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

    ——马克思

    马克思这次来巴黎还有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与卢格共同主编《德法年鉴》。

    卢格曾是一名大学教师，1838年他创办了《哈雷年鉴》，这本杂志于1841年6月在普鲁士被禁后，他又转移到了德勒斯顿，把杂志改名为《德意志年鉴》后重新出版，这是青年黑格尔派最重要的期刊。马克思还没到柏林的时候，他在柏林的朋友科本就把马克思的现在情况介绍给了卢格。

    卢格和马克思早就有书信来往，一度非常钦佩马克思，认为他拥有很高的智力。于是，在1843年1月向马克思发出邀请，建议两人合办《年鉴》，马克思欣然答应了。但是，马克思反对简单地延续《德意志年鉴》，而想创办一种把“德国的头脑和法国的心脏”结合在一起的新刊物，于是新杂志定名为《德法年鉴》。

    《德法年鉴》的筹备工作，开始于1843年夏天。马克思在巴黎的头几个月，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这件工作上。由于卢格生病，编辑的责任几乎完全由马克思独立承担。

    经过马克思的认真准备，到1843年底，《德法年鉴》的出版工作已经获得很大进展。

    1844年2月，《德法年鉴》出版了第1—2期合刊号。这一期撰稿人中虽然没有法国的优秀作者，但却包括德国民主主义阵营中最著名的人物，如卢格、费尔巴哈、海涅、赫斯、海尔维格等。

    马克思是这期刊物的主要撰稿人。他发表了给卢格的三封信和《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等论文。马克思未来的亲密战友恩格斯也发表了两篇论文：《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

    《论犹太人的问题》，大约写于1844年初。在这篇论文中，马克思深入考察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问题。

    所谓政治解放就是资产阶级革命。政治解放使国家从中世纪的宗教束缚下解脱出来，并使国家完备化。政治解放废除了人们在政治上的不平等，这是一个进步；然而它并没有废除人们在社会上的不平等。社会不平等的根源是私有制。政治国家不仅没有废除私有制，反而以私有制为前提，“国家……任凭私有财产、文化程度、职业按其固有的方式发挥作用，作为私有财产、文化程度、职业来表现其特殊的本质。”

    在政治国家即资本主义国家中，所谓政治平等完全是虚假的，它“……只是一种假象，或者是本质和通则的瞬间例外”。在那里，私有财产、金钱支配着一切。资产阶级的统治表现为金钱的统治，“虽然在观念上，政治权力凌驾于金钱势力之上，其实前者却是后者的奴隶。”资产阶级的所谓人权，不过是资产阶级对私有财产的占有权和对劳动者的奴役权。“可见，任何一种所谓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主义的人，没有超出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的人，即作为封闭于自身、私人利益、私人任性、同时脱离社会整体的个人的人。”

    由此可见，政治解放既不要求人们放弃私有财产，也不要求人们放弃宗教；换句话说，私有财产和宗教在政治上的解放，既没有消灭私有财产，也没有消灭宗教。消灭私有财产，消灭宗教，这是人类解放的任务。

    所谓人类解放，就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它的任务是消灭私有财产，使人们“从做生意和金钱中获得解放”当私有财产被消灭的时候，宗教产生和存在的基础也就消失了；那个时候，人们的宗教意识，也会“像烟雾一样，在社会的现实的、蓬勃的空气当中自行消失”。

    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另一篇论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与上篇文章题目虽然不同，内容却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篇文章继续考察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问题，第一次把人类解放与无产阶级联系起来，探讨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这篇文章写作于1843年底至1844年1月，是他实际参加工人运动后的第一篇作品。文章明显反映了参加工人运动对他的思想发展的影响。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从评论宗教批判开始。马克思首先指出，由于宗教是旧社会赖以存在的重要基础，因此，对宗教的批判是一切其他批判的前提；但是，社会革命决不能仅仅限于宗教批判。宗教批判之所以有意义，只是因为这个斗争“间接地也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慰藉的那个世界的斗争”。宗教批判虽然摘去了那奴役人们的锁链上的虚幻的花朵，但更重要的是要粉碎锁链，扔掉锁链。因此，革命者的任务，不应该仅仅满足于宗教批判，而应该把“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

    马克思接着考察了对尘世的批判即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所依靠的阶级力量，指出政治解放是由市民社会的一个社会集团即资产阶级领导和完成的。资产阶级进行政治革命的出发点是自己的特殊地位和特殊利益。由于资产阶级在当时反映了社会发展的一定要求，因而能够取得胜利。但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根本没有触及私有财产的大厦，只不过用金钱的统治代替特权的统治。所以，政治革命的结果，人们最多只能得到部分的解放。与政治解放不同，人类解放是要彻底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一切关系，彻底消灭私有制。它比政治解放深刻得多。这个革命只能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和完成。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要求彻底否定私有制，只有这个阶级的利益，才符合整个社会发展的要求，这个阶级“……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并同时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这个阶级与中世纪的穷人根本不同，它是大工业的产物，它的力量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不断壮大。

    马克思深刻地论证了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他指出，革命的对象是具体的、实在的物质力量，它不可能被批判的武器所摧毁。因此，物质的力量，武器的批判，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具有决定作用。但是，革命理论也具有很大的意义，“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在对旧世界进行武器批判时，无产阶级必须同时掌握和运用批判的武器。因此，马克思要求先进哲学和无产阶级革命结合起来，“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只有这样，哲学才能发挥积极的作用，无产阶级也才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使这期刊物具有不朽的价值，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首次并列在一个刊物上，表明这两位伟大革命导师共同事业的开始。

    《德法年鉴》创刊号以马克思和卢格的通讯开头。卢格对德国革命前途抱着非常悲观的态度，他写道：德国是由一些卑鄙顺从的庸众组成的，他们以绵羊般的克制忍受着暴政，因此，不应该幻想着德国会发生革命。他的结论是：“我们的人民没有前途。”很显然，这些观点是错误的，它不仅歪曲了德国的现状，而且会使人们感到悲观，放弃革命斗争。

    马克思批评了卢格的观点，他指出，为德国革命唱挽歌是毫无根据的。的确，在德国笼罩着极端反动的气氛。封建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它使世界变为不是人的世界，使人不成其为人。而那些政治庸人们，却对这个制度无限忠顺，这不能不使人感到耻辱和愤慨。

    但马克思与卢格根本不同。他既没有因反动统治的表面稳固而气馁，也没有因德国人民尚未觉醒而灰心。他仔细考察了国家的现状，从绝望中发现了希望。他指出，在这个反动制度下，随着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日益加强，阶级对立必然日益尖锐，从而，一次深刻的革命是绝对不可避免的。他写道：德国这条满载傻瓜的船虽然有时也能顺风而行，“但是它是向着不可幸免的命运驶去……这命运就是即将来临的革命”。

    在对待革命的态度上，马克思也与卢格不同，他不是采取消极态度，而是主张进行坚决的斗争，争取革命的早日胜利。他表示决心“最先朝气蓬勃地投入新生活”，为批判旧世界、建立新世界而积极工作。

    在即将到来的德国革命中，《德法年鉴》的任务、德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任务是什么呢？马克思指出：这个任务就是对现存的封建制度和普鲁士专制国家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意义有二，即这种批判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临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退缩。”同时，在批判旧世界中，不断总结斗争经验，给群众提出一个“真正的斗争口号”。

    马克思给卢格的信大约写于1843年3月至9月间，这些信件以其对革命形势的深刻分析和对革命前途的无比信心而高出于同时代一切革命民主主义者。

    《德法年鉴》的出版，是当时德法两国革命斗争中的重大事件。年鉴的内容，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论文，给人们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马克思的战友丹尼尔逊说：德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把马克思的论文看作是“德国的天才人物给予法国人的最伟大和最优秀的礼物”。德国无产阶级诗人维尔特写信告诉他的兄弟威廉：“几天前我收到……《德法年鉴》的头两期。如果可能，你最好把它们找来一读，因为那里面有一些出色的文章、作品，要比那已经停刊的《哈姆年鉴》上所刊载的最好的东西强千倍。”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读了马克思在《年鉴》上发表的文章后，写信对赫尔岑说：“我找到了真理，我在神和宗教这两个词里看到黑暗、愚昧、锁链和鞭子。”当时在巴黎的俄国人几乎人手一份，在莱比锡、柏林、维也纳也有大批人要求订阅。直至1844年10月，恩格斯还写信告诉马克思：在德国，“对《年鉴》的需要量至今仍然很大。”

    第一期双月刊《德法年鉴》的斗争锋芒注定了它不会被反动的普鲁士政府所容忍，它刚一出版，普鲁士政府马上做出反应。1844年2月16日，普鲁士内务大臣专门下了一道命令：《年鉴》的倾向是有害的，有叛国和犯上的意图。他通令有关警察机关，指示他们逮捕《年鉴》的编辑和在杂志上发表文章的作者，只要这些人一踏上普鲁士的国土，立即实行抓捕。于是在马克思的一生中，他首次成为一个政治避难者。

    杂志在普鲁士被禁，在秘密运送途中损失很多，数百本杂志在边境被查封，全部3000册杂志只有1/3到达读者手中。《德法年鉴》在法国也没有获得成功，因为没有法国的撰稿人，它几乎没有引起法国媒体的注意。

    在这关键时刻，马克思的合伙人卢格退却了。他原本不过是一个胆小的民主主义者，他被马克思赋予这本刊物的公开的、大胆的革命方向吓坏了。在普鲁士政府的压力下，卢格撕毁了和马克思签订的合同。尽管他的经济条件相当富裕，却吝啬的拒绝付给马克思所应得的工资，竟无耻地把几本未出售的刊物送给马克思作为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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