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

    中国是世界闻名的陶瓷古国，陶瓷是中国传统工艺中最重要的工艺品种之一。早在8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中国就已制作和使用陶器，公元前16世纪的商代中期，原始瓷器就已经出现。就工艺而言，陶和瓷是一种工艺的两个不同发展阶段，瓷是由陶发展而来的。两者在原料、烧成温度和物理特性等方面均有一定的区别。瓷器出现后，陶器并没有终止生产，而是形成了两个支流各自发展。

    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杰出的工艺品种彩陶已经出现，此时的文化被称为彩陶文化，因彩陶最早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发现，亦称为仰韶文化。彩陶是一种红褐色或棕黄色的陶器，绘有黑色、红色的装饰纹样，造型优美，装饰精巧。彩陶的分布很广，较为著名的有黄河中上游的仰韶文化、黄河中下游和淮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距今4500—6400年）、长江中下游的河姆渡文化，其中以仰韶文化最为发达。彩陶以装饰见长，由于当时人们多将器皿置于地上，于是彩陶的装饰带往往偏上，并考虑了俯视、侧看等不同的装饰视角，以体现完整的效果。

    宋代哥窑双耳瓶彩陶工艺衰落以后，黄河下游和东部沿海地区兴起了以黑陶为特征的黑陶文化，它最早发现于山东历城龙山县，因此也称为龙山文化。黑陶的制作工艺已采用轮制，这项重要的技术革新使器形浑圆工整、器胎厚薄均匀，并提高了制陶生产力。此时，封窑技术已被掌握，而且陶窑有所改进，火口很小，火膛较深，利于增高窑室温度。黑陶工艺色彩乌黑、器体轻薄、器表光亮、易于穿绳或附加手持的器耳等。由于黑陶的陶胎是灰黑色的，不易装饰，所以它往往以造型取胜。

    原始瓷器最早出现于商代，釉色青绿略带黄褐色，但其原料处理和坯泥炼制仍比较粗糙。东汉后期，瓷器工艺进入成熟阶段，浙江出现专门的瓷窑，成为青瓷的中心产地。六朝时期，青瓷一统天下，烧造的地域进一步扩大。

    北朝晚期，白瓷的成功烧造开创了中国陶瓷史上的新纪元。隋唐时期，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商业贸易空前繁荣，推动了制瓷业的进步和瓷器市场的扩大，形成了“南青北白”的瓷器生产格局：南方以生产青瓷为主，以越窑最为典型，瓷胎轻薄致密，釉质温润如玉；北方邢窑白瓷是“北白”的代表，瓷胎坚实致密，色白如雪，叩之发出金石之声。唐三彩色彩斑斓，种类繁多，是唐代陶瓷中风格独特的一枝奇葩，其中既有生活用品，又有随葬品。到了唐末五代时期，中国陶瓷史上开始出现了名窑林立的局面。

    宋代是一个名瓷辈出的时代，新兴瓷窑如雨后春笋遍布全国各地，地方风格浓郁，逐渐形成六大窑系，即北方的定窑系（今河北曲阳）、耀州窑系（今陕西铜川）、钧窑系（今河南禹县）、磁州窑系（今河北磁县）和南方的龙泉青瓷窑系（今浙江龙泉）、景德镇青白瓷窑系（今江西景德镇）。定窑印花白瓷构图严谨，耀州窑刻花青瓷犀利潇洒，钧窑瓷窑变姹紫嫣红，磁州窑黑地白花瓷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龙泉青瓷葱翠欲滴，景德镇青白瓷晶莹剔透，它们为中国陶瓷开辟了新的境界。此外，宋代盛行斗茶，黑釉茶盏因便于衬托白色茶沫观察茶色而受宠一时。茶具由此具有了超越实用功能的风雅价值，其中以福建建窑兔毫盏最为突出。

    元、明、清三代是中国陶瓷工艺发展的新阶段，造型多样，釉色缤纷，装饰华丽，彩瓷大量流行。彩瓷可分为釉下彩和釉上彩。釉下彩是指在釉下进行彩绘，即在胎体上彩绘之后再罩上一层无色透明的釉，以1300℃左右的高温一次烧成。其特点是色彩光润柔和，清淡雅致，同时彩在釉下不易磨损，不易变色。但由于釉下彩的色料要经高温烧成，而能经受高温的色料并不多，所以它的品种远不及釉上彩丰富。釉下彩为唐代长沙窑所首创，宋元以后，出现了包括青花、釉里红等在内的许多新品种。釉上彩是在已烧好的瓷器上进行彩绘，再在窑中烘烤而成，由于烘烤温度不高，经受得起这种温度的色料很多，因而色彩极丰富。但由于是装饰在釉上，釉上彩经摩擦或与酸碱接触之后，易褪损变色。釉上彩首创于宋磁卅I窑，始称“宋红绿彩”。到了明代，釉上单种彩和多种彩的制作已经很发达。入清以后，釉上彩的创新更多，有古彩、珐琅彩、粉彩等。

    元代的釉下青花瓷和釉里红很有特色。瓷都景德镇在元朝时崛起，青花驰名天下。青花是用钴盐类金属颜料绘制的白地蓝花的釉下彩瓷器，只使用一种颜色，一次高温烧成，工序较为简便，因此在瓷器装饰上应用广泛。由于调色浓淡、用色层次不同，青花的艺术效果如同民间蓝印花布一般，既简朴又典雅，既丰富又统一，广受人们喜爱，自元以后成为中国陶瓷的主要品种。青花装饰题材多为传统水墨画，明净素雅，极具风韵；受到当时戏曲小说的影响，题材还有历史人物、小说传奇等。釉里红因其红色的釉下彩而得名，最初是自然形成的色釉效果，后来成为人工装饰品种。釉里红色彩华丽，气氛热烈，符合中国的传统欣赏习惯，自元代创烧以来，受到广泛欢迎。青花釉里红俗称“青花加紫”，即在青花纹饰间用铜红加绘果实、花蕊等，是元代景德镇创烧瓷器的杰出代表之一，以色彩绚美著称。由于烧成难度大，它一直被视为中国古瓷的名贵品种。

    明代制瓷技术有了新的突破，陶车旋坯取代了竹刀旋坯，吹釉代替了蘸釉，大大提高了瓷器的质量与数量。加之经济和交通的发展，明代官窑民窑大量烧造，以满足宫廷享用、百姓日用以及外销的需求。明代以后的瓷器以白瓷为主，为陶瓷工艺的装饰开辟了广阔天地。景德镇仍是全国制瓷中心，此外浙江龙泉青瓷、福建德化白瓷、江苏宜兴紫砂陶等亦驰名国内外。其中，德化白瓷以佛像瓷雕最有特色；紫砂陶因紫砂泥色泽紫红而得名，以造型取胜，由紫砂陶制成的茶具让饮茶人爱不释手。

    清代陶瓷在釉色方面品种增多，例如康熙时期（1662—1722）有红釉，雍正时期（1723—1735）有碧玉釉、胭脂水以及质白如雪、薄胎露光的脱胎器，乾隆时期（1736—1795）的釉色更是红、青、绿、黄、紫俱备，丰富多彩。在彩绘方面，古彩、粉彩、珐琅彩水平较高。古彩是康熙时期的重要品种，它继承明代五彩技法，色彩浓艳，层次分明。粉彩始于康熙年间，雍正年间最为发达，其主要特征是色调柔和淡雅，笔力精细工整。到清代中期，西方装饰艺术传到中国，洋彩开始使用。珐琅彩始制于康熙年间，最早用进口原料，亦称“洋瓷”。雍正时期，已能自己烧造原料。乾隆时期，珐琅彩的制作达到顶峰。珐琅彩的瓷胎是景德镇生产的，运到北京后施彩，进行第二次烧造。其彩料色泽晶莹，质地凝厚，用作装饰有凸起之感。除烧造中心景德镇外，清代陶瓷的生产几乎遍及全国，产品除了供应朝野需求外，还大量外销世界各国。明清时期的陶瓷发展，对今日中国陶瓷有着重大影响。

    青铜器

    中国青铜器的产生很早，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遗址出土的一件距今5000年的单范铸造的铜刀，是迄今发现最早的青铜器物。几千年来，中国的匠师们积累了精湛的青铜器制造技艺，中国青铜器的工艺、形制、纹饰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新石器时代晚期，一些考古文化已经进入铜石并用的时代，为青铜器的发展提供了种种前提条件。除了冶铸技术的准备外，青铜器的艺术因素也可以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陶器、玉器等工艺里找到前身。例如青铜器中工具和兵器的形制大都源于石器，而青铜器中容器的造型则多来自陶器，青铜鼎、鬲、爵等均有其陶器原型。青铜器纹饰也是如此。例如，最著名的青铜器纹饰饕餮纹可以从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的玉器中找到渊源。介于龙山文化和商文化的二里头文化，已经属于青铜器时代。二里头的青铜器类型除了工具、兵器、饰物之外，还出现了合范制作的容器以及引人注目的绿松石镶嵌技艺。

    天然的铜是红色的，故名红铜。青铜是红铜与锡、铅等化学元素的合金，颜色灰青，因而得名青铜。《荀子·疆国篇》中“刑范正，金锡美，工冶巧，火齐得”记载的正是青铜器的制造工艺。制作青铜器有炼矿、制范、熔铸、修整等工艺过程。青铜器的制作由冷煅发展为莲鹤方壶熔铸，由单范制作简单的工具发展到合范制作容器，在工艺上是很大的飞跃。制范有陶范法和失蜡法之分：陶范法根据器形要求用泥塑出内外模子，外范和内范之间的距离就是器壁的厚度；失蜡法是用蜡制作器物模型，反复淋细泥至一定的厚度，待泥干后加热使蜡熔化流出再浇注铜液。失蜡法创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可以浇铸复杂多样的青铜器，一直沿用至今。

    《考工记》中提出的“金有六齐”就是青铜器的六种原料配比标准，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铸造青铜器所用合金成分比例的明确记载。青铜器具有熔点低、硬度高等优点，不同用途的器物，所用的“齐”（通“剂”，即配比）是不同的。例如“六分其金而锡居其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其一，谓之斧斤之齐”，这商代司母戊大方鼎样就使钟鼎具有辉煌的色泽，而斧斤具有了坚韧的特性。

    商代后期是中国青铜器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生产中心在河南安阳的殷墟。商代前期青铜器的装饰比较简单，多为单层组织，后期装饰精细复杂，出现了多层花纹，具有繁缛、富丽、神秘的风格。商代青铜器纹饰多流行想象的神话性动物纹，具有神秘、庄严的气氛。这与商人尚鬼的宗教意识以及商代青铜器主要作为祭祀用有关。主要纹样是饕餮纹，其特征是一个正面的兽头，以竖直的鼻梁作为中线，形成对称的构图，多装饰在器物的主要部位。

    商代多铸作大型器物，著名的司母戊大方鼎就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作品。司母戊大方鼎高133厘米，长110厘米，宽78厘米，重量达875公斤，是迄今为止最大的青铜器。鼎身两侧以兽面纹和夔纹装饰边缘，中间朴素无纹，产生对比的艺术效果。整个鼎形制浑厚雄伟，庄重瑰丽，人站在它面前，会感受到一种力量，受到某种震撼，它的形象往往作为中国古代文明的象征而出现。由于鼎体大厚重，必须采用鼎足朝上的浇铸方法，中空的鼎耳是接铸的。浇铸这个大鼎至少需要一二百工匠密切配合，同时操作，再加上运输、烧炭等，需要组织人员二三百人。由此可见当时青铜工艺的规模之大、水平之高。

    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的应用失去了祭祀和礼器的特性，而向生活日用器具发展，重视钟鸣鼎食的组合，以实用为主的小型器物越来越受到欢迎。原有的器形也进一步加强了实用功能，例如春秋晚期的鼎，盖上的三个环耳使盖翻过来时仍可当作盘使用。其装饰题材的神秘气氛逐步淡化，传统的动物图案逐渐抽象化，演变为几何纹样，并新增了宴乐、射猎、战争等反映社会生活的现实题材。河南新郑出土的春秋中期的莲鹤方壶，以龙为耳，以兽为足，盖上有两层向外张开的莲瓣，莲瓣中有一立鹤展翅欲飞，开创了清新瑰丽的时代新风格。战国时期中山国（今河北省中南部）出土的十五连盏铜灯，以树干为灯杆，设置十五个灯盏，一群形态各异的猴子穿插于树干间，甚是生动可爱。

    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的制作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平，不仅创造出分铸和失蜡法，而且采用了焊接、镶嵌等新技术、新工艺，使青铜器更加丰富多彩。尤其是战国后期锐利铁器的使用使青铜器的装饰从印纹发展为划纹，线条细如发丝。利用金银错（或称“错金银”）工艺，可在阴纹上镶嵌红铜、金银丝或金银片，组成各种纤细华美的图案。1965年在成都百花潭出土的战国时期的宴乐渔猎攻战壶，是金银错工艺的代表作品。此壶以带状分割的方法表现采桑、射击、狩猎、宴饮、奏乐、歌舞、攻防战等不同场景，以三角形的连续卷云纹分割每层图案，使整个构图既变化又统一。战国以后，由于冶铁技术的发展、陶瓷工艺的提高、漆器的开始兴起，青铜器逐渐退出中国传统工艺的主流舞台。

    虽然青铜器的制作逐渐衰落，但是铜镜作为一个独特的青铜工艺品种，继续发展了数百年。铜镜用于梳妆照面，之后又被借以照妖辟邪，其工艺发展经历了几次较为兴盛的时期。例如战国镜、汉镜、唐镜和宋镜，样式丰富，制作精巧，具有很高的装饰性。唐代还形成了以铜镜作为献礼和馈赠的社会风尚。据《唐书·礼乐志》记载，盛唐时期定八月初五玄宗的生日为“千秋节”，群臣献甘露寿酒，并以铜镜作为祝寿或互赠的礼物。这种社会风尚促进了铜镜的发展，唐镜形成了装饰精美、丰富多彩的独特风格，其装饰纹样包含了四神纹、十二生肖纹、瑞兽纹、花鸟纹、人物纹、八卦纹等多种，生动活泼，富有变化。

    以1969年甘肃武威出土的铜马群中的马踏飞燕为代表，汉代产生了一批优秀的青铜雕塑品。马踏飞燕表现了一匹骏马抬头扬尾，三足腾空，以全身之力用右后腿踏着飞燕飞奔的情形，具有非凡的想象力。汉代铜灯式样甚多，制作精美，而且合乎科学原理。最著名的是河北满城出土的长信宫灯，优美的跪坐仕女，左手托灯，右手提灯罩，以手袖为虹管，将油烟吸入体内，圆形的灯体有两块瓦状的灯罩，可以随意调节灯光的方向。其设计之巧妙，工艺之精巧，体现了实用与美观的高度统一。

    漆器

    漆器是以木或其它材料造型，经髹漆而成的器物。在中国，漆之为用历史悠久。1978年在距今约7000年的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出土的朱漆木碗，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漆器。

    新石器时代，漆器制造处于探索阶段。夏、商、西周、春秋时期，漆器经历了它最初的繁荣期。到了战国、汉代，漆树栽培受到重视，漆器生产规模宏大，盛况持续数百年。战国时期，设有专官对漆器生产进行管理。《史记》记载庄子（约前369～前286）“尝为漆园吏”，说明庄子曾任管理漆园的官职。汉代的漆器生产设有专门的管理机构，而且，当时的漆器生产组织严谨，分工很细。1932年，朝鲜乐浪出土的汉代漆器铭文中详细记录了制作的时间、地点、分工、工官等。各工种各司其职，如素工制作漆胎灰底，髹工涂漆，画工彩绘，上工在漆器口缘上铜扣，清工最后修饰，漆工专门制漆，供工供应材料等。

    战国早期，漆器制作采用木胎，比较厚重。到了后期，器胎类型开始变得丰富：有轻便的木片卷粘胎、多变的夹纻（今称脱胎，由漆灰制成，再用麻布裱糊表面）和坚韧轻便的皮胎（由牛皮制作，多制成漆盾）。战国漆器的制造以楚国为中心，主要出土地点在湖北江陵、湖南长沙和河南信阳。漆器的色彩一般是黑红两色，以黑地红纹为多，对比明快，既朴素又华美。装饰纹样有动物纹、几何纹，以及车马、舞蹈、狩猎等社会题材，具有清新活泼、形象生动的特点。漆器品种丰富，兼具实用性与观赏性，不仅可用于装饰家具、器皿、文具，还可应用于乐器、兵器、丧葬用具等，取代了部分青铜器。所以，尽管当时漆器价格不菲，仍备受新兴诸侯的宠爱。

    汉代漆工艺在继承战国风格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产地分布也更广，以四川的蜀郡和广汉郡为中心。湖南长沙出土的高57厘米的云纹漆钟和直径536厘米的云龙纹漆盘是当时大型且轻便漆器的代表，体现了漆工艺的技术进步。汉代漆工艺中还出现了成套器皿，例如多子盒往往有九子、十一子之多，一个大盒能巧妙地容纳许多大小不一、形式多样的小盒，既节省了空间，又非常实用。当时盛行的装饰纹样有云气纹和动物纹，具有色彩丰富、线条奔放、勾勒交错、气韵生动的特色。

    彩漆绘棺东汉以后，漆器制作进入了缓慢发展时期，但也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成就。唐代，金银平脱工艺是漆器中的著名品种，它用金银薄片刻成人物、鸟兽、花卉等纹样贴在打磨光滑的漆胎上，待干燥后全面髹漆二三层，再加以研磨，显出金银花纹，最后推光而成。这种工艺虽然精细费工、材料昂贵，但金银宝光与漆色的光泽交相辉映，十分精致。《酉阳杂俎》、《安禄山事迹》等古籍中都记载了唐玄宗、杨贵妃赐给节度使安禄山各种平脱漆器之事。宋代首创戗金工艺，在漆面雕刻出花纹，上漆后再填以金粉。宋代漆器不仅有官方生产，民间制作也很普遍，在《清明上河图》中就可以看见北宋开封的漆店。

    元代漆器元明清时期掀起了漆器制造的又一高潮，官方、民间漆器生产并存且共同发展。元代，雕漆工艺取得了辉煌成就，堆漆肥厚并采用藏锋的刀法，刻出的花纹丰硕圆润。这个时期还涌现出一系列技艺卓越的制漆名家如张成、杨茂、张敏德、彭君宝等。明清两代的漆工艺与建筑、家具、陈设相结合，由实用转向装饰领域，形成了包括罩漆、描金、雕填等在内的14大类、近400个品种，达到了“千文万华，纷然不可胜说”的程度。

    明代永乐年间（1403—1424），开设了为宫廷服务的制漆机构“果园厂”，由元代著名漆艺家张成之子张德刚管理工艺事务，所出雕漆、填漆两种，制作精美，称为“厂制”。民间漆器的生产也很普遍，并出现了许多著名制漆艺人，如苏州的金漆能手蒋回回、去日本学习“倭漆”的杨埙、扬州擅长百宝嵌的周翥等。此外，明代还产生了中国现存古代惟一的一部漆艺专著——《髹饰录》。此书为新安（今安徽省新安县）漆艺家黄大成所著，总结叙述了制漆方法、原料、工具、色漆的配制、装饰方法等方面的内容，为继承和发扬中国漆工艺作出了重要贡献。

    清代的漆器在明代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各品种的制作中心和地方特色，例如北京雕漆、扬州螺钿、福州脱胎等。清代漆器还对欧洲工艺产生了很大影响。18世纪英国著名家具工艺家汤姆·齐平特（Tom Chippendale）曾参考中国漆家具进行设计，并采用上好的福建漆，饰以龙、花草、佛像、塔等纹样，作品具有浓郁的中国色彩，盛行一时，因而开创了所谓的“齐平特时代”。作为中国传统工艺的重要品种，漆工艺先传往东亚、东南亚，继而由西欧传到北美，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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