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结婚十年》里这样写到谢上校：“在座有一位新从外埠来沪的军官，经他姑丈的介绍，我才知道他就是谢上校。他的身材可以说是生得短小精悍，谈起话来，竟也是精通翰墨的。童于道的姑丈说他是能够做旧诗的，我就向他讨诗稿看，他凭记忆即席抄两首七律向我请教，中有句如‘人自比花容易老，月终如梦不常圆’等，缠绵悱恻，有如李义山，使我为之感动不已。于是我们就谈到一切，他便关心地问我近日的起居生活，我也约略提起许多不得已，因此只好带着一个小女儿孤寂地居住着等话。”女人当着才结识的男人面说这些话，释放出的信号不言自明。这个谢上校听在耳中，记在心里。不久，他又来到上海，就来看望她，带着许多土特产。苏青一见到谢上校，这样写道：“多么可耻的思想呀，我忽然觉得与菱菱同住在一起不方便了，便推说自己想写一些东西，孩子留在身边怕吵闹，叫王妈领着她到堂姑丈家里暂住几天。”这是孤身女人最真实的也是最无耻的想法，没有经历过，想虚构都虚构不出来。为了和谢上校在一起，嫌女儿是个麻烦。谢上校显然也心领神会，“就在一个下着毛毛雨的傍晚，他坐着一辆小汽车来接我去了。汽车穿过许多湿淋淋的街道，他欲语又止，我含笑凝视着他，等他说出话来，最后他才怪抱歉似的一字一句说道：‘我——因为那房子，我必须用我的名义才可以接收下来，所以，所以，只得——对他们说，说，你是——’‘说我是怎么呢？’我恐怕房子有问题，不禁焦急地问。他俯首不语，半晌，这才抬起头来向我告罪道：‘我很抱歉，好在我明天就要回去了，我只好对他们说你是我的太太。’”
“我”就这样做了谢上校的外室，这是苏青的一家之言。小说中的谢上校就是生活中的姜贵，另一个名字叫王意坚，这位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后来去了台湾，经商失败后从事和苏青一样的工作：卖文为生。他写了一篇文章《我与苏青》，开头这样说：“民国三十四年九月间，我带着整整八年的大后方的泥土气，到了上海。我在虹口一座大楼里担任一个片刻不能离开的内勤工作。我的‘部下’有六个打字员，恰好三男三女。他们都是二十岁刚冒头的青年，从未离开过上海一步的地道上海人，他们新近加入我的工作。”从他们嘴里，姜贵得知孤岛上海冒出一个女作家苏青，写了一部《结婚十年》一时洛阳纸贵，就借了一本看，一看就放不下了，“她文笔犀利，而精于组织，把夫妇间许多琐事，写得那般生动，引人入胜，真不是容易的事。”他当即写了一封信给苏青，但是过了四十天才收到苏青回信。原来信是寄到出版社的，平时苏青没事不可能跑到出版社去。是她的一个朋友，忽然看到有一封信是给苏青的，放在出版社窗台上，就帮她拿了回来。两个人经过短暂通信后，苏青约姜贵在一个晚上到她的寓所去谈谈，姜贵想也没想就去了。当时苏青住在一楼，门对着楼梯口，从窗内隔天井可以看到弄堂内。姜贵去的时候，她正坐在窗内等他，他屏住气上前敲敲门，开门的正是苏青。
这一晚苏青一个人在家，孩子们都放到弄堂里玩去了，烧饭的司务放假出去了。苏青说她有个宁波厨子，很会做菜，但是姜贵自始至终都没有见到这个人，疑心这个宁波厨师并不存在。两个人在家中略坐片刻，她提议到对面咖啡馆坐坐，姜贵便跟着苏青来到咖啡馆，上了二楼。楼上客人很少，有不少客人对着苏青指指点点。苏青对姜贵说：“我平常不大出来，很多人认得我，而我不认识他们。”
这一次喝咖啡苏青抢着埋单，因为钱并不多，姜贵便让苏青付钱。后来熟悉了，花钱总是姜贵支付。一个是接收大员，大权在握，一个是孤寡女人，写字谋生，两个人来来往往的结果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出。但是所有的一切写在《续结婚十年》里，在姜贵看来全不对味，让他难以接受的，是苏青说他“把谈恋爱当做嫖窑子在处理”。苏青说过，“那方面基本停止，跟死火山一样”，其实火山只要不喷发，全都是死火山。死火山表面上看起来都是死寂的，只有天知道死火山地表下面沸腾的岩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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