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李崇元说：“现在允许摆地摊了，街上也有了售货亭。”苏青有气无力地说：“你想做生意呀？”李崇元不说话，看着这样的境况，不做点生意怎么活下去？但是要做大生意他是没有本钱的，手头只有几百块钱，摆摆地摊，做做夜市还差不多。苏青不说话，她的心情更坏，因为自己病成这样，自己的儿子年纪一把还没有成家，要去外面摆地摊，她的心情没法好起来。李崇元只和她说了这么一次，后来再不和她说这些事，他知道一说起来母亲心情更加不好。但没有办法，也没有对母亲隐瞒，就把自己积攒的几百块钱拿出来进了一些货，无非是鞋垫、裤带、皮夹等小用品，从家里拿了床床单，既做包袱又做垫子，背到提篮桥那边人多的地方，往地上一铺，就是一个地摊。当时正值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许多上海三线人员回流到上海，没有工作，没有住房，就靠摆地摊生活。李崇元很快就找到了同道，也不觉得孤单，他甚至觉得自己比他们命运还要好上一点，因为他毕竟有家，有房子住。有很多父母不在了，家里兄弟姐妹各顾各，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
每天李崇元将母亲的早餐和午餐准备好，然后就出门摆摊，一直到很晚才回来做晚饭，苏青也是等他回来做晚饭。有时她身体好一点，也会帮着买点小菜，会问问他：“今天赚钱了吗？”李崇元点点头。苏青慢慢地也接受了儿子摆地摊谋生的事实，这样对他说：“不管做什么事，只要能赚钱，总比去借好。”她是说给儿子听，也是自我安慰。有一次，李崇元摆地摊赚了二十元钱，当时一般人一个月的工资是八十元，李崇元回到家高兴地告诉母亲，苏青一听，害怕了：“你不要去做非法的事呀！”
这样的日子转眼就过了两年，一九八二年冬天，天寒地冻。那天他还在摆地摊，早上和往常一样把早饭做好，与母亲一起吃。早饭是泡饭，然后他把中午母亲要吃的东西做好，放在她床前的茶几上。那时候苏青卧床不起大概有一年多了，基本上不下楼。他们之间的谈话也就限于“你今天生意怎么样？”之类的家长里短。苏青吃了两口泡饭再也吃不下去，李崇元说：“这两天我就不出去了吧？”苏青摇摇头，说：“我是慢性病，去年也说不好不好，不行了，要走了，结果还不是活到现在？那医生早就说我不行了，挺不过去了，我不还是活了这么多年？如果我知道今天死就当然要留你了，但是又不知道，我又没有钱留给你，怎么好再拖累你？你还是出去好了。”那一天李崇元有点心不在焉，早早收摊回来，一路上心里怦怦直跳，生怕到家母亲不在了。回到家一看，母亲还好好的。问她，她竟然说：“感觉好一点了，人舒服一点了，胃口也好一点了。”
李崇元很高兴，过了几天就是十二月七日，那一天李崇元记得很清楚，那天寒流来袭，天气特别冷，地上积水的地方全封冻了。那天早上吃的是年糕汤，吃完后李崇元碗也没洗，照样早早出摊了。到了下午，他突然全身发抖，止也止不住。他心里就想：今天这么冷，不要做了，早点回去。经过菜市场他买了一大包黄鳝，想着给母亲调调口味。一到家，发现苏青躺在床上没有声响。李崇元也不大在意，她一向是这样的。他正准备洗菜，无意中转头看看母亲，却见苏青的头歪在一边。他吓了一跳，上前一摸，母亲当时身上还是热的，嘴角有血，靠门的一只眼睛睁着，估计是等人来吧。
苏青就这样走了，悄悄地，没有惊动任何人，也没有留下任何遗言。两个医院护工用帆布担架把苏青的遗体抬到太平间，但是那天死人太多，太平间没有空位子，他们就把苏青的遗体随意放在地上，走了。只有李崇元一人守在太平间门口，当时天寒地冻的，苏青单薄的遗体就这样放在寒冷的水泥地上，放了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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