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说张爱玲是胡兰成的文艺姘头并非造假，张爱玲后来与胡兰成那一段爱情确实是真实发生的，你可以说它是倾城之恋，也可以说它是男女偷情。他们像夫妻不是夫妻，像同居又胜过同居，糊糊涂涂、懵懵懂懂、昏头昏脑、瞎七搭八地搞在一起。张爱玲是不在乎的，面对记者有关“同居”的提问，她回答说：“从前英文有句话说‘two can live as cheaply as one’，从前是结婚比较省钱，现在情形似乎是两样了。独身的人生活简单，大家都这样想，所以不留人吃饭也没有见怪。结了婚的人，就有许多不能够避免的应酬。”张爱玲含蓄地说明还是同居省事省钱，所以她很坦然地接受与胡兰成这种松散的相处方式。
苏青对“同居”则过激一些，这可能出于她的生存需要。她这样对记者说：“夫妻有同居的义务一条，我认为不妨自由些，想起这样长时间的同居生活，实则也是很可怕的。或同居或不同居，一方感到需要只可向对方提出要求，初不必因法律规定是义务而要求强制执行也，像外国人般分床分寝室还比较好一些。但最好还是像朋友一样，大家往返，不至于每个人在婚后便没有一刻的私生活可过。我说女人再嫁比初嫁难，就是因为一回想到从前住在笼子里的生活就有些怕起来了。再有社会的舆论不要对男女问题太敏感，夫妻是否日日同居或夜夜同床可由他们自己去决定，分居并不碍着众人什么事，同居亦不见得肯分惠些什么给众人也。”她很坦然地分析男女间同居和分居的利弊得失，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所以对小报上炒作她是陈公博的露水妃子，大概也是视而不见，并且很坦然地把她与陈公博的事写进了小说，《续结婚十年》中那个金世诚，就是陈公博，她这样记录他们相见的一幕：
当差的送上两杯茶来，请我把大衣脱了。客厅里装着水汀热腾腾的，我把大衣放在沙发背上，当差的便小心地把它捧出去，顺手把门关上。我的头直抵到胸口，心里更慌张，仿佛金总理的声音在远处说话，耳朵听得见，嘴里回答不出。他问我：“抽烟吗？”我摇摇头。半晌，他又问：“近来常写文章吗？”我点点头。他静静地抽着烟，一支又一支的，火光荧荧然，仿佛在沉思着什么，我更不敢作声，眼睛只往下看，先是胸口的白牡丹花，黑旗袍下摆，淡红色的丝袜，黑纹皮高跟鞋，再望下去是自己踏着茸茸地毯，有美丽的花纹，繁碎而鲜艳的，仿佛铺着千红万紫的落英，显得满室如春，水汀又是如此的暖洋洋，我觉得昏昏沉沉地。水汀热度继续增高，柔美的光，幽丽的房间，酒菜不断地送上来，他和颜悦色地细询我什么学校出身的，文章写得很多吗？又说他曾在《大江报》上看见过的几篇作品，文笔细腻，描写深刻，他是很感动的。“我也是一个文人，”他说，“现在不幸干了政治工作，个性不合，很苦恼的。”
苏青不知道陈公博这一番话说得是真是假，她只是像个小学生一样诚惶诚恐地听着。接着，陈公博就向她诉说自己的不幸，“他告诉我许多关于自己的历史，童年失怙，参加革命，希望的幻灭，但是他爱他的领袖，一个提拔他的革命前辈，如父兄，如师友，情同骨肉，他得永远追随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我是甘愿为朋友牺牲的。’他痛苦地说，我听着也觉得惨然不欢，见他狂饮着，又不好劝阻，心里只想到这几句词：‘也拟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想到这里我也只觉得心里难过，不禁端起杯来饮了一大口。”
后来不久，苏青就收到一封神秘来信，信里什么也没有，甚至没有署名，不知道是谁寄的，但是信里放着一张支票，是一张十万元的支票，苏青惊呆了，她隐隐地猜测到这个出手大方的人是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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