘的错误进行斗争。他郑重地表示：“总司令，你的意见是对的，谁敢反党反中央，我们坚决和他斗争到底！”
两颗赤诚的心紧紧地连在一起了。他们共同分析斗争形势和策略，直到东方发白。
张国焘不死心，想拉2、6军团到自己方面，在朱德面前表示要向二方面军宣传中央的“错误”。朱德对张国焘说：“不要宣传，任弼时是不会听你的宣传的。”
7月2日，二、四方面军召开会师庆祝会，朱德、任弼时、贺龙、刘伯承纷纷讲话，一再强调团结北上。朱德说：“这里不是我们的目的地，我们要继续北上，要团结一致，战胜北上的一切困难，到陕北同毛泽东、周恩来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会合。”任弼时讲话说：“目前形势很好，中央已经到了陕北，根据地有了发展，中央红军东渡黄河也取得了胜利。现在，中央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提出争取东北军、西北军的问题，我们唯一的道路是北上与中央会合。”
由于朱德、任弼时以及其他同志的坚决斗争，加之四方面军越来越多的同志觉悟，在各种压力下，张国焘终于被迫北上。
离开甘孜，两大主力红军踏上了北上的艰苦历程。
茫茫草地，一片泽国。脚下是腐草、锈水遍布其间的瘆人泥淖，举目四野，浓雾迷濛，不见天日，难以辨明方向，天空中时而细雨清风，时而雪花飘飞，时而大雨滂沱。这是长征中气候最恶劣、道路最艰难、食物最缺乏的一段路。
这时，任弼时遵照朱德、刘伯承的意见，随红军总部和朱、张一起行动。
出发时，每人只携带了七八天的粮食，预计十天可以到达阿坝。结果走了二十多天才到。过了噶曲河，又走了四五天草地，到达班佑。由于沿途得不到粮食补给，开始每人每天只有三四两粮食，不久粮食便吃光了。战士们打狗、打鸟，最后，凡是牛皮、羊皮制作的东西，甚至皮带、皮包都成了食物。
正值这艰苦的时刻，一天，露营处传来了一阵富于生命力的婴儿的啼哭声，陈琮英生了一个女孩。望着草天一处的漫漫征途，任弼时给孩子取了一个富有历史意义的名字——远征。朱德来到陈琮英身边，抱起尚未睁眼的婴儿，笑着说：“哭得还蛮有气派哩！”说罢放下嗷嗷待哺的孩子，扛起鱼竿邀任弼时到附近水塘去钓鱼。
当地的藏民是不吃鱼的。因为他们历来奉行水葬，认为鱼是祖先，而人吃鱼就是对祖先的不恭，会冒犯神灵。草地的鱼也不怕人，因此，一阵工夫就钓来了好几条。朱德特别关照炊事员，好好做碗鲜鱼汤给生了孩子的陈琮英吃……
终于，任弼时和朱德、贺龙等带着红二、四方面军走出了草地，走过了天险腊子口……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境内会师，红二、四方面军胜利地完成了长征。
在抗战前线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全国性抗日战争开始。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日军不断增强兵力并大举进攻，华北战局危急。八路军不待改编就绪，即誓师出征，开赴华北抗战前线。9月4日，八路军总部由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东进。黑夜沉沉，高原静寂。韩城芝川镇黄河渡口，部队在紧张地渡河，同一条船载着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和政治部主任任弼时，送他们东行。在山西侯马，他们转乘火车北上，开始了率八路军总部转战太行的历程。他们并肩策划战役，共同签署训令，他们吃住生活在一起，形影相随。
朱德平易近人，忠厚而温和；任弼时表面严肃，内里活跃。紧张的工作间隙，他俩喜欢和战士一起闲谈、娱乐。青年人喜欢打篮球，总部机关人员组织了篮球队，任弼时也参加了，并指示无论走到哪，一定带着篮球。每到一处驻地休息时，就随便找块平地，借老乡一块木板，上面钉个铁圈便一切就绪了。朱德也是球场“常客”，一点不像50多岁的人，有时吃过晚饭，就穿着单裤、胶鞋到球场上来了。
最富戏剧性的是朱、任同时上场，每到这时，人们定会挤得水泄不通，观众比运动员还激动。比赛时，任、朱各踞一方，为的是让战士们消除拘束。他俩各自叮嘱自己的人，打球如打仗，不能讲客气，球场上没有总指挥和总政委，谁也不能轻易丢球！有了这个底，战士们放开了手脚，球场顿时活跃起来。弼时依仗年轻，动作灵活；朱德身大力不亏，也不示弱。高潮就是朱、任两人抢球，两人那专注、认真、毫不相让的一举一动，常常引发观众阵阵欢笑，所有的观众既是朱德总指挥的，也是任弼时政委的，人们忙不过来地喊着：“朱总司令加油，加油！”“任政委加油，加油！”
1938年2月，任弱时离开山西前线回延安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不久即受中央委派去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向各国共产党介绍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和政策。此去，直至1940年3月，任弼时才返回延安，参加中央书记处工作。1940年5月26日，朱德也从前方返抵延安。分别两年，两人又并肩战斗了。
为总司令做生日
解放战争中，陕北战役结束后，中央机关到了西柏坡。这时，任弼时和朱德时常在一起，他们都喜欢运动，都喜欢打猎，但更多的是在紧张指挥三大战役的日子里，两人到室外散步。朱老总是厚道的，他很尊重弼时，弼时更是从心底里愿意和朱老总在一起。每次散步，他俩总是时而手握着手，谈笑风生，时而手搭着肩倾心交谈。朱德总是把任弼时叫“被子”，足见两人关系的密切、感情的真挚。
1948年12月6日上午10点左右，总参二局局长戴镜元忽然接到任弼时亲自打来的电话：“我和总司令下午3点到你们那里看看你们。”下午3点半左右，他们来到二局。因为任弼时主管二局工作，以往也常和朱德来视察，在艰苦的年代，他们一年至少几次去二局驻地，和同志们同吃同住，一起研究工作。所以这次他们来二局，大家也没有觉得有什么异常。同往常一样，朱老总、任弼时一到，先听工作汇报，然后到基层各部门驻地办公室一一看望工作人员，询问他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情况。一直忙到晚上7点多，才回来吃晚饭。
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快吃饭了，从来都和同志们吃一样饭食的任弼时，这次却忽然问戴镜元：“有面条没有？有挂面没有？”戴回答：“有。”只想可能任弼时身体不好，也没多想什么就让伙房煮了几碗面条。面条端来了，任弼时才说：“今天是朱总司令生日，特别到二局来和大家一起度过。”
同志们这才恍然。当晚二局的同志马上组织联欢会。在桑家湾最后一期训练班培训地，一座旧的天主教堂里，联欢会直开到下夜3点。会上有唱歌的，有跳舞的，还有人扭起了陕北的秧歌，好不热闹！这就是朱德62岁的寿辰，这就是他亲密战友为他设计的简朴得不能再简朴、隆重得不能再隆重的共产党人的寿辰纪念。
最后的握手
1949年3月，任弼时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领导人一起，在万众欢呼声中进了北京城。
不料，参加完西郊机场的阅兵式后，回到驻地任弼时便病倒了。这次发病比以往任何一次都严重，血压（低压）高达150毫米水银柱，心脏每分钟跳动110次以上。
党中央连夜开会决定：弼时必须立即全休静养，直到康复。
服从党的决定。任弼时放下手中的工作，来到西郊寂静而清幽的玉泉山。
玉泉山的夏季，凉风习习，泉水汩汩，除了松枝上不时传来几声鸟雀的啁啾外，再也听不到任何别的声音。无公务缠身，无嘈声干扰，经一段静养，任弼时饮食与睡眠比过去好多了，血压开始正常。同志们和家人都为他感到高兴。
中央领导同志常来看他，特别是朱德来的次数更多。每次来，朱德都要带些任弼时最爱吃的东西。两位情同手足的老战友一见面，照例是要先下几盘围棋，而后散步、聊天，说说笑笑，不无舒心惬意。弼时和朱德，一个生在湖南，一个长在四川，经历大不相同，年龄又有距离，但他们的性格爱好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是性格内向却又豁达大度的人，除此而外，他俩对散步、打猎、下棋、照相、打球、篆刻、吟诗、作画、弹琴、唱歌……几乎都有同样浓厚的兴趣。人们称他们是“如火如花的老少年”。
一天，朱德又来到玉泉山，任弼时兴致很高，他自己弹钢琴，让远志拉小提琴，朱德、陈琮英、远征、远远合唱。“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这是一曲别开生面的男女老少混声大合唱，是同时用汉语和俄语唱出的《国际歌》。他们还在一起唱“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着前进的方向……”歌声，飞出窗棂，飞向沃野蓝天……
在玉泉山休养半年多，任弼时病情虽有好转，但并没有根本性改善。党中央决定送弼时去苏联治疗。1950年春，他从莫斯科回到北京。6月，他又向中央申请恢复工作，名义上每天4小时，实际上又何止！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他白天看电报、批文件，晚上还要参加中央召开的会议。
病魔再次向他袭来。
1950年10月27日上午，于两个月前突发脑溢血的弼时，病情更加恶化。连日来，毛泽东、周恩来及其他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们，党和国家的其他领导人先后来看望任弼时。但是他已半身瘫痪，不能言语，只凭一只唯一可以活动的手，握握同志们的手，眨眨眼，对同志们的关切表示感谢。
12时，又一辆汽车停在门外，正在忙于组织抗美援朝战争的朱德，大步流星地来到床边，握住任弼时的手，大声呼唤：“弼时，弼时同志，我来了，我在这里！”
任弼时努力握了握朱德的手，嘴角露出一丝欣慰的微笑，他凝视着老战友，从容地安详地吁了一口气……那只手仍旧被朱德紧紧握着。朱德，这位身经百战的钢铁元帅，不禁热泪盈眶。
在隆重的追悼仪式上，朱德沉痛地举起右手，向并肩战斗了20多年的老战友任弼时致军礼告别。
（韩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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