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传去世那年，冯顺弟其实才二十三岁，生活在这样一个风雨飘摇的老家族里，小寡妇的日子十分不易，因为经济命脉都掌握在和她年龄相仿的胡适的哥哥们手里，她又是非常要强的女人，自己不挣钱，凡事都看人脸色，这样的日子想起来让人揪心。胡适后来之所以对母亲百依百顺，甚至接受了他根本不爱的江冬秀，最根本的原因是出于对母亲的爱，不忍心让母亲失望，母亲这一辈子过得太不容易，他不忍心再给她平添困扰。当然，徽州的女人从来就不容易，她们之所以为世人称道，就是因为坚贞与忍耐。除了无奈与坚忍地熬着漫长无涯的岁月，再没有别的办法。冯顺弟当然也是如此，她想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至少在后半生有所改变，唯一的希望只能寄托在儿子胡适身上。这时候胡传的遗嘱就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徽州的家族传统在此时尚未全面崩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是金口玉言，孝子贤孙即便心里一百个不愿意，也不敢公开违抗。冯顺弟看着越来越大的胡适，她在寻找合适的机会。
这个机会终于来了，那一年正月十六，元宵节刚过，胡适三个哥哥在家过了年，正准备外出经商。突然一场大雪封住徽山，几个男子就在家多待了几日，正月无事，大家都守着炭火盆喝酒。那天看到几个人喝了酒后面色红润，冯顺弟想趁着他们高兴说出这件久埋心头的事。她先做了些铺垫，一个劲地给他们添酒加菜，还烧了个徽州名菜一品锅。平常她们女眷在家都过着清苦日子，从来不舍得吃一品锅。看看几个哥哥酒喝得差不多了，冯顺弟倚在木门前有点嗫嚅地开了口：“有句话趁你们哥几个都在家，我想说说，也不知当讲不当讲。”几个哥哥当即停下筷子不说话，冯顺弟继续说：“你老子（父亲）在遗书上写了，说糜儿能读书，他今年都十一岁了，你老子叫他念书，你们看看他念书可念得出？”老大根本不听，他一向在家百事不管。老二胡嗣秬没说话，他自己就是个读书人，知道读书的好处，可是现在家境不比从前，他确实也很为难。老三是过继给人家的，冷笑着说：“哼，念书！”然后就起身走了。胡嗣秬端坐在那里始终不发一言。冯顺弟有些难堪，忍着气站了一会儿，掉头回到房间。胡适过了半天悄悄来到母亲身边，发现母亲坐在那里默默掉泪。冯顺弟只能默默伤心，从不敢放声痛哭。胡适外出读书之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他有些糊涂，也有些孤单地和母亲生活在这座逼仄幽暗的老宅子里，生活在老老小小几十口人之间，其间的艰难与磨折外人难以想象。男人们虽然狠心无情，但他们长年在外，相处机会较少。而女人们则不同，日日相处在一起，一旦生出矛盾，便如同乱麻缠绕，剪不断理还乱，这一点连小小的胡适也能看出来，他后来回忆说：“她们还不曾有公然相骂相打的事，她们闹气时，只是不说话，不答话，把脸放下来，叫人难堪。二嫂生气时，脸色变青，更是怕人。她们对我母亲闹气时，也是如此，我起初全不懂得这一套，后来也渐渐懂得看人脸色了。我渐渐明白，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比打骂还难受。”
冯顺弟虽然和她们年纪一般大，但论辈分却是长辈，理当得到晚辈孝敬与尊重，可是因为胡传去世，她孤儿寡母，吃受气饭是免不了的。某一天，二嫂不知因何又生起闷气，毫无来由地将她儿子拖到院子里一顿毒打，边打边骂，指桑骂槐，句句冲着冯顺弟来。在这样的家庭长大，胡适也早早懂得人情世故，他偷偷看着母亲脸色，母亲知道二嫂打的是自家孩子，骂的就是她，而且骂人的话是那么歹毒。她气得浑身发抖，依然不和她们吵，吵的结果只能是将来的日子更加难过。她走到邻家去说闲话，好回避这里的争吵——没有人当看客，那院子里母子的“表演”也进行不下去。
可是二嫂不会就此罢休，她一连十天半个月进进出出都板着一张脸，咬着嘴唇，间或还骂猪和鸡，或狠狠往地上跺一跺脚。冯顺弟实在气不过，就拿出自己的“绝招”：不吃晚饭，早早关上房门，放声痛哭一场。这一次是大声痛哭，哭得像唱山歌一样，夜深人静时分，如此悠长的哭声左邻右舍全听得到。冯顺弟哭早逝的丈夫、年幼的孩子和自己的苦命。她越哭越伤心，她是真的伤心绝望了，直哭得泪水滂沱，让众人揪心不已。那个肇事者也于心不忍，想到了早逝的公公，也开始自责自己对晚娘婆母有点过分。她也怕犯了众怒，穿衣起床，然后轻轻敲门。胡适像只乖巧温顺的小狗萎缩在妈妈身边，他不知道如何劝慰母亲，也不说话，只是在黑夜里睁着发亮的眼睛。听到敲门声，他下床打开门，这些天闹得最凶的二嫂一手执灯盏、一手端着一碗滚烫的炒米糖开水，慢慢走到床前，弯下腰来说：“别哭坏了身子，来，我泡了炒米糖开水，你起来喝一口吧，热的。”冯顺弟就不哭了，略略迟疑了一下，起来接过碗，慢慢喝下去。二嫂就在床前站了一会儿，然后退出去。她们自始至终不再说话，也没有提到任何人，但是双方都心知肚明。
这一场哭泣之后，家里至少有两三个月太平的日子，然后又开始新一轮的板脸、闹气、哭泣——童年胡适和母亲在上庄的日子，就是这样轮回了一年又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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