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纪念沈从文先生，实际上和他自己本身在三十年代，甚至到六十年代对他自己的认识是吻合的。最近两年曾经看到一篇文章，讲到沈从文先生在他的小说选集，大概是文革后期结束之后，认为自己的作品已经过时了，或者是对自己的文学作品不看好，反倒看好自己的文物研究工作。

    根据我读他的家书和当年一些作品的序，和他一生走过的路，我认为这不是沈先生说的真心话。他一直认为自己的文学是最重要的，而他的文学成就是无人替代的。第一部分就是想强调他天才的自信，认为沈先生是有自信心的。而这个自信是与他的天分密切相关的。

    总的从这么大的历史跨度来看，沈先生这种人并不是我们简单所想，他是个自甘寂寞，或者认为自己是那种简单平和的一个人。他确实是对自己充满自信的，如果不是一个充满自信的人，他不可能做出非常重要的文化贡献。这就是我所理解的他的自信。

    他的自信，对这种天才的自信正是这样体现出来的。

    在二十年代，沈从文从湘西一个边远的小镇到了北京。大家知道，湘西凤凰在当时是交通很偏僻的地方，作为21岁的他只身到了北京，而且执着的在一个很阴冷的房间里，流着鼻血坚持写作，他除了一种对文学的迷恋和爱之外，我想还有一种是对自己充满信心。如果不充满信心的话，“我早知不是这块料不做这个事情”，他不可能这样。从沈从文先生能够一个人只身离开家乡，到北京来做这样长期的努力，这个还是有关系的。

    沈从文先生是一个只上了几年私塾的湘西的小知识分子，一个读书人，他完全是靠自学，靠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对艺术的敏感，取得文学的成就。三十年代，胡适聘请沈从文到上海的中国公学担任教授，这在今天来说也是难以想象的。很难想象说，能把一个连中学都没上的小说家，或者散文家，聘到某一个大学去做国文系的教授。而胡适之所以选他，同意聘请他，因为是徐志摩的推荐。因为他们相信，徐志摩这些人对一个人的判断，对一个文学和艺术鉴赏的标准和判断。

    沈从文天才的自信，在他的性格上就能表现出来。他并不是逆来顺受，或者是简单的自甘寂寞，或者是一个很平和的、对文学上没有太大奢望的一个作家。恰恰相反，从二十年代开始走上文坛的时候开始，他就表现出一个乡下人对整个文坛挑战的一个姿态。

    我认为他不是个平和的性格是有一些根据的，比如：在30年代的文坛，沈从文是非常活跃的，是东打一枪，西放一炮的人，他并不是埋头写作。他写小说、社会评论、文化评论，他发表了很多的意见，他是没有精神负担的，能够敢于这样说。他对上海左翼文艺的批评，对上海的商业性实足的海派文艺的批评，引发了当时30年代很有名的京派和海派的论争，包括后来“抗战无关论”、“反差不多论”，40年代抗战后期的“第三条道路”等一些意见。他发表不少文章，他的观点并不局限于文学和艺术，他对很多社会的东西都发表了意见。

    我感受到沈先生从历史，包括现实接触到他这种性格的不安分，还是很多的。我建议大家看一下1961年他写的《抽象的抒情》这篇文章。他在1961年时已经远离文坛了，远离生活的中心地带已经很长时间了。但他在这篇文章里谈了很多在今天看来非常有真知卓见的一些内容，即有思想，而且有激情。包括他对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专制和个人精神自由的关系，他谈了很多。他前面用很优美的语言谈了一些文学艺术，但后边实际上是历史的思考。1961年写的当时没有发表。当然也不可能发表。但是文风和思考与三十年代是很相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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