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和与不安分:我眼中的沈从文-漫谈沉从文研究及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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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扫常规,纯任天然

    沈从文先生的最后一次故乡湘西凤凰行,是在1982年。这一年,他80岁,在黄永玉先生的催促和安排下得以成行。除黄永玉之外,另一位陪沈从文回故乡的是黄苗子先生。

    因为二叔郁达夫之故,苗子、郁风夫妇自上世纪50年代起与沈从文就一直有着密切往来。沈从文不止一次向他们讲述当年郁达夫对他的帮助。

    沈从文与黄苗子时有书信往来。1976年1月,在周恩来去世的第二天一大早,他发现门外塞进一个信封,打开一看,是沈从文写的一封长信,有十多页。谈古代服饰史研究,谈局势,谈对未来的担忧,言辞坦率而激烈。信后特地注上一句“阅后一定烧去”。此时,苗子与郁风从秦城监狱回家还不到一年,自然不敢留下,阅后当即将信烧掉。“真是太遗憾了。要是不烧,留下来该多好。多有价值的一封信呀!”每次提到此事,黄苗子都要连声叹息。

    好在黄苗子还留下了另外一些沈从文的来信和书法。后来,他知我研究过沈从文,遂将其中一幅书法转赠于我。

    此题跋书写俊秀雅致,与沈从文的龙飞凤舞相互辉映。苗子先生既是书法家又是美术史论专家,他的评点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与欣赏沈从文的书法。

    几年前,黄苗子先生仙逝,他可以和沈从文先生在天堂相聚,再论书艺。我分别写过两位先生的传记,如今,欣赏他们的合璧之作,既可寄寓怀念,也是难得的艺术享受。

    穿过洞庭,翻阅大书

    最近,我将黄永玉所有写沈从文的文章,以及沈从文所写黄家的文章和书简,编选一本《沈从文与我》,已由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

    看似一本小书,历史内涵却极为丰富,文化情怀与亲友情感,呼应而交融,呈现着无比灿烂的生命气象。因为,沈从文与黄永玉之间的故事,实在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厚重之书。

    翻开这本小书,我们在读一部大书。

    一九二二年的湖南常德,一个小客栈里寄宿着两个来自凤凰的年轻漂泊者,一个是沈从文,另一个是他的表兄黄玉书。沈喜爱文学,黄喜爱美术。在沈从文眼里,这位表兄天性乐观,即便到了身无分文拖欠房租,被客栈老板不断催着他们搬走的境地,他依然于自嘲中表现出诙谐与玩世不恭。根据沈从文的回忆,黄玉书结识了同样来自凤凰的姑娘至杨光蕙,凤凰苗乡得胜营人氏,任常德女子学校美术教员,两人很快恋爱了。

    我认识黄永玉其实与沈从文有关。一九八二年,在采访全国文联大会时我认识了沈从文,随后去他家看他,在他那里第一次读到黄永玉写他的那篇长文《太阳下的风景》。看得出来,沈从文很欣赏黄永玉。我的笔记本上有一段他的谈话记录,他这样说:“黄永玉这个人很聪明,画画写文章靠的是自学,他的风格很独特,变化也多。”当时,我主要研究现代文学,对沈从文、萧乾有很大兴趣。这样,我也就从沈从文那里要到了黄永玉的地址。由此相识,几近三十年。

    去苏州,寻找九如巷

    每次走进苏州,我总爱选择漫步。一个人,或约上一两个朋友,穿行大街小巷,如同行走于名山大川,景随步移,情随景生。被历史文化雕琢得玲珑剔透的狮子林、沧浪亭,走进去,不急于每个角落都走到,而是找一个幽静之处坐下,看假山垒石,听潺潺水声。偶尔有游人走过,闲听彼此间的调笑,遂平添出诸多乐趣。笑声走远,复归于幽静。抬头,忽见有云朵飘逸,虽无身在名山大川感受“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意境,但云影与园林树丛楼阁相映衬,另有一番情调。惜乎此种访古寻幽的情趣,不是在每一个城市、每一次闲坐都能有幸享受得到的。

    徐志摩常在心中

    逗留哥伦比亚大学期间,沈从文终于与老友王际真重逢,距两人上次见面,已有半个世纪之久。王际真已从大学退休二十年,为人孤僻,独居家中,不大与外界交往。沈从文四处打听,终得见面。

    介绍沈从文与王际真认识的是徐志摩,时间远在一九二八年。这一年,在美国教学的王际真回山东探亲,徐志摩请沈从文在上海接待,从此,两人时常通信,英文信封则由王际真在美国写好寄回。如有新作,沈从文也会在第一时间寄去。半个世纪,多么遥远!老友重逢,王际真从抽屉里,拿出沈从文二十年代的两本旧作《鸭子》《神巫之爱》,沈从文为之感动。最令他感动不已的,王际真居然找到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沈从文的一封信,告知徐志摩在济南空难噩耗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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