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俊文手记-以劳补拙写好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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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部分 新闻采写经验总结

    我原来不是搞新闻工作的。中途转来不久,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停止了采访活动。1969年记者站恢复活动,但当时不发消息,不写情况,只发专稿。这样,我不得不从自己难以胜任的通讯上去学步。写通讯要求高,自己基础差,怎样解决?我从实践中摸索出一个办法:以劳补拙。就是说,比别人花费更多的劳动,去获得和别人差不多的成果。自己以劳补拙的具体做法:

    一是深采

    就是比别人花费更多的时间去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只有深入采访才能写出好稿,这是老生常谈,可要真正深入下去,并不容易。

    我开始写通讯,碰的钉子很多,下去之前,先要翻一大堆资料,寻找报纸上同类题材的通讯,看看人家是怎样写的。然后带着框框去找材料。见到采访对象,单刀直入,一味追寻自己框框中需要的东西,除此以外,概不涉猎。一旦感到材料到手,动辄即止,回来依葫芦画瓢:从主题到结构,从语言到情节,都和人家差不多。写完之后,自我欣赏一番。人常说:“敝帚自珍。”写文章也如此。每次欣赏过后,还觉得和人家的不差哩。可是这样做的结果,大失所望者居多:或者不用,或者编辑来信要补充,或者照顾情绪,勉强用了。

    开始几年,我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1974年秋天,我到延安采访韩起祥,在招待所遇见了新华社的一位老记者。他擅长写通讯。闲谈之中,他反复讲了深入采访和写好通讯的关系:七分采,三分写。这次闲谈,感触颇深。我决心改变当时工作被动的情况,从深入采访中开辟新天地。

    韩起祥是我国有名的艺术家。他的演唱,深得陕北人民喜爱。我跟随他一起到陕北农村演唱,他编写书词,我帮他记录修改;每当新的唱段编出,我是他的第一个听众。这次采访韩起祥,连来带去一个月。我们朝夕相处,夜夜深谈。他那血泪的童年,曲折的道路,艰苦的创作,幸福的生活,常常使我悲愤,又使我欢乐。听到苦难处,我禁不住热泪夺眶而出,听到幸福的情景,我又不由得手舞足蹈,朗声大笑。这次在乡下,韩起祥积累了创作素材,我也获得了写稿的材料。离开农村的最后3天,我们不再出外活动——韩起祥埋头新的创作,我在旁边写他的事迹,一种呼之欲出的激情涌现于笔端,精彩的笔墨也应然而生。此次写稿出人意料地顺利。播出后,反应也比较强烈。韩起祥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十封来信,有的表示向他学习,有的要他介绍创作经验,还有的索要材料,打算编写电影文学剧本。

    这次采写韩起祥,我对“七分采,三分写”的说法,有了比较深切的感触。同样是我这个表达能力比较差的记者,为什么过去写稿感到困难,这次却感到轻松愉快?道理全在于此。

    深入采访的重要性我明白了,但是真正付诸实践,却不容易,稍有懈怠,就难深得下去。去年(1978年)7月,我登太白山,当时身体不好,别人劝我,爬到半山腰,能看见山头就算了。我一想,也是,不到山顶,马虎一下,也能写稿。可又一想:太白山的无限风光,在险峰上呀!自己不去,怎能写得身临其境?!便下了决心,绝不中途止步。

    太白山海拔3776米,是我国内地的最高峰,山路险绝,人迹罕至。我们夜宿帐篷,昼攀山峦;渴了,找山泉水喝,饥了,架火烧饭。爬到3300米以上时,高寒缺氧,怪石挡道,树木已近绝迹。登上太白山最高处的八仙台时,虽然困倦至极,但看到脚下白云缭绕,头顶彩霞映天,心情却十分舒畅!由于我亲眼看到了太白山独特绮丽的美景,写起来就感到顺手。从此,我写游记时,给自己定了一条:凡是要写的地方,不管路多难走,时间多紧,我都要去。登华山,登骊山,登九嵕山,都要登到顶峰,别人不去我独去。不到顶峰,任凭怎样想象,也写不出好的游记来。

    二是厚积

    积累多了,就能变快。我原来很羡慕一些快手记者。有的看完一场球赛,回来就能写成一篇扣人心弦、非常精彩的特写;也有的到某地转了一圈,回来就写成一篇游记,写得绘声绘色,引人入胜。我对这样的记者,内心感到佩服,同时觉得人家脑子好,本事强,自己脑笨笔拙,望尘莫及。

    后来,慢慢地,我也能写快了。比如1978年春天,我和中央台新疆记者站王桥同志,游了一次西安兴庆公园(现在叫兴庆宫公园),回来合写一篇特写:《樱花开了》。又如去年初冬,我去临潼华清池采访。第一天参观了不到两小时,回来写成了游记《温泉水暖华清池》;第二天登骊山顶峰,回来又写成了一篇《日暮骊山披红装》。两篇送到编辑部,《祖国各地》节目组的同志说都可以用。如果不了解内情的人,会说我写得快。实际上,我写得很慢。

    先说《樱花》一稿。1974年,西安和日本奈良、京都两市结为友好城市。此后双方每年都派出自己的使者,像走亲戚一样,你来我往。这些活动,我几乎每次都去采访。在这么多的活动中,哪一次也少不了“樱花”。1974年元月,日本奈良市友好代表团来访,西安市一个中学生提出,每人做一束象征中日友谊的樱花,到飞机场欢迎奈良客人。可是,日本樱花是什么样子呢?他们没见过。于是,同学们冒着凛冽的寒风,跑到10里外的西安工艺美术工厂,请工人做个樱花模型,他们回来照做。日本朋友来的那天,同学们唱着“樱花”歌,舞动着自制的“樱花”,到飞机场热烈欢迎友好城市的客人。樱花成了中日友好的象征,人们亲切地把它叫做“友谊”花。此后,日本朋友每次来,樱花歌、樱花舞、樱花图案、樱花纪念章触目可见。标志着中日友好的樱花,在西安人民心中怒放了!

    中日关系正常化时,日本田中首相赠送给中国人民的樱花树,敬爱的周总理批示,一部分载植在西安兴庆公园。此后,一批又一批的日本朋友来兴庆公园参观,都在樱花树下合影留念。1978年春天,正当樱花绽蕊怒放的时候,我们去兴庆公园游览。那美丽的樱花,勾起了我多少丰富和充满激情的回忆呀!西安人民和日本人民友好交往的动人情景,一幕一幕,在我记忆的波涛中涌现。回来以后,在王桥同志的指点下,很快把稿子写成了。

    这次采访,表面上只看了一个上午,实际上积累了4年。如果没有这4年的积累,我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这么快完成这个任务的。

    华清池和骊山稿,也是经过长期积累写成的,不再赘述。从这里我得到一个启示:要写好通讯,必须处处留心,时时积累,要多思,脑子不停地转。这样慢慢就会变被动为主动。

    几年来,我使用三种武器搞积累:一是剪,二是笔,三是脑。

    剪,就是把报刊上有关陕西的典型单位和模范人物材料剪下来,按单位、行业、人物等分类装袋,积攒下来。这些材料,一般是看过后剪;有时时间不允许,就先剪下来,按类装入袋中,以后去那里采访,就把那个袋子带上,到了采访单位后看。这样免去了好多了解背景材料的时间,而且比临时采访摸得深。几年来,我这样积累的材料有60多袋,全省各先进单位的材料基本都有。

    笔,就是遇到对采访有帮助的材料,不能剪下带回,就用笔抄。如到延安纪念馆,翻到了幸福渠的材料,查到郝树才、杨步浩等先进人物的资料。这些都是以后采访常用到的。我就把它抄在笔记本上。抄录历史资料,不但对写稿有用,而且可以订正事实,避免许多以讹传讹的现象。比如文化大革命前,报刊上都说郝树才是陕甘宁边区特等劳动英雄,可我翻阅当时的解放日报,上边清清楚楚地登着他是“甲等”,并非“特等”。从此以后,我凡写郝树才,都写“陕甘宁边区着名劳动英雄”,不写“特等”。

    脑,就是用它不停地想问题,把重要的东西记下来。和别人闲谈,听报告,翻阅资料,遇到生动的情节或重要线索,把它记在脑中,回来再回顾一下,加深印象。要写好通讯,必须勤快点,多积累,养成随时搜集情况的习惯,这是我“以劳补拙”的第二种办法。

    三是多读

    当记者要知识广阔,政治历史、天文地理、科学技术,都应涉猎。要写好通讯,除应阅读上述基本知识书籍外,还要看文艺书。提高写作技巧。不学习当不了好记者,不看文艺作品写不出好通讯,这是我的一点粗浅认识。

    写通讯要语言生动,色彩斑斓,能吸引人;而语言干瘪词汇少,正是我的弱点。读了文艺作品,帮助很大。看了文艺作品上对人物服饰体态、音容笑貌、神情气质、心理状态、环境景物的描写,就往往和自己采访的对象联系起来,从中得到启发。

    结合采访任务去看书。如要去采访杜鹏程同志,就先看他的作品,还要看有关他的作品的评论文章。看作品时,脑子就打着转转,该问些什么?该怎样问?有了准备,谈话就感到融洽,效果也好。我写《游武侯墓》,就翻翻《三国演义》和《三国志》;要写昭陵(唐太宗李世民陵墓),就翻《唐书》《说唐》等书。这样结合采访看书,印象深,对写稿有直接帮助。

    养成广泛阅读报刊资料的习惯。记者要多读书,但时间不多,这就要在重点读几本书的同时,浏览报刊杂志。每隔一段时间,我都要去陕西电台阅览室,一本一本地翻翻目录,看个大概。报刊上一些题目,有时对我们写稿也有启发。

    挤出时间,多看点书,这是我“以劳补拙”写通讯的第三点做法。

    四是重点突破

    重点突破就是一个记者采访的范围应有所侧重。写稿要量力而行,自己给自己设计采访方案。记者最好有个分工,人数少的,也应有所侧重。欲速则不达,贪多嚼不烂。我开始写通讯时,今天要写文物古迹,明天又要写新的成就;要访问年近古稀的老支书、科学家,又要采访七八岁的小娃娃,门类繁多。慢慢地,我摸到了一点窍门;选自己最熟悉的写,其他的放弃。有所失才有所得。于是,在70年代初期,我就集中给青少年节目写稿。因为我在学校学习工作了近20年,写起学生生活,感到顺手。其他稿件,暂时放放。这个办法很灵:当时给青少年节目写的稿子,失败的很少。一年之内,还有几篇重播,或登稿选。我觉得给青少年节目写稿基本过关之后,就把重点转到农村组。渐渐地,对农村节目也偶尔出现一些较好的稿子。全国科学大会前夕,党中央号召为四化出力,中央台办了《科技战线》节目,我又随之把重点转向“科学技术界”。1978年末,《祖国各地》节目诞生了,我的重点也随之转移。去年(1978年),我给《祖国各地》写了8篇稿,已用5篇,其余推至今年处理。我感到自己脑笨手拙,精力有限。要想全面开花,根本不可能,只有一个时期把精力集中到一个方面来,才能取得些成绩。陕西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发祥地,地下地上的历史遗存极为丰富。我从这个特点出发,又把注意力局限在文物古迹上了。

    以上是我以劳补拙的四种办法。记者站工作类别很多,不可能完全单打一。各项任务到来,都要去完成。我这里说的,只是在安排工作时,自觉地有所侧重,不要无计划地盲目乱干就是了。

    深入、积累、多读、有所侧重,写通讯如此,写新闻也应如此。(原载于1979年《记者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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