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与丁玲半个多世纪的恩恩怨怨，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不同性格和志趣的文人在时代大背景下的命运。对此，有了解与研究的必要。但是，应有的态度是，必须严格从史料出发，来不得半点臆想和编造。如今，在当事人都已故去的情形下，更应谨慎地根据可以证实的史料和他们本人的回忆来考证和辨析，不可疏忽和随意。
《情缘》的作者很精明，深谙读者心理，知道仅仅根据业已发掘的史料来讲述《情缘》这样的故事，远不如让当事人自己来叙说更能让人信服，更显得真实。于是，他通篇一再强调是沈从文在接受他的采访时自己主动讲述自己和丁玲的关系的。
《情缘》作者以为有了“访谈”这样一个形式的包装，就可以随心所欲地编造了。
从《情缘》整个行文和所描述的内容看，作者所依据的史料来源，是沈从文《记丁玲》。
《记丁玲》是沈从文1933年创作的。当时，丁玲被国民党当局绑架而失踪，甚至有传言已经遇难。
在这样一种基调下，作者反复描述所谓的沈从文与丁玲未能成功的“爱情”，描写各自对此的遗憾。关于沈从文、胡也频、丁玲的传言，当年就有过，但还从来没有《情缘》作者的这种随心所欲。
对于人们所传言的所谓浪漫故事，沈从文和丁玲在不同的场合，都异口同声否认。早在1931年，沈从文在《记胡也频》中就写道：“那时还有一些属于我的很古怪的话语，我心想，这倒是很奇异的事情，半年来上海一切都似乎没有什么改变，关于谣言倒进步了许多了。
作者还写到丁玲在1933年失踪之后的一些事情。
他说沈从文在得知丁玲失踪之后，“立即冒着极大的风险去南京探监，并策划她越狱”。
他还说：“1936年的中秋节前夕，丁玲逃出了地狱。出狱的第三天，沈从文又匆匆赶去秘密与她相会，二人见面抱头痛哭，并长时间地拥抱接吻。此时此刻，丁玲才意识到自己真正爱上了沈从文，打算把自己终身托付给他。”
这就更加荒唐了。作者仍然是在编造，对起码的历史事实都不了解。
显而易见，《情缘》虽然打着纪实的幌子，却完全是在编造一个蹩脚的言情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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