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的学生的学生

    范惠萍是谁？

    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范惠萍是西北国棉一厂子弟学校的学生，少先队员（那时叫红小兵），是我的学生的学生。她是我采访的对象。

    为什么说是我的学生的学生呢？

    范惠萍的语文老师高信云，是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66级二班学生。我当年是高信云的班主任，班主任和学生是很熟悉的。她学习很好，能歌善舞，诗朗诵得特别好。我清楚地记得，她朗诵起诗来，声音宏亮，全身颤抖，把诗中意境，全表达出来了。她的文艺素养，在中文系学生中是少有的。

    我那次到西北国棉一厂去，是因为该厂子校的群众体育活动搞得好。我住在工厂的招待所里。那时采访学生，先要和党委宣传部联系，再通过班主任老师，才能见到学生。

    我那天一看见范惠萍的班主任，一下愣住了，她不是高信云吗？

    她见了我，也吃了一惊，说：“我只知道有位记者来访，没有想到是贺老师。”她说：“我在文革中改了名，现在叫X。”可惜我没有记住她的新名。

    我想，这个学校的学生很幸运，他们请到了一位好老师。

    不一会，高信云引来一个女红小兵，戴着红领巾。她坐在我的面前，大大的眼睛，红扑扑的脸庞。人很瘦小，却很健康。衣服特别宽大，有些不大合身。那次我是给中央台体育节目写稿，她就是我要采访的对象。

    谈话开始，她带点羞怯，脸红了。别看人小，谈起锻炼身体，她却有板有眼，采访很顺利。那次采访了范惠萍和她的同学们。稿子写得还可以。中央台体育节目用过后，还让我到北京，参加了第三次全军运动会。这话后边再说。

    时间到了90年代。有一天，我记不得正在做什么。身旁来了一位年轻人，见了我说：“贺老师，您还记得我不？我叫范惠萍，咱们是在西北国棉一厂认识的。”

    我一看，是一位很秀气的姑娘，脸庞白净，亭亭玉立。我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听她说在国棉一厂认识，就以为是赵梦桃小组的，嘴里忙打着哈哈。她的长相和当年采访过的少先队员全不一样了。我当时怎么也想不到她是我20多年前采访过的那位小姑娘。

    此事就这样过去了；一过又是好多年。以后我多次在《陕西日报》上看到范惠萍的文章，很佩服这位有闯劲年轻人，把她写的有关伟志西服的连续报道剪贴下来，作为学习的材料。但我怎么也把她和当年的红小兵小姑娘联系不起来。

    前几年，我产生了一个想法，把几十年来的新闻作品翻出来，看看能不能出个东西。我翻阅旧物时，翻出了在国棉一厂的那次报道。仔细一看，我猛然把桌子一拍：“范惠萍！范惠萍就是她！她就是范惠萍！”

    这时，我带着惊喜，同时也在埋怨。“这个娃。既然你认识了我，怎么不多说些话，叫人听个明白？”

    我后来一想，范惠萍当时说的是很明白的。只是我自己年纪老了，记忆力差了，反应也慢了。几年时间，才想起了这个人来。

    二、当年的报道

    那是1973年秋天。我采访了范惠萍和她的同学们，稿件很快在中央台的体育节目播出。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召开第三次全军运动会，中央台体育节目从全国记者站抽调记者。因为播送了范惠萍他们的事迹，使中央台这次调错了人。

    现在，我把那次采访的稿件，复述于后：

    在陕西省咸阳地区射击运动会的打靶场上，里三层外三层地挤满了人。运动员们阔步进入靶场。裁判一声令下，“啪啪啪”的枪声响彻运动场上空。枪声过后，裁判员宣布了成绩。那位年龄最小的女孩子获得了第一名。看台上观众顿时爆发出热烈掌声和喝彩声：“打得好！”“真是个小神枪手！”

    这位博得观众热烈掌声的运动员，就是西北国棉一厂子弟学校的“三好”学生范惠萍。

    西北国棉一厂子校的射击队，是1971年成立的。当时11岁的范惠萍，刚参加射击队的时候，只是天真地想：当一个女射击手，背上枪，佩上子弹带，多么神气！多么威武！由于她带着出风头的想法参加射击队，因而训练时不够认真，想瞄了就瞄一阵，不想瞄时就玩去了。

    一天，工厂的工人叔叔和阿姨们来参观小朋友射击。范惠萍想打出个样儿来。没想到平时训练不刻苦，第一枪没打中，她心就慌了。结果5枪全脱了靶。范惠萍感到在这么多的叔叔阿姨面前丢了脸，难过地哭了。

    从此以后，范惠萍苦练射击本领。老师讲射击要领，她竖着耳朵听；课外训练，她眯着眼睛一个劲儿地瞄。盛夏，骄阳似火，她趴在滚烫的沙子地上瞄准，晒得脖子脱了皮，汗水湿透了衣裳，她好像不觉得，只是想：越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越应该加紧锻炼。严冬，靶场上冰天雪地，她趴在地上，手冻得发麻，仍然坚持练下去。碰到下雨天，雨水打湿了衣服，遮住了眼睛，给练习带来了困难。在困难面前，她想：这正是煅练的好机会。就这样经过两年多的努力，范惠萍练出了一手扎扎实实的射击本领。今年6月，在咸阳地区射击运动会上，她获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

    范惠萍经常想，只有运动场上的好成绩，没有学习上的好成绩，将来也不能很好地挑起革命接班人的重担。每当她精力不集中时，她用英雄人物激励自己，用毛主席关于“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指示来衡量自己的言行。有一段时间，训练比较紧张，她放松了对文化课的学习。一次，老师讲语文课，她思想开了小差，回想打靶场上的情景；她正想得入迷的时候，耳旁响起了老师高声朗读课文的声音：

    “突然，敌人的一颗燃烧弹落在离邱少云两米远的草地上。他腿上插的伪装烧着了，很快连成一团火。几分钟过去了，邱少云趴在那里一动不动。他想，就是自己牺牲了，也绝不暴露目标。烈火在他身上一直烧了半个小时，直到牺牲，安如磐石地伏在地上……”

    老师的话，把范惠萍又引进了课堂。邱少云把革命纪律看做高于个人的生命，而自己上课却胡思乱想，这是多么不应该呀！从此以后，她上课用心听讲，下课认真复习。在外出参加运动会期间，她带着笔记本和作业，利用早晨、中午的业余时间进行学习。在比赛最紧张的时候，她每天坚持上晚自习。上学期她因参加运动会耽误了42节课，但期中考试，她各门功课都取得了优异成绩，是全年级成绩最好的一个。

    范惠萍担任班长职务。她还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和同学们谈心，做思想工作。她在日记上写到：“做思想工作必须扎实、细致，对同学要满腔热情。”她是这样写的，也是这样做的。同学们称她是“我们的好班长”。

    我在写范惠萍同学的那篇报道中，还写了她的同学刘旅球。我写道：

    ……刘旅球睁大眼睛，听着妈妈讲述赵梦桃阿姨（他妈是赵梦桃小组的）的事迹，心潮不住地翻腾着。他决心向赵梦桃阿姨学习，为革命而刻苦锻炼身体。平时除了完成老师布置的训练任务外，放学回家，一有空就在家门口的树杈上练引体向上。两臂疼得抬不起来还在练。为了练弹跳，他想了个土办法：在家门口挖了个小土坑练跳远。自己做记录，用头顶的树枝测高度，定期分析进展快慢的原因。他还用废铁圈做了个小篮环，绑在屋前的树枝上，一有空就练投篮。他每天天不明就起床，天天坚持跑3000米以上。遇到天阴下雨，不能练长跑，就在家里练弹跳，每天要跳200次以上。不论春夏秋冬，刮风下雨，天天如此。工夫不负苦心人。由于刻苦锻炼，他的身体素质和技术提高很快，成为学校小篮球队的主力队员之一。在今年（1973年）学校召开的运动会上，他获得800米和1500米第一名。他们的小篮球队，参加咸阳地区的比赛，也获得了好成绩。

    现在看来，这篇体育稿，写得极一般。但不要忘记，那是1973年，“四人帮”正在台上横行，它们掌握着舆论工具。一切报道都充满废话、大话、套话。这篇文章大话、空话、废话、套话少，还有些具体情节，被体育组看中，误以为我也爱好体育活动。

    三、一场误会

    1975年召开第三次全军运动会，中央台从驻全国各地记者站中抽调记者参加大会报道。一般情况下，被抽调的人都是很得力的。这次，共调了两个人。一个是湖北记者站的蔡远雄，另一个就是我。蔡远雄能文能武。他采访能力很强。各样报道都写得好，在中央台是有名的。特别是体育报道，那时很少有出国报道的机会。驻地方记者中，唯他出国报道过国际比赛。大家都很羡慕。全军运动会抽调他，完全是理所应当的。

    那么，为什么要抽调我？不要说别人，连我也很纳闷。我从小就不喜欢体育运动。上体育课时不得不去一下。整个学习阶段，我总共有一门课一次也没有及格，那就是体育。就是现在，别人晚上不睡觉看足球，我实在无法理解。为什么要调我这个不爱好又不懂得体育的人参加体育报道？

    当时我问体育节目的副组长阮观荣。阮观荣是原来湖北记者站的记者（现在在全国记协做领导工作）。记者站每年在一块开会，我们早就认识。他以为我是说谦虚话。只是笑了一笑，未置可否。

    我真的不懂得体育。宋世雄当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体育组。我就去请教他。他先给我讲足球赛的布局。他连比划带解释，什么是四二四布局，什么是四三三布局。给我解释了半天，我好像听天书一样。一点也没有听明白。

    运动会开始以后，我第一次担任陕西女排和另一个排球队比赛的报道工作。这是我自己提出的。因为我是陕西来的。那时陕西女排在全国名列前茅。我对几个精彩的镜头，是这样写的：“说时迟，那时快。眼看球即将落地，陕西队一个队员立即趴在地上，把球又打了起来。”初稿写成，我请其他人看，人家说：你写“鱼跃救球”，四个字就行了。我又写到：“两个人同时跳起来，臂膀举起向上，挡住了对方猛砸过来的飞球。”其他人看了，说：你写成“两人封球”就行了。这场比赛下来，我的报道很吃力。但总算勉强把稿子发播了。

    从此，再不给我布置赛场的报道任务了。那时每天比赛完毕，都要研究第二天的报道题目。我也摸索出了门道：自己不报道比赛，选择获奖运动员平时刻苦锻炼的事迹进行报道。我选择5天内连续打破10公里和20公里全国竞走记录的运动员，写了“练就铁脚板，扎根戈壁滩”的报道。我写道：

    一望无边的戈壁滩，是个天然的运动场，最适合跑步。每天早晨，他和战友们一块出操回来，自个又向离连队两公里的一个位标跑去。来回4000米，天天坚持。时间长了，在戈壁滩上跑出了一条新路。夏天戈壁滩像火炉一样，他专挑热天跑；冬天戈壁滩的风像刀子，他迎着风坚持跑。决心练出一副铁脚板，踏遍茫茫戈壁滩。

    我选择这样的题目，进行报道。再不报道赛场的比赛了。这样下来，我连续又有几篇稿子，受到领导的表扬。总算完成了报道任务。

    在北京的日子里，虽然每天给每个记者发好多观看比赛的票，我的记者证又可以到各个运动场去。我白天访问运动员，晚上还是选择了在宿舍里下象棋、打扑克。不看比赛。我对比赛没有兴趣观看。多余的票，我送给了陕西到北京去的球迷朋友。电台的王志义、商业厅的王克强……他们平时要进一次新建成的首都体育馆都不容易。那些天他们天天能从我处拿到票，高兴得不得了。

    第三次全军运动会结束，我再次问阮观荣，为什么调我这个不懂体育，也不爱体育的人来。他笑着说：“我看你西北国棉一厂子校那个报道写的不错。不知道你真不爱。”我也笑笑说：“真是误会！误会！”

    四、优秀记者

    时间到了90年代，在陕西省高级新闻职称评审会上（我当时是陕西省高级新闻职称评委会评委），有一个年轻人，被推荐为主任记者。我一看，高兴得了不得。她就是范惠萍，是我当年采访过的那位小姑娘。她后来考上西北大学中文系，1983年毕业，分配到陕西日报。近几年，她工作很出色，曾荣获省级优秀党员、全省优秀党报记者等称号，现为省级“三五人才”之一。我的学生的学生，出息了；我的采访对象，果然像她小时候那样，那种坚持向上的倔强劲儿，依然如故。我祝愿她，坚持向前，不要停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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