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新闻工作岗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陕西记者站，不觉过了30多年，走过了人生最壮丽的年华。现在退休在家，把几十年的作品汇集起来，一则算是对自己一生劳动成果的一个总结，二则把它奉献给读者，心中感到了一种满足。我重读自己几十年的作品，想起了当年采访，往事一幕一幕地闪现在眼前……当年的作品，现在读来，仍觉到新鲜有味，心里兴奋不已。

    我是1965年从陕西师大教学岗位走上新闻工作岗位的。刚来，最突出的感觉是不适应。中央台的节目，品种繁多，好像“万花筒”一样，繁花似锦。一个驻地方记者，要给这么多的节目写稿，怎么能很快适应呢？我当时摸索出了一个办法：要想有所得，必有所失。自己从小学到大学，在学校学习、工作20年，对学校生活比较熟悉。我给自己设计了一条道路：先从自己熟悉的生活开始写作，其他暂时放弃。到中央台的最初几年，我集中精力给青少年节目写稿。大、中、小学生，都是我的采访对象。我写起他们，感到比较顺手。其他节目约稿，则尽量请其他同志采写。

    这个办法很灵。记得那时中央台每年要召开地方记者会议，开会时各个节目都要表扬一些好稿。其他节目很少提到我，但青少年节目，总会表扬我的稿子。很快，我有在中央台站稳了脚跟的感觉。我自己感到给青少年节目写稿过关之后，又把目标转向农村节目。不几年，农村节目表扬我写的稿件。再后来，中央台开办了《祖国各地》节目，国际台开办了《在中国旅行》和《历史与文物》节目。陕西文物古迹多，旅游风景美。这些节目，给我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我又把采访的重点转向它们，好稿更多涌现出来。我就这样，一个一个地摸索中央台、国际台的节目，一个一个地熟悉各个节目对稿件的要求。此刻，我爱上了自己的工作岗位，决心在这个岗位上奋斗终生。

    为了严格要求自己，我选了两句话，作为自己工作的座右铭。一句是“以劳补拙”。有一成语，叫“以勤补拙”。我不能说自己“勤”，应该谦虚一点，就把“勤”字改成“劳”字。意思是说，自己比较“拙”，只有花费更多的劳动，才能取得和别人差不多的成绩。《新闻战线》介绍我的事迹，曾经用“以劳补拙”作为标题。另一句是“用双脚描绘陕西山水人物”。我那时谈新闻采写体会，曾经有这样一句话：“七分采，三分写”。意思是，用七分时间和精力采访，用三分时间和精力写作。采访用的时间和精力，应该多于写作的时间和精力。这话曾经受到新闻界一位高手的非议。他说现在的新闻，对写作能力要求强了，应该把重点放在写作上。但我不以为然。我觉得如果采访下的工夫不够，生动感人的东西没有采访到，就是写作能力强，也是弥补不了的。当然我不是否定写作能力在写稿时的作用。在后来的采访中，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坚持自己的做法，还进一步给提出：“用双脚描绘陕西山水人物”。陕西的山美水美人更美。要想把这些美好的东西采写出来，必须亲躬。只有到现场去，亲自观察、亲自交谈、亲身感受。要亲自体验和观察，就必须跑。我给自己规定了一条：凡是采访文物古迹、山水风光，必到现场，亲自观察，亲自体验，没有亲身感受，我不动笔；凡是采访人物，必亲到他家，或到他的单位，观察他的工作环境、工作条件，观察他是怎样工作的，还要和本人谈，和领导谈，和他的同事谈，和他的家人谈，没有采访到感人的事迹，我不动笔。自己感动了，才能感动听众；采访到的事迹没有感动自己，写作能力再强，也是感动不了听众的。我把自己的做法，就是亲自跑去采访，不叫用笔写稿，而叫做用脚写作。所以，我给自己定下的另一句座右铭是“用双脚描绘陕西山水人物”。

    进入20世纪80年代，我到中央台、国际台工作已经10多年，有了一定的写作基础，也写了不少有点影响的稿件了。攻关爬坡的火候到了，我用全部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整个20世纪80年代，我没有好好休息，没有节日假日，没有礼拜天，经常带病工作。教育孩子的责任，交给了孩子的妈妈。劳累一生的老母亲病逝，我还在汉中采访，接到电话，我放开悲声往回赶。

    寒雪梅中尽，春风柳上归。20世纪80年代，是我最繁忙的10年，也是我丰收的10年。我写的通讯《凹则不平，刻苦攀登──介绍青年作家贾平凹》，在1980年中国记协举办的“全国好新闻”评选中获奖，这是中央台第一篇获奖的通讯。新疆记者站王桥同志写的《铁木尔宣读论文》是第一篇获奖的消息。1982年，我和四川记者站康庆良同志一起，从古城西安到四川成都，沿古蜀道采访了近3个月的时间，写成了《蜀道游记》，在中央台和国际台连续播出后，受到领导和听众的好评。中央台评为优秀广播节目。中央宣传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1983年联合发出的《关于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意见》中，称赞这个系列游记“讲古论今，今昔对比，既给人以历史知识，又给人以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

    对双城堡火车站野蛮装卸洗衣机事件的报道，是我记者生涯中值得着重叙述的一笔。1983年春天，我到编辑部编稿，双城堡野蛮装卸事件被揭露出来。我受台长之命，和王连波同志一起，两次前去黑龙江，深入到基层，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真实材料，连续发出内参和公开报道。内参和公开报道都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和称赞。在全国听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报道被评为1983年“全国好新闻”一等奖。中央台《编播业务》1983年第8期说，“如果说开展批评报道是80年代新闻广播的一个重要突破，那么，双城堡事件的报道，标志着新闻广播在进行批评报道方面进入了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1984年，我被评为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一级）。1985年，我被评为高级记者。

    我还集中精力写陕西的文物古迹和着名的风景点。一个一个地采访，一个一个地写作。把陕西的旅游点基本上全写完了。我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几本书：《祖国各地·蜀道篇》《陕西旅游指南》《古长安趣谈》等，都是这一时期集中采写旅游点的成果。

    人的精力和智慧是有限的。到了20世纪90年代，我的年龄大了，精力不够充沛，才智也受到限制。临近退休，我在精神上放松了，成果就随着减退。最后几年，没有什么突出业绩。领导照顾我，让我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6年12月，我光荣退休了。

    我当记者一生，合作者很多。和我合作最多的当是我们记者站的青年记者王朝宇同志，其次是陕西台的朋友张志祥、李志岐、李效生、张光宇、张志葆等同志，还有许许多多的通讯员同志，借此书出版之际，向曾经和我合作过的所有同志，表示衷心感谢。

    我在中央台、国际台陕西记者站整整干了30多年。回顾这一生，有成绩，也有教训。好在我把几十年所写稿件的底稿，基本上全保存下来了。作为广播电台的记者，没法保存当年广播的稿件。这本书，就是从这些底稿中挑选出来的。把它奉献给读者，算是完成了一项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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