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有根，前世今生三百年家世吉星高照，肯定会给后人带来文心与慧根，这是另一种福祉，把张爱玲与苏青推上高高的万众瞩目的文坛，这是贫家子弟望而却步、望洋兴叹的事，是命中注定，也是前生有约。

    张爱玲背后支撑着四大家族，富可敌国的李鸿章就不说了，虽然他自小是个狠人头，靠着打与杀出人头地，可是诗书传家一向是李家的传统。在合肥郊外于湾，李家好几代几乎就是靠借债度日，但是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还是弄出个“棣华书屋”让李家兄弟在里面读书。虽说书屋破落不堪，就是一个草棚子，但是李文安却真当那么回事，用木板写了牌匾挂在房檐上，并且还撰文记之：“门临方塘，水光照屋，菊花三径，杨柳数株。”如果没有诗书在胸，李鸿章也就是一介武夫而已，事业不可能做得那么大，大到连慈禧都惧他三分。至于祖父张佩纶，虽然是个穷京官，但是张家世代耕读。虽然家境不富，但是张印堂大人一再鼓励儿子励志苦读，这是李鸿章与印堂大人生死与共的证明之一，这份友谊用现在的话来说可谓“鲜血凝成”，否则，李大人不可能被老婆骂得狗血喷头，还是将女儿嫁给这个小老头子。据曾朴在《孽海花》中记录：张佩纶满腹诗书、两袖清风，虽官居高位，但为官清廉，常常吃稀饭维生，这是他后来成为李大人东床快婿的主要原因，当年也离不开这小子的才高八斗。当年他在太和殿大考，一挥而就，首先交卷。不日放榜，名列榜首。当时京中对他的评议是“词锋可畏，是后起的文雄”，“才大心细，有胆有勇，可以担当大事，可惜躁进些”。他授了翰林院侍讲学士后，洪钧登门道贺，家中却没有米煮一锅干饭待客，只得叫仆人拿袍去典当，顺路买些米和菜回来做饭。当时的美国大使洋约翰曾对人说：“在华所见大臣，忠清无气习者惟佩纶一人。”一直到晚年与李菊耦闲居金陵，还诗词唱和，甚至还合写了一部武侠小说。这一份文脉传到他们的儿女张廷重、张茂渊身上。张廷重是个典型的文艺青年，没事就在家读《红楼梦》，读《海上花》，愁烦起来就跑到楼台上低低吟哦，甚至与妹妹张茂渊为了一本书的归属闹得不来往。他们在文化上没有造化，只是本能地喜欢。但是通过他们身不由己的传承，张家文风最终在张爱玲身上浩荡而起，开花结果，这是再自然不过的水到渠成。

    这一点在苏青身上也得到验证，苏青与张爱玲一样，也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祖父冯丙然，前清举人。据《鄞县志》记载，冯丙然曾于一九〇四年但任宁波府中学堂的校长，它的前身，就是闻名全国的储才学堂。苏青的妹妹苏红也回忆说：“我祖父当时的威望相当高，宁波府的重大事情都请我祖父决策。祖父的思想十分开明，他提倡女人放脚、剪发、识字，没有重男轻女的思想。他特别喜欢我姐姐，经常教我姐姐认香烟壳花绿纸上的三国、水浒、西游记上的人物。我姐姐聪明，一教就会，经常博得客人们的欢喜。他还积极创办《四明日报》，办铁路，办公立医院。祖父曾任浙江杭州副参议长，相当于现在的副省长，有关他的事迹保存于宁波范氏天一阁。”

    冯丙然的包容和家庭的开明深深影响了他的后人，苏青父亲冯松雨从小苦读，后来考取了庚子赔款留学生，与胡适一道赴美留学。苏青的母亲鲍云仙毕业于师范学院，完全是个书呆子，爱好文学，喜欢唱歌。那是民国时代，风气开放，社会文明，这一切自然影响了年轻的一代，苏青的母亲鲍云仙与张爱玲的母亲黄逸梵如同一个人，受到民国科学文化启蒙，对男人纳妾恨之入骨，向往自由与独立。黄逸梵做梦都想成为自由女性，离婚，然后出国，寻找新的人生与事业。文化的包容、社会的开放，必然带来人格的独立、心灵的解放，也给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女性从身体到心灵的大梦初醒，便是从老上海这一代人开始，从黄逸梵和鲍云仙开始，她们的所作所为，影响和召唤着张爱玲和苏青。这两对母女心灵里，都埋藏了自由的种子，种子既然已经埋下，肯定要生根发芽，长叶开花。如果说黄逸梵和鲍云仙是一部连续剧的话，那么张爱玲和苏青就是她们的续集。黄逸梵和鲍云仙死了，可她们的汩汩热血却一直在张爱玲和苏青的血管里奔腾——最后，在家族这株盘根错节的古藤蔓上，开出了张爱玲和苏青两朵醒目耀眼的大红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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