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中期国家经济陷入困境，除了巨大的军队开支外，还有庞大的行政开支，加上连年的水旱灾，使政府的经济运转更加困难。怎么能解决国家的经济困难，使国家的经济恢复正常运转，已成为当时朝廷的头等大事了。
司马光对此也非常关心，他日夜思索，向皇帝提出很多建议，对国家重大的经济问题提出重要建议。如《劝农子》、《论财利疏》、《言蓄积子》、《言钱粮上殿子》等。司马光在经济改良中，针对当时的经济困难情况，以及财政的不足，提出了以蓄积为中心的经济改良方案。他开诚布公地提出“圣贤之治，全都是以岁月来积蓄然后才能见效”，并反对“上下偷安，不为远谋，认为这是国家的最大的祸患”。又指出“国家如果没有三年积蓄，那样说是国家，实际已经不是国家了”。他认为当务之急是国家应当认识到积蓄的重要，应当有积蓄意识，不能那样没有长远打算，今年有粮今年吃，明年没粮明年再说。司马光很严肃地向皇帝指出：“国家最近以来，无论是官府还是百姓都很不重视积蓄，官府的仓廪大都没有三年的积蓄，而乡村的农民很少有半年的积蓄。这样要是遇到稍有水旱灾情，就会出现国家和个人都没有半点粮食，也没有办法相救济，这是多么危险的情况呀。等遇到丰收的年份，国家上下又都忘记了没粮的情景，这就是目前最严重的弊病。”在这里司马光极其深刻地指出积蓄的重要性，同时又指出没有积蓄，一味苟安的危险性。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司马光从官吏任用、国家财源上，还有政府的支出等三方面提出意见。
司马光认为国家任用官吏应当随才用人，而且要保持官吏的队伍稳定。司马光的一贯思想是认为国家的强盛与衰弱，关键在选择用人，而不在立法，有时法律完好无缺，但由于官吏素质不好，所以也出现很多问题，司马光这种重视官吏素质、重视人才的作用，在当时是非常可贵的。也正因为这样，他特别重视官吏的选择和考核，他主张对各级官吏应当经常考核，形成制度，使官吏的业绩好坏、与品级升降紧密联系在一起，对官吏，尤其是业务精通的官吏更应当让他们发挥自己的长处，使他们稳定下来，这样对政府有利，对官吏也有益处。
在国家的财源上，司马光认为国家财派对国家的经济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对国家财源应当注意保养，使其能得到恢复和发展。只有这样财力才能滋长，国家经济才能好转。在保养的同时，国家还应当“徐取”，所说的“徐取”，司马光的意思就是应当慢取和少取，反对过去那种暴取和全取。
司马光的“徐取”多少也有一定的计划的意思，也就是对国家的经济收入经过保养得到发展后，在用的时候要有计划，切不应一下子全部用尽。司马光提出的“徐取”，不只是官吏从国库要“徐取”，而国家向农民征收也应当“徐取”。他非常反对国家向农民横征暴敛。他指出：现在的有司，自称是善于治财和理财，我也见过，他们是不管农民死活，而把大量粮食搜集在仓廪中。他们使市场商人一点利也没有，而都收集在自己的官府里，他们把手工业工人的麻布和米面收集在官府，堆积如丘，而不让他们很好做工。这样虽然是官府得到一点钱而实际花费出巨大的代价，也等于是没有持刀的强盗；对皇上是奸巧，写在簿书上来欺骗。有司实际是借工作之名来向百姓搜刮，使农民没法生产，手工业者没法做工，商人也没法经商，结果都弄得穷困破产。
司马光认为当时的农民，国家征收的话也只能在十分之二三以内，不能超过，如果超过的话，农民没办法生产了。可是有司们的征收都达到十分之七八了，农民还怎样生活下去呢？这样的情况表面是国府有很多的财物，而实际也是很空虚的。司马光认为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在当时的当务之急应当改革差役。当时的差役制度负担非常繁重，特别是农村的三等户以上的农民，他们的差役负担使他们喘不过气来。在差役中最使农民伤脑筋的是衙前役。
衙前役就是运送官物，保管官物，如果一旦发生损坏，还要负责赔偿官物。这项差役弄得农民不堪其苦，有的运气不好，甚至倾家荡产。因此司马光主张改为募役，这样能使广大农民敢于富起来，农民富起来国家自然也就富起来。所以司马光的差役改革也是对国对民都有好处的。至于手工业者，司马光主张他们应该做到产品越来越精巧，这样才能满足社会的消费者需要。当然，司马光对工匠们生产华靡的产品是反对的。对商人，司马光依然是持传统观点，主张给商人有利可图，不能使商人无利可得，不能把商人限制过严过死。司马光对国家的经济来源很注重保养，而且强调在保养的基础上，再采取“徐取”的开支办法，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扭转国家的经济不好状况。
在国家开支方面，司马光认为应当减损浮冗而省用的办法。司马光说，北宋初年，太祖创业可以说是基业刚定，艰难万分，但国家财用还可以足用，而且又稍有节余。到了北宋中期，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国家经济也有了很大发展，国家的财政应当有所节余，但事实是反倒不足。这样反常的现象出现的原因在哪里呢？他认为最主要原因是北宋初年，宋太祖倡导朴素，全国风行节俭，而到了北宋中期，大肆浪费，盛行奢华。
这主要表现在皇帝身边的人员浪费巨大，这些人依仗权势，奢侈无度，而且又是月异而岁殊，这些全由国库开支，皇帝对此不加限制，大臣对此不但不敢提出批评，相反赞扬，以此来向皇帝讨好。宦官们掌管内库，国家对内库的收入支出完全不清，而宦官借机作弊。由此社会也兴起浪费奢侈风气，对过去的俭朴反而讥笑。
地方官吏也借浪费奢侈风气，向百姓大肆搜刮，鱼肉百姓，把老百姓财产搜刮殆尽。官吏们不只是浪费奢侈，还不忠于职守，并营私舞弊。此外国家出现了冗官、冗兵，严重浪费国家的金钱。官员没有定数，一官职可以多至数人。官员的俸禄也没有定数，而且可以任意增加。兵更是多得不得了，虽然不能打仗，国家也得白白养活。
这些巨大的浪费，使国家经济陷入困境，追其根源全在皇帝本身。司马光针对这种情况提出了解决的办法，他认为关键是“深自抑损，先由近始”。也就是反对浪费，提倡节俭，要首先由皇帝做起，皇帝做好反浪费厉行节俭，然后是皇帝身边人员，再有就是内臣外戚，严格遵守规定，不准违反。在当时皇帝至高无上，司马光敢于提出反对浪费从皇帝开始，对内臣和官吏违反规定加以严处，实在是可贵。就此来说司马光的建议很有其政治意义。
司马光还提出把国家对金帛钱谷的管理由以前的三司负责而改为由宰相负责管理。为了使这种意见得到大臣们的同意，司马光还引用《周礼》为根据，说自古以来金帛钱谷之事都是由宰相负责。而且在宋朝建国之初，金帛钱谷也是由宰相来管理。食货，是国家的大政。说不是宰相管理的事情，那完全是错误的。应当说司马光这样重视国家的财经管理，在当时是非常高明的主张，也是一项伟大的举措。因为很多大臣都认为“金帛钱谷”是不重要的事情，对于国家重要的是论道经邦，明理天时。但司马光却不是这样认为，他认为只有国库的虚实，才关系到国家的强弱，只有国家的强弱才关系到百姓的生活安定与否。如国家经济困难，国家陷入穷弱，百姓生活陷入饥苦，在那里还谈论什么经邦治国的空话，又有什么用途呢？
司马光对社会风俗也非常重视，他认为社会风俗的好与不好，也可以表明国家的好与不好。宋朝建国初，社会风俗很好，那时，从官府到百姓风俗俭朴，并有着一种向上的力量，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那种可贵的俭朴风俗已经不见了，相反是奢华之风到处都是，特别是官府简直奢华得不得了。官吏们更是比奢华，不管大小官吏，他们相互间比奢华，似乎谁奢华谁就有本领。司马光对此极端反对，尤其是他看出奢华消极了人们向上的意志。司马光不仅自己反对奢侈，厉行俭朴，而且对儿子也要求俭朴。
司马光的妻子死后，家里没有钱办丧事，儿子司马康和亲戚主张借些钱，把丧事办得排场一点，司马光不同意，并且教训儿子处世立身应以节俭为贵，不能动不动就借贷。最后，他还是把自己的一块地典当出去，才草草办了丧事。这就是民间流传的司马光“典地葬妻”的故事。难能可贵的是，司马光不仅自己以俭养德，而且深深地影响着他身边的家人，尤其是他的独子司马康。一篇《训俭示康》，言之谆谆。按史载云，司马康“途之人观其容止，虽不识皆知为司马氏子也”。
他在《训俭示康》中说：
对于一个人来说，他的品德如何，全是由俭朴而来的。我们所说的俭朴，就是要寡欲。君子寡欲，就是不至于被物质所驱使，而且可忠诚于人的道德。百姓要寡欲，那就能够谨身节用，并且会永远不犯罪，家庭美满。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说俭朴是道德的基础。我们必须重视俭朴，又必须倡导俭朴。要知道奢侈多欲，有地位的如果多贪欲，一贪欲就羡慕富贵，这样容易不走正道，因此招致祸端。百姓如果多欲，一多贪欲就好追求盲目羡慕别人的所用，因此容易不顾自己的身体和家庭。这样如果做官的话，就要进行贿赂。如果是平民就要走上做贼为盗。所以我说：“奢侈，是万恶之大源呀。”
司马光把俭朴和奢侈对人的利害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同时他也指出：对任何人都是这样，无论是有地位的人和百姓，都应当倡导俭朴，反对奢华。司马光又告诉人们：从俭朴发展成奢侈是很容易的，反过来由奢侈发展为俭朴，那是非常困难的。因此人们都应当珍爱俭朴，厉行俭朴，“谨身节用，远罪丰家”。
司马光认为俭朴不只是一般人的事情，皇帝也应当俭朴，皇帝崇尚俭朴，厉戒奢侈，怎样更是重要，甚至可以说是影响到国家的兴亡。为了能让皇帝崇尚俭朴力戒奢华，还在英宗皇帝即位不久，他在《进〈稽古录〉表》中，就表明人君应当警惕“弃礼纵欲”，“荒淫无厌”，并把这种恶习说成是亡国的大祸。司马光崇尚俭朴的思想是他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在他的一举一动和一言一行中。他曾批评过萧何在西汉初年，为汉高祖刘邦修建未央宫，极其华丽辉煌，是违背当时的时务。又对唐玄宗晚年骄逸、沉陷在与杨贵妃的宴舞之中进行指责，并指出由此可见，作为皇帝崇尚奢侈华靡，终日无度，最后终要招来祸殃。
司马光在对皇帝崇尚节俭、宴饮有度方面，主要是对宋仁宗的进谏。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八月，苏辙在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中作策论，言及皇帝宴饮失节沉溺后宫。接着司马光又与其他谏官一同上奏折《论宴饮状》，在这里司马光直接批评了宋仁宗皇帝久居后宫宴饮终天，以及赏赐滥溢，恳请皇帝改正。希望皇帝以后停止宴饮，以便安神养气。进入后宫，安排有度，对左右内臣赏赐有数。由于这次上书宴饮有苏辙和司马光，宋仁宗很重视能直言相谏，所以他接受了。
司马光反对奢华进谏也不是都被皇帝采纳的，有时也遭到皇帝的拒绝。宋仁宗嘉祐七年（1062年），春季无雨，大旱成灾，大臣对这种情况都没有重视。后来旱灾越来越严重，百姓流离他乡。但有的大臣为了取得皇帝和后妃的欢心，在大灾之年，准备一次大规模的庆祝元宵晚会。根据大臣的建议庆祝要举行三天，从正月十三、十四到十五晚上。
前两天皇帝带领宫妃到各大寺院去春游拜佛，十五晚上在宣德门前举行大规模灯火晚会，还演出各种文艺节目，其中有精彩的女子相扑，可能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女子体育节目了。司马光知道后立即上书表示反对。就在春游的前一天，他满怀激动写了《论上元游春子》，向皇帝进谏。
司马光首先指出皇帝带领后妃庆祝的上元节观灯，本来不是国家典礼，而现在全国多处遭受旱灾，很多百姓流离失所，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国之君应当减少游观活动，以此来表示关心和爱抚百姓。不应当把上元节观灯规模弄得胜过太平时节，这样容易引起百姓不满，也难免官吏议论和效仿。没想到司马光的诚恳进谏，丝毫作用没起，宋仁宗照样带领皇后贵妃兴高采烈地观看寺院，游春拜佛，并把这次活动说成是与民同乐，不止是皇帝一人春游和观赏，这也等于是对司马光《论上元游春子》的批驳。
正月十五日晚上，宣德门外灯火辉煌，街道上人流如潮。宋仁宗带领皇后妃子还有大臣登上城楼，兴致勃勃地坐在那里观赏灯火。片刻，万紫千红的灯火展现眼前，宋仁宗也看得眼花缭乱。尤其当看见女子相扑相互厮打时，气氛紧张而又扣人心弦，此时此景的宋仁宗更是看得出神，不时又开心大笑，又赏赐给表演者很多银绢。
司马光此时也在场。他目睹宋仁宗的情景，又看见女子相扑，认为非常有伤风化，心中非常不悦，虽然是当时百般克制，但散会又即刻上书皇上，批评皇帝观看女子相扑是有伤风化，对于国家和人民都很不利，又大声呼吁请求皇帝下诏有司严加禁止，今后“妇女不得在街头以此招徕众人为戏”。司马光对皇帝的奢华之风是丝毫不放松，同时批评时也毫不客气，这里充分表现出他的彻底进谏精神，更看出他对俭朴的崇尚是真心实意的。
宋英宗刚刚即位，他为收买人心，便把宋仁宗皇帝的遗物挑选一些不太珍贵而又有代表意义的，普遍赠送给宫中、两府的近臣和将领。这次赠送非常广泛，就连在家守孝的富弼、文彦博，还有吕大、付尧俞等也都赏赐一份。司马光也领得一份，不过他并没因为自己获得好处而随波逐流，相反照样反对英宗皇帝的赠送，并给英宗皇帝上书《言遗赐子》。
司马光在奏折中说：“现在国家用度紧张，又遭到大丧不幸，历代所积蓄已经快要用光。据说外边的州军、官库也没有有钱的地方，甚至已经出现了借钱向士兵发银饷，这样下去最后怎么办呢？正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群臣怎能有心思接受皇帝赠赐的厚礼呢？”并且又进一步指出：“将来给宋仁宗修建陵墓，所需要的各种物资，现在全部没有准备。国家办公，又需要很多的钱，如果万一又遭水旱灾，我们怎么办呢？如果再向百姓征敛，而老百姓已经很困难，又拿什么来交付呢？”
司马光就这样，为国家为皇帝，从常年想到灾年，由平时想到战时，真是尽心竭力，为国家为皇帝忠贞不渝。司马光又带头建议把所得的赠赐珠宝，献给谏院公使，金银也捐给贫困亲戚，自己家里不留这次皇帝赠送的钱。虽然司马光积极进谏，但宋英宗并没有接受，理由是真宗皇帝死去时，仁宗皇帝即位后也曾把真宗的部分遗物赏赐给群臣。当然，司马光也没有因为英宗皇帝没有接受而灰心，接着又上了《言遗赐第二子》，再次说明自己拒绝接收赏赐的原因，那就是为了“通上下之情，慰远近之心，塞无厌之怨”，而决不是“夸小廉竟不忠”。司马光完全是出于忠心，想要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扭转那种违反俭朴、滥赏溢赐的颓靡风气。
司马光把英宗皇帝所赏赐的那份珠宝和金钱捐赠给谏院和亲戚，这一举动应当说是很可贵的，因为皇帝的赏赐这里体现着皇恩浩荡，光荣无上，但司马光并没有陶醉在这上面，而是以俭朴为出发点，严格要求自己，从自己做起，真是难得可贵之至。司马光崇尚俭朴、反对奢华的思想和主张犹如一条主线，始终如一的贯穿着他的工作的每个环节。仁宗皇帝安葬完毕以后，他又向英宗皇帝上书《乞放宫人子》，请求英宗皇帝：“对先帝仁宗皇帝后宫那些非御幸有子，及没有位号和执掌文书的人，都应当给他们一些必要的物品，放他们各自回到自己的家。”皇帝这样做，也可以使人们感到皇帝重人世省浮费的浩荡皇恩，从而获得万民衷心热爱。后来宋英宗又计划把宫廷里外大规模整修一番，按理说这是每个封建皇帝即位后的常有举动。但是，在没有开工前，司马光知道后也向皇帝上书，在《论修造子》里，他建议对于损坏不大的房宇和不重要的建筑，应当取消修筑。至于需要修筑的房屋也应当尽力简单，早日完成，切忌过分宏伟壮观。
宋英宗即位之初，一则因为身体健康状况不好，再则是皇太后垂帘听政，所以他很少过问朝政。后来皇太后还政给英宗，他虽然也亲临大殿直接听政，不过对重大朝政又常常不能决断。在朝臣奏议国事时，英宗常举棋不定。因此群臣焦急，甚至是皇帝在上面左右观顾，群臣在下面是延颈倾耳，局面非常难堪。司马光为此上书建议英宗决定大事，应当果断，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决不应当犹豫。做皇帝是天下之主，是万民之主，决不能是牌位。司马光这样向英宗建议，实际也是对他的启发和鼓舞。
司马光很重视德的重要性，特别是在任选官员时。也正因为这样，他把这种思想又贯穿在考试制度上，不过司马光也不是不分情况的一个劲儿的强调品德的作用。在不同的情况下，有时他也强调才的作用，比如对皇帝，司马光就认为才华更重要。他说正因为才能有好坏，所以世界才有兴衰。智勇一时为第一的皇帝是创业者。中等才能又自己严格要求的皇帝是守成者。才能过人而又自强不息的皇帝是中兴者。在才能方面是下愚又不能改变的皇帝，一定是乱亡者。中等才能又不能不自修的皇帝是陵夷者。在这里司马光是强调才能的重要性，而把道德放在才能的后面，因此，我们不难看出司马光在德与才的重要性方面，也是因时因人而变的。司马光这种德才关系的变化，是有他的正确方面。
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八月，宋仁宗皇帝亲自来到崇政殿，主持策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的论策。司马光也有幸参加了负责评阅试卷。这次考试苏轼、苏辙兄弟也参加了。他们两人的试卷答得都很出色，判卷官员都称赞辞理高绝，文才是考生中佼佼者，无人不服。但是，苏辙的答卷最接近实际，并直接批评宋仁宗皇帝不关心西北的防务，所以发生西夏内侵。又指出宋仁宗沉溺后宫，嬉戏于后妃之间，不问朝政，对官员和后宫又赏赐无度，滥溢赏赐。苏辙言辞尖刻，针对性明确。从文才水平和答卷都应录取，但录取哪个等级又发生分歧。有的评卷官认为应当录取四等，司马光主张录三等。而有的评卷官又主张不录取，认为是策论不对所问，而引用的唐穆宗、唐恭宗的事例又都不是盛世，所说的话也不切合实际。不过，司马光坚持录取。因为所陈述的朝廷得失，多为事实，又没有顾虑，在考生之中，是最为直率不过的了。对这样考生如果不录取，那么考生就不会再直言切极谏了，甚至很可能出现以直言为讳的弊端。司马光与不录取的评卷官争论不休。最后宋仁宗皇帝表示：我们要求直言，而现在又因直言而不能录取，那么全国将会怎样来议论我们呢？宋仁宗是主张录取苏辙的，而后把苏辙录取为四等。最后又要任命官职。当时，王安石担任知制诰，他负责写任命书，可是王安石认为苏辙在策论中专门攻击皇帝，所以不肯写任命书，后来宰相韩琦没办法又改让别人来写任命书。
其实，在录取苏辙中是三等还是四等，这反映出当时对苏辙的策论的正确评价，司马光肯定苏辙的品德，然后又肯定苏辙的为人。在司马光认为，直谏是官吏的美德，只有具有这种美德的人才能具备做官吏的起码条件。也就是在争论录取苏辙过程中，他向皇帝上了奏折《论举贡状》，在这里非常明确提出“选出士人的方法，应当以品德为先决条件”，同时又提出在选人方面应当是科举和推荐两种方法都用。又建议每次录取进士，应当留出三十个空名额，给推举上来的孝廉及第留用。对这些人任命他们为官，应当与进士相同。被推荐的士人也要品德好，懂得学术。
司马光忠诚正直，勇于谏诤，很多建议都曾被朝廷采纳。皇帝对他始终是很信任的，而且他在大臣中的威信也始终很高。英宗皇帝于治平二年（1065年）十月，把司马光任命为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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