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的组织观念，坚强的党性
有一次，吃过中饭，弼时和几个原属于二方面军的同志跟我谈到一次冒险反复成功地突破敌人封锁线的事。那是在1934年初冬，红军为北上抗日，开始突围长征。弼时领导湘赣边区的红6军团，比中央红军早一个多月出发，作为北上的先遣队之一。等到中央红军也突围长征时，两下虽隔着很远的距离，但从无线电指挥中6军团还要担负配合中央红军的任务。这时，敌人在前进路上布下层层封锁线，我军只能用机动灵活的办法找出敌人的弱点，猛然地突过。如果我军的行动被敌人知道了，或者在兵力集中地方去突围，一定会遭受很大的损失，甚至会被敌人消灭。有一次，当6军团刚刚突破封锁线，越出危险地区时，接到中央的电报要他们返回去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这一下问题就严重了。回去吧，敌人追兵正集中在突破口上，再突过一次，就有遭受重大损失甚至被消灭的危险。不回去吧，怎样来配合中央的行动呢？按照当时情况，中央发命令的时候不知道这边的敌情。为着本军的安全，可以发电请求中央改变返回的命令。可是弼时并没有这样做，他坚决率部重新返回，避开了敌人的围攻，完成了中央所给的任务。他笑着对我说：“差1小时，我们就有被包围消灭的危险。”他虽然没有向我解释为什么一定要冒这样大的危险，但却给了我一个极深刻的教训。当你现在在北京城里工作时，服从上级命令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可是，当你率领着几万大军，面临大敌的时候，服从上级命令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了，你要考虑自己的生死问题，更要考虑全军的生死问题。假如不是党性极强，组织观念极强，认识清了全体利益高于局部利益，宁愿牺牲一肢保存全体的人，你就会对执行命令打折扣，你就会迟疑顾虑，失去时机。许多同志在考虑个人问题时也许能够把个人利害置之度外，但在考虑到他所担负的一部分工作的时候，很不容易让自己所在的局部利益去服从全体的利益，就会犯本位主义的错误。
虚怀若谷，功成不居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敌人第四次“围剿”时，洪湖区的红2军团被迫突围，有很长一段时间在湘鄂川黔四省边界上进行游击战。在长期动荡的生活中，红2军团发现了自身很大的缺点：内部互信不足，党的组织涣散了，政治工作停止了。几位领导红2军团的同志对这种现象很焦急，却想不出克服纠正的办法。弼时领导红6军团和红2军团会合之后，成立红二方面军，重新建立了党的组织，恢复了政治工作，建立了互信。红二方面军经过他的整顿，军威大振，接连获得很多胜利。有一天，我和弼时谈起这个问题，问到他整军建党的经验时。他马上对我说：“你说得太过了，我没有做这么多的事情，我介绍你和另外几个同志谈谈吧。”他知道我和原6军团的干部们熟悉，恐怕他们夸大他的成就，所以介绍给我的同志都是原2军团的。可是，他们对于弼时整军建党的贡献谈得更多。弼时从来不把这方面的成功作为是自己的功劳，而认为这都是党中央领导正确的功劳，是2军团领导同志的功劳。他不愿意人们把这些功劳归给他，更不愿意让原6军团的同志们认为这些功劳应归给他。
倾听下情，循循善诱
有一次，我和弼时谈起边区机关和部队中存在的缺点，他一言不发地倾听着。我以为这一定是我提出的材料很深刻、很新鲜，才引起他的注意。等到我谈完之后，他一条条分析给我听，哪些缺点已经克服了，哪些缺点在不得已情况下无法立即克服，只能等待时机成熟，才能完全纠正。这时候，我才发现他知道的比我更多。他如此倾听，并不是因为我所谈的材料真的新鲜和深刻，而是为着不打击下面同志提意见的热情。他满可说一声“我早知道了”，来打断我的谈话。他不这样做。他希望从一百句话中听到一两句有用的话，他耐烦地听下去，细心地给我解释，即使我的话毫无可取之处。他这种倾听下情、循循善诱的态度，深刻地教育着每一个干部。
（叶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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