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我不是潘金莲》乍看有点像《秋菊打官司》，讲的都是告状故事，告状的目的也都是为了讨个“说法”。相对来说，《我不是潘金莲》一点复杂化的雄心都没有，并不打算探讨什么道德困境、价值难题，除了显而易见的针对性，它讲得是个压根儿不可能成功的告状故事。农村妇女李雪莲不小心怀了二胎，想生下来。为了避免在县城工作的丈夫被开除公职，两人决定先离婚，生下孩子再复婚。孩子生下来，丈夫却已经跟别的女人结了婚，并一口咬定当初的离婚是真的，还诬赖李雪莲是潘金莲。说李雪莲无知也好，愚昧也罢，反正，她咽不下这口气，开始告状了，并且从县法院告到县政府，从县政府告到了市政府，甚至一度告到了人民大会堂。这一告，就是十多年。

    为了让这个旷日持久却几乎难以成立的告状故事能够顺利发展下去，电影延续了小说，仍然给李雪莲设定了“拧巴”的性格，她是为了“一个单纯的理念或性质而被创造出来”，正是叙事作品中所谓的“扁平人物”。这个扁平的李雪莲，因为一去不回去的性格，一旦启动告状程序，就无意之间撞进了现实生活的黑洞，自己觉得一直在这个黑洞中坠落下去，期望有到底的那一天；而在观众看来，她永远是在一个平面化陷阱上不停地兜圈子。

    《我不是潘金莲》用泛幽默的方式，完成了与我们这个时代的共谋。它的幽默，不过是“用外在的或机械的方式把极不相干的东西凑在一起”，“往往喜欢展示出粗俗才能的令人嫌恶的方面”，是一种外在于艺术的成分，只辅助着故事的展开，却并不深入世界的幽深之处，显得空洞而浮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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