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2月8日，远芳在苏联出生。当时任弼时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工作十分繁忙。陈琮英为了协助丈夫处理纷杂的事务，也无暇顾及孩子。远芳不足一周岁，便离开了父母，住进苏联国际儿童院。
1940年2月，任弼时奉命回国。此时国内抗日战争正在激烈进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烈火也在亚欧大陆蔓延，回国的旅程中随时都可能遇到意想不到的事情，带着一个一岁多点的孩子显然无益于艰难的长途旅行，而回国的事情又不容拖延，党需要任弼时即刻回国承担重任。为了中国革命事业，任弼时意识到必须再做一次牺牲，将孩子暂时留下。此时他想到了死在为营救自己出狱途中的大女儿苏明；想到了寄养在苏区老乡家至今下落不明的长子湘赣；但他更想到了生活在日寇铁蹄之下的四万万中国同胞。
别了，孩子！为了使千千万万个孩子不再像你这样与父母分离。
任弼时和陈琮英在离苏之前，特地去苏联国际儿童院看望小远芳，并和孩子合影留念。远芳一岁多了，已经会咿呀学语，她扑闪着两只大眼睛望着自己的父母，露出十分可爱的神情。她怎么能想到此时父母正在和她道别并且即将离她远去呢！
回国后，任弼时担任了中共中央秘书长，负责党中央书记处的常务工作，并主管中央组织部、西北局和工青妇的工作，空闲时间更少了。但他时刻挂念远在异国的女儿。远芳上学识字以后，任弼时便开始和她通信。他把父母对女儿的思念，姐弟对远芳的手足之情，以及国内的情况等，通过信件频频传递给远方的女儿。任弼时在信中不断鼓励远芳要好好学习，获得优异成绩。远芳也常常写信给父母，告之她在苏联学习和生活的情况。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任弼时写信将这一喜讯告诉女儿。信中写道：“卡秋莎（远芳的俄文名字），中国已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手中解放出来了！不久之前，新的人民政府在北京成立了。中国人民今后的任务是恢复和发展工业，为此，需要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专家和干部。望你更加努力学习，并在苏联完成学业之后，成为一名优秀的专家。”接到这封信，远芳非常激动，她一直将这封信珍藏着。
长期紧张繁重的工作，使任弼时积劳成疾。1949年冬，中共中央决定送任弼时赴苏治病。到苏联后，任弼时住进克里姆林宫医院。他一面治病，一面打听女儿的消息，十分希望尽快见到女儿远芳。不久国际儿童院传来了令人喜悦的消息：1950年1月将由一名女教员送远芳来莫斯科。任弼时得到这个消息后，十分兴奋，忙把这个消息函告夫人陈琮英，让她一起分享这份快乐。
1950年初，任弼时由克里姆林宫医院转到莫斯科郊区的巴拉维赫疗养院休养。在那里，他见到了日夜思念的小女儿远芳。
此时的远芳已是一个文静可爱的11岁的小姑娘了。远芳懂事以后，在很长时间不知道自己有父母，更不知道父母是谁，是做什么的。当她见到自己的父亲时十分拘谨，她生硬地问任弼时：“你是爸爸陈林（任弼时驻共产国际工作时的化名）同志吗？”说完只顾瞪着两只发亮的大眼睛，望着父亲，观察着父亲。
任弼时以火一般的父爱温暖着久别父母的女儿的心。尽管他重病在身，但他总爱将女儿唤在身边，不厌其烦地给她讲祖国的情况，讲妈妈琮英的情况，讲姐姐远志、远征和弟弟远远的情况，教女儿写中文字和学说中国话。
任弼时的慈爱很快地征服了女儿的心。远芳无限喜悦地对任弼时的工作人员说：“我从来没有想到，我还有这样好的亲爱的爸爸。”
远芳在巴拉维赫疗养院住了两个星期后，任弼时便劝她按期回国际儿童院上课，并嘱咐她用功念书，考出好的成绩。临走前，任弼时给远芳一些钱，让她分给中国小朋友。
远芳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父亲。从此，她几乎每天给爸爸写信，父女俩的俄文通信，一个多月就一大抽屉了。
本来，远芳想在苏联继续学习，完成大学教育，然后带着专业知识回国。但和父亲接触后，深沉的父爱强烈地吸引着她，她放弃了原来的想法，坚决要求父亲带她回国，否则她“将永远哭泣，思念，而且还会影响学习”。
任弼时接到女儿要求和自己一起回国的信后，曾委婉地给女儿写了封信，帮助女儿分析事情的利弊。信中写道：
关于回国还是留在苏联这个问题，我还想和你商量一下，然后我们再做决定。一、回国当然有有利的一面。第一，你作为中国姑娘可以尽快学会中国话，这对你今后来说是非常必要的；第二，你将更多地了解中国人民的生活和斗争，这也对你非常重要；第三，你将和父亲以及兄弟姐妹们生活在一起，这对你看来也是需要的。但也有不利的一面，那就是因为你不会讲中国话，你回国后第一年只能学中文，然后才能上学（当然也可以在学校里学中文），你将耽误一年的学习。
你如留在苏联学习，这也有好的一面：第一，你不会耽误一年的学习；第二，你大学毕业之后，你不仅完成了高等教育，而且将精通俄语。当然也有不好的一面，就是你无法学会中文，这对你今后来讲是莫大的困难。此外，你完全脱离国内的生活。
这就是供你选择的具体情况。我想你最好留在苏联继续学习，完成大学教育，然后带着专业知识回国，这就是你在这里的时候向我说的。
但这一意见绝不是最后决定，你完全可以自己考虑对你怎样更合适。如果你坚决要回国，并像你在最后一封信中所说的，如果我不带你回国，你将永远哭泣、思念，而且还会影响学习，那我将在莫斯科治疗后，带你一起回国。
这封信，字里行间处处浸透着父亲对女儿的关怀和深爱。远芳见到这封信后，经过再三思忖，还是决定和父亲一起返回祖国。
1950年4月，任弼时携同女儿一起，乘苏共中央安排的火车离开莫斯科回国。途中，火车停在中苏边境的一个车站上，远芳下车走进一个商店，一个售货员用俄文问远芳：“你同谁一起来的？”远芳用俄语回答：“弼时。”那位售货员又问：“他是干什么的？”远芳说：“不知道。”上车后，远芳便问父亲是做什么的，任弼时微笑着对女儿说：“我是一个普通工作人员。”
回到祖国后，远芳依然不知道父亲是做什么工作的。在家里，任弼时每天都给远芳当翻译，教她学中文，看不出有什么特殊。在外面，任弼时对子女要求很严。远芳从父亲身上看到的依然是普通工作人员的本色。任弼时的这种精神境界对远芳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她从不以干部子弟自居，一直默默地苦干在祖国文化战线上。在任弼时80周年诞辰纪念日里，远芳深沉地回忆说：“爸爸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以普通工作人员要求自己和我们。作为他的后代，我们也应当像爸爸所期望的那样，成为有知识的一个普通工作人员，为祖国的四化大业贡献力量。”
（倪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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