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毛泽东的赞赏和毛泽东在延安话语权的进一步确立，鲁迅也变得一言九鼎，在浩浩荡荡的革命洪流里，他成为精神上的太阳。当年在上海亭子间期间，与他交好的瞿秋白，曾经成为共产党的总书记，更不用说陈独秀对他一如既往的欣赏。无论在井冈山时期的苏维埃还是延安时期的共产党，对鲁迅的敬重从未有丝毫改变，不仅严禁攻击鲁迅，还派出专职人员主持左联，牢牢将鲁迅绑定在革命的战车上。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在军事和文化两条战线上同时反击国民党的围剿”。鲁迅因此被封为文化革命的主将，他的言行也没有让毛泽东失望。与共产党联手后，鲁迅更为增添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这封回复给托洛茨基派成员陈其昌的信是在他的口述下，冯雪峰记录下完成的，发表在一九三六年《文学丛报》第四期：

    陈先生：

    先生的来信及惠寄的《斗争》《火花》等刊物，我都收到了。

    总括先生来信的意思，大概有两点，一是骂史太林（斯大林）先生们是官僚，再一是斥毛泽东先生们的“各派联合一致抗日”的主张为出卖革命。

    这很使我“糊涂”起来了，因为史太林先生们的苏维埃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在世界上的任何方面的成功，不就说明了托洛斯基先生的被逐，漂泊，潦倒，以致“不得不”用敌人金钱的晚景的可怜么？现在的流浪，当与革命前西伯利亚的当年风味不同，因为那时怕连送一片面包的人也没有；但心境又当不同，这却因了现在苏联的成功。事实胜于雄辩，竟不料现在就来了如此无情面的讽刺的。其次，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因为你们高超的理论为日本所欢迎，我看了你们印出的很整齐的刊物，就不禁为你们捏一把汗，在大众面前，倘若有人造一个攻击你们的谣，说日本人出钱叫你们办报，你们能够洗刷得很清楚么？这决不是因为从前你们中曾有人跟着别人骂过我拿卢布，现在就来这一手以报复。不是的，我还不至于这样下流，因为我不相信你们会下作到拿日本人钱来出报攻击毛泽东先生们的一致抗日论。你们决不会的。我只要敬告你们一声，你们的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为有悖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我要对你们讲的话，就仅仅这一点。

    最后，我倒感到一点不舒服，就是你们忽然寄信寄书给我，不是没有原因的。那就因为我的某几个“战友”曾指我是什么什么的原故。但我，即使怎样不行，自觉和你们总是相离很远的罢。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要请你原谅，因为三日之期已过，你未必会再到那里去取，这信就公开作答了。即颂大安。

    鲁迅 六月九日

    以深刻见长的鲁迅，着眼于当下中国错综复杂的现实问题，没有看破十月革命背后的暴虐倾向，以及它所带来的病根。而王国维却看得很清楚，他的自杀其实是先知先觉般地隐退。蔡元培也看出问题所在，这个老北大的校长虽然常有激进之举，但他一直不认同苏联顾问指导下的革命。还有陈独秀，他在寂寞中悟出人生真谛，最终重新回到了早先的自由主义立场。鲁迅作出了自己的选择，在目睹了国共破裂之后，他断然转向与共产党合作，接受马列主义，选择与毛泽东、与工农大众站在一起，一个红色时代如同毛泽东所说的星星之火，在中国大地上熊熊燃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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