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人:马克思-情系巴黎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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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黎公社)不是一次反对哪一种国家政权形式——正统的、立宪的、共和的或帝制的国家政权形式的革命。它是反对国家本身、这个社会的超自然的怪胎的革命,是人民为着自己的利益重新掌握自己的社会生活。它不是为了把国家政权从统治阶级这一集团转给另一集团而进行的革命,它是为了粉碎这个阶级统治的凶恶机器本身而进行的革命。

    ——马克思

    1870年7月,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路易·波拿巴(即拿破仑三世)为争夺欧洲霸权,发动了对普鲁士的战争,史称普法战争。

    普法开战的当天,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立即开会讨论。委员们争论异常激烈,意见始终不能统一。最后,委员会委托马克思写一篇关于对这场战争态度的宣言。

    7月26日,马克思起草的宣言在总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获得一致通过。很快,宣言以传单的形式发表并刊登在法国、德国、英国等国的许多报刊上。

    马克思认为,这是一场交战国双方为了各自王朝的利益而进行的战争。对于战争的前途,他认为第二帝国的丧钟已经在巴黎敲响了,其结局也会像它的开端一样,不过是一场可怜的模仿剧。马克思同时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和德国的无产阶级应当团结起来,划清民族正当利益和统治阶级利益之间的界限,这样才能根绝一切战争。

    不出马克思所料,开战后,法军很快溃败。9月4日,巴黎爆发了革命,第二帝国被推翻,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宣告成立,建立了资产阶级国防政府。

    9月9日,马克思发表了第二篇关于普法战争的宣言。马克思分析并批判了普鲁士军事专家为其侵略企图编造的种种借口。他认为不存在善意的军事原因,俾斯麦侵略法国的企图已经暴露无疑,各国无产阶级应当联合起来,反对普鲁士容克和德国军阀肢解法国的掠夺政策,否则将会播下新的战争的种子。

    当时普军已经侵占了法国1/3以上的领土,10万普军长驱直入,巴黎危在旦夕。在这国家存亡的危急关头,巴黎工人奋起抗战。以工人为主体的国民自卫军在3个星期里就发展壮大到约30万人,还购置了数百门大炮。但国防政府害怕工人武装甚于害怕普鲁士军队,武装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反动政府之间的对立,日益尖锐地暴露出来。1870年10月31日和1871年1月22日,巴黎人民曾经两次举行起义,反对卖国政府,都被镇压下去。

    1月28日,国防政府同普鲁士签订了《停战和巴黎投降协定》。2月17日,卖国贼梯也尔上台组织了新政府,继续执行出卖民族利益和反对无产阶级的政策。2月26日,梯也尔同俾斯麦签订临时和约,把法国的阿尔萨斯和洛林东部割让给普鲁士,并赔款50亿法郎。

    梯也尔政府的丧权辱国行为激起人民群众的极大愤慨。巴黎民众纷纷要求成立公社,以监督政府。而梯也尔政府却谋划解除工人的武装。3月18日凌晨,梯也尔政府出动军队偷袭国民自卫军在巴黎市区北部蒙马特尔高地的停炮场,企图解除工人武装。巴黎工人在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领导下击溃了政府军,举行武装起义,占领了巴黎市政府。梯也尔政府成员及其军队、警察和官吏仓皇逃往凡尔赛。巴黎公社革命取得了胜利,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成为实际上的临时革命政府。

    3月26日,巴黎人民进行了公社委员的选举。28日,新当选的公社委员朗维埃庄严宣布:“我以人民的名义,宣告公社成立!”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诞生了。

    消息传到伦敦后,马克思和国际总委员会的委员们都异常兴奋。虽然在共和国宣告成立之时,马克思曾劝告法国工人不要过早革命,他认为法国工人阶级推翻现存政权的条件还不具备,还需要加强革命力量的积蓄。但是,当巴黎人民起义已成现实时,他便毫不犹豫地支持他们并深切关注着公社的发展。

    巴黎公社成立后的2个月里施行了许多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措施:宣布公社委员会是取代旧政府的唯一政权,新建10个委员会(执行、军事、财政、司法、治安、劳动与交换、粮食、教育、社会服务、对外联络)以取代过去政府的各部;取消征兵制和常备军,宣布以工人为主体的国民自卫军是唯一的武装力量;实行民主选举与群众监督相结合的民主制度;废除高薪,实行兼职不兼薪的制度。公社还颁布了一系列保护劳工的法令。这些措施为无产阶级政权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巴黎人民的这些伟大创举使马克思深受启发,他由衷的赞叹道:“这些巴黎人,是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他又指出:“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

    公社把自己的斗争看作国际性的事业,宣告“公社的旗帜是世界共和国的旗帜”。公社团结许多国家的侨民为共同事业并肩战斗。波兰人、意大利人、比利时人组成侨民兵团。参加保卫公社的波兰人多达五、六百人,其中有将领东布罗夫斯基和符卢勃列夫斯基等。5月6日,公社拆毁沙文主义和民族压迫象征的“旺多姆圆柱”,将旺多姆广场改名国际广场。巴黎公社革命体现了崇高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

    公社革命期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商量着千方百计给巴黎公社提供一些有效的援助。马克思代表国际总委员会写了几百封信寄给世界各国的朋友们和国际的成员,向他们宣传巴黎公社的国际意义。呼吁英国、德国、奥地利、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工人们开展支援巴黎的活动。很快,国际上许多地方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纷纷举行集会,声援巴黎公社的正义斗争。

    国际总委员会共举行7次会议,主要讨论公社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还与公社委员弗兰克尔·莱奥、路易·欧仁·瓦尔兰建立了通信联系,积极为公社提供建议。他们特别建议公社战士要立即追击逃往凡尔赛的反动政府,不能让其赢得喘息时间;要对反革命分子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不能助长反动派的嚣张气焰;要立即查封法兰西银行,不能让它继续为资产阶级服务。可惜,公社没有完全听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忠告。在军事上,他们没有及时主动地对反革命巢穴凡尔赛发动进攻;在经济上,他们没有没收法兰西银行;在舆论上,他们一再容忍资产阶级对公社的诽谤污蔑。

    巴黎飘扬着的无产阶级革命红旗,是对旧世界的致命威胁。梯也尔政府在凡尔赛纠集武装力量,并勾结普鲁士军队于5月21日攻入巴黎市区。英勇的巴黎工人筑起街垒进行武装抵抗,开始了历史上称为“五月的流血周”的激烈巷战。5月28日凌晨,巴黎公社战士弹尽粮绝,最后的147名社员在拉雪兹神甫公墓东北角的墙下全部被反动军队屠杀。拉雪兹神甫公墓的这段墙被后人称为“巴黎公社战士墙”,它是巴黎公社精神的永恒历史见证。接着,凡尔赛军对巴黎人民实行血腥大屠杀,据统计,公社战士共有7.29万人在作战中牺牲,2.98万人被枪杀,6万多人被投入监狱或被流放。

    巴黎公社革命是法国无产阶级自发进行的一场革命,第一国际并没有以任何行动直接促使公社诞生,而是以其思想和影响孕育了公社革命。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的40名成员中半数以上是国际成员。当选的81名公社委员中有36名国际成员。除了某些重大失误,公社所采取的重大措施,尤其是社会经济措施,都与国际的原则相符合。

    公社失败后,马克思领导的第一国际及其各国支部强烈抗议反动派镇压公社,谴责梯也尔政府暴行,发动营救、支援和救济公社流亡者的活动。

    巴黎公社失败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当时还没有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公社在一些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公社没有乘胜向反革命巢穴凡尔赛进军;没有坚决果断地镇压反革命;没有没收象法兰西银行这样重要的金融机构。同时,公社没有能够同农民结成联盟和得到农民的支持。

    巴黎公社虽然只存在了72天,但它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经验和教训。这是无产阶级为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伟大尝试。“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公社英雄儿女们用生命和鲜血捍卫新生政权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将永远激励人民为争取自由解放而斗争。

    1871年5月30日,马克思在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上宣读了他的著名著作《法兰西内战》,全面论述了巴黎公社的丰功伟绩,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和教训。马克思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无产阶级必须用革命暴力摧毁和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无产阶级的全部历史任务。

    但是偏偏有人跟马克思唱反调,这个人就是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巴枯宁,他是继蒲鲁东之后无政府主义最典型的代表。

    巴枯宁从唯心主义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立场出发,认为阶级压迫的根源在于国家。因此,巴枯宁主张立即废除一切国家和权威,这样,无政府的社会就能到来,也就能实现阶级平等,让每个人享有自由的权利。巴枯宁不相信工人阶级的力量,反对进行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反对建立无产阶级政党。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鉴于巴枯宁错误思想,给第一国际带来的恶劣影响,有必要与之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

    1871年9月17日至23日,第一国际在伦敦秘密召开代表会议,共有30多名代表出席。会上,马克思、恩格斯与巴枯宁主义者进行了面对面的辩论,狠狠打击了巴枯宁主义者的嚣张气焰。

    巴枯宁本人没敢出席会议,但他不甘心受挫,在暗中加紧破坏国际的罪恶活动。1871年11月,他纠集一伙人在瑞士召开了所谓“代表大会”,抛出了一个通告,对总委员会和马克思本人进行恶毒的攻击诽谤。

    对于巴枯宁的这种分裂主义行为,马克思非常气愤,决定予以反击。1872年初,总委员会发布了《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的通告,彻底揭露了巴枯宁集团的分裂阴谋和罪恶目的。为了彻底粉碎巴枯宁阴谋集团,总委员会决定于同年9月在海牙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

    9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一起来到海牙。在大会上,巴枯宁没有勇气露面,他的追随者频频向马克思、恩格斯发难,这两位革命家并肩作战,经过长时间的辩论,取得最后胜利。大会决定把巴枯宁及其追随者开除国际,从而维护了国际内部的团结。

    海牙大会还作出另一项重要决定:把国际总委员会的驻地从伦敦迁到纽约。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提议的,但这一提议得到了大多数代表的反对。恩格斯做了耐心的说服工作,他指出:“巴黎公社失败以后,欧洲各国当局加强了对国际工人协会的破坏,总委员会在欧洲面临重重困难。而在纽约,那里有我们强大的新组织,在那里我们的党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具有真正的国际性质……”

    大会最终通过了恩格斯的提议。马克思、恩格斯虽然不再参加第一国际的领导工作,但他们表示将一如既往的把自己的余生献给国际无产阶级事业。总委员会迁居纽约后,由于缺少了灵魂人物马克思和恩格斯,实际上已不能履行领导国际工人运动的使命。

    这时候,马克思审时度势,充分认识到:国际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各国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于是,他写信给时任国际总书记的佐尔格说,从欧洲的形势来看,暂时让国际这一形式上的组织退到后台去,是绝对有利的。

    1876年7月,第一国际在费城召开了最后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解散总委员会和结束第一国际的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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