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边，我谈谈自己在采访几位科学家的过程中学习科学知识的点滴体会。
一、探索微观世界
一提起记者学习科学知识，不少同志就有议论：现代科学技术发展那样快，门类那样多，记者能学会吗？我开始也这样想，一见“尖端技术”、“微观世界”等名词，便望而生畏。可是，在后来的采访实践中，我逐步认识到，只要记者肯下工夫，是可以理解和掌握一些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
1997年冬天，我访问了西北大学物理系教师侯伯宇（后来提为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去之前，听说他研究的是“基本粒子”。一听“基本粒子”这4个字，我就吓住了：虽不解其意，但知道那是很深奥的东西。后来一想，反正自己写他刻苦攀登的精神，不懂“基本粒子”没关系。不久，我来到了西北大学。
采访开始，我笼统地提问，侯伯宇同志笼统地回答。我问一句，他答一句。我没啥问了，他也没啥答了——采访深入不下去。这时候，我觉得，如果不懂得他研究的基本内容，稿子没法写——即使写出来意思也不大。于是，我花了比较长的时间，向他学习“基本粒子”。经过一番学习，我初步弄清了“基本粒子”的概念以后，再次去访问侯伯宇同志。这时，我们俩的共同语言就多了起来。他是个健谈的人，一讲就是三四个钟头，我也听得津津有味。通过一番热烈交谈，使我进一步懂得了“基本粒子”这一科学研究发展的原委和重大意义，以及侯伯宇的研究所取得的重大成果。1976年，美籍博士杨振宁来华访问，听了侯伯宇研究成果的报告，大加赞扬。回去以后，他又引用侯伯宇的研究成果写出了新的论文。侯伯宇这一研究属于世界最新最尖端的科学成果之一。在大体理解了这个深奥的问题以后，用自己的语言把“基本粒子”最新的科学知识和侯伯宇勇攀科学高峰的感人事迹，介绍给了听众。
通过这次采访，我感觉到：世界上科学技术在飞速发展，同时它也不断地被人们理解和掌握。以前人们觉得难以理解的电灯电话，今天已成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而今天人们难以理解的“基本粒子”，将来又会成为人人皆知的常识。新闻工作者应该走在时代的前列。许多科学技术，研究者要摸清它，要费几月、几年、几十年，甚至毕生精力，但是当它被研究出来，相对地说，理解它花费的时间要少得多。况且，我们当记者的，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像科学家那样去掌握它的详尽的原理和规律。只要能概括地理解他们研究的基本内容就可以了。采访科学家，一旦理解了他研究的内容，就容易理解他从事这项研究的意义。这样写出的稿子，比抽象笼统地写他如何刻苦要好得多。这是我的第一点体会。
二、探索针麻原理
勤奋学习，给人增添新的知识，也给人增添新的勇气。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前夕，我访问了陕西省中医研究所从事针麻原理研究的赵建础同志，在针麻原理这个科学之谜里转了一圈，获益不浅。赵建础同志是中医研究所研究员，他对针麻原理的研究，走在全国的前列。采访他同样是困难的，首先碰到了一连串的专业术语，什么“蓝斑核”呀，“中缝核”呀，“5-羟色胺”呀，“去甲肾上腺素”呀！你看，不光听不懂，有些字还不认识呢！我去之前，新闻界一位老朋友和他谈了半天，仍没弄懂，最后只好说：“不讲专业了，就讲你是怎样刻苦攻关的吧！”
我没有请赵建础同志讲如何攻关，而是请他给我“上课”，讲针麻基本知识。这一下，他来劲了。他用口谈，用笔写，用手比划，必要时又翻开书本上的插图让我看。整整花了一个上午，我才弄明白。原来“蓝斑核”和“中缝核”是人的大脑里两个部位的名称；“5-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素”是两种化学物质。大家知道，吗啡可以止疼。为什么呢？就是服用了它可以激发脑子里面的“中缝核”，使其放出一种化学物质，叫“5-羟色胺”；同时又降低了脑中“去甲肾上腺素”的产生，抑制了“蓝斑核”的活动，调节了痛觉信号，实现了止痛。而针刺以后，脑子里起到了上述变化。就是说：针麻原理和吗啡止痛的原理是同类的。——这个世上认为难解的科学之谜，是赵建础同志最先打开的。
弄清了针麻止痛原理，我也觉得兴致浓了，也来劲了，于是同赵建础同志进行了一场知心交谈，两人谈得很投机，很活跃。他详尽地介绍他的研究情况，我静静恭听，双方的感情交流在一起。我平时写一篇稿常常觉得手不应心，词不达意，很是费劲。可这次弄清了原理之后，紧紧结合他研究的进程写他刻苦攻关的精神。提起笔来，一气呵成。稿子写好后，给赵建础本人和所领导审阅，都比较满意。这个稿子在“全国科学大会特别节目”播出后，赵建础本人收到了四五十封来信，赞扬他的科研成果和刻苦钻研精神。
通过这次采访，我认识到，有很多看起来很神秘的科学原理，当你弄不明白的时候，感到深奥莫测；可是一旦弄明懂了，又觉得很简单。尤其是采访科学家，在弄懂原理之后，谈话兴趣浓，写起来轻松舒畅。这是我第二点体会。
三、要弄清争论焦点
一项新的科研成果的出现，往往要引起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论。在这些孰是孰非的争论面前，记者常常是束手无策的。但是，你如果钻进去，弄清争论的焦点所在，对于是否报道它，益处极大。
1979年5、6月间，我访问了小麦新矮源“矮变一号”的培育者李丕皋、封如敏夫妇。他俩培育出了目前世界上最低的小麦矮源，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重视。但同时在陕西农学界掀起了轩然大波，有的点头，有的摇头，谁是谁非，莫衷一是，争论很多。在此只举一例，李丕皋介绍说：“通过正反交试验证明，‘矮变一号’是一个细胞核遗传的新矮源。”可是另一个在农业领导部门的研究人员说：“陕西目前还没有那么高级的分析仪器，怎么能证明它是细胞核遗传呢？”我起初一听，似有道理。但我没有放过此事，我驱车到了武功西北农学院，请教专门研究遗传学的李正德教授。
李教授说，通过正反交，如果后代都变矮，就足以证明是细胞核遗传，再无需什么精密仪器鉴别。因为植物细胞分为细胞核和细胞质两部分，杂交时，就要取出父本的细胞核，再和母本的细胞质结合产生后代。如果矮性遗传基因不在父本细胞核中，它和母本杂交就不能变矮；只有致矮遗传基因在父本的细胞核中，它和母本杂交才能遗传。而“矮变一号”不论做父本母本，它和别的高干品种杂交，后代都变矮了，这就证明它是细胞核遗传，再无须什么尖端仪器来证明。
我弄明白了这个道理，对于双方争论的是非问题，做到了心中有数，从而下决心去采访，并写了《关于“矮变一号”的评价问题》一稿，连同4幅照片，一同寄往编辑部，很快被采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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