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是长期的。长期抗战需要大量的有文化有知识的人才，学校应责无旁贷地肩负起这个任务。所以，周祖训在进行战时教育的同时，加强了提高教学质量的措施。学校在师岗近七年的时间中，周祖训协同全体师生谋划经营，做了一些在当时颇有影响的工作。
抓紧有利时机，加强学生功课学习。迁徙之前实行的战时教育，半日上课，半日搞特种训练和社会服务，是当时信阳的形势使然。到师岗后，既有了安定的环境，就要很好利用，不仅要学好现有的功课，还要补学过去失去的东西。当时学习和生活条件都是相当简陋和艰苦的。在师岗开始上课时，学生坐在砖头上听课，后来改用长案作桌，长凳当座。每案可对面坐8人，既可听课记笔记，又便于集体讨论。晚上用碗盛桐油作灯照明，勉强可以看书写字。当时可供学生课外阅读的图书很少，因为学校全部图书都存放在信阳郊乡。后来逐渐从南阳和洛阳书店购买一些新书。周祖训把自己的藏书与学校新购的图书合在一起，在三间会议室的东山墙用砖垒一书架，把书放在上面，供师生借阅。
学生每天早餐是玉米糁煮红薯，不限量；午餐限量，每人一个杠子白面馍，约半斤重，佐食为白萝卜或青菜；晚餐为混汤白面条，不限量。在校门前平台上就餐，男女生分别在指定位置上站好，饭都盛好后，教官喊口令“开饭！”然后大家都一齐蹲下就餐，喝汤声骤起，其声如瀑！好一首“喝汤交响曲”，周校长也是演奏者之一。就在如此简陋艰苦的条件下，校长能以身作则，教师也都能辛勤教学，学生也都能刻苦学习。
读书不忘抗日，积极进行自我训练和抗战宣传。自迁到师岗后，周祖训即决定学校到达师岗的10月23日为“迁校纪念日”。每年这一天，全体师生都要开纪念会，壁报要出《迁校纪念日专号》。周祖训在每次纪念大会上都要大声疾呼要求大家“安勿忘危”、“读书不忘救国”，并阐述其道理和实行的办法，办法主要是积极进行自我训练和抗日宣传，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自我训练除平时进行严格的军训和露营演习外，要求每年至少举行一次修学旅行，实际就是远途军事拉练。学校曾组织到淅川的上集、香严寺、荆紫关，湖北的武当山，内乡县的西峡口等地拉练。每次拉练，师生都自背简单的行李及吃饭和洗刷用具，每人还挎一个一尺见方的薄木板（由学校统一制备），可随时作写生、记笔记和听课用。每次远途行军，周祖训都和师生同行、同吃、同住，并随时对学生进行教育。学校把抗日宣传渗透到各种活动中，如每期举行的讲演比赛、歌咏比赛，都离不开宣传抗日；每年举行的大型新年游艺活动中，抗日宣传更是重要组成部分。
建立学生自治会，开展各种课外活动。周祖训非常重视学生课外活动，他认为课外活动是正课学习不可缺少的补充，并可培养学生的领导和组织能力，发展学生特长。学生自治会不仅本身为一课外活动组织，且为发动一切学生课外活动的领导和组织机构，对学校民主办学也起到很好的作用。信师学生自治会是1939年上半年成立的。当时，在中等学校中成立学生自治会是教育部明令禁止的。理由是中等学校学生年岁小，易为别人利用，误入歧途。周祖训校长的经验证明，青年最富正义感，善于明辨是非，如能引导得当，必能沿着正确道路前进；所谓“误入歧途”，不过是桎梏青年活动的借口。周祖训不顾教育部的禁令，毅然让学生自治会建立起来，并开展活动。自治会组织由各班学生先选出代表组成委员会，委员会推举一人为主席，总揽会务。委员会下设生活、学习、康乐、服务四个部，每部设干事若干人，分理各部事务。首任学生会主席孙克恭，品学兼优，有工作能力，思想进步。新中国成立后大家才知道他当时是信师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
周祖训在信师任校长10年间，从未调查过共产党在校内的活动。他知道某某学生思想进步，是不是中共党员他却从不过问。在白色恐怖严重时期，只有在学生言论行动有碍学校和学生安全时，他才加以干预。所谓干预，也只是劝诫和教育。如果有学生遭到诬陷和逮捕时，周祖训总是尽力为之辩护，进行援救。1942年至1943年间，国民党特务组织伏牛山工作团，到处抓捕“红色分子”，信阳师范也被殃及，遭嫌疑的学生被抓到师岗镇公所审讯，后又被转移到内乡县城囚禁。周祖训不顾盛夏酷暑，多次风尘仆仆赶到学生囚禁地，千方百计地为无辜受害的学生奔波呼号，终于把他们全部营救保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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